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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受张大千画展影响的林风眠进行个案研究，探寻其绘画风格、艺术思想的变化。林风眠运用其独到的中西融合思想将绘画理论推陈出新，在古老文明和新的艺术之间寻找平衡点，将调和思想发挥到极致，对近现代美术史上艺术变革起到功不可没的影响。因此，对于林风眠的个案研究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是引起人们对当下美术发展的正视和深思的一个途径。
【关键词】 西北写生;艺术变革;敦煌壁画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84-02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2020课题研究项目，“西北写生与临摹视阈下的艺术变革——以艺术家的西行为例”（项目编号：CXCYKT21208）。
一、引言
19世纪到20世纪，西北写生变成一个热门话题。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伯希和走向敦煌，开启了海内外学者对敦煌的重视。民国政府同时发出“开发西部”的口号，有识之士奔赴敦煌，西行探寻。加之抗战爆发，“西学东渐”风气正热，美术学者渴求将“西学东渐”吸取变为自身养料。出现了张大千、林风眠、关山月、董希文、韩乐然等一代代美术家们，他们是西北美术写生之行的开拓者，记录、推广敦煌美术，为传播敦煌美术做了开创性贡献。中国画坛自西北美术革命以来呈现出一种既继承传统又具有创新精神的光明景象。
西北美术写生之行不只是空间的转移，同时也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转移。1938年，自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的艺术青年到达延安，奔向黄土高原，构建“延安学派”。1941年的西北艺术考察团深入敦煌长达一年多，临摹大量壁画，他们走向文化现场，对艺术遗迹进行考察与研究。
在西北艺术考察期间，民族艺术走进大众视野，美术家对少数民族进行刻画，正视且尊重民族传统文化，是藝术史上难得的视觉转换和民族认同增强的形象体现，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纳入艺术研究的范畴，中国艺术类学术研究边界拓展。写生变成艺术家推崇的记录方式，写生作为一种观察方法和创作手段，凝聚了画家的个体想法与主体心性，同时承载了民族与时代的主题，可以显现艺术与生活现实的关系，是考察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方法。与之前不同的是，从大多数的对景写生变为对人写生，例如林风眠的戏剧人物画作，以及更为明显的董希文的《苗女赶场》作品，改变中国艺术史在内容、题材方面的一种结构。西北美术写生是东西部艺术共生互动的一种表现，丰富了创作资源，增加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使艺术史再构建。
二、林风眠结缘西北后对其绘画风格的影响
林风眠先生是“中西融合”这个艺术理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力求在“西学东渐”这一艺术背景下找寻中西融合的道路，而敦煌作为20世纪艺术西行运动的终点，其特殊的艺术地位引起了多数学者的关注，开启了西北美术之行这一道路。这是一次对传统的再认识活动，也是一次对传统的再创新活动。
提到美术西行，不得不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举行的极为震撼的张大千临摹壁画展，林风眠先生在看过此展后颇为感动，而后受其影响，进行美术研究。
林风眠先生早期创作多以油画为主，兼画水墨山水、花鸟等。早年间先后赴法、德留学，受到杨西斯老师的启蒙，后受到表现主义思潮的影响，吸收其艺术精髓，在此基础上不忘东方传统艺术，积极倡导二者的融合升华，渴求创造全新的绘画风格。
其欣赏西方画作中的表达欲和对世俗的批判欲，认为应该引进西方自由创作的主张以及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而不是简单引进写实主义、技法，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例如1927年《人道》，吸收了西方艺术中的构图方式，将人体以几何方式表达，具有强烈的反抗和民主意识。再如1929年创作的《人类的痛苦》（见图1）这一著名画作，这一画作也是林风眠先生艺术风格转型的一件标志性作品，他遭遇的熊君锐被杀害之痛，以及丧妻之痛，种种痛苦下他却仍可以以清醒者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把所有感受到的痛苦嚼碎消化吐露在画面中。画中笔法粗犷有力，使用大笔触，粗线条，画面色调强烈而浓重，以几何笔法为人物结构进行概括，透露出他个人的悲情又有中华民族面对苦难所背负的理想和诗意，这幅画中体现其“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观念。诚然，这幅画与其之前画做对比，人物都被一定程度的夸张化，形式感更为强烈。由于社会形势所迫林风眠先生不得不寻求新的道路，对水墨画方面进行思考与探索，而西北美术写生的这些作品成为影响他转换新道路的一个新途径。
