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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基于游客视角的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已经发生变化。文章采用规范理论和可视化行为实验法，评估游客个人防护行为、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对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对拥挤规范有显著的主效应和交互效应;（2）佩戴口罩时心理承载力为“安全距离”1 m～1.2 m，与我国户外景区人均空间承载标准相一致，未佩戴口罩时心理承载力为“中等距离”1.5 m～2 m，低于人均空间承载标准;（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旅游风险感知与旅游动机分别包含3个维度，“感染疾病风险”显著负向影响拥挤规范，而“摆脱疫情”动机显著正向影响拥挤规范。研究将疫情防控措施中与户外活动密切关联的个人防护标准纳入心理承载力的评估中，分析了心理承载力的影响机制，为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景区承载量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心理承载力;拥挤规范;社交距离;佩戴口罩;旅游风险感知;旅游动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8-0027 -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8.008
引言
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阻止了大规模的疫情发生，防控工作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这为我国旅游产业的逐步恢复奠定了基本条件。但目前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在旅游业的流动性和集聚性特征下，文旅景区面临着较大的防疫压力。尽管国家层面的旅行限制、景区关闭和居家令已经解除，公众层面的个人防护行为仍需在较长一段时间得到坚持，如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正确洗手、体温监测等[1]。在此背景下，文化和旅游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多次出台政策对景区最大承载量进行动态调整[2-4]，这对于景区常态化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5]，游客倾向于避开拥挤的旅游地[6]，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相应发生变化，评估与调整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能够一定程度缓解疫情对游客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突发疫情背景下的旅游承载力研究主要关注环境承载力[7]、经济承载力[8]等客观层面的旅游承载力，未基于游客视角的心理承载力展开实证。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等措施是公众在人群密集场所最重要的个人防护行为[9]，防控措施中的安全社交距离要求可能成为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新的参考标准。游客采取保持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行为对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的影响是本研究探讨的重点。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公众对旅行行为的风险认知，但随着我国抗疫进程的持续向好，公众的出游动机逐渐被激发，游客对于户外景区的偏好增加[10]。疫情背景下公众的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产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风险感知与动机因素如何影响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规范理论，以拥挤规范作为心理承载力的评价指标，采用可视化行为实验法评估疫情背景下不同社交距离水平及佩戴口罩与否对游客拥挤规范的影响，以及分析旅游风险感知、旅游动机的变化及影响机制。本研究将疫情防控措施中与户外活动密切关联的防护标准纳入心理承载力的评估中，为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评估和景区承载量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1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1.1 心理承载力与拥挤规范
心理承载力（psych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是指在游客体验质量的下降不超过可接受水平的情况下，区域可容纳的最大利用水平[11-12]。作为旅游承载力的评价构成，基于游客视角的心理承载力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和动态性[13]，对心理承载力的科学测度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由于游客对特定区域的拥挤感知与游客密度和相遇人数密切相关，以拥挤感知作为心理承载力的评估指标已经得到国内外研究的普遍认可[13-14]。拥擠感知是个体对环境利用水平的影响是否超过可接受水平的主观感受[15]，主要受到个体特征、相遇特征、环境特征和游客密度影响[16]。当游客感到拥挤时，游客密度与相遇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他们的可接受标准，反映出景区游客接待量超过了心理承载力[14，17]，游客可能会选择其他不拥挤的景区[18]。因此，心理承载力是景区拥挤管理的重要问题[19]，但拥挤感知不能对游客的可接受标准进行直接估测[20]。
为确定游客的可接受标准，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在心理承载力研究中逐渐得到应用[21-22]。规范（norms）在社会学中通常被定义为个人和团体用于评估行为以及社会环境条件的标准[23]。在户外游憩领域，规范理论主要关注拥挤问题[21]，拥挤规范（crowding norms）是游客对于特定拥挤环境的可接受水平的评估标准[24-25]，通常采用单题项9级“拥挤可接受水平”量表测量，心理承载力可以由游客的最大拥挤可接受水平来定义[26]。景区资源类型是影响拥挤规范的重要因素[27]，自然景区、城市遗产地、海洋旅游地等旅游地的拥挤规范具有情境差异[24，28]。同时，研究表明游客的拥挤规范和景区心理承载力随目的地的发展而上升[15，29]，但新冠疫情带来的身心健康风险可能会对拥挤规范造成消极影响。现有基于规范理论的心理承载力研究大多是基于单个案例地的静态研究，显然，突发疫情背景下游客心理及行为特点发生变化[30]，疫情背景下的拥挤规范与心理承载力更有其情景特殊性，相关心理承载力影响研究未能有效跟进。且由于拥挤规范和心理承载力的微观影响机制揭示不足，疫情防控措施中与户外活动密切关联的个人防护标准还未成为景区心理承载力评估的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在与客观承载力之间的匹配以及景区承载量管理实践方面具有局限性[31-32]。因此，对景区心理承载力进行动态科学评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1.2 新冠疫情背景下心理承载力影响分析
1.2.1 社交距离
