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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庄子生平的简要介绍，阐述了庄子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审美理论的不同。庄子由技进道、天人合一和独与天地来往的汪洋恣肆精神，朴素、自由的哲学观点，暗合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渐进发现规律，并对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审美心态和人格状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有为无为 由技进道 物役 物我两忘 物化 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史记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跖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蒙为宋地，庄子应为宋人（河南商丘县人）。历史常识告诉我们，战国时期是一个既辉煌又纷乱的时代，观上文史料可以得知：庄子宁可在漆园（地名）做个形同隐居的小吏，也不肯接受楚威王的重聘，去担当宰相一类的大任。由于有这样的价值守望，庄子长期在讲学、论道、著书中过着游心自然、适情顺性的生活，以致“衣弊履穿”、“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但他却在哲学和艺术上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哲学方面，庄子是老子的继承者，先秦道家学派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和老子共同完成了道家学派的学术理论构建，与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各树一帜，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演进发展的两大宗派。“道”为本体和“道法自然”这两个命题为道家学派的理论基石，对艺术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有为无为，从物役到精神的解脱
和老子哲学不同，庄子通过有为，对老子无为哲学作出另一种解释，更能令世人所接受，使“道”更具平民化色彩，和传统“入世”思想的儒家信奉也不同。以“仁”为本的儒家礼乐文化更多地渗透到政治秩序和论理规范方面，而庄子思想更多地体现在哲学思维和艺术审美方面，比喻形象而生动，同时针砭社会黑暗，对社会现实有批判性。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是超越功利的，只有不带有功利、权欲的艺术作品才是纯粹的艺术作品和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庄子就明智地指出“轩冕在身”并非人生意义，官位显达并不是快乐的唯一源泉。自身的快乐，感觉到自己快乐是超越一切的快乐。这对于今天艺术创作的心态把握有一定的规劝性作用，因为任何带有功利和欲望色彩的艺术作品都是注定不会真正打动观者，不会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的。
庄子还告诫人们要有“雏之志”，情操高洁，只有品德俱佳、修养高深的人才能在事业上有不俗表现。一个格调和趣味低下的人，很难想象他有怎样的艺术修养和艺术作品。后世的画家、书家甚至还提出人品即画品、书品的论断。从而进一步肯定了“人品”即人的情操品行的高低直接映射在其作品中，并决定了其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此外，庄子对待死与生问题也有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从庄子妻死的鼓盆而歌到朋友死的三号而出，如其说生命体是“气”的聚散，倒不如说庄子对生者和一切生命尊严的尊重，即更尊重生者，人死后的一切毕竟是不可知的。“逝者往矣，来者犹可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生者，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上的绝对自由状态，对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启发意义的。
二 以技进道，物我两忘的艺术创作规律
“庖丁解牛”这则寓言，长期以来被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广泛传诵引用，成为暗喻由“技”（艺）入“道”的精典。庖丁解牛的经验具有普遍性意义：首先，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有一个掌握规律、精益求精的问题；任何事物，哪怕非常复杂的事物，都有内在规律可循，可以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其次，庖丁解牛的过程也典范地表现出“艺”（技）与“道”深刻的内在联系；艺赋予道以外在形象和实体。由“艺”入“道”是高级的艺术创作境界，需要极高的艺术修养和哲学睿智，并非人人都可以达到“道”的高度。在这里，“道”和“艺”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宗白华，《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
