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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讨论命题作文在报纸宣传中的意义，只想说一张报纸倘有明确的宣传主题，就必定有题目和策划，不可能来什么稿子就用什么稿子，尤其是评论。
一些同志对命题作文有误解，以为这样的文章乏善可陈，尽人可为。我的看法恰好相反。写好命题作文，不仅是办报的一项重要工作，而是一个比较精深的专业。轻言“命题作文，壮夫不为”，皆没有亲尝其艰辛。
命题作文是评论写作最为艰苦也最长功力的拉练。这可以分两头说。其一，有感而发，相对来说比较好写。况且写与不写，悉听尊便，没有时限和质量要求。写得好就用，不成功，任退无妨。写稿是苦差事。在我看来，多半人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是懒得动笔的；即使勉强动笔，由于思路不够成熟，也大半胎死腹中。这也还是不少人眼高手低或说得比写得好的原因。其二．报纸宣传不会因为个人的兴趣如何，心情如何而改变计划，所以要求撰稿者必须按照时间和质量要求拿出稿子。熬个通宵而仅仅片言只字是常有的。其中的苦恼非过来人难以道出。但辛苦和艰难恰是一切成功者的必经之路，憋闷的难受换来的是内功大长。难度，是一种磨练也必有补偿。
何谓难度，何谓补偿?每一个题目都是一个陌生的起点。所命之题，可能并非是关注和作者研究的问题，今天是入口普查，明天就转战保护环境。为了把题目完成，把文章做好，要求撰稿者必须了解和熟悉材料。基本情况如何，基本政策是什么，现实针对性在哪里?倘不是“命题”，很少有人研读那么多理论专著和文件。而恰恰是这一“命”，倒逼人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人民日报》年年都发“五一”“十一”“元旦”等等社论，但背景和侧重点年年不同，其核心论点总是和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虽是“命题”，但绝非应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人民日报》社论是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引用最多的文献。论说中国的时局，不能不看《人民日报》，说中国的政策，不能不研究《人民日报》社论。这已是惯例。参与这项工作的最大补偿，就是在五个方面得到历练：把握时代脉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最新变化，揭示社会发展走向，阐释党的方针政策，提出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说每个撰稿者都具备这样的能力，而是说，工作岗位提供了一个“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平台，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打个不大恰当的比喻：从事这项工作的未必是国手，但却有幸长期参加国家集训。这也许是意料之外的收获。虽然置身其中，对这样的收获并不了然，但这种实战，对于思想理论素质的提高，肯定是有益的。就如一场艰苦的马拉松，越往后就越显示出这种高质量训练所积累的能量。因工作而使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命题作文可算是典型一例。
补偿和收获因工作态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倘以应景的心态写这类文章，很难写好；倘紧密结合国家改革和现实实际有针对性地写，则完全可以有所创见。
一般认为，重大节日庆典的评论难有新意，其实不然。《人民日报》很多优秀的甚至是经典的文章恰恰就是庆典性和纪念性的评论。然也不乏平庸之作。概言之，命题作文，用心还是不用心，主动还是被动，结果大不相同。同行对命题作文多有抄书抄报的讽刺，这一半是误解，一半是实情。误解在于，可能把命题作文看成是一般性文章，不了解《人民日报》评论的主要任务是反映党和政府立场，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不能以个人的立场、观点甚至把个人行文的习惯，塞到评论里去。所以涉及重大理论和重要政策问题，只能抄也必须抄。方针、政策的阐述，必须原原本本，十分规范。不规范，政策的严肃不复存在。自然，由此而得出命题作文都是东抄西抄捏合而成的，则可能是更大的误解。不用心思或无力驾驭，东拼西凑的情况是有的，但这样的文章很难通过。文童短，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试图拼凑，无异于是拆零件攒车，就像卡车的轮子安装到轿车上，或柴油发动机安装到汽车上。看上去是个车，不好用甚至用不了。二十年前的文件搬到现在用，政协的文件引入人大社论，没有大错，但就是焊不到一块。有的同志和我说，命题作文看上去不难写，读起来挺顺溜，想一想又平淡无奇，但写起来真难，每一句每一段的推进都犹如吴牛喘月般的累。这感觉是对的。所谓命题作文，题目是根据工作需要确定的，作文却要作者经营。何处起笔，何处收煞；何处打开，何处拢住；何处重写，何处轻点；何处转折，何处分段，等等，需要通盘考虑。这里要说的一个中心意思是，评论作者应该比其他同志更注意学习时事政策，在吃透领导的精神和实际工作情况的基础上，把观点和材料加以整理和统摄并贯通于文章的字里行间。不论什么样的题目，只要我们对某情况了解得越多，研究得越透，就越能获得写作的自由。以变应变而又万变不离其宗。敷衍了事，本想偷懒，实际上往往非常费力。倒腾来倒腾去，就是不得其门而入。
有同志说，命题作文很少能写出好文章。我以为未必尽然。“九评”不是写得很好么(姑且不论观点如何)?文章的好坏与是否命题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有人说，命题往往限制手脚；可也有人说，不给题目，就激发不起来写作欲。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只是因人而异。有一点是肯定的，对评论作者来说，不是要不要写命题作文，而是一定要乐于并善于写命题作文。