林风眠先生受到西北写生作品的影响后创作出不同于之前的作品。一改之前沉郁的画风，作品风格更为明快，色调更为明朗，情绪也由强烈转为平和。创作题材不再以油画为主，而是多以风景、仕女图、花卉、戏剧人物为主，构图以方形构图为主，创作出《仕女弹阮图》 （见图2）、 《读书仕女》《绿衣仕女》《戏曲一景——霸王别姬图》等独具自身特色的作品。
他的作品深受敦煌壁画中各类飞天、仕女图的影响。敦煌壁画中飞天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身材修长，衣裙飘曳，与林风眠笔下的仕女图的画法极为相似。在莫高窟壁画中的112窟《反弹琵琶》中右面第二任演奏阮咸（见图3），其样法与林风眠笔下《仕女弹阮图》如出一辙，衣服刻画手法相似，姿势相似，抱阮咸的手法也极为相似，敦煌壁画对其绘画生涯影响非常大。一系列仕女图都具有高度的形式美感，笔法与之前大不相同，多为圆润细腻的笔法，线条飘逸，柔中带刚。背景多为重彩加特质细笔加百分，营造背光透明的质感，画中仕女本身姿态多为优雅文静，眉眼低垂，衣物多采用大面积平涂，在平涂基础上加以利落干净的线条，简单却富有层次感，勾勒出仕女的轻盈体态。不同于当代仕女图，林风眠先生笔下的侍女给人感觉若即若离的同时表现性极强，富有很强的装饰性。林风眠先生时刻都不忘记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念，在仕女图中融合进西方绘画中速写的以线画形的手法，以及速写中提倡线条的节奏感，同时他将东方的水墨画法和水粉、水彩复合使用，独具一格，东方与西方融会贯通，使其笔下仕女图突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美。其作品《霸王别姬》系列更是将东西融合发挥到极致，利用立体画派手法将人物造型概括为三角形、椭圆形等，同时还有民间剪纸的特色，是立体的、平面的、是东西融合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是对西北艺术的一次再创造。
三、总结
诚然，西北艺术，尤其是敦煌壁画艺术对林风眠先生后期画作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后期也培养了吴冠中、赵无极等知名融合派大师。对比前期和后期林风眠先生的画作不难看出，后期的画作情绪更加平和、理性的画面味道更为浓烈，对之前夸张的情绪表达作了理性的克制和总结性表达，找到一个更为平衡的点。同时其最大的改变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掌握多种绘画方式，寻求东西艺术的碰撞与交流，发现新的画面表现形式，在追求新道路时注重画面形和意的表现，追求外在与内在的统一，不仅在画面上传达给看客一种美感，更在看客心中留下其画作的精神韵味。在林风眠先生心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艺术，他都抱有一种学习的心态，抱有一种双方平等的心态，不过分夸大哪一方的美感，而是将二者放于同一层面，寻找二者的平衡点，加以表现，从开始到结束，融合的思想在他心里和笔下愈加熟练，使其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敦煌壁画引发的西北美术的变革，无疑是近代美术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拓荒者”都应该被记住，真正意义上让东西部文化交流，对新中国美术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这些画家的个案研究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是引起人们对当下美术发展的正视和深思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黄宗贤.“本土西行”与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建构[N].中国文化报，2020-11-22（004）.
[2]田卫戈.逐梦敦煌：“美术西行”的远方足音[J].西北美术，2019，（01）：12-15.
[3]李亦奕.“中”和“西”的真正融合——林风眠作品鉴识[J].艺术市场，2020，（11）：60-63.
[4]蔡雅婧.林风眠艺术思想探析[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0.
[5]彭飞.油画《人类的痛苦》与中共早期党员熊君锐——林风眠研究之十[J].荣宝斋，2008，（01）：270-276.
