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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化石地旅游只是第一步，而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甚至成为城市名片，才是古生物强国应有的风采
一窝小小的化石，曾牵动温家宝总理的心。5年前，一块含有22枚，属于中国的恐龙蛋窝化石流失到美国，引起了中国古生物学专家的关注。他们联名上书温家宝总理，得到了批示：“要想方设法追缴流失化石，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珍贵古生物化石的保护。”为此，由国土资源部牵头，联合外交部、文物局、法制办等相关单位成立了追讨工作小组，历时5年，终于在2012年初将这窝恐龙蛋化石追回。
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是运回一件化石那么简单，因为它不仅是我国成功追缴流失国外化石的一个范例，更把普通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化石这个领域。“古生物”、“化石”、“恐龙”，这些大家并不陌生的词汇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确实，作为“古生物大国”，我国具备其它国家难以拥有的优势条件和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围绕这些古生物化石，从科研到科普，再到旅游开发，形成文化科普产业，带动地方经济效益，这个完整的链条为我国的古生物化石事业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只有当科普到位、保护措施力度足够、展馆展示技术不断创新和场馆设施建设完善，我国才能让这个美好的前景真正成为现实。
产地保护任重道远
客观地说，目前我国的化石产地保护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观的进步。目前在我国的200多个国家级地质公园（其中有一部分仅取得建设国家地质公园的资格）中，以古生物类为主题的已有2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个；此外，非国家级一般化石集中产地中，有23个省级保护区和7个省级地质公园。
但是，我国在古生物化石产地保护中也曾有过惨痛的教训。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甘肃省和政县当地农民在农田耕作和水利建设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由于缺乏对化石价值的了解，他们将其当做药材“龙骨”大量采集出售。直到2001年，长期以来受到严重破坏和流散的古生物化石才被有关方面发现，引起了专家的震惊和担忧。据科学家们考证，和政现存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和政羊、体积最大的三趾马和巨鬣狗、数量最多的铲齿象、年代最早的披毛犀等多种珍稀化石，种类之多、数量之丰富，属世界罕见。然而，仅在1970年～1984年间，药材部门在和政地区收购的“龙骨”就达916吨左右，若以每年100吨为参数计算，和政地区出土的古动物化石至少有1.5万个被当成药材“吃掉”或卖掉了。这个事例说明当时我国在古生物化石的科研、科普价值方面的宣传还存在很多不容回避的问题。
保护的另外一个难点是由于非法走私贩卖化石而对产地带来的破坏。1990年，贵州兴义顶效镇绿荫村村民擅自挖了1000多件贵州龙化石进行贩卖；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河南西峡恐龙蛋化石有几千枚流失境外；而辽西中生代化石地产出的珍贵鸟类化石也有100多件出现在国外市场。很显然，在这些非法贩卖或流失的化石中，很多都对应着一次次没有节制的、完全无序的盗挖活动。
对于化石产地的保护，国家近年来一直在采取行动。“1998年，包括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遵仪等在内的73位中科院院士曾联名上书，紧急呼吁保护珍稀古生物化石。2003年以来，在国家地质遗迹保护专项经费中共安排了3亿多元，用于古生物化石保护区和古生物化石类国家地质公园的保护工程建设。2011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古生物化石及化石产地的保护终于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保障。”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单华春说。