(作者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一些同志对命题作文有误解，以为这样的文章乏善可陈，尽人可为。我的看法恰好相反。写好命题作文，不仅是办报的一项重要工作，而是一个比较精深的专业。轻言“命题作文，壮夫不为”，皆没有亲尝其艰辛。
命题作文是评论写作最为艰苦也最长功力的拉练。这可以分两头说。其一，有感而发，相对来说比较好写。况且写与不写，悉听尊便，没有时限和质量要求。写得好就用，不成功，任退无妨。写稿是苦差事。在我看来，多半人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是懒得动笔的；即使勉强动笔，由于思路不够成熟，也大半胎死腹中。这也还是不少人眼高手低或说得比写得好的原因。其二．报纸宣传不会因为个人的兴趣如何，心情如何而改变计划，所以要求撰稿者必须按照时间和质量要求拿出稿子。熬个通宵而仅仅片言只字是常有的。其中的苦恼非过来人难以道出。但辛苦和艰难恰是一切成功者的必经之路，憋闷的难受换来的是内功大长。难度，是一种磨练也必有补偿。
何谓难度，何谓补偿?每一个题目都是一个陌生的起点。所命之题，可能并非是关注和作者研究的问题，今天是入口普查，明天就转战保护环境。为了把题目完成，把文章做好，要求撰稿者必须了解和熟悉材料。基本情况如何，基本政策是什么，现实针对性在哪里?倘不是“命题”，很少有人研读那么多理论专著和文件。而恰恰是这一“命”，倒逼人刻苦学习，认真钻研。《人民日报》年年都发“五一”“十一”“元旦”等等社论，但背景和侧重点年年不同，其核心论点总是和当时的形势和任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虽是“命题”，但绝非应景。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人民日报》社论是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著引用最多的文献。论说中国的时局，不能不看《人民日报》，说中国的政策，不能不研究《人民日报》社论。这已是惯例。参与这项工作的最大补偿，就是在五个方面得到历练：把握时代脉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最新变化，揭示社会发展走向，阐释党的方针政策，提出我们面临的任务。不是说每个撰稿者都具备这样的能力，而是说，工作岗位提供了一个“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平台，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从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打个不大恰当的比喻：从事这项工作的未必是国手，但却有幸长期参加国家集训。这也许是意料之外的收获。虽然置身其中，对这样的收获并不了然，但这种实战，对于思想理论素质的提高，肯定是有益的。就如一场艰苦的马拉松，越往后就越显示出这种高质量训练所积累的能量。因工作而使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提高，命题作文可算是典型一例。
补偿和收获因工作态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倘以应景的心态写这类文章，很难写好；倘紧密结合国家改革和现实实际有针对性地写，则完全可以有所创见。
一般认为，重大节日庆典的评论难有新意，其实不然。《人民日报》很多优秀的甚至是经典的文章恰恰就是庆典性和纪念性的评论。然也不乏平庸之作。概言之，命题作文，用心还是不用心，主动还是被动，结果大不相同。同行对命题作文多有抄书抄报的讽刺，这一半是误解，一半是实情。误解在于，可能把命题作文看成是一般性文章，不了解《人民日报》评论的主要任务是反映党和政府立场，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不能以个人的立场、观点甚至把个人行文的习惯，塞到评论里去。所以涉及重大理论和重要政策问题，只能抄也必须抄。方针、政策的阐述，必须原原本本，十分规范。不规范，政策的严肃不复存在。自然，由此而得出命题作文都是东抄西抄捏合而成的，则可能是更大的误解。不用心思或无力驾驭，东拼西凑的情况是有的，但这样的文章很难通过。文童短，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试图拼凑，无异于是拆零件攒车，就像卡车的轮子安装到轿车上，或柴油发动机安装到汽车上。看上去是个车，不好用甚至用不了。二十年前的文件搬到现在用，政协的文件引入人大社论，没有大错，但就是焊不到一块。有的同志和我说，命题作文看上去不难写，读起来挺顺溜，想一想又平淡无奇，但写起来真难，每一句每一段的推进都犹如吴牛喘月般的累。这感觉是对的。所谓命题作文，题目是根据工作需要确定的，作文却要作者经营。何处起笔，何处收煞；何处打开，何处拢住；何处重写，何处轻点；何处转折，何处分段，等等，需要通盘考虑。这里要说的一个中心意思是，评论作者应该比其他同志更注意学习时事政策，在吃透领导的精神和实际工作情况的基础上，把观点和材料加以整理和统摄并贯通于文章的字里行间。不论什么样的题目，只要我们对某情况了解得越多，研究得越透，就越能获得写作的自由。以变应变而又万变不离其宗。敷衍了事，本想偷懒，实际上往往非常费力。倒腾来倒腾去，就是不得其门而入。
有同志说，命题作文很少能写出好文章。我以为未必尽然。“九评”不是写得很好么(姑且不论观点如何)?文章的好坏与是否命题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有人说，命题往往限制手脚；可也有人说，不给题目，就激发不起来写作欲。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只是因人而异。有一点是肯定的，对评论作者来说，不是要不要写命题作文，而是一定要乐于并善于写命题作文。
(作者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