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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中等收入陷阱”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视角集中在以“产品空间”为代表的离散性竞争优势视角。这一视角能够深刻揭示“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但是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方面却难有作为。引入乔治·斯托克提出的竞争优势“策略空间”理论，为“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提供一个连续性的竞争优势视角，并在新视角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当前面临的本地市场效应与供应链优势，探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路径。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竞争优势；产品空间；策略空间；速度经济；供应链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时间竞争优势；规模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4-0052-08
一、“新常态”下的热点回归与学理化趋势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适应新常态”的观点。“新常态”下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引发普遍关注，同时“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放缓，也加重了各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2010年前后出现的热点议题“中等收入陷阱”重新回归。与前期研究中强调“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真伪、成因、规避以及中国出路的研究思路（高杰等，2012[1]；蔡昉，2011[2]；赵培红，2012[3]；田春生等，2012[4]）略有不同，在“新常态”下回归的“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学理化趋势。
可能是出于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忧虑，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存在性文献相对减少，从理论层面剖析“中等收入陷阱”的尝试逐渐增加。例如，蔡昉和王美艳（2014）开始从收入分配恶化与经济停滞的关系入手探讨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5]。以收入分配为切入点的理论解释，也出现在贺大兴和姚洋（2014）的文章中，他们将“不平等”程度的“适度与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以此构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解释[6]。李实和万海远（2014）也认为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恶化”是引发“中等收入陷阱”预警的重要原因[7]。收入分配也是政治经济学新理论“积累模式”的重要主题，陈享光和李克歌（2015）从资本积累的模式入手，探讨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积累模式[8]。此外，樊纲（2014）认为福利增长与生产力增长的协调与否可决定一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9]。战明华、王晓君和史晋川（2014）[10]，以及杜曙光和刘刚（2013）[11]尝试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一个“多重均衡”的理论解释。代法涛（2014）则将消费、投资、政府购买、福利水平和技术进步作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视角，进行翔实的实证研究[12]。张其仔（2014）[13]则延续了从比较优势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视角，继“比较优势断档风险”（张其仔，2008）[14]之后，强调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运用比较优势陷阱阐释“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
在上述各种理论视角中，“比较优势”视角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更为密切。收入分配、积累模式、多重均衡和过度福利等理论视角下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往往也同样适用于低收入国家的“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国家的“高福利陷阱”。而“比较优势断档风险”等源于“比较优势”视角的解释，则强调中等收入阶段所特有的困难。准确而言，这里提到的“比较优势”视角，已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其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竞争力和价值链等分析工具的影响，形成了以“竞争优势”为中心的分析框架。
二、理论视角的转换与深化：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随着动态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兴起。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越来越广泛，逐步超过了传统比较优势运用生产率和要素禀赋解释产品价格差和国际贸易的传统思路。例如，Hidalgo（2007）[15]和Hausmann等（2007）[16]关于比较优势演化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产品内部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等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波特竞争优势理论和Gereffi（1999）[17]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在此基础上，以价值链攀升为主题的产业升级研究，也将研究主题集中于各流程阶段竞争力。但是这一领域的很多文献依然采用“比较优势”术语，为了体现其中的差别，我们将这种包含竞争优势、价值链和产业升级思想的“新比较优势”，归结为“竞争优势”；而以“比较优势”代指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
术语内涵的变迁，体现了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的转换。具体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竞争优势视角，与传统比较优势视角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从产品分工的价格理论到流程关联的分配理论。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为的要素禀赋论（H-O模型），还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都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价格差异解释国际贸易的成因。“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产品分工的基础，分工能否形成，福利增进与否是理论的关键。同时，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产品价格差异则是形成贸易和分工的关键。因此，这些理论将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等比较优势与产品价格的形成相联系，具有价格理论的特征。但是，波特提出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理论中，研究视角开始从“产品分工”过渡到“工艺流程分工”，理论的焦点并非福利增进与否，而是产品增加值水平的高低。波特（2002）认为“‘竞争力’唯一的意义在于国家生产力”，“生产率是每单位劳动和资本的产出价值”，“人力资源的生产率表现在他们的薪水上，资本的生产率则是根据投资人的回报而定”（波特，2002，第6页）[18]。可见，波特将关注的重点从产品的价格转移到了要素的报酬上，产品能够形成更高的附加值，为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形成更高的报酬，就是获得了竞争优势。