在公众未普遍接种新冠疫苗的背景下，个人主动采取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等防护行为是最有效的防控措施[1，33]。社交距离体现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亲密水平[34]，Hall依据空间邻近性提出了4种社交距离，45 cm以内被称为亲密距离，50 cm～120 cm被称为个人距离，人际距离是120 cm～360 cm，超过360 cm为公共距离[35]。在拥挤环境中，社交距离被极大缩减[36]，保持社交距离对减少疫情的人际传播至关重要[37]。世界各国及地区提出了公共场所的安全社交距离建议，例如我国《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保持1m以上的社交距离[38]，世界卫生组织也明确建议公众“与他人保持至少1 m的距离”[39]，意大利、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提出保持1 m、1.5 m和6英尺（或2 m）的社交距离[40-42]，英国建议保持2 m的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情况下1 m的安全社交距离[43]。社交距离要求影响了公众的拥挤感知和旅行行为[44]，Kim和Kang基于Hall[35]的社交距离标准，验证了新冠疫情背景下不同社交距离对休闲活动拥挤感知的影响[44]，但公共卫生防疫的社交距离标准没有被考虑在内，研究也未得出可参考的社交距离标准。社交距离对户外景区游客拥挤规范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随着社交距离增加，游客拥挤规范可能提高，据此提出假设：
H1：社交距离对游客的拥挤规范有正向影响
1.2.2 佩戴口罩
相关研究显示，佩戴口罩能将呼吸道疾病感染率显著降低6%至15%[45]，强制佩戴口罩政策使新冠肺炎感染的日增长率在德国降低约47%[46]。我国疾病控制预防局于2020年3月18日发布《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建议处于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场所的普通公众可不戴口罩[47]。2020年5月21日发布的《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修订版）》建议普通公众在低风险地区的户外、公园地区应随身备用口罩，保持1 m以上安全社交距离，无需戴口罩[48]，即在难以保持社交距离的地方，公众仍需佩戴口罩。佩戴口罩对疫情防控[49]、公众身心健康[50]及社会经济环境[51]的影响受到关注，Betsch等的情景实验发现佩戴口罩的人被认为是更亲社会的[52];Rosa等的可视化实验表明，疫情背景下佩戴口罩的人比不戴口罩的人更可靠，公众愿意与佩戴口罩的对象保持更近的社交距离[53]。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积极社会影响已经得到证实，但佩戴口罩与拥挤规范的具体关系在旅游领域还缺乏相关探讨。当其他游客佩戴口罩时，人们的感染风险感知会降低，拥挤规范上升，据此提出假设：
H2：佩戴口罩的游客的拥挤规范高于不戴口罩的游客
1.2.3 旅游风险感知
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此成为引发公众风险认知的重大信号。由于科学界对于新冠肺炎的已有认知尚不充分，疫情防控难度较大，风险的持续增加进一步影响人们外出旅游的风险认知，预计所受的影响较长时间难以缓解[54]。风险感知作为一种情境风险意识，指个体对外部环境潜在危险的主观认知，受个体特征和情境特征的影响[55]。旅游风险感知是人们对于旅游风险的主观判断，可能对旅游业产生消极影响[56-57]，如降低出游意愿，改变旅行决策和行为习惯[30，58]，一般划分为身体、设施、服务、功能、财务、沟通、心理、时间和社会风险9类[59]。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对威胁的感知促使旅游者采取保护行为[60]，由于新冠疫情的相关风险带来了旅游行为模式的变化，游客倾向于规避拥挤的目的地[6]，游客的旅游风险感知如何影响其拥挤规范及户外景区的心理承载力还有待探讨。本研究提出假设：
H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旅游风险感知对拥挤规范有负向影响
1.2.4 旅游动机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期，我国实行了封锁、隔离及居家防疫等限制性措施，个体自主感、能力和人际关联等基本心理需求受到压抑[61]。旅游动机与人们的基本心理需求密切相关[62]，因此，在疫情得到控制、以户外游憩地为主的景区恢复开放后，个体外出旅游动机明显增强。据报道，我国2020年“十一”小长假期间，部分景区游客量出现大幅反弹，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同比恢复近8成[63]。基于社会干扰理论，旅游动机这类游客个体特征是拥挤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旅游行为主要由寻求独处、释放压力或参与社会互动的动机驱动，当环境密度水平干扰游客的目标时，会感知到拥挤[64]。Torres-Matovelle和Molina-Molina验证了旅游动机对观鲸旅游者拥挤感知的积极影响[65];Luque-Gil等验证了户外山地游客亲近自然和运动的旅游动机对拥挤感知的积极影响[64];Rupf等认为山地冰雪旅游地的自然爱好者、健康追寻者、社交追求者和逃避现实者4类游客的拥挤规范依次提高[66]。疫情背景下人们旅游动机构成的变化及其与拥挤规范的关系需要得到进一步检验。据此提出假设：
H4：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旅游动机对拥挤规范有正向影响
1.3 基于可视化方法的心理承载力研究进展
可视化方法（visual methods）是基于规范理论测量心理承载力等户外游憩质量标准的重要方法[67]。早期的研究常使用描述性方法评估游客的拥挤规范[26，68]，但仅通过文字和数字描述，受访者可能难以确定自己的可接受水平[27]。因此，拥挤规范研究逐渐转向可视化方法，通过展示一系列（多为4～6张[69]）体现不同游客密度的绘画、照片或电脑编辑图片，受访者对每张图片的拥挤可接受水平进行评分[22]。可视化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型景区拥挤规范的测量中，如山地自然保护区[66，70]、国家公园[27，69，71-73]、滨海旅游地[14，20，74-75]、城市街区[22，76]等（表1），具有良好的外部效度。在研究自变量上，已有研究多基于景区实际情况设定不同水平的游客数量、车辆数量和船只数量，Zhang等在以游客数量为自变量的基础上，增加游客距离变量，分别设置3 m、5 m、8 m、 12 m的距离，得出不小于5 m的潜水距离是可以接受的[14]。值得注意的是，可视化方法在以图片材料呈现不同拥挤水平的情境时存在一些方法偏差，其中呈现的顺序偏差、视角偏差和提问方式偏差已被验证具有稳健性[68，70]，但图片材料仍存在反映靜态截面、真实性不足等缺点[20]，游客对图片的感知与在旅游环境中的实际感知存在差异[77]。国内基于可视化方法的拥挤规范与心理承载力的实证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疫情背景下的社交距离标准为可视化方法的应用提供参考。 综上，心理承载力的研究集中于对单个或几个案例地的静态测量，突发疫情背景下游客心理行为的变化与影响尚未予以揭示。游客采取保持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的防护行为，以及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等因素的变化对心理承载力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议题。本研究采用可视化行为实验法，以拥挤规范作为评估指标，基于疫情防控措施中与户外活动密切关联的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标准评估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并分析疫情背景下心理承载力影响机制。
2 实验研究
2.1 研究方法
