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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服务型政府,从传统的统治行政、管制行政走向新的服务行政,必须理念先行,因为任何一种政府行政模式的背后,均是以某种行政理念作为其意识形态支撑的。作为一种内化为人们精神心灵的信仰,理念的转变对于公民申请政府信息过程中的政府责任具有先导性的意义。
【关键词】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人本价值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9-0163-01
1 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
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中倡导“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首先需要从政府的内部开始转变。我国一直是一个具有浓重“保密文化”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这种文化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政府的行政理念,进而影响了行政决策过程和行为实施过程。政府部门和行政人员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的全过程都是在封闭的行政体制系统中进行,“保密”是作为基本的工作原则,“公开”只是一种例外。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批判封建官僚制时曾批判官僚政治的腐败无能的根源就是保持其神秘性,他说:“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奥秘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度组织,对于外界则靠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国家的精神及国家意图,对官僚机构系统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1]
为保障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的权利不受侵犯,实现我国服务型、责任型、透明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政府行政人员必须改变“重保密轻公开”的传统观念,而类似道德、观念的东西却又是最难以快速去除的。改变固有、僵化、传统的行政理念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根本性措施,使公民在申请行政信息公开的过程中,不会遭遇到推诿、堵塞或拒绝等形式的回应。首先,政府需要树立起正确的执政理念。有什么样的执政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执政活动。而行政理念的核心和关键又是权力问题,政府部门要从根本上动摇行政人员传统的特权思想意识,加强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与了解,更好地开放公民申请的信息来满足公民的生产和生活得需要。其次,政府部门的行政首脑应该以身作则,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一般认为,行政机关的气质和性格往往集中体现在行政首脑身上,行政首脑如果能够对公民的申请采取公开、负责的态度,则下属就会效仿,从而会使整个行政机构对公民的信息申请弥漫着一种公开的氛围,反之亦然。最后,加强对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因为对公民的申请进行最终公开操作的是行政人员,他们直接面对着公民个人,他们的伦理道德总和就构成了整个组织的伦理价值观基础。对他们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政府行政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保密是例外、公开是原则”,逐渐转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把为公民服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实现全体公民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为了实现申请信息公开的公民知情权,政府有责任首先从内部来转变行政人员的传统观念,达到与服务型政府理念相契合的目的。
2 公民知情权意识的培养
服务型政府是要求公共行政以公民为中心的负责任政府,它不仅要求政府关注公民的需要和利益,而且更需要公民的参与,希望公民与政府建立一种信任和合作,以此来协商解决与自身有关的各种问题。“责备人民在权利上睡觉,应先让人民知其有权利;责备人民违反义务,应先让其知义务所在。”[3]
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过分强调了集体性,个体或者说是个人的权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再加上缺乏制度性的保证措施,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并没有落实。至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的权利意识更是遭到了空前的摧残。此外,长期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造就了中国传统的臣民社会,即没有实现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分离。个人是从属于国家的,根本没有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没有产生西方类似的公民概念。所以我国自古就没有“公民”一词,也就谈不上公民权利,这就使得社会公众缺少权利意识,参政、议政的意识淡薄。同时,传统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还停留在一些公务员的思想理念中,导致政府人员缺乏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和保护。由于政府和公民对待知情权的不同作用,导致了政府对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
为实现对公民申请行政信息的公开,提高公民的信息知情权意识,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以尊重人本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就成为了担当此责任的唯一合法主体。面对我国公民信息知情权的匮乏,政府需要在公民中加强对权利意识的宣传与培养。让公民知道知情权是人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参政权、监督权等其他一切民主自由权利的重要前提,是民主政治之运作、民主权利之行使以及人权保障的现实需要。给予政治权而不赋予对政治情况的知悉权,无疑又等于收回了政治权。就像说“那个孤岛是你的,但又不允许你乘任何交通工具登上它一样。”[4]它肯定了公民和其他组织对政府决策、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民诸多权利的核心。没有知情权,公民的其他诸多权利便无法实现。民主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要求参与人必须获知充分的相关信息,而保密减少了公众可获得信息的质与量,使公众参与陷入困境。因而将知情权规定为社会成员的普遍的权利,由政府承担积极的提供信息的义务,有助于实现公民的其他权利。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相当强大,这些观念与态度逐渐内化为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和历史惯性,直接构成了当代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无形障碍。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公民教育,启蒙和培育我国公民的知情权意识,营造和树立参与型行政文化,培养出现代民主所需的“公民”,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摆在服务型政府建设面前的重要而长期的任务。以一种负责并且是对公民负责的方式来平衡这些因素的关键在于公民参与、授权以及对话。本杰明•巴伯在《强势民主》一书中指出:“信息与公民身份的负责行使和与政治判断的养成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公民教育,民主的选择不过是私人偏见的表达和集合。”[5]政府加强对公民权利的教育,目的就是要让公民知道自己的信息知情权,也是政府“还权于民”的一种体现。政府在公民申请信息公开中的责任不仅与政府内部行政人员有关,同样与公民的素质和态度有关,需要来自公民的积极参与、配合和监督。当前一些地区对信息公开出现的“政府热、公民冷”的现象,是很值得认真探讨和反思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02.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5.