这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非常明显：在要素禀赋论中，一国劳动和资本的报酬越低，说明要素禀赋越强，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提高要素报酬则被视一国更具竞争优势的表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就是要在要素报酬提高的条件下，寻找一国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条件，并非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是能够形成更高收入水平的“竞争优势”。 2. 从淡化收入差异的“优势互补”到强调收入差异的“优势分级”。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的目的之一就是回答那些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中都不具备绝对优势的落后国家能否参与国际贸易。其结论则表明，落后国家不仅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而且其获得的福利增进还可能高于先进国家。在这里，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被淡化，比较优势成为国际分工中“优势互补”的表现。但是，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收入水平的差距则成为关注的焦点：相同要素投入的前提下，获取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就是具备了更高的竞争力。在低附加值环节的“优势条件”明显落后于高附加值环节的“优势条件”，参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优势，视其附加值水平的高低，被分为低水平优势和高水平优势。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关键就是在摆脱低水平优势之后，培育高水平优势，以支持更高的要素报酬。
3. 从禀赋改变的自然过程到优势获取的战略思维。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强调“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此之前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无论发展水平高低，各国都会形成相应的比较优势，而且依据“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随着国际贸易的推进，各国的要素禀赋会趋于接近，即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会自然地向高收入国家接近。因此，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通常被主张市场自由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推崇，成为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然而“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则表明，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自然过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放任市场自我调节，必须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获得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这种战略思维正是竞争优势理论的政策建议。
三、从离散性“产品空间”视角到连续性“策略空间”视角
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采用的竞争优势，主要局限于以“产品空间”为代表的离散性竞争优势。这一理论有助于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以及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但是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方面，则难以给出有力的解析。
（一）“产品空间”与竞争优势的“离散性”视角
受波特流程细分思路的影响，竞争优势的划分往往与产品特性相联系，能够生产出高附加值产品，就是获取了更高层级的竞争优势。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划分方法就是施振荣（1992）的“产业微笑曲线”，“研发—制造—营销”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不同的竞争优势[19]。Kaplinsky（2000）认为“研发—制造—营销”三个阶段各自依托不同的资源禀赋[20]。相对于加工制造阶段所依托的劳动力资源，研发和营销阶段所依托的专利和品牌资源具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够维持其“资源禀赋经济租”从而形成高附加值。加工制造阶段所依托的劳动力资源容易在竞争中出现“租值耗散”，因此难以获得持续的高附加值。类似的方法还体现为著名的“产品空间”理论（Hidalgo，2007），这一理论同样以产品附加值来衡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出口复杂度”（PRODY）指标，也通过衡量一国出口产品和劳务的附加值来标识一国竞争优势。
这种按产品和流程特性标识竞争优势的做法，延续了传统竞争优势理论的“贸易分工”逻辑，与比较优势理论划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逻辑相类似。只是将技术、制度和人力资本等资源也将作为“新要素”引入，把要素划分为“低级要素”和“高级要素”。由于采用了“产品进路”的研究方法，不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联容易被忽略，从低端生产要素向高端要素的过渡路径被置于次要位置，从而引发关于竞争优势的“离散性”认知。第一，将竞争优势等同于要素禀赋，忽略了生产方式的动态演变和产业模式的阶段性变化，对竞争优势形成简单化和离散化认识。第二，构成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被简单划分为高级生产要素和低级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级别的高低之分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高级与低级之间缺乏“过渡性要素”，对竞争优势的分布形成离散化认知。第三，从“产品进路”认识竞争优势，容易将竞争优势的提升视为从生产低端产品向生产高端产品的“攀越”，把升级理解为放弃原有生产条件“跃进”到新的生产领域，形成“猴子跳树”的离散化隐喻。
（二）离散性视角的优势与不足
离散性竞争优势，能够深刻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成因，但是难以有效把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升级路径。在离散性视角下，低端竞争优势与高端竞争优势之间缺乏“中间过渡”，从而导致从低端到高端的升级无法实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而言，通过离散性比较优势论证“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理论可以概括为“锁定—俘获”论、“断档—真空”论和“冲突—错位”论。
1. “锁定—俘获”论。所谓“锁定—俘获”论是指，处于低端竞争优势的地区或企业会对低端竞争优势形成越来越强的“依赖”，失去升级动力。“比较优势陷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其思路来源可以追溯到李斯特关于生产力和幼稚产业的论述（李斯特，2009）[21]。Bhagwati（1958）[22]在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Singer，1949[23]；Prebisch，1950[24]）提出的“悲惨增长”阐述了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难以改善的发展困局。贾根良（2010）也重点论述了传统比较优势视角下“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会导致我国长期处于“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25]。在竞争优势和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同样存在发展中国家被束缚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担忧。Schmitz（2004）将这种困局称之为“被俘获现象”[26]。Humphrey和Schmitz（2004）[27]认为把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形式分为：市场导向型、均衡网络型、俘获网络型与层级型。