对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的评估结合可视化方法与行为实验法进行。行为实验法近年来在旅游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78]，以图像、文字等作为实验刺激材料，并以问卷或计算机为载体的行为实验具有处理手段多元化、可操作性强、研究成本低等优势[79]，被试通过阅读相关图文材料，想象自己身处某种旅游情境中，回答与研究变量有关的问题[80-81]。虽然图片材料不能完全反映游客的真实体验[77]，但通过旅游情境模拟与想象的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上激发线上行为实验的被试作为旅游者的身份感知[82]。在国外使用线上问卷平台进行旅游行为实验已被证实是一种可行方法[83-84]，考虑到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疫要求以及目标人群是全国各地的游客，线上问卷平台是进行实验的合适方式[85]。由于以图片作为景观替代物测量游客拥挤规范的可视化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结合行为实验法，本文以户外景区模拟图片作为可视化材料，以问卷为载体展开研究。
2.2 实验设计
实验旨在检验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对游客拥挤规范的影响。实验采用6（社交距离：0 m/0.5 m～ 1 m/1 m～1.2 m/1.5 m～2 m/3 m～4.5 m/5 m～10 m）×2（是否佩戴口罩：佩戴口罩/不戴口罩）的混合设计，其中，社交距离为组内变量，每名被试均需评估6种社交距离下的拥挤规范;佩戴口罩为组间变量，被试只需在佩戴口罩或不戴口罩中的一种情境下进行实验。
户外山岳目的地形象与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是疫情背景下游客首选的目的地之一[86]，选取以绿色山地和蓝色天空为背景的户外山岳景区图片作为模板，利用Adobe Photoshop CS6软件操纵6张模拟图中游客的社交距离水平[20]，分别为：零距离、近距离、安全距离、中等距离、较远距离、远距离（即0 m、0.5 m～1 m、1 m～1.2 m、1.5 m～2 m、3 m～4.5 m和5 m～10 m）。其中，零距離（0 m）是景区游客爆满的状态;近距离（0.5 m～1 m）小于我国安全社交距离标准;安全距离（1 m～1.2 m）与我国安全社交距离要求一致，并进一步结合《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中山岳景区核心区域的人均空间承载指标 1 m2～1.5 m2/人（约1 m2～1.2 m2/人）的标准[87]进行设置;中等距离（1.5 m～2 m）是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社交距离的标准;最远距离操纵为5 m～10 m是因为这是新冠病毒经空气传播的最大距离[88]。为增强图片视觉感知的真实性，采用百度图片筛选了6张场景基本一致、距离存在差异的户外山岳景区实景图，在每张模拟图的右边辅以一张实景图作为对应参考。为减少顺序效应的干扰，设计了两个顺序相反的排列依次呈现6张图片[89]。图1中呈现的是社交距离依次递增的情境。研究共有4个实验组，被试被随机分配到每个实验组中（表2）。
2.3 实验前测
为检验社交距离操纵在户外山岳景区模拟图和对应实景图中的有效性，从腾讯问卷（线上调查平台：https：//wj.qq.com/）上招募了53名自愿参与的被试。实验前测是6（社交距离：0 m/0.5 m～1 m/1 m～1.2 m/1.5 m～2 m/3 m～4.5 m/5 m～10 m）的组内设计，被试先观看以随机顺序呈现的山地旅游图片，然后评价“我认为该景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近”“我认为该景区人数太多”和“我可以接受该景区的拥挤程度”（1=非常不符合，9=非常符合）[22，66]。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对社交距离的操纵总体有效（F（5，11）=50.538，p<0.001），但1.5 m～2 m与3 m～4.5 m情境下社交距离差异不显著（M1.5 m～2 m=4.21，M3 m～4.5 m=3.97，p=0.578），3 m～4.5 m实景图的感知人数明显多于模拟图（M虚拟图=3.69，M实景图=4.25），询问被试意见后将 3 m～4.5 m实景图替换为一张人数更少且拥挤可接受水平更高的图片。
2.4 实验流程
为了招募户外景区游客样本，研究采用滚雪 球抽样方式[90-91]，通过邀请熟人在腾讯问卷平台上进行可视化行为实验，并鼓励他们邀请其他熟人参加[92]。正式实验开展的时间为2020年3月18—25日，被试首先阅读一段关于新冠肺炎传播距离及口罩佩戴信息的指导语，随后想象自己是模拟图中“戴红帽子”的游客，在佩戴口罩或不戴口罩的情境下开始在户外山岳景区的活动。被试被告知自己与前面游客的距离，并在观看该情境下的模拟图与实景图后（图1），汇报了该情境下的拥挤可接受水平（1=非常不可接受，9=非常可接受）。依次汇报了6种社交距离下的拥挤规范后，被试还汇报了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旅游风险感知量表和旅游动机量表分别参照许晖等[59]以及Baloglu和McCleary[93]的研究，并增设疫情相关题项，均采用Likert 5级计分。最后被试报告了人口统计学信息。
3 实验结果
3.1 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实验结束后共回收问卷488份，剔除无效样本后得到471份有效数据，有效率为96.5%，4个实验组分别保留有效数据149、113、108和101份。被试中男性占30.8%，女性占69.2%，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占59.2%。对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见表3。在身边病例上，本社区（村）或工作（学习）单位有病例的被试拥挤可接受水平显著低于身边无病例的被试（p<0.05）;不同年龄被试的旅游动机有显著差异（p<0.001），50～59岁被试的旅游动机显著低于50岁以下的被试（p<0.01），大于60岁的被试旅游动机显著低于50岁以下的被试（p<0.05）。 3.2 个人防护行为的影响
不同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情境下的平均擁挤规范如表4所示，差异性分析表明，社交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5，2820）=635.54，p<0.001），6种社交距离之间的拥挤规范差异显著（M0 m=?3.03，M0.5 m～1 m=?1.80，M1 m～1.2 m=?0.36，M1.5 m～2 m=0.86，M3 m～4.5 m=2.07，M5 m～10 m=2.71，p<0.001）;佩戴口罩的主效应显著，即佩戴口罩与不戴口罩之间的拥挤规范差异显著（M佩戴口罩=0.27，M不戴口罩=?0.18，p<0.001）;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的交互效应显著（F（11，2825）=5.83，p<0.001）。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显著时，需要进行简单效应检验以进一步分析一个因素的不同水平在另一个因素某个水平上的效应[94]。利用SPSS 25.0编写简单效应分析的syntax语法，结果表明，在佩戴口罩时，0 m、 0.5 m～1 m、1 m～1.2 m及1.5 m～2 m与其他水平社交距离的拥挤规范差异显著（p<0.001），3 m～4.5 m与5 m～10 m之间的拥挤规范无显著差异（p=0.187）;不戴口罩时，所有不同社交距离的拥挤规范差异显著（p<0.001）。综上，假设H1与H2均得到支持。
将各情境下的平均拥挤规范表示为图形，得到社会规范曲线（social norm curve）（图2）[76]，显示了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两个变量与拥挤规范的关系。社会规范曲线从可接受范围向不可接受范围转变的中性点表示游客的最大拥挤可接受水平[20]。将最大拥挤可接受水平确定为游客心理承载力，佩戴口罩时的心理承载力为“安全距离”1 m～1.2 m，不戴口罩时的心理承载力为“中等距离”1.5 m～2 m。
3.3 旅游风险感知与旅游动机的影响
旅游风险感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4>0.7，KMO值为0.791，Bartlett’s球形检验在p<0.001上显著;旅游动机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67>0.7，KMO值为0.853，Bartlett’s球形检验在p<0.001上显著，两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对于旅游风险感知进行因子分析，从12个观测变量中萃取出3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3.617%，分别命名为“感染疾病风险”“自身现实压力”和“旅游环境压力”。对于旅游动机进行因子分析，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5的两个观测变量（“使自己振作起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后从10个观测变量中萃取出3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9.956%，分别命名为“摆脱疫情”“重获自主感”和“体验生活”，因子分析结果见表5。