“但是，目前通行的作法是把埋有古生物化石的地方圈下来，给一笔保护经费。然而后期资金投入却远远不够，这是古生物化石地保护工作中一个很大的难题。”单华春说，“加上现在很多化石产地都是‘不毛之地’或是位于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如果不进行统筹规划，并加以有序保护，而由当地人乱挖乱采，破坏会更大。另外，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和化石的基本常识，村民在进行耕种等活动时，即便发现了化石也认不出来，盖房、修路把化石地层完全破坏掉，导致很多资源白白丧失。”
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古生物化石资源调查不到位，规划不合理，一些大型工程建设也会对化石产地带来严重破坏。
此外，一些化石产地知名度的提升，也会给产地的整体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隐患。例如，我国云南的澄江动物群于今年7月份申遗成功后，大大激励了澄江县的旅游从业者。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县里成立了3家旅行社。现在，澄江动物化石博物馆每天接待的自发前来参观的游客人次已经达到几百人。但澄江依然不敢应旅行社之邀敞开大门迎客，在接待量有限的情况下贸然推广旅游。因为知名度大涨可能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古生物化石的经济价值被更多人意识到，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当成一种商品，进行非法交易，会使本来就难以杜绝的滥采滥挖、走私倒卖现象更加严重。这也是生物化石产地保护中常常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现象。
“献宝”手法千篇一律
化石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旅游资源，如果能够根据各种化石的特点设计出合适的展示方法，不仅可以避免化石旅游地的景观的千篇一律，更可以令游客发现，每块化石背后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演化故事，但目前博物馆简单的陈列埋藏了故事的亮点。
例如“恐龙之乡”自贡，本是一座现成的“侏罗纪公园”，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展馆里也装满了珍贵的展品，得到大量专业人士的认可。但展示手法方面也是“众口难调”。一位恐龙爱好者指出：“自贡作为‘古生物旅游目的地’，策划效果并不出彩，中国游客的数量还不如外国游客多；相反，没挖出一块恐龙化石却兴建主题公园的常州中华恐龙园推广效果却不错。”
如果单纯靠旅行社的推广，博物馆对游客的吸引并不明显。在真正的古生物博物馆，游客即便被带到那里，也只是走马观花，难以充分体验，如果讲解员再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不注重技巧，游客更是听不进去，也就更无从得知这些化石背后的意义。甚至一些博物馆的讲解系统、展牌等还存在知识性错误，除了吸引力欠缺，还有误导之虞。 自贡至少还是一个先天优势明显的古生物化石产地，坐拥极其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也得到了古生物专业爱好者的认同。而在其他地方，大同小异的展品和展览方式贯穿大江南北，如果本省出土的化石不多，就索性展出外省的，最后谁也无法突出特色。“只有当古生物专家真正参与到博物馆的建设与展品陈列中之后，才能使得这些宝物真正绽放出自身的光芒，这些是展览设计师和部门领导万万做不到的。”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古生物学研究生邢立达说，“而中国恰是展览设计师和领导在发力，各种遗憾层出不穷，比如某个博物馆建馆时，直接把硕大的承力柱打在恐龙化石剖面上，施工时竟然就破坏了一个极为珍贵的恐龙头骨。”
其实，在展示手法上，博物馆的管理者们也在绞尽脑汁，不断推陈出新。为了强调亲和力，北京自然博物馆古哺乳动物展厅里的很多标本没有用展柜将参观者隔开，只是在标本前圈了不足半米高的围栏，这样可以使观众近距离感受展品的气息。但是，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也接踵而至。例如，在这种开放式的展示结构中，孩子们可以直接伸手去摸猛犸象牙，这导致一到暑期，化石标本被损坏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件严重损坏的标本被送进库房进行修补，甚至还有被掰断的化石。而一些展馆引入的高科技互动装置由于维护和维修问题，造成年久失修，常年处于瘫痪状态的比比皆是。这些都说明，提升“献宝”的手法，首先要在观念上有所突破。
科普环节有待提升
“一直以来，公众对于古生物化石的认知就很模糊，这方面的知识也比较欠缺，保护意识不强。”单华春说。我国有着规模惊人的地质公园体系，数量众多的国家级地质公园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的，但如此大的体量，却没有与之对应的成熟的古生物科普旅游体系。
“古生物科研—古生物科普—古生物科普旅游—拉动旅游地经济效益”这个链条本应很完美，但科普作为第二个重要节点，一直被忽视，导致后面的科普旅游环节不温不火，并最终影响到了经济效益的提升。“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古生物化石领域的科普人才资源远远不足”。单华春说。