刘志彪和张杰（2007）[28]指出由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先位优势，俘获网络型和层级性往往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对接的常态，导致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2. “真空—断档”论。“真空—断档”论是竞争优势离散性视角在“中等收入陷阱”领域的直接应用。G·Garrett（2004）[29]认为“当富裕国家因技术进步加快而变得越来越富有，最穷的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甚至增长更快的同时，处于中间的国家则踯躅不前”。因此，蔡昉（2011）认为“这实际上就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既不具备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又失去了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而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少”，这种“比较优势真空论”，“或许有助于理解中等收入国家面对尴尬局面”。张其仔（2008）在比较优势动态演化（Hidalgo，2007；Hausmann，2007）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要完成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变，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历史重任，必须实现比较优势的‘突变’”，而拉美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就在于“一些有着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下失去了比较优势，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还没有形成，产生了比较优势的断档期”，从而将“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归结为“比较优势断档风险”。 3. “冲突—错位”论。“冲突—错位”论可视为竞争优势离散分布的一个“推论”：竞争优势的离散分布导致中等收入国家难以实现生产力“匀速”提升，因此可能出现生产率提升速度低于或高于要素价格的上升。当要素价格上升速度超过生产率进步速度时，两者就会发生冲突，出现低生产率难以支撑“高福利”的错位现象，从而导致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代法涛（2014）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同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福利赶超’是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其实证结论“表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政府支出有可能超出了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如拉美国家的‘福利赶超’”。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30]的实证结论也表明“政府过快地追求相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超过企业所能承受的能力，则容易使一国经济发展停滞，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代法涛，2014）。樊纲（2014）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福利陷阱”，“一定是工资福利水平的提高快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楼继伟（2015）也认为工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键，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2007年以前“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2007年是个拐点”，新劳动法实施后“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比较大的弊端”，加大了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31]。
但是，离散性视角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方面难有作为。离散性视角在风险和困境研究上的优势，也是它在出路研究方面的劣势。既然竞争优势的分布是离散的，那么，从低级优势与高级优势之间的“中间地带”就容易被视为“空白地带”。一国经济在“中间地带”的遭遇就成为了“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离散性视角的意义，仅在于指出“中间地带”风险，指明必须获取“高级优势”的“正确方向”，关于“中间地带”具体状况和具体出路的研究，则可能面临理论和研究视角的“空白”。上述局限性最为突出的就是竞争优势“断档风险”和“真空论”，在这些文献中，竞争优势的离散分布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除了低收入阶段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高收入阶段的高技术优势，漫长的中等收入阶段似乎都变成了竞争优势的“空白期”。对此樊纲（2014）曾提出如下批评，“定义假定是不存在中等技术，认为天下的技术就是跳跃式的，要么是低端技术，要么是高端技术。非低即高，没有中间路可走。否则，倘若是中等收入，挣的是中等技术的钱，其生产力、竞争力也是中等的状态，挣中等收入的钱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会掉入陷阱？”[32]这里的“中等技术”并非具体的技术要素，而是与中等收入阶段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中等技术”的引入，体现了竞争优势和生产方式演变连续性。当然，“中等技术”的概括过于简单模糊，难为以竞争优势的连续性变迁提供切实有效的分析。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借助于竞争优势的“方式空间”与连续性视角。
（三）乔治·斯托克竞争优势的“策略空间”与连续性视角
技术、制度和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概念相对抽象、不易量化，也难以指明提升竞争优势的策略和方式。通常情况下，技术水平、制度优劣和品牌附加值的高低，只是合理竞争策略和具体生产方式的实施效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具体效果的评估，而是阐明在不同收入条件和要素禀赋的条件下，应采取怎样的竞争策略和生产方式。在这方面，波特（1997）提出的“成本领先、标歧立异和目标聚焦”三大基本策略是重要的理论创新，为竞争优势研究提供了“策略空间”范式[33]。然而，波特“策略空间”是按不同企业和地区进行横向划分，并未突出策略随要素禀赋变动的“历史演进”。同时，相对于某一国家和地区在具体要素禀赋条件下的整体性策略，波特的思路过于微观和具体，更适应于具体公司的策略选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关注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随着自身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而实施的特色生产方式，即呈现时间序列的“策略空间”。
乔治·斯托克（1988）通过考察日本二战后竞争优势的演变过程，提出了竞争优势“五阶段论”，构成了纵向划分的“方式空间”：“二战后不久，日本公司使用低劳动力成本进入各类产业，随着工资率提高以及技术变得更加重要，首先转向基于规模的策略（scale-based strategies），进而转向专业化生产（Focused factroy，聚焦工厂）获取竞争优势。即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的出现，推动生产达到低成本和多样性的融合。现在前沿的日本公司正在把时间因素开发为竞争优势的来源”[34]。这里提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规模优势—专业化生产—即时（柔性）生产—时间竞争优势”，划分了竞争优势从低级向高级升级过程中的“五阶段论”，构成一个连续性的“策略空间”。这个“五阶段”的竞争优势“策略空间”，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非常明显：这五个阶段所横跨的历史时期，正是日本从低收入国家升级高收入国家的过程。