《齐物论》语：“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周化蝶包含了梦与觉、周与蝶、生与死三个层面的关系。
1 梦与觉。这里的“梦”不是单纯的心理学概念，而是一个包容了人生哲学或美学意蕴的概念。“梦”与“觉”是感知“真”与“幻”的两种情境和心理状态。类似尼采提出的酒神艺术产生的幻觉状态，可以说是异曲而同工。
2 周与蝶，庄周梦蝶醒来不知是庄周做梦化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为庄周，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李白）。唐代书家怀素动辄饮酒数斗，狂奔而书，酒醒后乃不可得；无不有从其衍生的痕迹。艺术强烈的感染力也许就缘于此，包括表演艺术中的演员也须道先让自己扮演的角色所打动甚至是感动，才能演好这个角色，以致在表演的时候，自己也分不清是现实中的自己还是演的舞台上的角色。
3 生与死。庄子把庄周化蝶的转化称之为“物化”，“物化”是庄子死生观的一个基本概念。死也许是无人不感到困惑恐惧的，但在庄子看来，死生完全是种相对幻灭的现象，自然大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物物相互转化的过程，从自然中来再到自然中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的初始，本无形体，由形体的形成，以至于复归于消解，对生命乃至生命消解的超脱，无疑对艺术的创作是大有裨益的。如历史上的魏晋士人的死生态度无不受庄子的影响，从“竹林七贤”到有天下书圣之称的王羲之大名鼎鼎的兰亭序，无不渗透着庄子思想；可以说，没有庄子也就没有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是毫不夸张的。
三 庄子的审美观及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中国画无论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以及意境创造都来源于庄子美学，庄子哲学是中国画审美旨趣的最终指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要达到“大美”、“至美”，必须体察自然万物之理趣；而天地之美的本质，就是《庄子》的万物最高原理——“道”。作中国画时，“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以一点墨摄山河大地”（高秉，《画媵》）。画更要注意“心师道化”、“以天地为师”。中国画具有独特的民族审美观：传统的中国画一般不以物象的肖似为主要依据和目的，所谓“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所以中国画画人物曰写真、“画山水曰写山水”、“画花鸟谓之写生”，这是庄子的“天道观”在绘画理论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经典的画论南朝谢赫《古画品录》中的《六法》：“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经营位置”等用语都来自《庄子》。“气”是庄子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气聚而为实，形成万物具体的形貌，气散而形散。中国画理论正是道循了庄子的“气”聚散论。中国画必须有气贯于画面，“凡物得天地之气以成者，莫不各有其神”（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气”是画家所具备的自觉感知在画面上的具体体现，灌注在作品中充满生命的韵律感和节奏感，“虚实相生”更是源于《庄子》中的“虚静恬淡……万物之本”的原理。从审美主体方面，中国画家不自觉地效仿了《庄子》中崇高又伟大的“道”，探索理想的审美，并通过艺术作品表现出来。庄子认为：宇宙时空中，具体的事物都是有限的，唯有道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也是最本质的。这一理论引导中国画家从对象与主体之间所构成的认识境界去体现美，从而产生了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画的审美意境。中国画的审美意境是主客体的审美统一，这一思想也最早发端于庄子的认识论，庄子的审美观不仅包含着主观审美感受，而且也包含着对艺术创作中审美主体的心理特征和规律极其深刻的研究和探讨。它不仅从对象上去体验美，而且还以对象和主体之间所构成的某种特定认识境界中去感受美。追求一种超越有限现实范围的无限广阔的天地合一之美，从而为中国画理论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则阳》）中认为美是主观的，为鉴之人的好恶所决定。同一对象，有人认为美，有人则认为不美，这是个体情感在审美中所显示的差异性。
从思想渊源上讲，庄子关于美的见解是对老子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庄子从道生万物的哲学观点出发阐述自然美，认为大自然是“道”的最完美的体观，所以他反对“文饰之美”、“仁人之美”和“礼乐之美”，反对一切人为的雕饰的、不自然的东西，认为它们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而也是不美的。在否定社会美的同时，庄子也极力论证天地的美、道的美，提出了“天地大美”的论断。《知北游》中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道”是极朴素而自然的，这才是美的根本特点，“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刻意》）。