科普工作的精髓，是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深奥的学科知识，引起普通人的兴趣。国外的科普旅游之所以能开展得如火如荼，科学家参与了大量基础性的科普工作是重要原因。在美国，至少有一半以上专家在博物馆而不是科研机构工作，这为培养大量科普人才提供了土壤。也有许多财团、基金会与科学家合作，产出文化产品，在展览、展示、解说等各环节，科普都不可或缺。另外，由于文化传统等因素，国外许多民众具有一种“博物馆情结”，科学素养水平也相对较高，其兴趣度与求知欲与国外自然类博物馆的科普水平相辅相成。
但在我国情况不同。首先，对科学家的考核体系就不一样。国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科普大家”，国外的考评机制中，对于科技人员贡献的考察不仅看纯粹的论文，还要看社会影响力以及在科普方面的贡献。但在我国，如果科学家大量投入到科普工作中，发表论文的数量会受到影响，继而就会影响到科学家个人的生存竞争。
“虽然已经设立了很多科学组织，但经费一直不多，所以吸引科学家做科普难度很大，这是我们国家科普工作比较滞后的原因之一。”单华春说，“如果科普这个环节都没做好，到旅游环节，麻烦就更多了。”
单女士的一番话无不道出了我国科普旅游相对薄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尤其是在古生物化石领域，我国的科研资源多，科普工作依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科研对科学家很重要，但它离百姓生活仍有一定距离。化石原本深埋地下，发掘出来之后，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让亿万年之后与之‘谋面’的现代人更好地认识它？要做哪些工作才能让每个人都能看得懂化石？这正是我们科普工作需要动脑筋的地方。无论是保护化石及其遗址地，还是发掘化石后放到博物馆展示，都需要花心思考虑。
单华春说：“经过几代人的潜心研究，我们现在知道生命演变数亿年，形成化石的概率其实是很小的，而发现、挖掘出来的概率就更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块化石都是独一无二的，科普工作者应该挖掘每一块化石背后的故事，向世人展示地球生命曾经的精彩。但目前业内大环境对科普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科研，这在很大程度受限于国家过去的经济条件，经费的投入往往到不了科普这个方向，导致后续一系列工作脱节。不过近几年国内这种情况正在改观。科普环节的重要程度和作用其实远远超出想象。如果一个古生物资源丰富的地区把科普做好，不仅可以促进旅游，更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古生物资源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
（本刊记者刘晴对此文亦有贡献）
一窝小小的化石，曾牵动温家宝总理的心。5年前，一块含有22枚，属于中国的恐龙蛋窝化石流失到美国，引起了中国古生物学专家的关注。他们联名上书温家宝总理，得到了批示：“要想方设法追缴流失化石，并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珍贵古生物化石的保护。”为此，由国土资源部牵头，联合外交部、文物局、法制办等相关单位成立了追讨工作小组，历时5年，终于在2012年初将这窝恐龙蛋化石追回。
这个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远不是运回一件化石那么简单，因为它不仅是我国成功追缴流失国外化石的一个范例，更把普通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化石这个领域。“古生物”、“化石”、“恐龙”，这些大家并不陌生的词汇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确实，作为“古生物大国”，我国具备其它国家难以拥有的优势条件和丰富的古生物化石资源。围绕这些古生物化石，从科研到科普，再到旅游开发，形成文化科普产业，带动地方经济效益，这个完整的链条为我国的古生物化石事业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只有当科普到位、保护措施力度足够、展馆展示技术不断创新和场馆设施建设完善，我国才能让这个美好的前景真正成为现实。
产地保护任重道远
客观地说，目前我国的化石产地保护已经取得了较为可观的进步。目前在我国的200多个国家级地质公园（其中有一部分仅取得建设国家地质公园的资格）中，以古生物类为主题的已有2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个；此外，非国家级一般化石集中产地中，有23个省级保护区和7个省级地质公园。