乔治·斯托克的竞争优势“策略空间”抓住了不同时期生产方式演变的连续性视角。以生产方式和积累体制为主题的研究，也曾对相关主题进行过深入探讨。例如，斯托克提出的“即时生产”和“柔性生产”，往往被视为“丰田生产方式”和“精益生产”的重要内容。关于后福特制、后福特主义的研究文献曾对此进行深入讨论（刘刚，2004[35]；谢富胜，2007[36]；胡海峰，2005[37]）。然而，这种以生产方式和竞争策略为主题的研究思路，以及其在“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除了陈享光和李克歌（2015）在积累体制下的尝试外，深入研究的相关文献还相对较少。乔治·斯托克的这篇文章提出了著名的“时间竞争优势”理论，引发广泛关注，并获得1989年的麦肯锡奖的最佳文献奖（S.Hum，H.Sim，1996）[38]。但是，相对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斯托克的时间竞争优势和连续性视角的影响则主要集中在管理学领域，成为“供应链管理”的理论基础。因此，虽然竞争优势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但是斯托克关于竞争优势的连续性视角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四、新视角下中国困局与出路的重新审视
与规模经济相关的“策略空间”是斯托克竞争优势连续性视角的关键主题。规模经济也是中国当前最引人注目的战略优势。我们以规模为主题阐发竞争优势的视角，并重新审视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和跨越路径。
（一）竞争优势“策略空间”的“规模经济”主题
选择斯托克（Stalk）的竞争优势“策略空间”视角，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视角中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主题。除了最初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其他几项优势都与规模有关：规模优势对应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大规模和标准化的生产分摊成本，这是对规模经济的最初运用；继而采用的“专业化生产”则是运用规模经济原理将经济资源集中投入于某一高附加值领域，从而达到低成本与高附加值并存的结果，可在更高层次上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而依照钱德勒的观点（Chandler，1990），“即时生产”或“柔性生产”的核心则是加速生产系统的运转，以“速度经济”的方式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理论上含有速度经济的内容，因为规模经济既依靠规模（额定生产能力），又依靠速度（利用生产能力的强度”（Chandler，1990）[39]；而时间竞争优势则可以视为“速度经济”从生产领域向价值链全领域的延伸。因此，我们可以对斯托克的“策略空间”进行如下阐述：摆脱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后，竞争优势的获取依赖“规模经济”，利用“规模经济”的具体策略，由低到高分别为“成本分摊—集中聚焦—速度经济”三个层次。其中，中国的“集中聚焦”直接对应传统价值链理论的价值攀升策略，现有产业升级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我们将关注重点集中在“成本分摊”和“速度经济”上。
“规模经济”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议题之初就强调：发展中国家能否摆脱对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依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在于“规模经济”的发挥。例如，2007年世界银行《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的报告认为，东亚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风险就是由于缺乏规模经济，难以维持其原有的增长率，却只能在发展道路上苦苦挣扎（World Bank，2007）。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经济半年报：金融风暴十年祭》（East Asia & Pacific Update-Ten Years After Asia's Financial Crisis），报告指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应该在擅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以获得规模经济和技术领导等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World Bank，2007）[40]。
（二）“本地市场效应”与“成本分摊”的规模优势
规模优势正是当前中国经济最为突出的优势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可以通过挖掘潜在市场规模，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规模，发挥“成本分摊”降低生产成本，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涨造成的压力。“本地市场效应”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当前的规模优势。“本地市场效应”（Krugman，1980）[41]是新贸易理论（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42]和新经济地理学（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9）[43]的理论基石。发挥“本地市场效应”，较大的本地市场（large home market）是前提，规模经济是保障。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张帆，潘佐红，2006[44]；Zhang Xuliang等，2011[45]），发现中国大部分产业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这个发现极具政策意义，中国可以选择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同时，本地市场效应理论也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当一个经济体面临优势断档时，除了培养新的竞争优势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发挥本地的规模经济优势。
“本地市场效应”也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竞争策略指向了庞大的内需市场。例如贾根良（2011）认为，中国当前实现内需扩大带来的收益要超过国际贸易[46]。刘志彪（2009）强调中国当前产业升级的关键就是“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47]，蔡昉、王德文和曲玥（2009）通过“大国雁阵模型”论证了发挥内需潜力推进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48]。刘志彪（2012）将这种战略称之为“第二轮全球化红利”[49]，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刘志彪，2013）[50]。
（三）速度经济与中国的供应链优势
以速度经济为核心的供应链研究文献中（Zangwill W.，1987）[51]，“规模优势”是“速度优势”的同义语：一定时期内的销售数量，就是这些产品的销售速度。中国“本地市场优势”的另一个直接作用，就是推动企业规模的高速扩张。乔治·斯托克（2011）也曾惊讶于中国市场潜力所提供的高成长率和超强时间竞争优势，“中国90个城市的中等收入人数超过250 000人，而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也不超过70个城市。据统计，到2020年中国拥有中等收入人数超过250 000人的城市将达到400个，其中这些城市中中等收入人数过百万的城市将要超过50个”[52]。2006年，斯托克还曾批评中国供应链方面的不足，提醒西方企业谨慎使用依托中国的供给策略，“由于缓慢的商品流通速度和‘中国制造’产品的成本缺乏竞争优势，当代中国供给战略或许不久就会变成‘明日黄花’”[53]。然而，随着中国产业集群的崛起，中国在供应链方面的优势已经越发突出。部分国外学者高度关注了这一变化，著名英国学者罗思义（2014）曾在“观察者网”撰文称“事实上，中国的竞争力已不再依赖低薪酬，而是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取胜”[54]。莎拉·莱西（Sarah Lacy）在《潘多日报》（Pando Daily）上发表评论称，“现在其他国家战胜中国的地方是纯成本方面，而非速度、灵活性和技能”。他列举了苹果手机的例子，“一名前苹果高管对《纽约时报》说，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你需要1 000个橡胶垫圈？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隔街的工厂就有。你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三小时就行了”。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认为，供应链优势正在取代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中国制造”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新优势。