天地和天地之道都是美的，因为它们达到了自然无为的境界，做到了无为而无不为，无有而无不有，这是最高的真和善，也是最高的美。在中国美学史上，庄子是第一个如此推崇自然美的人。他热烈地礼赞大自然的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人的美，他在作品中提到的那些神人、至人、真人，可以说就是他心目中理想化了的人。《逍遥游》中关于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描写是一段极富魅力的文字：“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游于四海之外。”这位神人可谓是道的化身。“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缮性》）； “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盗跖》），这样的社会才是庄子心目中美的社会。
庄子认为艺术欣赏需要一种健康的心态，即“虚静”。《天道》云：“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保持心灵的澄澈，精神的虚空，是天地圣人的最高境界。只有虚静之心，才能体察艺术的细致入微处，达到一种“大明”的理想境界。也就是说，在进行艺术鉴赏时，必须摒弃一切功利和科学主义思想，这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总之，庄子在其洋洋洒洒的作品之中，以气势磅礴、文辞奇丽、恣意纵横的文笔，主张人要有不同凡俗之志，甚至在《至乐》篇中采取了与髑髅对话的方式，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其精神高度自由的思维方式可谓匪夷所思，今天看来也颇具超前意识。概而言之，“逍遥”与“齐物”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成分，前者讲庄子的价值观（自由精神），后者讲庄子的认识论（万物平等，天人合一）。庄子的“以道观物”超越了主客体的对立局面，在悟道中呈现出万物一体的新境界：“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庄子欣然地与自己热爱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并将其对人生、生命的深深眷恋，借助对自然的热爱表达出来。而其观点也成为中国古今书画艺术的精神追求所在。
参考文献：
[1] 王世舜：《庄子注释》，齐鲁出版社，1998年版。
[2] 庄周：《南华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赵明：《庄子精粹解读》，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版。
[4]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卢育三：《道德经·老子释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6] 南怀瑾：《老子他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宿峰，男，1976—，山东潍坊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潍坊学院美术学院。
关键词：有为无为 由技进道 物役 物我两忘 物化 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史记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跖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闻庄周贤，使使厚币迎之，许以为相。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大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游戏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蒙为宋地，庄子应为宋人（河南商丘县人）。历史常识告诉我们，战国时期是一个既辉煌又纷乱的时代，观上文史料可以得知：庄子宁可在漆园（地名）做个形同隐居的小吏，也不肯接受楚威王的重聘，去担当宰相一类的大任。由于有这样的价值守望，庄子长期在讲学、论道、著书中过着游心自然、适情顺性的生活，以致“衣弊履穿”、“困窘织屦”、“槁项黄馘”。但他却在哲学和艺术上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哲学方面，庄子是老子的继承者，先秦道家学派思想理论的集大成者，他和老子共同完成了道家学派的学术理论构建，与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各树一帜，成为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演进发展的两大宗派。“道”为本体和“道法自然”这两个命题为道家学派的理论基石，对艺术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有为无为，从物役到精神的解脱
和老子哲学不同，庄子通过有为，对老子无为哲学作出另一种解释，更能令世人所接受，使“道”更具平民化色彩，和传统“入世”思想的儒家信奉也不同。以“仁”为本的儒家礼乐文化更多地渗透到政治秩序和论理规范方面，而庄子思想更多地体现在哲学思维和艺术审美方面，比喻形象而生动，同时针砭社会黑暗，对社会现实有批判性。作为精神产品的艺术是超越功利的，只有不带有功利、权欲的艺术作品才是纯粹的艺术作品和高质量的艺术作品。庄子就明智地指出“轩冕在身”并非人生意义，官位显达并不是快乐的唯一源泉。自身的快乐，感觉到自己快乐是超越一切的快乐。这对于今天艺术创作的心态把握有一定的规劝性作用，因为任何带有功利和欲望色彩的艺术作品都是注定不会真正打动观者，不会真正具有艺术生命力的。
