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我们党杰出的理论宣传家。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尤其是在建党前后和革命战争年代，亲自主持创办了许多革命刊物，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出了重大贡献。
　　
　　“倍竭其力”创办《敬业》和《校风》
　　
　　周恩来最早主持创办的刊物是１９１４年的《敬业》会刊，时年１６岁。这年初，在国内闻名的天津南开学校学习的周恩来，不仅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赢得了赞誉，尤以他“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的睿智、雄辩口才和不倦的进取精神获得了同学们的信赖。周恩来经常与同学们讨论国家大事，探究救国救民的真理，针砭时弊，激昂地发表对祖国命运、前途的见解。１９１４年３月，周恩来和张蓬仙等同学发起组织业余团体《敬业乐群会》，团结广大同学开展各种进步活动。起初，大家一致推举周恩来为社团主要领导人，但他一再谦让，只担任副会长，并根据团体决定主编《敬业》会刊，到第三年才担任会长。
　　经过周恩来“倍竭其力”的工作，《敬业》会刊于１９１４年１０月出版第一期。该刊系半年刊，内容丰富、文字清新、论理精辟、插图优美，在南开学校几种公开发行的刊物中，被师生称赞“为全校冠”。为了办好这份刊物，周恩来常常日以继夜地工作。他曾以“飞飞”、“翔宇”、“恩来”的署名撰写了许多时事、评论文章和小说、诗歌、译作等。后来，他还在该刊开辟《飞飞漫墨》专栏，以不同的文体和艺术风格，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深受广大读者喜爱。该刊共出版了６期，到１９１７年周恩来离开南开学校赴日本求学后停刊。
　　这期间，周恩来还参与了南开学校校刊《校风》的编辑工作。该刊公开发行，每周出一期。编辑部有６名编辑代表组成，他们都是由各年级各班同学每年一次推选的，周恩来是１９１６年和１９１７年的编辑代表。他除兼任编辑部的纪事类总主任、文苑部长、课艺栏编辑外，主要职责是担任《校风》的总经理，负责财务、印刷、校对、发行等事务，工作琐碎而繁重。但他总是加班加点，亲笔为刊物撰写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他的文章题材广泛，论述内容丰富，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历史、地理及民风、民俗，从国内大事到国外消息，无所不有，且语言幽默风趣，论述有条有理，引人入胜，同学们都争相传阅。据粗略统计，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学习期间，在学校公开出版的几种刊物上，以不同的体裁发表文章２５篇，另外还有纪事１３７则等。
　　
　　高扬“革心”、“革新”旗帜的《会报》和《觉悟》
　　
　　１９１７年９月，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想通过亲身考察和学习，参照日本的社会发展道路，寻求拯救黑暗中国的方案。但求学经过很不顺利，两次入学考试都因语言障碍而未获通过。正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他从苏俄的道路中受到很大启迪，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这使他继续留日的打算渐渐淡化。１９１９年３月，当周恩来得知母校南开学校要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决心离日回国，继续到南开学校学习深造。
　　４月底，周恩来回到天津，积极做入学准备。然而还没等他入校，一场由“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而引发的五四运动便开始了。５月７日，天津各校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讨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的罪行，声援北平学生和广大民众。１４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周恩来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可由于他还没入学，只是以一个校友的身份参加的。６月下旬，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潮，天津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这时周恩来虽然还没入学，但由于他办过《敬业》、《校风》，才能广为人知，所以学联特邀周恩来主办这份学报，他爽快地答应了，并诚恳地对学联领导人说：“要想使学生爱国运动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办个《会报》是完全必要的。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把报办好。”
　　


　　可办报是个苦差事，一无经费，二无纸张，三无印刷厂所，还要向警察厅立案，接受审查。等把这些事情办得差不多了，报纸的编排、文章的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工作，还要由周恩来样样主管。因此，他常常从深夜干到清晨，一天休息不到四、五个小时。经过周恩来一番努力，会报终于于７月２１日正式创刊。在创刊的前几天，周恩来在《南开日刊》上发表了他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的文章，其中写道：《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并说明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革心就是要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这篇《发刊旨趣》发表后，天津各大报刊纷纷转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订单函件纷至寄来，到出报前一天，已有订主近２万户，不仅有本地的，还有北京、保定甚至上海的。