2015年3月14日英国《经济人》杂志的封面文章《中国制造》重点探讨了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后的新优势“薪资上涨这一因素远不足以使中国松手，相反，中国把‘接力棒’捏得更紧了。从中国流失出去的廉价劳动力工作岗位主要转移到了东南亚地区，进一步巩固了‘亚洲工厂’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中国制造业的白热化发展所形成的供应链，已经深入到东南亚各地区。如今，全世界几乎一半的产品都由‘亚洲工厂’制造”[55]。然而，可能是由于研究视角的缺失，国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中，很少有文献将供应链优势视为接续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备选项。 [27]Humphrey J.， Schmitz H.. Chain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taking stock[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4，P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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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竞争优势；产品空间；策略空间；速度经济；供应链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时间竞争优势；规模经济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4-0052-08
一、“新常态”下的热点回归与学理化趋势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适应新常态”的观点。“新常态”下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引发普遍关注，同时“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放缓，也加重了各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2010年前后出现的热点议题“中等收入陷阱”重新回归。与前期研究中强调“中等收入陷阱”命题的真伪、成因、规避以及中国出路的研究思路（高杰等，2012[1]；蔡昉，2011[2]；赵培红，2012[3]；田春生等，2012[4]）略有不同，在“新常态”下回归的“中等收入陷阱”研究，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学理化趋势。
可能是出于对经济增长放缓的忧虑，否认“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存在性文献相对减少，从理论层面剖析“中等收入陷阱”的尝试逐渐增加。例如，蔡昉和王美艳（2014）开始从收入分配恶化与经济停滞的关系入手探讨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5]。以收入分配为切入点的理论解释，也出现在贺大兴和姚洋（2014）的文章中，他们将“不平等”程度的“适度与否”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以此构建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解释[6]。李实和万海远（2014）也认为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恶化”是引发“中等收入陷阱”预警的重要原因[7]。收入分配也是政治经济学新理论“积累模式”的重要主题，陈享光和李克歌（2015）从资本积累的模式入手，探讨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积累模式[8]。此外，樊纲（2014）认为福利增长与生产力增长的协调与否可决定一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9]。战明华、王晓君和史晋川（2014）[10]，以及杜曙光和刘刚（2013）[11]尝试为“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一个“多重均衡”的理论解释。代法涛（2014）则将消费、投资、政府购买、福利水平和技术进步作为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视角，进行翔实的实证研究[12]。张其仔（2014）[13]则延续了从比较优势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视角，继“比较优势断档风险”（张其仔，2008）[14]之后，强调基于能力的比较优势理论，运用比较优势陷阱阐释“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
在上述各种理论视角中，“比较优势”视角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更为密切。收入分配、积累模式、多重均衡和过度福利等理论视角下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往往也同样适用于低收入国家的“低收入陷阱”和高收入国家的“高福利陷阱”。而“比较优势断档风险”等源于“比较优势”视角的解释，则强调中等收入阶段所特有的困难。准确而言，这里提到的“比较优势”视角，已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其分析方法和理论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竞争力和价值链等分析工具的影响，形成了以“竞争优势”为中心的分析框架。
二、理论视角的转换与深化：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随着动态比较优势和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兴起。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越来越广泛，逐步超过了传统比较优势运用生产率和要素禀赋解释产品价格差和国际贸易的传统思路。例如，Hidalgo（2007）[15]和Hausmann等（2007）[16]关于比较优势演化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产品内部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等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波特竞争优势理论和Gereffi（1999）[17]的全球价值链理论。在此基础上，以价值链攀升为主题的产业升级研究，也将研究主题集中于各流程阶段竞争力。但是这一领域的很多文献依然采用“比较优势”术语，为了体现其中的差别，我们将这种包含竞争优势、价值链和产业升级思想的“新比较优势”，归结为“竞争优势”；而以“比较优势”代指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
术语内涵的变迁，体现了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的转换。具体而言，“中等收入陷阱”的竞争优势视角，与传统比较优势视角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从产品分工的价格理论到流程关联的分配理论。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和俄林为的要素禀赋论（H-O模型），还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都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价格差异解释国际贸易的成因。“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产品分工的基础，分工能否形成，福利增进与否是理论的关键。同时，国与国之间是否存在产品价格差异则是形成贸易和分工的关键。因此，这些理论将劳动生产率、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等比较优势与产品价格的形成相联系，具有价格理论的特征。但是，波特提出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理论中，研究视角开始从“产品分工”过渡到“工艺流程分工”，理论的焦点并非福利增进与否，而是产品增加值水平的高低。波特（2002）认为“‘竞争力’唯一的意义在于国家生产力”，“生产率是每单位劳动和资本的产出价值”，“人力资源的生产率表现在他们的薪水上，资本的生产率则是根据投资人的回报而定”（波特，2002，第6页）[18]。可见，波特将关注的重点从产品的价格转移到了要素的报酬上，产品能够形成更高的附加值，为劳动和资本等要素形成更高的报酬，就是获得了竞争优势。