为分析拥挤规范的影响因素，以所有被试的平均拥挤规范作为因变量，以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的6个维度作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职业和身边病例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阶层回归分析。将控制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放入模型第一层，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本社区（村）或工作（学习）单位有病例进入模型，得到模型1;再将感染疾病风险、自身现实压力、旅游环境压力、摆脱疫情、重获自主感和体验生活作为第二层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疾病感染风险与摆脱疫情两个维度进入模型，得到模型2与模型3，结果如表6所示。本社区（村）或工作（学习）单位有病例显著负向影响拥挤规范（p<0.05），感染疾病风险对拥挤规范有显著负向影响（p<0.05），H3成立;摆脱疫情对拥挤规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1），H4成立。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背景，本研究采用可视化行为实验法研究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对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的影响，并探讨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的变化及其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保持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行为都是户外景区游客拥挤规范与心理承载力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社交距离的增加，游客的拥挤规范明显上升，处于佩戴口罩情境的游客拥挤规范显著高于不戴口罩情境的游客拥挤规范，且游客在不戴口罩时对社交距离更加敏感，体现出游客已经具有普遍的个人防护意识。实验结果显示在佩戴口罩时，游客心理承载力为“安全距离”1 m～1.2 m，与山岳景区核心区域 1 m2～1.5 m2/人的空间承载标准及新冠疫情防控1m的安全社交距离的要求相一致[38，87]，而不戴口罩时的游客心理承载力为“中等距离”1.5 m～2 m，现行空间承载标准和防控社交距离要求不能满足户外景区中未佩戴口罩游客的安全需求。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户外景区旅游风险感知包括感染疾病风险（Ei=3.369，Var=28.079%）、自身现实压力（Ei=2.141，Var=17.843%）和旅游环境压力（Ei=2.123，Var=17.695%）3个因素，旅游动机包括摆脱疫情（Ei=2.563，Var=25.630%）、重获自主感（Ei=2.470，Var=24.701%）和体验生活（Ei=1.963，Var=19.625%）3个因素。研究揭示出游客出游受多种旅游风险感知的制约，但同时也具有多元旅游动机。其中，越害怕感染疾病，拥挤可接受水平越低（p<0.05）;摆脱疫情的旅游动机越强，对拥挤的可接受水平越高（p<0.05）。这说明了疫情对游客拥挤规范影响的两面性，一方面，疫情增加了感染疾病的风险感知，游客会避免拥挤集聚;另一方面，疫情期间限制外出的政策压抑了人们的自主能力和社交需求[62]，户外景区恢复开放后，摆脱疫情作为外出旅游的推力会使游客愿意接受拥挤环境。 第三，研究发现身边是否有过（目前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是拥挤规范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社区（村）或工作（学习）单位有病例的游客由于旅游行为受到直接限制，拥挤规范显著低于身边无病例的游客（p<0.05）;不同年龄段的旅游动机呈现出显著差异（p<0.001），50岁以上游客的旅游动机显著低于50岁以下的游客，这一结论与50～64岁是疫情感染的高发年龄有关[95]。
4.2 讨论
4.2.1 理论意义
现有突发事件的旅游承载力影响研究主要关注客观层面的旅游承载力[7-8]，较少关注突发疫情背景下的防控要求和游客心理行为变化对基于游客视角的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的影响。本文基于规范理论，尝试以社交距离作为拥挤规范研究的自变量，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中与户外活动密切关联的防护标准纳入心理承载力的评估中，发现保持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能够使游客拥挤规范和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发生显著的积极变化，结论丰富了疫情防控标准与心理承载力关系的研究，拓展了规范理论在疫情背景下的应用。
本研究采用可视化行为实验法评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户外景区的心理承载力，已有基于可视化方法的拥挤规范研究中，多以图像中的游客数量体现不同拥挤程度[67]，本文结合行为实验法，基于疫情防控标准操纵模拟图中的社交距离水平，并以佩戴口罩为组间自变量，分析新冠疫情背景下心理承载力的动态变化，是对心理承载力研究中可视化方法与行为实验法结合的一次探索。
研究识别出疫情背景下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的构成维度及其对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的影响，其中感染疾病风险感知负向作用于拥挤规范，摆脱疫情旅游动机正向影响拥挤规范，这与社交追求者、逃避现实者具有更高的拥挤可接受水平的研究观念相同[66]。此外，身边病例对拥挤规范的影响，以及不同年龄群体的旅游动机差异也得到验证。结论辩证地分析了疫情引致的游客出游动机与制约因素，将Dominski和Brandt对于户外活动益处和感染风险的平衡关系延伸到了旅游领域[88]，丰富了心理承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4.2.2 实践价值
基于未来人们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处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病例“动态清零”的新背景下，研究为景区承载量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景区最大承载量从由管理者制定的单维思路向客观标准与主观认知互动的评估模式发展，并为景区提供了疫情防控公共安全方面的应急标准，提升景区的危机应对能力。
户外景区可针对自身游客接待情况，依据“安全距离”1 m～1.2 m及“中等距离”1.5 m～2 m的心理承载力标准，针对具体区域特征、发展水平、管理目标及疫情发展阶段动态调整最大承载量至适宜水平，结合景区客流量监测进一步推进景区智慧化管理。对于游客接待量超过心理承载力的景区，在防控安全的基础上考虑游客的体验感，可适当下调最大承载量以降低景区人流压力与防控压力。同时，适当放宽对于疫情风险低、游客量少且分散的景区游客接待量的限制，确保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户外景区既有效应对，又避免过度防控。