作者简介：
李雅妮，女，汉族，山西长治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研究方向：美术学。
【关键词】 西北写生;艺术变革;敦煌壁画
【中图分类号】J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6-0084-02
基金项目：西北师范大学2020课题研究项目，“西北写生与临摹视阈下的艺术变革——以艺术家的西行为例”（项目编号：CXCYKT21208）。
一、引言
19世纪到20世纪，西北写生变成一个热门话题。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伯希和走向敦煌，开启了海内外学者对敦煌的重视。民国政府同时发出“开发西部”的口号，有识之士奔赴敦煌，西行探寻。加之抗战爆发，“西学东渐”风气正热，美术学者渴求将“西学东渐”吸取变为自身养料。出现了张大千、林风眠、关山月、董希文、韩乐然等一代代美术家们，他们是西北美术写生之行的开拓者，记录、推广敦煌美术，为传播敦煌美术做了开创性贡献。中国画坛自西北美术革命以来呈现出一种既继承传统又具有创新精神的光明景象。
西北美术写生之行不只是空间的转移，同时也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转移。1938年，自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的艺术青年到达延安，奔向黄土高原，构建“延安学派”。1941年的西北艺术考察团深入敦煌长达一年多，临摹大量壁画，他们走向文化现场，对艺术遗迹进行考察与研究。
在西北艺术考察期间，民族艺术走进大众视野，美术家对少数民族进行刻画，正视且尊重民族传统文化，是藝术史上难得的视觉转换和民族认同增强的形象体现，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被纳入艺术研究的范畴，中国艺术类学术研究边界拓展。写生变成艺术家推崇的记录方式，写生作为一种观察方法和创作手段，凝聚了画家的个体想法与主体心性，同时承载了民族与时代的主题，可以显现艺术与生活现实的关系，是考察社会的一种重要手段、方法。与之前不同的是，从大多数的对景写生变为对人写生，例如林风眠的戏剧人物画作，以及更为明显的董希文的《苗女赶场》作品，改变中国艺术史在内容、题材方面的一种结构。西北美术写生是东西部艺术共生互动的一种表现，丰富了创作资源，增加民族认同感的同时使艺术史再构建。
二、林风眠结缘西北后对其绘画风格的影响
林风眠先生是“中西融合”这个艺术理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力求在“西学东渐”这一艺术背景下找寻中西融合的道路，而敦煌作为20世纪艺术西行运动的终点，其特殊的艺术地位引起了多数学者的关注，开启了西北美术之行这一道路。这是一次对传统的再认识活动，也是一次对传统的再创新活动。
提到美术西行，不得不提到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举行的极为震撼的张大千临摹壁画展，林风眠先生在看过此展后颇为感动，而后受其影响，进行美术研究。
林风眠先生早期创作多以油画为主，兼画水墨山水、花鸟等。早年间先后赴法、德留学，受到杨西斯老师的启蒙，后受到表现主义思潮的影响，吸收其艺术精髓，在此基础上不忘东方传统艺术，积极倡导二者的融合升华，渴求创造全新的绘画风格。
其欣赏西方画作中的表达欲和对世俗的批判欲，认为应该引进西方自由创作的主张以及西方现代主义精神，而不是简单引进写实主义、技法，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例如1927年《人道》，吸收了西方艺术中的构图方式，将人体以几何方式表达，具有强烈的反抗和民主意识。再如1929年创作的《人类的痛苦》（见图1）这一著名画作，这一画作也是林风眠先生艺术风格转型的一件标志性作品，他遭遇的熊君锐被杀害之痛，以及丧妻之痛，种种痛苦下他却仍可以以清醒者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把所有感受到的痛苦嚼碎消化吐露在画面中。画中笔法粗犷有力，使用大笔触，粗线条，画面色调强烈而浓重，以几何笔法为人物结构进行概括，透露出他个人的悲情又有中华民族面对苦难所背负的理想和诗意，这幅画中体现其“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观念。诚然，这幅画与其之前画做对比，人物都被一定程度的夸张化，形式感更为强烈。由于社会形势所迫林风眠先生不得不寻求新的道路，对水墨画方面进行思考与探索，而西北美术写生的这些作品成为影响他转换新道路的一个新途径。