　　《会报》最初是日刊，９月下旬由于受警方干涉而暂时休刊，１０月７日复刊后改为三日刊，出了两期后又改为日刊。报纸辟有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译文等栏目。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被读者称道不已，赞此报为“全国学生会报冠”。在此期间，为营救天津赴北平请愿而遭逮捕的学生，周恩来还多次编写《会报》号外，广为散发，为推动学生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天津学生斗志越发旺盛，同时他们也深切感到，为了更好地领导和团结各界学生，建立一个比学联更严密、更统一的团体已十分必要。因此学联领导经过讨论，慎重决定成立一个进步社团，经周恩来提议，大家一致同意将此社团命名为“觉悟社”，并决定由周恩来主管出版一种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作为社团的理论刊物。９月下旬，大家又一致推举周恩来起草《“觉悟”的宣言》，发表在《觉悟》创刊号上。《宣言》中说：“觉悟的声浪，在２０世纪新潮流中，蓬勃得很厉害。中国一般稍具普通常识的人，也觉悟到，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等全都应该铲除应该改革。有了这种觉悟，遂酿成这次全国的学潮，冲动了全国的学生界，人人全想向觉悟的方向走。”《宣言》郑重宣布觉悟社的宗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与“自决”。它号召社员“自己觉悟，自己决定，革新思想，革新世界”，要“睁开眼看看是什么世界，沉下心想想怎样为人”，“先改造自己的思想，进而改造中国”。这个宣言，是一篇讨伐旧世界和黑暗社会的战斗檄文，也是鼓舞学生和民众继续奋斗的战斗号角，受到大家高度称赞。不久，周恩来被注册进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学习，成为这个学校的第一期大学生。
　　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就在周恩来入学仅两三个月，反动政府就下令禁止集会游行，警方还查禁了天津学联和天津各界联合会，逮捕了２０多名学生，一些进步的刊物也被查封。恰好国内正掀起赴欧勤工俭学的热潮，周恩来等一些同学，便决定到法国去，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为拯救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去西方比较发达国家探求革命的真理。为了解决旅欧经费的不足，临行前，周恩来还同天津《益世报》编辑部达成协议，将向该刊提供旅欧通讯，以取得的稿费作补贴。
　　
　　欧洲大地上的《少年》和《赤光》
　　
　　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周恩来等离开上海，坐邮船去法国。在海上颠簸一个多月后，１２月中旬到达法国马赛港，并于次日乘火车到巴黎。不几天，他又离开巴黎到英国伦敦，考察英国的社会状况，于１９２１年２月中旬才返回巴黎，开始了边做工边学习的艰苦生活。通过几个月的深入考察了解，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又有了进一步提高，他认定英法等国的费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完全是空想，只有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舍此没有什么别的道路。因而他更加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确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在思想上完成了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在此期间，他还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大量稿件，为国内读者了解欧洲社会情况提供了宝贵资料和独到的见解。
　　在巴黎，周恩来见到了先期到达的张申府。张申府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对周恩来在天津的情况有所了解。１９２１年春，他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周恩来便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把自己的一切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１９２２年６月，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选出三名执行委员，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由周恩来主办，编辑部就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１７号的一个小旅馆内。这个刊物最初为月刊，８月１日出版第一号，１６开本，每期３０页左右。从第七号起改为２４开本，每期４２页。从第十号起，又改为不定期刊。这个刊物的办刊宗旨是，“为第三国际和国内共产党解释战略并传播共产主义学理”，以发表马列经典著作译文，探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文章、共产国际和本组织的文件及消息为主。周恩来为该刊撰写了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对加强旅欧党团员的思想教育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反映出周恩来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对共产党已经有了明确而深刻的认识。
　　


　　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消息传到法国，旅欧党团组织决定将《少年》改编为《赤光》。这一改变，是为了适应国内形势的新发展和旅欧党团组织工作的新情况而作出的。它们的不同点就在于，将《少年》以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为重点，转向《赤光》以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具体方针为重点。《赤光》仍由周恩来任主编，邓小平等人参加编辑和刻印等工作。该刊为半月刊，１６开本，每期１２页，比《少年》出版迅速、灵活，而且发行份数多，面比较广泛。该刊在２月１日的发刊词中宣称，这个刊物的宗旨是：“我们所以定的惟一目标便是：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我们知道，我们远处欧洲的中国国民，对于我们故乡的政治经济现状常有隔膜而不清内情的苦闷。为使大家解此苦闷，我们不但要评论中国时事，且更愿为大家指出他的乱源所在和他的解脱之方。”周恩来作为该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先后发表文章３０余篇。