摆脱疫情这一旅游动机对拥挤规范的正效应充分印证了我国旅游业在危机事件后具有很强的韧性，旅游目的地需要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生态旅游产品，推动绿色旅游和体验式旅游，并通过景区门票优惠、针对性发放消费券、完善服务设施等措施适度动态拉动旅游消费。此外，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市场主体进行差异化推广，为高感染风险群体提供口罩。游客的感染疾病风险感知对拥挤规范具有消极影响，一定程度制约游客出游，旅游目的地需要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工作，重塑目的地旅游安全形象，提振旅游者信心，促进市场需求有序复苏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2.3 研究展望
研究数据收集于国内疫情防输入防反弹阶段，而要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背景下动态评估景区心理承载力，必须持续跟踪疫情演化发展以及游客心理行为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研究以户外山岳景区为研究对象，未涉及其他类型景区。此外，本研究的实验情景是通过模拟图片和相关文字材料呈现的，游客对图片的感知不能替代真实的旅游体验，实验的真实性有待完善。在未来研究中，可以继续针对户外人文景观、室内文博场馆等类型景区展开可视化行为实验，并在真实景区情景下展开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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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心理承载力;拥挤规范;社交距离;佩戴口罩;旅游风险感知;旅游动机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8-0027 -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8.008
引言
2019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国强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阻止了大规模的疫情发生，防控工作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化防控转变，这为我国旅游产业的逐步恢复奠定了基本条件。但目前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在旅游业的流动性和集聚性特征下，文旅景区面临着较大的防疫压力。尽管国家层面的旅行限制、景区关闭和居家令已经解除，公众层面的个人防护行为仍需在较长一段时间得到坚持，如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正确洗手、体温监测等[1]。在此背景下，文化和旅游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多次出台政策对景区最大承载量进行动态调整[2-4]，这对于景区常态化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新冠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5]，游客倾向于避开拥挤的旅游地[6]，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相应发生变化，评估与调整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能够一定程度缓解疫情对游客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然而，突发疫情背景下的旅游承载力研究主要关注环境承载力[7]、经济承载力[8]等客观层面的旅游承载力，未基于游客视角的心理承载力展开实证。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等措施是公众在人群密集场所最重要的个人防护行为[9]，防控措施中的安全社交距离要求可能成为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新的参考标准。游客采取保持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行为对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的影响是本研究探讨的重点。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公众对旅行行为的风险认知，但随着我国抗疫进程的持续向好，公众的出游动机逐渐被激发，游客对于户外景区的偏好增加[10]。疫情背景下公众的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产生了什么变化？这些风险感知与动机因素如何影响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规范理论，以拥挤规范作为心理承载力的评价指标，采用可视化行为实验法评估疫情背景下不同社交距离水平及佩戴口罩与否对游客拥挤规范的影响，以及分析旅游风险感知、旅游动机的变化及影响机制。本研究将疫情防控措施中与户外活动密切关联的防护标准纳入心理承载力的评估中，为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评估和景区承载量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1 文献综述及研究假设
1.1 心理承载力与拥挤规范
心理承载力（psych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是指在游客体验质量的下降不超过可接受水平的情况下，区域可容纳的最大利用水平[11-12]。作为旅游承载力的评价构成，基于游客视角的心理承载力具有更强的主观性和动态性[13]，对心理承载力的科学测度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之一。由于游客对特定区域的拥挤感知与游客密度和相遇人数密切相关，以拥挤感知作为心理承载力的评估指标已经得到国内外研究的普遍认可[13-14]。拥擠感知是个体对环境利用水平的影响是否超过可接受水平的主观感受[15]，主要受到个体特征、相遇特征、环境特征和游客密度影响[16]。当游客感到拥挤时，游客密度与相遇人数可能已经超过他们的可接受标准，反映出景区游客接待量超过了心理承载力[14，17]，游客可能会选择其他不拥挤的景区[18]。因此，心理承载力是景区拥挤管理的重要问题[19]，但拥挤感知不能对游客的可接受标准进行直接估测[20]。
为确定游客的可接受标准，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在心理承载力研究中逐渐得到应用[21-22]。规范（norms）在社会学中通常被定义为个人和团体用于评估行为以及社会环境条件的标准[23]。在户外游憩领域，规范理论主要关注拥挤问题[21]，拥挤规范（crowding norms）是游客对于特定拥挤环境的可接受水平的评估标准[24-25]，通常采用单题项9级“拥挤可接受水平”量表测量，心理承载力可以由游客的最大拥挤可接受水平来定义[26]。景区资源类型是影响拥挤规范的重要因素[27]，自然景区、城市遗产地、海洋旅游地等旅游地的拥挤规范具有情境差异[24，28]。同时，研究表明游客的拥挤规范和景区心理承载力随目的地的发展而上升[15，29]，但新冠疫情带来的身心健康风险可能会对拥挤规范造成消极影响。现有基于规范理论的心理承载力研究大多是基于单个案例地的静态研究，显然，突发疫情背景下游客心理及行为特点发生变化[30]，疫情背景下的拥挤规范与心理承载力更有其情景特殊性，相关心理承载力影响研究未能有效跟进。且由于拥挤规范和心理承载力的微观影响机制揭示不足，疫情防控措施中与户外活动密切关联的个人防护标准还未成为景区心理承载力评估的参考，现有研究成果在与客观承载力之间的匹配以及景区承载量管理实践方面具有局限性[31-32]。因此，对景区心理承载力进行动态科学评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1.2 新冠疫情背景下心理承载力影响分析
1.2.1 社交距离