这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非常明显：在要素禀赋论中，一国劳动和资本的报酬越低，说明要素禀赋越强，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提高要素报酬则被视一国更具竞争优势的表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就是要在要素报酬提高的条件下，寻找一国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优势条件，并非传统的“比较优势”，而是能够形成更高收入水平的“竞争优势”。 2. 从淡化收入差异的“优势互补”到强调收入差异的“优势分级”。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的目的之一就是回答那些在各种产品的生产中都不具备绝对优势的落后国家能否参与国际贸易。其结论则表明，落后国家不仅可以参与国际分工，而且其获得的福利增进还可能高于先进国家。在这里，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被淡化，比较优势成为国际分工中“优势互补”的表现。但是，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收入水平的差距则成为关注的焦点：相同要素投入的前提下，获取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就是具备了更高的竞争力。在低附加值环节的“优势条件”明显落后于高附加值环节的“优势条件”，参与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优势，视其附加值水平的高低，被分为低水平优势和高水平优势。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关键就是在摆脱低水平优势之后，培育高水平优势，以支持更高的要素报酬。
3. 从禀赋改变的自然过程到优势获取的战略思维。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强调“战略性贸易政策”。在此之前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则认为无论发展水平高低，各国都会形成相应的比较优势，而且依据“斯托珀—萨缪尔森定理”，随着国际贸易的推进，各国的要素禀赋会趋于接近，即落后国家的比较优势，会自然地向高收入国家接近。因此，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通常被主张市场自由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推崇，成为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然而“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则表明，由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发展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自然过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能放任市场自我调节，必须在国家战略的支持下，获得更高层次的竞争优势，这种战略思维正是竞争优势理论的政策建议。
三、从离散性“产品空间”视角到连续性“策略空间”视角
当前“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所采用的竞争优势，主要局限于以“产品空间”为代表的离散性竞争优势。这一理论有助于分析“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以及中国在“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但是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方面，则难以给出有力的解析。
（一）“产品空间”与竞争优势的“离散性”视角
受波特流程细分思路的影响，竞争优势的划分往往与产品特性相联系，能够生产出高附加值产品，就是获取了更高层级的竞争优势。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划分方法就是施振荣（1992）的“产业微笑曲线”，“研发—制造—营销”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不同的竞争优势[19]。Kaplinsky（2000）认为“研发—制造—营销”三个阶段各自依托不同的资源禀赋[20]。相对于加工制造阶段所依托的劳动力资源，研发和营销阶段所依托的专利和品牌资源具有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够维持其“资源禀赋经济租”从而形成高附加值。加工制造阶段所依托的劳动力资源容易在竞争中出现“租值耗散”，因此难以获得持续的高附加值。类似的方法还体现为著名的“产品空间”理论（Hidalgo，2007），这一理论同样以产品附加值来衡量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出口复杂度”（PRODY）指标，也通过衡量一国出口产品和劳务的附加值来标识一国竞争优势。
这种按产品和流程特性标识竞争优势的做法，延续了传统竞争优势理论的“贸易分工”逻辑，与比较优势理论划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逻辑相类似。只是将技术、制度和人力资本等资源也将作为“新要素”引入，把要素划分为“低级要素”和“高级要素”。由于采用了“产品进路”的研究方法，不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联容易被忽略，从低端生产要素向高端要素的过渡路径被置于次要位置，从而引发关于竞争优势的“离散性”认知。第一，将竞争优势等同于要素禀赋，忽略了生产方式的动态演变和产业模式的阶段性变化，对竞争优势形成简单化和离散化认识。第二，构成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被简单划分为高级生产要素和低级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级别的高低之分缺乏具体的衡量标准，高级与低级之间缺乏“过渡性要素”，对竞争优势的分布形成离散化认知。第三，从“产品进路”认识竞争优势，容易将竞争优势的提升视为从生产低端产品向生产高端产品的“攀越”，把升级理解为放弃原有生产条件“跃进”到新的生产领域，形成“猴子跳树”的离散化隐喻。
（二）离散性视角的优势与不足
离散性竞争优势，能够深刻解析“中等收入陷阱”成因，但是难以有效把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升级路径。在离散性视角下，低端竞争优势与高端竞争优势之间缺乏“中间过渡”，从而导致从低端到高端的升级无法实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体而言，通过离散性比较优势论证“中等收入陷阱”成因的理论可以概括为“锁定—俘获”论、“断档—真空”论和“冲突—错位”论。
1. “锁定—俘获”论。所谓“锁定—俘获”论是指，处于低端竞争优势的地区或企业会对低端竞争优势形成越来越强的“依赖”，失去升级动力。“比较优势陷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其思路来源可以追溯到李斯特关于生产力和幼稚产业的论述（李斯特，2009）[21]。Bhagwati（1958）[22]在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Singer，1949[23]；Prebisch，1950[24]）提出的“悲惨增长”阐述了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难以改善的发展困局。贾根良（2010）也重点论述了传统比较优势视角下“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会导致我国长期处于“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25]。在竞争优势和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同样存在发展中国家被束缚于价值链低端环节的担忧。Schmitz（2004）将这种困局称之为“被俘获现象”[26]。Humphrey和Schmitz（2004）[27]认为把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形式分为：市场导向型、均衡网络型、俘获网络型与层级型。刘志彪和张杰（2007）[28]指出由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先位优势，俘获网络型和层级性往往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对接的常态，导致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2. “真空—断档”论。“真空—断档”论是竞争优势离散性视角在“中等收入陷阱”领域的直接应用。G·Garrett（2004）[29]认为“当富裕国家因技术进步加快而变得越来越富有，最穷的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甚至增长更快的同时，处于中间的国家则踯躅不前”。因此，蔡昉（2011）认为“这实际上就暗示了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性理论解释”，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既不具备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又失去了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而从全球化中获益相对少”，这种“比较优势真空论”，“或许有助于理解中等收入国家面对尴尬局面”。