这些文章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任务、对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合作等问题，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认识，表明周恩来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上，已具备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能力，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旅欧的“觉悟社”社员经过联系，于１９２２年春，决定由周恩来主编一种名叫《觉邮》的内部刊物，其目的是加强旅欧社员同国内社员的联系。刊物油印出版，上面专登社员彼此往来讨论问题的信件。１９２３年春，当国内社员邓颖超、谌小岑、李毅韬等收到国外的《觉邮》后，感到国内也有办刊的必要，决定仿效国外的方法，也在天津办一种不定期刊物，名称也叫《觉邮》。这年４月５日，天津的《觉邮》作为《新民意报》的副刊创刊了。
　　１９２４年１月２１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觉邮》第８期（２月１６日出版）全文刊登了刚从国外回到天津的刘清扬写的《谁可以继承列宁》一文，称颂列宁是“稀世之杰”。此后不久，周恩来等旅欧党组织领导人，也奉中共中央指示，先后离欧回国，投身于国内波澜壮阔的斗争之中。自然，《赤光》、《觉邮》等刊物也就随之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岭东民国日报》与《军事通讯》
　　
　　１９２４年９月初，周恩来离欧到达香港，不几天又来到当时国民革命的中心———广州，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工作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１１月初，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军校里，他主持创办了《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等革命刊物，以促进学员的政治学习和教育活动。
　　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国民革命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复了东江地区各县。２１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主持惠（州）、潮（州）、汕（头）、梅（县）各属行政工作。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仅有三个多月，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却有着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领导地方政权，显示了中共在革命中的领导才能，扩大了党的影响。
　　在主政东江期间，周恩来特别重视该地区的宣传舆论工作。原来汕头市曾有一家由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反动报纸《平报》，经常咒骂农民运动，恶毒攻击国民政府，影响极其恶劣。周恩来当政后，立即亲自指导国民党左派去接管这家报纸，主持创办了《岭东民国日报》。周恩来还亲自题写了“革命”两字，作为该报副刊的刊名。他还电告各市、县，要发动群众订阅这份报纸，阐明这份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唤起当地民众的革命精神，扫除各种障碍，巩固革命成果。在周恩来指导下，这份报纸先后刊登了马克思的《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还介绍研究马列主义的书籍达３０余种，为马列主义在东江地区的传播，为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年之后，南昌起义的部队撤离城市，就准备到潮汕地区建立根据地，这与周恩来曾在此地做过领导工作，有比较可靠的群众基础不无关系。
　　１９２６年３月中旬，广东国民政府表示接受周恩来提出的辞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职务的请求。年底，中共中央把周恩来调到上海，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翌年５月，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担任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事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为创建人民军队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党的六大上，仍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军委书记。其间，他在上海主持创办了党内军事刊物《军事通讯》。该刊系油印本，第一期由周恩来亲自编辑出版，从第二期起，改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编辑。刊物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各地红军的报告等。１９２９年９月１日，陈毅从江西革命根据地来到上海，向中央军委作《关于朱、毛（红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就刊登在《军事通讯》第一期上，周恩来还在前面加了一段按语，号召大家向红四军学习。
　　
　　为《新华日报》呕心沥血
　　