在公众未普遍接种新冠疫苗的背景下，个人主动采取保持社交距离、佩戴口罩等防护行为是最有效的防控措施[1，33]。社交距离体现了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亲密水平[34]，Hall依据空间邻近性提出了4种社交距离，45 cm以内被称为亲密距离，50 cm～120 cm被称为个人距离，人际距离是120 cm～360 cm，超过360 cm为公共距离[35]。在拥挤环境中，社交距离被极大缩减[36]，保持社交距离对减少疫情的人际传播至关重要[37]。世界各国及地区提出了公共场所的安全社交距离建议，例如我国《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保持1m以上的社交距离[38]，世界卫生组织也明确建议公众“与他人保持至少1 m的距离”[39]，意大利、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提出保持1 m、1.5 m和6英尺（或2 m）的社交距离[40-42]，英国建议保持2 m的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情况下1 m的安全社交距离[43]。社交距离要求影响了公众的拥挤感知和旅行行为[44]，Kim和Kang基于Hall[35]的社交距离标准，验证了新冠疫情背景下不同社交距离对休闲活动拥挤感知的影响[44]，但公共卫生防疫的社交距离标准没有被考虑在内，研究也未得出可参考的社交距离标准。社交距离对户外景区游客拥挤规范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随着社交距离增加，游客拥挤规范可能提高，据此提出假设：
H1：社交距离对游客的拥挤规范有正向影响
1.2.2 佩戴口罩
相关研究显示，佩戴口罩能将呼吸道疾病感染率显著降低6%至15%[45]，强制佩戴口罩政策使新冠肺炎感染的日增长率在德国降低约47%[46]。我国疾病控制预防局于2020年3月18日发布《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建议处于户外，无人员聚集、通风良好场所的普通公众可不戴口罩[47]。2020年5月21日发布的《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修订版）》建议普通公众在低风险地区的户外、公园地区应随身备用口罩，保持1 m以上安全社交距离，无需戴口罩[48]，即在难以保持社交距离的地方，公众仍需佩戴口罩。佩戴口罩对疫情防控[49]、公众身心健康[50]及社会经济环境[51]的影响受到关注，Betsch等的情景实验发现佩戴口罩的人被认为是更亲社会的[52];Rosa等的可视化实验表明，疫情背景下佩戴口罩的人比不戴口罩的人更可靠，公众愿意与佩戴口罩的对象保持更近的社交距离[53]。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的积极社会影响已经得到证实，但佩戴口罩与拥挤规范的具体关系在旅游领域还缺乏相关探讨。当其他游客佩戴口罩时，人们的感染风险感知会降低，拥挤规范上升，据此提出假设：
H2：佩戴口罩的游客的拥挤规范高于不戴口罩的游客
1.2.3 旅游风险感知
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由此成为引发公众风险认知的重大信号。由于科学界对于新冠肺炎的已有认知尚不充分，疫情防控难度较大，风险的持续增加进一步影响人们外出旅游的风险认知，预计所受的影响较长时间难以缓解[54]。风险感知作为一种情境风险意识，指个体对外部环境潜在危险的主观认知，受个体特征和情境特征的影响[55]。旅游风险感知是人们对于旅游风险的主观判断，可能对旅游业产生消极影响[56-57]，如降低出游意愿，改变旅行决策和行为习惯[30，58]，一般划分为身体、设施、服务、功能、财务、沟通、心理、时间和社会风险9类[59]。基于保护动机理论，对威胁的感知促使旅游者采取保护行为[60]，由于新冠疫情的相关风险带来了旅游行为模式的变化，游客倾向于规避拥挤的目的地[6]，游客的旅游风险感知如何影响其拥挤规范及户外景区的心理承载力还有待探讨。本研究提出假设：
H3：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旅游风险感知对拥挤规范有负向影响
1.2.4 旅游动机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急期，我国实行了封锁、隔离及居家防疫等限制性措施，个体自主感、能力和人际关联等基本心理需求受到压抑[61]。旅游动机与人们的基本心理需求密切相关[62]，因此，在疫情得到控制、以户外游憩地为主的景区恢复开放后，个体外出旅游动机明显增强。据报道，我国2020年“十一”小长假期间，部分景区游客量出现大幅反弹，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同比恢复近8成[63]。基于社会干扰理论，旅游动机这类游客个体特征是拥挤感知的重要影响因素，旅游行为主要由寻求独处、释放压力或参与社会互动的动机驱动，当环境密度水平干扰游客的目标时，会感知到拥挤[64]。Torres-Matovelle和Molina-Molina验证了旅游动机对观鲸旅游者拥挤感知的积极影响[65];Luque-Gil等验证了户外山地游客亲近自然和运动的旅游动机对拥挤感知的积极影响[64];Rupf等认为山地冰雪旅游地的自然爱好者、健康追寻者、社交追求者和逃避现实者4类游客的拥挤规范依次提高[66]。疫情背景下人们旅游动机构成的变化及其与拥挤规范的关系需要得到进一步检验。据此提出假设：
H4：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旅游动机对拥挤规范有正向影响
1.3 基于可视化方法的心理承载力研究进展
可视化方法（visual methods）是基于规范理论测量心理承载力等户外游憩质量标准的重要方法[67]。早期的研究常使用描述性方法评估游客的拥挤规范[26，68]，但仅通过文字和数字描述，受访者可能难以确定自己的可接受水平[27]。因此，拥挤规范研究逐渐转向可视化方法，通过展示一系列（多为4～6张[69]）体现不同游客密度的绘画、照片或电脑编辑图片，受访者对每张图片的拥挤可接受水平进行评分[22]。可视化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类型景区拥挤规范的测量中，如山地自然保护区[66，70]、国家公园[27，69，71-73]、滨海旅游地[14，20，74-75]、城市街区[22，76]等（表1），具有良好的外部效度。在研究自变量上，已有研究多基于景区实际情况设定不同水平的游客数量、车辆数量和船只数量，Zhang等在以游客数量为自变量的基础上，增加游客距离变量，分别设置3 m、5 m、8 m、 12 m的距离，得出不小于5 m的潜水距离是可以接受的[14]。值得注意的是，可视化方法在以图片材料呈现不同拥挤水平的情境时存在一些方法偏差，其中呈现的顺序偏差、视角偏差和提问方式偏差已被验证具有稳健性[68，70]，但图片材料仍存在反映靜态截面、真实性不足等缺点[20]，游客对图片的感知与在旅游环境中的实际感知存在差异[77]。国内基于可视化方法的拥挤规范与心理承载力的实证研究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疫情背景下的社交距离标准为可视化方法的应用提供参考。 综上，心理承载力的研究集中于对单个或几个案例地的静态测量，突发疫情背景下游客心理行为的变化与影响尚未予以揭示。游客采取保持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的防护行为，以及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等因素的变化对心理承载力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议题。本研究采用可视化行为实验法，以拥挤规范作为评估指标，基于疫情防控措施中与户外活动密切关联的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标准评估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并分析疫情背景下心理承载力影响机制。
2 实验研究
2.1 研究方法
对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的评估结合可视化方法与行为实验法进行。行为实验法近年来在旅游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78]，以图像、文字等作为实验刺激材料，并以问卷或计算机为载体的行为实验具有处理手段多元化、可操作性强、研究成本低等优势[79]，被试通过阅读相关图文材料，想象自己身处某种旅游情境中，回答与研究变量有关的问题[80-81]。虽然图片材料不能完全反映游客的真实体验[77]，但通过旅游情境模拟与想象的方式能够一定程度上激发线上行为实验的被试作为旅游者的身份感知[82]。在国外使用线上问卷平台进行旅游行为实验已被证实是一种可行方法[83-84]，考虑到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疫要求以及目标人群是全国各地的游客，线上问卷平台是进行实验的合适方式[85]。由于以图片作为景观替代物测量游客拥挤规范的可视化方法已得到广泛应用，结合行为实验法，本文以户外景区模拟图片作为可视化材料，以问卷为载体展开研究。