林风眠先生受到西北写生作品的影响后创作出不同于之前的作品。一改之前沉郁的画风，作品风格更为明快，色调更为明朗，情绪也由强烈转为平和。创作题材不再以油画为主，而是多以风景、仕女图、花卉、戏剧人物为主，构图以方形构图为主，创作出《仕女弹阮图》 （见图2）、 《读书仕女》《绿衣仕女》《戏曲一景——霸王别姬图》等独具自身特色的作品。
他的作品深受敦煌壁画中各类飞天、仕女图的影响。敦煌壁画中飞天鼻丰嘴小，五官匀称，身材修长，衣裙飘曳，与林风眠笔下的仕女图的画法极为相似。在莫高窟壁画中的112窟《反弹琵琶》中右面第二任演奏阮咸（见图3），其样法与林风眠笔下《仕女弹阮图》如出一辙，衣服刻画手法相似，姿势相似，抱阮咸的手法也极为相似，敦煌壁画对其绘画生涯影响非常大。一系列仕女图都具有高度的形式美感，笔法与之前大不相同，多为圆润细腻的笔法，线条飘逸，柔中带刚。背景多为重彩加特质细笔加百分，营造背光透明的质感，画中仕女本身姿态多为优雅文静，眉眼低垂，衣物多采用大面积平涂，在平涂基础上加以利落干净的线条，简单却富有层次感，勾勒出仕女的轻盈体态。不同于当代仕女图，林风眠先生笔下的侍女给人感觉若即若离的同时表现性极强，富有很强的装饰性。林风眠先生时刻都不忘记中西融合这一艺术理念，在仕女图中融合进西方绘画中速写的以线画形的手法，以及速写中提倡线条的节奏感，同时他将东方的水墨画法和水粉、水彩复合使用，独具一格，东方与西方融会贯通，使其笔下仕女图突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美。其作品《霸王别姬》系列更是将东西融合发挥到极致，利用立体画派手法将人物造型概括为三角形、椭圆形等，同时还有民间剪纸的特色，是立体的、平面的、是东西融合这一理念的集大成者，是对西北艺术的一次再创造。
三、总结
诚然，西北艺术，尤其是敦煌壁画艺术对林风眠先生后期画作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后期也培养了吴冠中、赵无极等知名融合派大师。对比前期和后期林风眠先生的画作不难看出，后期的画作情绪更加平和、理性的画面味道更为浓烈，对之前夸张的情绪表达作了理性的克制和总结性表达，找到一个更为平衡的点。同时其最大的改变就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掌握多种绘画方式，寻求东西艺术的碰撞与交流，发现新的画面表现形式，在追求新道路时注重画面形和意的表现，追求外在与内在的统一，不仅在画面上传达给看客一种美感，更在看客心中留下其画作的精神韵味。在林风眠先生心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艺术，他都抱有一种学习的心态，抱有一种双方平等的心态，不过分夸大哪一方的美感，而是将二者放于同一层面，寻找二者的平衡点，加以表现，从开始到结束，融合的思想在他心里和笔下愈加熟练，使其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敦煌壁画引发的西北美术的变革，无疑是近代美术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拓荒者”都应该被记住，真正意义上让东西部文化交流，对新中国美术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这些画家的个案研究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是引起人们对当下美术发展的正视和深思的途径。
参考文献：
[1]黄宗贤.“本土西行”与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建构[N].中国文化报，2020-11-22（004）.
[2]田卫戈.逐梦敦煌：“美术西行”的远方足音[J].西北美术，2019，（01）：12-15.
[3]李亦奕.“中”和“西”的真正融合——林风眠作品鉴识[J].艺术市场，2020，（11）：60-63.
[4]蔡雅婧.林风眠艺术思想探析[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0.
[5]彭飞.油画《人类的痛苦》与中共早期党员熊君锐——林风眠研究之十[J].荣宝斋，2008，（01）：270-276.
作者简介：
李雅妮，女，汉族，山西长治人，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研究方向：美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