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0日晚，韩国导演奉俊昊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上，他执导的电影《寄生虫》横扫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以及最佳国际故事片（原最佳外语片） 四项大奖。
　　这是韩国电影首次获得奥斯卡小金人，也创造了非英语片从未能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纪录。对于导演奉俊昊来说，他的高光时刻早就开始了，也远远未结束。

一个雕琢电影的男人

　　《寄生虫》获得如此盛誉，并非毫无争议。也有电影评论家认为《寄生虫》被过誉了：“这不是韩国最好的电影，甚至不是奉俊昊最好的电影。”
　　《寄生虫》最受诟病的地方也是奉俊昊最擅长的优点：题材过于讨巧，结构过于工整。迎合好莱坞价值观的故事、脸谱化的人物、环环相扣的镜头安排、张弛有度的情节叙事等。今年3月上旬，《寄生虫》片方放出当初被删掉的十分钟片段，几乎所有影迷看过后都认为删得好。仅从这点，你就可以看出奉俊昊对待电影的态度，比起天赋和灵感，他更信赖勤奋和雕琢。
　　有趣的是，奉俊昊本人最喜欢的中国导演侯孝贤，认为电影是灵感的艺术，如果弄得太机械，就会失去一些味道。但奉俊昊的电影里，少有侯孝贤电影里的那种“闲笔”和“不规则的蔓延”。
　　据说奉俊昊在拍摄现场有“奉细节”的别名。《寄生虫》的穷人家庭和富人家庭都是布景拍摄，开拍之前，奉俊昊不仅做好了分镜，分镜中甚至连被子怎么摆放都画得跟后来电影中毫无差别。令工作人员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场吃饭的戏，导演规定必须“十分钟内拍完”，因为超过这个时间面条就会坨掉。
　　这是奉俊昊一贯的工作习惯。拍摄《杀人回忆》前，为了更好地还原凶杀细节与事件经过，奉俊昊看了所有和案件相关的资料，甚至自己对案件进行了排演与推理，以至于工作人员都对他的犯罪心理揣摩感到恐怖，“好像他真的看到过什么可怕的事情。”剧本改了17稿才开拍。拍摄《汉江怪物》时，为了做好CG（计算机动画），他订阅了半年的专业杂志刻苦钻研。拍摄《母亲》时，他长期住在外景地的村庄里详细研究地形，直到可以自画地图，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
　　有人形容，《寄生虫》严谨得像是用刀子刻出来的。这种严谨，是奉俊昊作为导演的自我选择和高度自觉。电影对他来说，绝不只是灵光乍现的艺术品。他自己也说，最痛苦的过程是剧本写作。这个过程中，在他脑海中不断风暴的，不仅是如何创作一个“最韩国”的故事，还包括该用怎样的镜头和剪辑来表达故事的情绪和张力。有记者曾问他，影片中神一样的剪辑是怎么做到的，他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一直很努力地工作，就剪出来了。”

一个“不得志”的男人

　　上世纪80年代末，韩国大学的电影专业很少，一心想拍电影的奉俊昊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就读延世大学的社会学专业。他后来回忆道：“我不是个好学生，我不懂社会学，也不喜欢我的教授，一心只想拍电影。”
　　奉俊昊的第一部摄像机，是卖了六个月的甜甜圈后筹钱买的，一直到多年后，他还记得当时抱着摄像机睡觉的感觉。
　　但理想依旧离他很远。大学毕业之后，奉俊昊进入韩国电影研究院进行了为期两年的系统学习，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失业生涯。有5年时间，他没有拍出过一部作品，没有固定收入，一度需要靠妻子养活，靠着给别人写剧本、在剧组当场工来留在这个行业。
　　那段黑暗的人生经历成了奉俊昊日后电影的底色。奉俊昊说：“我的电影应该都是在讲述‘不得志’的人故事，因为全世界都有不得志的人。”
　　直到2003年，《杀人回忆》的上映，奉俊昊才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这部众多影迷心中的“韩影NO.1”，也是当年韩国最卖座的电影，把奉俊昊的名字正式载入韩国电影史。
　　3年后，《汉江怪物》再次登上韩国年度票房冠军，奉俊昊牢牢锁住了“把艺术水准和商业价值完美融合的优秀导演”这个身份。
　　之后，奉俊昊又陆续拍摄了《母亲》《雪国列车》等作品，直到《寄生虫》，他的声誉达到了顶峰。
　　《寄生虫》的故事，依旧来自于他那黑暗的5年。当时，生活窘迫的奉俊昊在女友（后来的妻子）推荐下，给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做数学家教，这家人就居住在首尔富人区的一座豪华别墅里。这段记忆一直盘旋在奉俊昊的脑海中。近年来，随着韩國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级越来越固化，奉俊昊又想起了那座豪华别墅。
　　所以《寄生虫》的题材并不是奉俊昊刻意迎合，而是他一直在表达的主题，讲述“不得志”的人的故事。

人生的高光时刻

　　从某个角度来说，奉俊昊作为导演，似乎已经到达了职业巅峰。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奉俊昊的人生，依然可以有更闪亮的高光时刻。
　　2003年，《杀人回忆》上映后，在韩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影片根据真实的连环杀人案改编，奉俊昊说：“这起连环杀手案对韩国人来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它给韩国社会造成了很多创伤。当我拍这部电影时，我对罪犯有很多思考。我竭尽全力以不同于其他谋杀案的方式来表达它。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死亡如何给周围的人带来极大的悲伤，而这其中反映出当时时代的无能，是整个社会的缺陷，也是我这部电影要极力说明的。”
　　《杀人回忆》先后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发行，引发了公众对案件的持久关注与热议，也成了韩国司法体系中对“公诉时效”制度改革的原始动力之一。2007年，韩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将杀人罪公诉时效从15年延长至25年。
　　对于奉俊昊来说，这个结果也许比奖杯和票房更能鼓舞他。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我不希望成为曲高和寡的艺术家，更希望用作品来反映现实。这，或许才是奉俊昊人生的高光时刻。他的作品不但批判了现实，还改变了现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这样的高光时刻，同样发生在《寄生虫》上映之后。影片中“半地下室”作为底层阶级的隐喻，是韩国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据韩国国土交通部2018年统计，韩国有38万户家庭居住在地下、半地下以及阁楼内。而在首尔，半地下室的住户比例占到全国近60%。电影上映后，许多韩国网友发起了“我也住过半地下”的讨论，纷纷感慨，“看到疲倦的日常生活成为电影，感到非常悲惨。”韩国总统文在寅表示，电影中披露的社会问题也引起他的共鸣。2020年2月，首尔市政府宣布，将拨款为1500户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改善住房条件，每户家庭最多可获得32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9万元）资助。对于居住在半地下室的穷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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