庄子还告诫人们要有“雏之志”，情操高洁，只有品德俱佳、修养高深的人才能在事业上有不俗表现。一个格调和趣味低下的人，很难想象他有怎样的艺术修养和艺术作品。后世的画家、书家甚至还提出人品即画品、书品的论断。从而进一步肯定了“人品”即人的情操品行的高低直接映射在其作品中，并决定了其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低。此外，庄子对待死与生问题也有独到的看法和见解。从庄子妻死的鼓盆而歌到朋友死的三号而出，如其说生命体是“气”的聚散，倒不如说庄子对生者和一切生命尊严的尊重，即更尊重生者，人死后的一切毕竟是不可知的。“逝者往矣，来者犹可追”，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对待生者，追求一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精神上的绝对自由状态，对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启发意义的。
二 以技进道，物我两忘的艺术创作规律
“庖丁解牛”这则寓言，长期以来被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广泛传诵引用，成为暗喻由“技”（艺）入“道”的精典。庖丁解牛的经验具有普遍性意义：首先，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有一个掌握规律、精益求精的问题；任何事物，哪怕非常复杂的事物，都有内在规律可循，可以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其次，庖丁解牛的过程也典范地表现出“艺”（技）与“道”深刻的内在联系；艺赋予道以外在形象和实体。由“艺”入“道”是高级的艺术创作境界，需要极高的艺术修养和哲学睿智，并非人人都可以达到“道”的高度。在这里，“道”和“艺”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宗白华，《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
《齐物论》语：“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周化蝶包含了梦与觉、周与蝶、生与死三个层面的关系。
1 梦与觉。这里的“梦”不是单纯的心理学概念，而是一个包容了人生哲学或美学意蕴的概念。“梦”与“觉”是感知“真”与“幻”的两种情境和心理状态。类似尼采提出的酒神艺术产生的幻觉状态，可以说是异曲而同工。
2 周与蝶，庄周梦蝶醒来不知是庄周做梦化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为庄周，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陶渊明），“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李白）。唐代书家怀素动辄饮酒数斗，狂奔而书，酒醒后乃不可得；无不有从其衍生的痕迹。艺术强烈的感染力也许就缘于此，包括表演艺术中的演员也须道先让自己扮演的角色所打动甚至是感动，才能演好这个角色，以致在表演的时候，自己也分不清是现实中的自己还是演的舞台上的角色。
3 生与死。庄子把庄周化蝶的转化称之为“物化”，“物化”是庄子死生观的一个基本概念。死也许是无人不感到困惑恐惧的，但在庄子看来，死生完全是种相对幻灭的现象，自然大化，“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物物相互转化的过程，从自然中来再到自然中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的初始，本无形体，由形体的形成，以至于复归于消解，对生命乃至生命消解的超脱，无疑对艺术的创作是大有裨益的。如历史上的魏晋士人的死生态度无不受庄子的影响，从“竹林七贤”到有天下书圣之称的王羲之大名鼎鼎的兰亭序，无不渗透着庄子思想；可以说，没有庄子也就没有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是毫不夸张的。
三 庄子的审美观及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中国画无论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以及意境创造都来源于庄子美学，庄子哲学是中国画审美旨趣的最终指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要达到“大美”、“至美”，必须体察自然万物之理趣；而天地之美的本质，就是《庄子》的万物最高原理——“道”。作中国画时，“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王微，《叙画》）；“以一点墨摄山河大地”（高秉，《画媵》）。画更要注意“心师道化”、“以天地为师”。中国画具有独特的民族审美观：传统的中国画一般不以物象的肖似为主要依据和目的，所谓“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所以中国画画人物曰写真、“画山水曰写山水”、“画花鸟谓之写生”，这是庄子的“天道观”在绘画理论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经典的画论南朝谢赫《古画品录》中的《六法》：“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经营位置”等用语都来自《庄子》。