但是，我国在古生物化石产地保护中也曾有过惨痛的教训。例如在上世纪50年代，甘肃省和政县当地农民在农田耕作和水利建设时，无意中发现了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由于缺乏对化石价值的了解，他们将其当做药材“龙骨”大量采集出售。直到2001年，长期以来受到严重破坏和流散的古生物化石才被有关方面发现，引起了专家的震惊和担忧。据科学家们考证，和政现存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和政羊、体积最大的三趾马和巨鬣狗、数量最多的铲齿象、年代最早的披毛犀等多种珍稀化石，种类之多、数量之丰富，属世界罕见。然而，仅在1970年～1984年间，药材部门在和政地区收购的“龙骨”就达916吨左右，若以每年100吨为参数计算，和政地区出土的古动物化石至少有1.5万个被当成药材“吃掉”或卖掉了。这个事例说明当时我国在古生物化石的科研、科普价值方面的宣传还存在很多不容回避的问题。
保护的另外一个难点是由于非法走私贩卖化石而对产地带来的破坏。1990年，贵州兴义顶效镇绿荫村村民擅自挖了1000多件贵州龙化石进行贩卖；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河南西峡恐龙蛋化石有几千枚流失境外；而辽西中生代化石地产出的珍贵鸟类化石也有100多件出现在国外市场。很显然，在这些非法贩卖或流失的化石中，很多都对应着一次次没有节制的、完全无序的盗挖活动。
对于化石产地的保护，国家近年来一直在采取行动。“1998年，包括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遵仪等在内的73位中科院院士曾联名上书，紧急呼吁保护珍稀古生物化石。2003年以来，在国家地质遗迹保护专项经费中共安排了3亿多元，用于古生物化石保护区和古生物化石类国家地质公园的保护工程建设。2011年1月，国务院出台的《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古生物化石及化石产地的保护终于有了更加明确的法律保障。”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单华春说。
“但是，目前通行的作法是把埋有古生物化石的地方圈下来，给一笔保护经费。然而后期资金投入却远远不够，这是古生物化石地保护工作中一个很大的难题。”单华春说，“加上现在很多化石产地都是‘不毛之地’或是位于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如果不进行统筹规划，并加以有序保护，而由当地人乱挖乱采，破坏会更大。另外，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和化石的基本常识，村民在进行耕种等活动时，即便发现了化石也认不出来，盖房、修路把化石地层完全破坏掉，导致很多资源白白丧失。”
另外一种情况是，如果古生物化石资源调查不到位，规划不合理，一些大型工程建设也会对化石产地带来严重破坏。
此外，一些化石产地知名度的提升，也会给产地的整体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隐患。例如，我国云南的澄江动物群于今年7月份申遗成功后，大大激励了澄江县的旅游从业者。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县里成立了3家旅行社。现在，澄江动物化石博物馆每天接待的自发前来参观的游客人次已经达到几百人。但澄江依然不敢应旅行社之邀敞开大门迎客，在接待量有限的情况下贸然推广旅游。因为知名度大涨可能带来的另一个影响是古生物化石的经济价值被更多人意识到，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当成一种商品，进行非法交易，会使本来就难以杜绝的滥采滥挖、走私倒卖现象更加严重。这也是生物化石产地保护中常常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现象。
“献宝”手法千篇一律
化石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旅游资源，如果能够根据各种化石的特点设计出合适的展示方法，不仅可以避免化石旅游地的景观的千篇一律，更可以令游客发现，每块化石背后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演化故事，但目前博物馆简单的陈列埋藏了故事的亮点。
例如“恐龙之乡”自贡，本是一座现成的“侏罗纪公园”，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的展馆里也装满了珍贵的展品，得到大量专业人士的认可。但展示手法方面也是“众口难调”。一位恐龙爱好者指出：“自贡作为‘古生物旅游目的地’，策划效果并不出彩，中国游客的数量还不如外国游客多；相反，没挖出一块恐龙化石却兴建主题公园的常州中华恐龙园推广效果却不错。”