　　革命战争年代，周恩来最后一次亲自主持创办革命报刊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１９３７年，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为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经常奔波往来于国共两党之间。是年９月下旬，经过艰难的谈判，国共两党终于达成团结合作、共同抗日的协议。谈判期间，为了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向国统区广大人民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周恩来积极谋划要在国统区创办一份革命刊物。８月中旬，周恩来在南京找到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邵力子商谈这个问题，邵力子一向积极主张联俄联共，因此很快就批准中共南京办事处筹创《新华日报》。不久，周恩来又借拜访国民党中央监察院院长于佑任先生的机会，请他为《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由博古具体负责，《新华日报》的筹创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但不久南京失陷，国民政府暂驻武汉，《新华日报》筹备工作因此也就随之西迁。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１日，《新华日报》在武汉正式创刊。武汉失守后，《新华日报》又迁移到国民党陪都重庆。
　　《新华日报》出版后，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惟一公开发行的机关报。它前后连续出版了九年零一个月又十八天，共３２３１期，每期发行量１万余份。该报主要辟有专论、国际述评、经济述评、时事问答、编余杂谈等栏目，副刊还辟有工人生活、妇女之路、社会服务等特色专栏。迁至重庆后，周恩来亲自兼任该报董事长，与中共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等直接领导该报的工作。
　　


　　周恩来对《新华日报》的成长壮大倾注了大量心血。从报纸版面的设计到内容的编排，他都常亲自过问，特别是遇到重大事件或重要问题，更是事必躬亲，有时为了赶写或改写重要社论、社评，常常忙得废寝忘食，通宵达旦。１９４１年初发生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就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派重重阻挠，层层封锁，通过《新华日报》最先将事实公诸于世，给了对方以致命的回击。
　　那是１月１１日的晚上，在重庆化龙桥虎头岩新华日报社，许多人正在参加该报创刊三周年纪念会，周恩来正在作报告。突然，红岩办事处的两个机要员满头大汗小跑着进入会场，把一封标有ＡＡＡＡ符号的特急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用目光急扫了一遍，拿着电报的手微微颤抖，眸子里闪烁着悲愤的泪花。同志们见状，知道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否则，一向处事稳重的周恩来绝对不会这样激动。果然，他立即停止报告，怀着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大家宣布：我新四军军部９０００余人在皖南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歼，伤亡惨重，局势危急……这是反动派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重大阴谋……说完，他马上着手布置工作，指示《新华日报》负责同志，第二天一定要在报上将事变的阴谋披露出去。随后又紧急召开南方局会议，研究分析事变后的局势和斗争方针，要求大家立即检查和销毁有关文件，做好一切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并把这一切向党中央作紧急请示报告。
　　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尖锐。１月１７日，国民党当局公然发表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要把叶挺军长交付军法审判，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也就是在这一天傍晚，《新华日报》的同志向周恩来汇报说，报社准备于次日刊登的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文章，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全部扣压，不准见报。新闻检查处的人还赖在报社不走，坐等要看第二天的报纸。周恩来听罢略作思忖，对来人说：“你回去告诉章汉夫（报社总编），先把被扣检的两个地方用别的消息补上，印好几张送去应付检查。我要另写东西放在那两个地方，不送检，并大量印发。除了报童外，明天还要动员工作人员出去散发。”送走来人，周恩来挥笔疾书，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一举世闻名的不朽诗篇，又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词。此时已近１８日凌晨，周恩来马上派人将诗、词送往报社。黎明前，避过新闻检查，上万份刊有周恩来手迹的《新华日报》已全部印好。报社的同志和一些勇敢的报童，立即将报纸从报社的后山悄然运进城里，送到广大读者手中。当国民党军警宪特发觉市面出现印有周恩来亲笔题词的《新华日报》时，大批的报纸早已冲破他们的封锁，传遍了整个山城。
　　周恩来这满含悲愤的题词，在重庆乃至全国立即产生了撼人心魄的强大力量，它鲜明地指出了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死难者的痛悼和对反动派的最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在惊愕之余，马上下令查收报纸，逮捕报童、报丁。周恩来知悉后，又不顾一切地找到国民党代表进行交涉，要他们立即放人和交回被扣的报纸，并气愤地说：如果不放人，那我就和董必武等自己上街卖报。周恩来的凛然正气，迫使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将被扣的人员放回。不久，为了向社会进一步公布事变真相，周恩来又组织叶剑英等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交《新华日报》印成单张通过各种渠道广为散发，使国内外各界都看清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假团结真反共的嘴脸，彻底戳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
　　此后，国民党当局对《新华日报》的打击迫害日甚一日，到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报社终因国民党政府的强行封闭而终刊。但《新华日报》那段不平凡的风雨历程和对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党和人民也将永远铭记周恩来为创办革命报刊，宣传和捍卫革命真理呕心沥血、忘我奋斗的光辉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