2.2 实验设计
实验旨在检验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对游客拥挤规范的影响。实验采用6（社交距离：0 m/0.5 m～ 1 m/1 m～1.2 m/1.5 m～2 m/3 m～4.5 m/5 m～10 m）×2（是否佩戴口罩：佩戴口罩/不戴口罩）的混合设计，其中，社交距离为组内变量，每名被试均需评估6种社交距离下的拥挤规范;佩戴口罩为组间变量，被试只需在佩戴口罩或不戴口罩中的一种情境下进行实验。
户外山岳目的地形象与自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是疫情背景下游客首选的目的地之一[86]，选取以绿色山地和蓝色天空为背景的户外山岳景区图片作为模板，利用Adobe Photoshop CS6软件操纵6张模拟图中游客的社交距离水平[20]，分别为：零距离、近距离、安全距离、中等距离、较远距离、远距离（即0 m、0.5 m～1 m、1 m～1.2 m、1.5 m～2 m、3 m～4.5 m和5 m～10 m）。其中，零距離（0 m）是景区游客爆满的状态;近距离（0.5 m～1 m）小于我国安全社交距离标准;安全距离（1 m～1.2 m）与我国安全社交距离要求一致，并进一步结合《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中山岳景区核心区域的人均空间承载指标 1 m2～1.5 m2/人（约1 m2～1.2 m2/人）的标准[87]进行设置;中等距离（1.5 m～2 m）是澳大利亚、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社交距离的标准;最远距离操纵为5 m～10 m是因为这是新冠病毒经空气传播的最大距离[88]。为增强图片视觉感知的真实性，采用百度图片筛选了6张场景基本一致、距离存在差异的户外山岳景区实景图，在每张模拟图的右边辅以一张实景图作为对应参考。为减少顺序效应的干扰，设计了两个顺序相反的排列依次呈现6张图片[89]。图1中呈现的是社交距离依次递增的情境。研究共有4个实验组，被试被随机分配到每个实验组中（表2）。
2.3 实验前测
为检验社交距离操纵在户外山岳景区模拟图和对应实景图中的有效性，从腾讯问卷（线上调查平台：https：//wj.qq.com/）上招募了53名自愿参与的被试。实验前测是6（社交距离：0 m/0.5 m～1 m/1 m～1.2 m/1.5 m～2 m/3 m～4.5 m/5 m～10 m）的组内设计，被试先观看以随机顺序呈现的山地旅游图片，然后评价“我认为该景区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近”“我认为该景区人数太多”和“我可以接受该景区的拥挤程度”（1=非常不符合，9=非常符合）[22，66]。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对社交距离的操纵总体有效（F（5，11）=50.538，p<0.001），但1.5 m～2 m与3 m～4.5 m情境下社交距离差异不显著（M1.5 m～2 m=4.21，M3 m～4.5 m=3.97，p=0.578），3 m～4.5 m实景图的感知人数明显多于模拟图（M虚拟图=3.69，M实景图=4.25），询问被试意见后将 3 m～4.5 m实景图替换为一张人数更少且拥挤可接受水平更高的图片。
2.4 实验流程
为了招募户外景区游客样本，研究采用滚雪 球抽样方式[90-91]，通过邀请熟人在腾讯问卷平台上进行可视化行为实验，并鼓励他们邀请其他熟人参加[92]。正式实验开展的时间为2020年3月18—25日，被试首先阅读一段关于新冠肺炎传播距离及口罩佩戴信息的指导语，随后想象自己是模拟图中“戴红帽子”的游客，在佩戴口罩或不戴口罩的情境下开始在户外山岳景区的活动。被试被告知自己与前面游客的距离，并在观看该情境下的模拟图与实景图后（图1），汇报了该情境下的拥挤可接受水平（1=非常不可接受，9=非常可接受）。依次汇报了6种社交距离下的拥挤规范后，被试还汇报了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旅游风险感知量表和旅游动机量表分别参照许晖等[59]以及Baloglu和McCleary[93]的研究，并增设疫情相关题项，均采用Likert 5级计分。最后被试报告了人口统计学信息。
3 实验结果
3.1 人口统计学特征分析
实验结束后共回收问卷488份，剔除无效样本后得到471份有效数据，有效率为96.5%，4个实验组分别保留有效数据149、113、108和101份。被试中男性占30.8%，女性占69.2%，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占59.2%。对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见表3。在身边病例上，本社区（村）或工作（学习）单位有病例的被试拥挤可接受水平显著低于身边无病例的被试（p<0.05）;不同年龄被试的旅游动机有显著差异（p<0.001），50～59岁被试的旅游动机显著低于50岁以下的被试（p<0.01），大于60岁的被试旅游动机显著低于50岁以下的被试（p<0.05）。 3.2 个人防护行为的影响
不同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情境下的平均擁挤规范如表4所示，差异性分析表明，社交距离的主效应显著（F（5，2820）=635.54，p<0.001），6种社交距离之间的拥挤规范差异显著（M0 m=?3.03，M0.5 m～1 m=?1.80，M1 m～1.2 m=?0.36，M1.5 m～2 m=0.86，M3 m～4.5 m=2.07，M5 m～10 m=2.71，p<0.001）;佩戴口罩的主效应显著，即佩戴口罩与不戴口罩之间的拥挤规范差异显著（M佩戴口罩=0.27，M不戴口罩=?0.18，p<0.001）;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的交互效应显著（F（11，2825）=5.83，p<0.001）。主效应和交互效应均显著时，需要进行简单效应检验以进一步分析一个因素的不同水平在另一个因素某个水平上的效应[94]。利用SPSS 25.0编写简单效应分析的syntax语法，结果表明，在佩戴口罩时，0 m、 0.5 m～1 m、1 m～1.2 m及1.5 m～2 m与其他水平社交距离的拥挤规范差异显著（p<0.001），3 m～4.5 m与5 m～10 m之间的拥挤规范无显著差异（p=0.187）;不戴口罩时，所有不同社交距离的拥挤规范差异显著（p<0.001）。综上，假设H1与H2均得到支持。
将各情境下的平均拥挤规范表示为图形，得到社会规范曲线（social norm curve）（图2）[76]，显示了社交距离和佩戴口罩两个变量与拥挤规范的关系。社会规范曲线从可接受范围向不可接受范围转变的中性点表示游客的最大拥挤可接受水平[20]。将最大拥挤可接受水平确定为游客心理承载力，佩戴口罩时的心理承载力为“安全距离”1 m～1.2 m，不戴口罩时的心理承载力为“中等距离”1.5 m～2 m。
3.3 旅游风险感知与旅游动机的影响
旅游风险感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24>0.7，KMO值为0.791，Bartlett’s球形检验在p<0.001上显著;旅游动机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67>0.7，KMO值为0.853，Bartlett’s球形检验在p<0.001上显著，两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对于旅游风险感知进行因子分析，从12个观测变量中萃取出3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3.617%，分别命名为“感染疾病风险”“自身现实压力”和“旅游环境压力”。对于旅游动机进行因子分析，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5的两个观测变量（“使自己振作起来”“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后从10个观测变量中萃取出3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贡献率为69.956%，分别命名为“摆脱疫情”“重获自主感”和“体验生活”，因子分析结果见表5。