张其仔（2008）在比较优势动态演化（Hidalgo，2007；Hausmann，2007）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要完成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变，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历史重任，必须实现比较优势的‘突变’”，而拉美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就在于“一些有着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下失去了比较优势，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还没有形成，产生了比较优势的断档期”，从而将“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归结为“比较优势断档风险”。 3. “冲突—错位”论。“冲突—错位”论可视为竞争优势离散分布的一个“推论”：竞争优势的离散分布导致中等收入国家难以实现生产力“匀速”提升，因此可能出现生产率提升速度低于或高于要素价格的上升。当要素价格上升速度超过生产率进步速度时，两者就会发生冲突，出现低生产率难以支撑“高福利”的错位现象，从而导致经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代法涛（2014）的实证研究验证了“同经济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福利赶超’是中等收入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其实证结论“表明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政府支出有可能超出了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如拉美国家的‘福利赶超’”。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8）[30]的实证结论也表明“政府过快地追求相对发达国家的‘福利赶超’，超过企业所能承受的能力，则容易使一国经济发展停滞，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代法涛，2014）。樊纲（2014）也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福利陷阱”，“一定是工资福利水平的提高快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楼继伟（2015）也认为工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键，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因素，2007年以前“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但“2007年是个拐点”，新劳动法实施后“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比较大的弊端”，加大了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31]。
但是，离散性视角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方面难有作为。离散性视角在风险和困境研究上的优势，也是它在出路研究方面的劣势。既然竞争优势的分布是离散的，那么，从低级优势与高级优势之间的“中间地带”就容易被视为“空白地带”。一国经济在“中间地带”的遭遇就成为了“不确定因素”和“风险”。离散性视角的意义，仅在于指出“中间地带”风险，指明必须获取“高级优势”的“正确方向”，关于“中间地带”具体状况和具体出路的研究，则可能面临理论和研究视角的“空白”。上述局限性最为突出的就是竞争优势“断档风险”和“真空论”，在这些文献中，竞争优势的离散分布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除了低收入阶段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和高收入阶段的高技术优势，漫长的中等收入阶段似乎都变成了竞争优势的“空白期”。对此樊纲（2014）曾提出如下批评，“定义假定是不存在中等技术，认为天下的技术就是跳跃式的，要么是低端技术，要么是高端技术。非低即高，没有中间路可走。否则，倘若是中等收入，挣的是中等技术的钱，其生产力、竞争力也是中等的状态，挣中等收入的钱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会掉入陷阱？”[32]这里的“中等技术”并非具体的技术要素，而是与中等收入阶段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中等技术”的引入，体现了竞争优势和生产方式演变连续性。当然，“中等技术”的概括过于简单模糊，难为以竞争优势的连续性变迁提供切实有效的分析。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借助于竞争优势的“方式空间”与连续性视角。
（三）乔治·斯托克竞争优势的“策略空间”与连续性视角
技术、制度和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概念相对抽象、不易量化，也难以指明提升竞争优势的策略和方式。通常情况下，技术水平、制度优劣和品牌附加值的高低，只是合理竞争策略和具体生产方式的实施效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不是具体效果的评估，而是阐明在不同收入条件和要素禀赋的条件下，应采取怎样的竞争策略和生产方式。在这方面，波特（1997）提出的“成本领先、标歧立异和目标聚焦”三大基本策略是重要的理论创新，为竞争优势研究提供了“策略空间”范式[33]。然而，波特“策略空间”是按不同企业和地区进行横向划分，并未突出策略随要素禀赋变动的“历史演进”。同时，相对于某一国家和地区在具体要素禀赋条件下的整体性策略，波特的思路过于微观和具体，更适应于具体公司的策略选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关注的是某一国家或地区，随着自身要素禀赋条件的改变而实施的特色生产方式，即呈现时间序列的“策略空间”。
乔治·斯托克（1988）通过考察日本二战后竞争优势的演变过程，提出了竞争优势“五阶段论”，构成了纵向划分的“方式空间”：“二战后不久，日本公司使用低劳动力成本进入各类产业，随着工资率提高以及技术变得更加重要，首先转向基于规模的策略（scale-based strategies），进而转向专业化生产（Focused factroy，聚焦工厂）获取竞争优势。即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的出现，推动生产达到低成本和多样性的融合。现在前沿的日本公司正在把时间因素开发为竞争优势的来源”[34]。这里提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规模优势—专业化生产—即时（柔性）生产—时间竞争优势”，划分了竞争优势从低级向高级升级过程中的“五阶段论”，构成一个连续性的“策略空间”。这个“五阶段”的竞争优势“策略空间”，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意义非常明显：这五个阶段所横跨的历史时期，正是日本从低收入国家升级高收入国家的过程。
乔治·斯托克的竞争优势“策略空间”抓住了不同时期生产方式演变的连续性视角。以生产方式和积累体制为主题的研究，也曾对相关主题进行过深入探讨。例如，斯托克提出的“即时生产”和“柔性生产”，往往被视为“丰田生产方式”和“精益生产”的重要内容。关于后福特制、后福特主义的研究文献曾对此进行深入讨论（刘刚，2004[35]；谢富胜，2007[36]；胡海峰，2005[37]）。然而，这种以生产方式和竞争策略为主题的研究思路，以及其在“中等收入陷阱”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除了陈享光和李克歌（2015）在积累体制下的尝试外，深入研究的相关文献还相对较少。乔治·斯托克的这篇文章提出了著名的“时间竞争优势”理论，引发广泛关注，并获得1989年的麦肯锡奖的最佳文献奖（S.Hum，H.Sim，1996）[38]。但是，相对于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产业领域的广泛应用，斯托克的时间竞争优势和连续性视角的影响则主要集中在管理学领域，成为“供应链管理”的理论基础。因此，虽然竞争优势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重要理论视角，但是斯托克关于竞争优势的连续性视角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四、新视角下中国困局与出路的重新审视
与规模经济相关的“策略空间”是斯托克竞争优势连续性视角的关键主题。规模经济也是中国当前最引人注目的战略优势。我们以规模为主题阐发竞争优势的视角，并重新审视中国“中等收入陷阱”的潜在风险和跨越路径。
（一）竞争优势“策略空间”的“规模经济”主题