如果单纯靠旅行社的推广，博物馆对游客的吸引并不明显。在真正的古生物博物馆，游客即便被带到那里，也只是走马观花，难以充分体验，如果讲解员再马马虎虎，敷衍了事，不注重技巧，游客更是听不进去，也就更无从得知这些化石背后的意义。甚至一些博物馆的讲解系统、展牌等还存在知识性错误，除了吸引力欠缺，还有误导之虞。 自贡至少还是一个先天优势明显的古生物化石产地，坐拥极其丰富的恐龙化石资源，也得到了古生物专业爱好者的认同。而在其他地方，大同小异的展品和展览方式贯穿大江南北，如果本省出土的化石不多，就索性展出外省的，最后谁也无法突出特色。“只有当古生物专家真正参与到博物馆的建设与展品陈列中之后，才能使得这些宝物真正绽放出自身的光芒，这些是展览设计师和部门领导万万做不到的。”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古生物学研究生邢立达说，“而中国恰是展览设计师和领导在发力，各种遗憾层出不穷，比如某个博物馆建馆时，直接把硕大的承力柱打在恐龙化石剖面上，施工时竟然就破坏了一个极为珍贵的恐龙头骨。”
其实，在展示手法上，博物馆的管理者们也在绞尽脑汁，不断推陈出新。为了强调亲和力，北京自然博物馆古哺乳动物展厅里的很多标本没有用展柜将参观者隔开，只是在标本前圈了不足半米高的围栏，这样可以使观众近距离感受展品的气息。但是，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也接踵而至。例如，在这种开放式的展示结构中，孩子们可以直接伸手去摸猛犸象牙，这导致一到暑期，化石标本被损坏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件严重损坏的标本被送进库房进行修补，甚至还有被掰断的化石。而一些展馆引入的高科技互动装置由于维护和维修问题，造成年久失修，常年处于瘫痪状态的比比皆是。这些都说明，提升“献宝”的手法，首先要在观念上有所突破。
科普环节有待提升
“一直以来，公众对于古生物化石的认知就很模糊，这方面的知识也比较欠缺，保护意识不强。”单华春说。我国有着规模惊人的地质公园体系，数量众多的国家级地质公园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分罕见的，但如此大的体量，却没有与之对应的成熟的古生物科普旅游体系。
“古生物科研—古生物科普—古生物科普旅游—拉动旅游地经济效益”这个链条本应很完美，但科普作为第二个重要节点，一直被忽视，导致后面的科普旅游环节不温不火，并最终影响到了经济效益的提升。“就我国的现状来看，古生物化石领域的科普人才资源远远不足”。单华春说。
科普工作的精髓，是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深奥的学科知识，引起普通人的兴趣。国外的科普旅游之所以能开展得如火如荼，科学家参与了大量基础性的科普工作是重要原因。在美国，至少有一半以上专家在博物馆而不是科研机构工作，这为培养大量科普人才提供了土壤。也有许多财团、基金会与科学家合作，产出文化产品，在展览、展示、解说等各环节，科普都不可或缺。另外，由于文化传统等因素，国外许多民众具有一种“博物馆情结”，科学素养水平也相对较高，其兴趣度与求知欲与国外自然类博物馆的科普水平相辅相成。
但在我国情况不同。首先，对科学家的考核体系就不一样。国外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同时也是“科普大家”，国外的考评机制中，对于科技人员贡献的考察不仅看纯粹的论文，还要看社会影响力以及在科普方面的贡献。但在我国，如果科学家大量投入到科普工作中，发表论文的数量会受到影响，继而就会影响到科学家个人的生存竞争。
“虽然已经设立了很多科学组织，但经费一直不多，所以吸引科学家做科普难度很大，这是我们国家科普工作比较滞后的原因之一。”单华春说，“如果科普这个环节都没做好，到旅游环节，麻烦就更多了。”
单女士的一番话无不道出了我国科普旅游相对薄弱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尤其是在古生物化石领域，我国的科研资源多，科普工作依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科研对科学家很重要，但它离百姓生活仍有一定距离。化石原本深埋地下，发掘出来之后，要以什么样的形式才能让亿万年之后与之‘谋面’的现代人更好地认识它？要做哪些工作才能让每个人都能看得懂化石？这正是我们科普工作需要动脑筋的地方。无论是保护化石及其遗址地，还是发掘化石后放到博物馆展示，都需要花心思考虑。
单华春说：“经过几代人的潜心研究，我们现在知道生命演变数亿年，形成化石的概率其实是很小的，而发现、挖掘出来的概率就更小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块化石都是独一无二的，科普工作者应该挖掘每一块化石背后的故事，向世人展示地球生命曾经的精彩。但目前业内大环境对科普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科研，这在很大程度受限于国家过去的经济条件，经费的投入往往到不了科普这个方向，导致后续一系列工作脱节。不过近几年国内这种情况正在改观。科普环节的重要程度和作用其实远远超出想象。如果一个古生物资源丰富的地区把科普做好，不仅可以促进旅游，更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古生物资源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
（本刊记者刘晴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