为分析拥挤规范的影响因素，以所有被试的平均拥挤规范作为因变量，以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的6个维度作为自变量，将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职业和身边病例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阶层回归分析。将控制变量转化为虚拟变量放入模型第一层，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本社区（村）或工作（学习）单位有病例进入模型，得到模型1;再将感染疾病风险、自身现实压力、旅游环境压力、摆脱疫情、重获自主感和体验生活作为第二层自变量，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筛选，疾病感染风险与摆脱疫情两个维度进入模型，得到模型2与模型3，结果如表6所示。本社区（村）或工作（学习）单位有病例显著负向影响拥挤规范（p<0.05），感染疾病风险对拥挤规范有显著负向影响（p<0.05），H3成立;摆脱疫情对拥挤规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p<0.01），H4成立。
4 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结论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背景，本研究采用可视化行为实验法研究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对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的影响，并探讨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的变化及其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保持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行为都是户外景区游客拥挤规范与心理承载力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社交距离的增加，游客的拥挤规范明显上升，处于佩戴口罩情境的游客拥挤规范显著高于不戴口罩情境的游客拥挤规范，且游客在不戴口罩时对社交距离更加敏感，体现出游客已经具有普遍的个人防护意识。实验结果显示在佩戴口罩时，游客心理承载力为“安全距离”1 m～1.2 m，与山岳景区核心区域 1 m2～1.5 m2/人的空间承载标准及新冠疫情防控1m的安全社交距离的要求相一致[38，87]，而不戴口罩时的游客心理承载力为“中等距离”1.5 m～2 m，现行空间承载标准和防控社交距离要求不能满足户外景区中未佩戴口罩游客的安全需求。
第二，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户外景区旅游风险感知包括感染疾病风险（Ei=3.369，Var=28.079%）、自身现实压力（Ei=2.141，Var=17.843%）和旅游环境压力（Ei=2.123，Var=17.695%）3个因素，旅游动机包括摆脱疫情（Ei=2.563，Var=25.630%）、重获自主感（Ei=2.470，Var=24.701%）和体验生活（Ei=1.963，Var=19.625%）3个因素。研究揭示出游客出游受多种旅游风险感知的制约，但同时也具有多元旅游动机。其中，越害怕感染疾病，拥挤可接受水平越低（p<0.05）;摆脱疫情的旅游动机越强，对拥挤的可接受水平越高（p<0.05）。这说明了疫情对游客拥挤规范影响的两面性，一方面，疫情增加了感染疾病的风险感知，游客会避免拥挤集聚;另一方面，疫情期间限制外出的政策压抑了人们的自主能力和社交需求[62]，户外景区恢复开放后，摆脱疫情作为外出旅游的推力会使游客愿意接受拥挤环境。 第三，研究发现身边是否有过（目前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是拥挤规范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社区（村）或工作（学习）单位有病例的游客由于旅游行为受到直接限制，拥挤规范显著低于身边无病例的游客（p<0.05）;不同年龄段的旅游动机呈现出显著差异（p<0.001），50岁以上游客的旅游动机显著低于50岁以下的游客，这一结论与50～64岁是疫情感染的高发年龄有关[95]。
4.2 讨论
4.2.1 理论意义
现有突发事件的旅游承载力影响研究主要关注客观层面的旅游承载力[7-8]，较少关注突发疫情背景下的防控要求和游客心理行为变化对基于游客视角的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的影响。本文基于规范理论，尝试以社交距离作为拥挤规范研究的自变量，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中与户外活动密切关联的防护标准纳入心理承载力的评估中，发现保持社交距离与佩戴口罩能够使游客拥挤规范和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发生显著的积极变化，结论丰富了疫情防控标准与心理承载力关系的研究，拓展了规范理论在疫情背景下的应用。
本研究采用可视化行为实验法评估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户外景区的心理承载力，已有基于可视化方法的拥挤规范研究中，多以图像中的游客数量体现不同拥挤程度[67]，本文结合行为实验法，基于疫情防控标准操纵模拟图中的社交距离水平，并以佩戴口罩为组间自变量，分析新冠疫情背景下心理承载力的动态变化，是对心理承载力研究中可视化方法与行为实验法结合的一次探索。
研究识别出疫情背景下旅游风险感知和旅游动机的构成维度及其对户外景区心理承载力的影响，其中感染疾病风险感知负向作用于拥挤规范，摆脱疫情旅游动机正向影响拥挤规范，这与社交追求者、逃避现实者具有更高的拥挤可接受水平的研究观念相同[66]。此外，身边病例对拥挤规范的影响，以及不同年龄群体的旅游动机差异也得到验证。结论辩证地分析了疫情引致的游客出游动机与制约因素，将Dominski和Brandt对于户外活动益处和感染风险的平衡关系延伸到了旅游领域[88]，丰富了心理承载力的影响因素研究。
4.2.2 实践价值
基于未来人们将与新冠病毒长期共处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疫情常态化防控、病例“动态清零”的新背景下，研究为景区承载量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景区最大承载量从由管理者制定的单维思路向客观标准与主观认知互动的评估模式发展，并为景区提供了疫情防控公共安全方面的应急标准，提升景区的危机应对能力。
户外景区可针对自身游客接待情况，依据“安全距离”1 m～1.2 m及“中等距离”1.5 m～2 m的心理承载力标准，针对具体区域特征、发展水平、管理目标及疫情发展阶段动态调整最大承载量至适宜水平，结合景区客流量监测进一步推进景区智慧化管理。对于游客接待量超过心理承载力的景区，在防控安全的基础上考虑游客的体验感，可适当下调最大承载量以降低景区人流压力与防控压力。同时，适当放宽对于疫情风险低、游客量少且分散的景区游客接待量的限制，确保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户外景区既有效应对，又避免过度防控。
摆脱疫情这一旅游动机对拥挤规范的正效应充分印证了我国旅游业在危机事件后具有很强的韧性，旅游目的地需要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生态旅游产品，推动绿色旅游和体验式旅游，并通过景区门票优惠、针对性发放消费券、完善服务设施等措施适度动态拉动旅游消费。此外，针对50岁以上中老年市场主体进行差异化推广，为高感染风险群体提供口罩。游客的感染疾病风险感知对拥挤规范具有消极影响，一定程度制约游客出游，旅游目的地需要严格落实常态化防控工作，重塑目的地旅游安全形象，提振旅游者信心，促进市场需求有序复苏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2.3 研究展望
研究数据收集于国内疫情防输入防反弹阶段，而要在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背景下动态评估景区心理承载力，必须持续跟踪疫情演化发展以及游客心理行为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研究以户外山岳景区为研究对象，未涉及其他类型景区。此外，本研究的实验情景是通过模拟图片和相关文字材料呈现的，游客对图片的感知不能替代真实的旅游体验，实验的真实性有待完善。在未来研究中，可以继续针对户外人文景观、室内文博场馆等类型景区展开可视化行为实验，并在真实景区情景下展开实地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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