选择斯托克（Stalk）的竞争优势“策略空间”视角，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视角中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主题。除了最初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其他几项优势都与规模有关：规模优势对应福特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大规模和标准化的生产分摊成本，这是对规模经济的最初运用；继而采用的“专业化生产”则是运用规模经济原理将经济资源集中投入于某一高附加值领域，从而达到低成本与高附加值并存的结果，可在更高层次上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而依照钱德勒的观点（Chandler，1990），“即时生产”或“柔性生产”的核心则是加速生产系统的运转，以“速度经济”的方式实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理论上含有速度经济的内容，因为规模经济既依靠规模（额定生产能力），又依靠速度（利用生产能力的强度”（Chandler，1990）[39]；而时间竞争优势则可以视为“速度经济”从生产领域向价值链全领域的延伸。因此，我们可以对斯托克的“策略空间”进行如下阐述：摆脱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后，竞争优势的获取依赖“规模经济”，利用“规模经济”的具体策略，由低到高分别为“成本分摊—集中聚焦—速度经济”三个层次。其中，中国的“集中聚焦”直接对应传统价值链理论的价值攀升策略，现有产业升级理论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我们将关注重点集中在“成本分摊”和“速度经济”上。
“规模经济”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议题之初就强调：发展中国家能否摆脱对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依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在于“规模经济”的发挥。例如，2007年世界银行《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的报告认为，东亚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风险就是由于缺乏规模经济，难以维持其原有的增长率，却只能在发展道路上苦苦挣扎（World Bank，2007）。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东亚经济半年报：金融风暴十年祭》（East Asia & Pacific Update-Ten Years After Asia's Financial Crisis），报告指出，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应该在擅长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以获得规模经济和技术领导等新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过渡（World Bank，2007）[40]。
（二）“本地市场效应”与“成本分摊”的规模优势
规模优势正是当前中国经济最为突出的优势条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可以通过挖掘潜在市场规模，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规模，发挥“成本分摊”降低生产成本，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涨造成的压力。“本地市场效应”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当前的规模优势。“本地市场效应”（Krugman，1980）[41]是新贸易理论（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42]和新经济地理学（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9）[43]的理论基石。发挥“本地市场效应”，较大的本地市场（large home market）是前提，规模经济是保障。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张帆，潘佐红，2006[44]；Zhang Xuliang等，2011[45]），发现中国大部分产业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这个发现极具政策意义，中国可以选择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产业进行重点扶持。同时，本地市场效应理论也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当一个经济体面临优势断档时，除了培养新的竞争优势之外，还可以进一步发挥本地的规模经济优势。
“本地市场效应”也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竞争策略指向了庞大的内需市场。例如贾根良（2011）认为，中国当前实现内需扩大带来的收益要超过国际贸易[46]。刘志彪（2009）强调中国当前产业升级的关键就是“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47]，蔡昉、王德文和曲玥（2009）通过“大国雁阵模型”论证了发挥内需潜力推进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48]。刘志彪（2012）将这种战略称之为“第二轮全球化红利”[49]，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刘志彪，2013）[50]。
（三）速度经济与中国的供应链优势
以速度经济为核心的供应链研究文献中（Zangwill W.，1987）[51]，“规模优势”是“速度优势”的同义语：一定时期内的销售数量，就是这些产品的销售速度。中国“本地市场优势”的另一个直接作用，就是推动企业规模的高速扩张。乔治·斯托克（2011）也曾惊讶于中国市场潜力所提供的高成长率和超强时间竞争优势，“中国90个城市的中等收入人数超过250 000人，而美国和加拿大加起来也不超过70个城市。据统计，到2020年中国拥有中等收入人数超过250 000人的城市将达到400个，其中这些城市中中等收入人数过百万的城市将要超过50个”[52]。2006年，斯托克还曾批评中国供应链方面的不足，提醒西方企业谨慎使用依托中国的供给策略，“由于缓慢的商品流通速度和‘中国制造’产品的成本缺乏竞争优势，当代中国供给战略或许不久就会变成‘明日黄花’”[53]。然而，随着中国产业集群的崛起，中国在供应链方面的优势已经越发突出。部分国外学者高度关注了这一变化，著名英国学者罗思义（2014）曾在“观察者网”撰文称“事实上，中国的竞争力已不再依赖低薪酬，而是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取胜”[54]。莎拉·莱西（Sarah Lacy）在《潘多日报》（Pando Daily）上发表评论称，“现在其他国家战胜中国的地方是纯成本方面，而非速度、灵活性和技能”。他列举了苹果手机的例子，“一名前苹果高管对《纽约时报》说，整条供应链如今都在中国。你需要1 000个橡胶垫圈？隔壁工厂就有。你需要100万个螺丝钉？隔街的工厂就有。你需要对螺丝钉做一点小小的改动？三小时就行了”。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认为，供应链优势正在取代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中国制造”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新优势。2015年3月14日英国《经济人》杂志的封面文章《中国制造》重点探讨了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后的新优势“薪资上涨这一因素远不足以使中国松手，相反，中国把‘接力棒’捏得更紧了。从中国流失出去的廉价劳动力工作岗位主要转移到了东南亚地区，进一步巩固了‘亚洲工厂’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中国制造业的白热化发展所形成的供应链，已经深入到东南亚各地区。如今，全世界几乎一半的产品都由‘亚洲工厂’制造”[55]。然而，可能是由于研究视角的缺失，国内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中，很少有文献将供应链优势视为接续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备选项。 [27]Humphrey J.， Schmitz H.. Chain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taking stock[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04，P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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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武玲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