“气”是庄子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气聚而为实，形成万物具体的形貌，气散而形散。中国画理论正是道循了庄子的“气”聚散论。中国画必须有气贯于画面，“凡物得天地之气以成者，莫不各有其神”（沈宗骞，《芥舟学画编》），“气”是画家所具备的自觉感知在画面上的具体体现，灌注在作品中充满生命的韵律感和节奏感，“虚实相生”更是源于《庄子》中的“虚静恬淡……万物之本”的原理。从审美主体方面，中国画家不自觉地效仿了《庄子》中崇高又伟大的“道”，探索理想的审美，并通过艺术作品表现出来。庄子认为：宇宙时空中，具体的事物都是有限的，唯有道是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也是最本质的。这一理论引导中国画家从对象与主体之间所构成的认识境界去体现美，从而产生了具有民族风格的中国画的审美意境。中国画的审美意境是主客体的审美统一，这一思想也最早发端于庄子的认识论，庄子的审美观不仅包含着主观审美感受，而且也包含着对艺术创作中审美主体的心理特征和规律极其深刻的研究和探讨。它不仅从对象上去体验美，而且还以对象和主体之间所构成的某种特定认识境界中去感受美。追求一种超越有限现实范围的无限广阔的天地合一之美，从而为中国画理论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生而美者，人与之鉴，不告则不知其美于人也”（《则阳》）中认为美是主观的，为鉴之人的好恶所决定。同一对象，有人认为美，有人则认为不美，这是个体情感在审美中所显示的差异性。
从思想渊源上讲，庄子关于美的见解是对老子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庄子从道生万物的哲学观点出发阐述自然美，认为大自然是“道”的最完美的体观，所以他反对“文饰之美”、“仁人之美”和“礼乐之美”，反对一切人为的雕饰的、不自然的东西，认为它们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而也是不美的。在否定社会美的同时，庄子也极力论证天地的美、道的美，提出了“天地大美”的论断。《知北游》中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道”是极朴素而自然的，这才是美的根本特点，“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刻意》）。天地和天地之道都是美的，因为它们达到了自然无为的境界，做到了无为而无不为，无有而无不有，这是最高的真和善，也是最高的美。在中国美学史上，庄子是第一个如此推崇自然美的人。他热烈地礼赞大自然的美，但也没有完全否定人的美，他在作品中提到的那些神人、至人、真人，可以说就是他心目中理想化了的人。《逍遥游》中关于藐姑射之山的神人描写是一段极富魅力的文字：“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游于四海之外。”这位神人可谓是道的化身。“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淡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缮性》）； “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盗跖》），这样的社会才是庄子心目中美的社会。
庄子认为艺术欣赏需要一种健康的心态，即“虚静”。《天道》云：“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保持心灵的澄澈，精神的虚空，是天地圣人的最高境界。只有虚静之心，才能体察艺术的细致入微处，达到一种“大明”的理想境界。也就是说，在进行艺术鉴赏时，必须摒弃一切功利和科学主义思想，这在今天对我们来说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总之，庄子在其洋洋洒洒的作品之中，以气势磅礴、文辞奇丽、恣意纵横的文笔，主张人要有不同凡俗之志，甚至在《至乐》篇中采取了与髑髅对话的方式，颇有黑色幽默的意味。其精神高度自由的思维方式可谓匪夷所思，今天看来也颇具超前意识。概而言之，“逍遥”与“齐物”是庄子哲学的核心成分，前者讲庄子的价值观（自由精神），后者讲庄子的认识论（万物平等，天人合一）。庄子的“以道观物”超越了主客体的对立局面，在悟道中呈现出万物一体的新境界：“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知北游》。庄子欣然地与自己热爱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并将其对人生、生命的深深眷恋，借助对自然的热爱表达出来。而其观点也成为中国古今书画艺术的精神追求所在。
参考文献：
[1] 王世舜：《庄子注释》，齐鲁出版社，1998年版。
[2] 庄周：《南华经》，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 赵明：《庄子精粹解读》，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版。
[4] 宗白华：《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5] 卢育三：《道德经·老子释义》，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6] 南怀瑾：《老子他说》，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宿峰，男，1976—，山东潍坊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美术学，工作单位：潍坊学院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