[3] 蔡志方.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M].台北:三民书局,1993:378-379.
[4] 徐显明.人权研究(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3.
[5] [美]本杰明•巴伯.強势民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320.
【关键词】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人本价值
中图分类号:D0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9-0163-01
1 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
在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中倡导“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首先需要从政府的内部开始转变。我国一直是一个具有浓重“保密文化”传统的国家。长期以来,这种文化作为一种比较稳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广泛而又深刻地影响着我国政府的行政理念,进而影响了行政决策过程和行为实施过程。政府部门和行政人员行使公共行政权力的全过程都是在封闭的行政体制系统中进行,“保密”是作为基本的工作原则,“公开”只是一种例外。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批判封建官僚制时曾批判官僚政治的腐败无能的根源就是保持其神秘性,他说:“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奥秘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度组织,对于外界则靠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国家的精神及国家意图,对官僚机构系统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1]
为保障公民申请行政信息公开的权利不受侵犯,实现我国服务型、责任型、透明型政府建设的目标,政府行政人员必须改变“重保密轻公开”的传统观念,而类似道德、观念的东西却又是最难以快速去除的。改变固有、僵化、传统的行政理念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需要政府采取一些切实、有效的根本性措施,使公民在申请行政信息公开的过程中,不会遭遇到推诿、堵塞或拒绝等形式的回应。首先,政府需要树立起正确的执政理念。有什么样的执政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执政活动。而行政理念的核心和关键又是权力问题,政府部门要从根本上动摇行政人员传统的特权思想意识,加强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与了解,更好地开放公民申请的信息来满足公民的生产和生活得需要。其次,政府部门的行政首脑应该以身作则,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2]一般认为,行政机关的气质和性格往往集中体现在行政首脑身上,行政首脑如果能够对公民的申请采取公开、负责的态度,则下属就会效仿,从而会使整个行政机构对公民的信息申请弥漫着一种公开的氛围,反之亦然。最后,加强对行政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因为对公民的申请进行最终公开操作的是行政人员,他们直接面对着公民个人,他们的伦理道德总和就构成了整个组织的伦理价值观基础。对他们进行教育,让他们了解政府行政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保密是例外、公开是原则”,逐渐转变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把为公民服务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实现全体公民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为了实现申请信息公开的公民知情权,政府有责任首先从内部来转变行政人员的传统观念,达到与服务型政府理念相契合的目的。
2 公民知情权意识的培养
服务型政府是要求公共行政以公民为中心的负责任政府,它不仅要求政府关注公民的需要和利益,而且更需要公民的参与,希望公民与政府建立一种信任和合作,以此来协商解决与自身有关的各种问题。“责备人民在权利上睡觉,应先让人民知其有权利;责备人民违反义务,应先让其知义务所在。”[3]
不可否认,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过分强调了集体性,个体或者说是个人的权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再加上缺乏制度性的保证措施,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并没有落实。至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的权利意识更是遭到了空前的摧残。此外,长期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造就了中国传统的臣民社会,即没有实现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分离。个人是从属于国家的,根本没有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没有产生西方类似的公民概念。所以我国自古就没有“公民”一词,也就谈不上公民权利,这就使得社会公众缺少权利意识,参政、议政的意识淡薄。同时,传统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还停留在一些公务员的思想理念中,导致政府人员缺乏对公民知情权的尊重和保护。由于政府和公民对待知情权的不同作用,导致了政府对公民申请信息公开的行为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
为实现对公民申请行政信息的公开,提高公民的信息知情权意识,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以尊重人本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服务型政府就成为了担当此责任的唯一合法主体。面对我国公民信息知情权的匮乏,政府需要在公民中加强对权利意识的宣传与培养。让公民知道知情权是人民行使言论自由权、参政权、监督权等其他一切民主自由权利的重要前提,是民主政治之运作、民主权利之行使以及人权保障的现实需要。给予政治权而不赋予对政治情况的知悉权,无疑又等于收回了政治权。就像说“那个孤岛是你的,但又不允许你乘任何交通工具登上它一样。”[4]它肯定了公民和其他组织对政府决策、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公民诸多权利的核心。没有知情权,公民的其他诸多权利便无法实现。民主过程中的实质性参与,要求参与人必须获知充分的相关信息,而保密减少了公众可获得信息的质与量,使公众参与陷入困境。因而将知情权规定为社会成员的普遍的权利,由政府承担积极的提供信息的义务,有助于实现公民的其他权利。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的“臣民文化”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相当强大,这些观念与态度逐渐内化为人们的思想意识,进而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和历史惯性,直接构成了当代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无形障碍。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公民教育,启蒙和培育我国公民的知情权意识,营造和树立参与型行政文化,培养出现代民主所需的“公民”,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现代化的基础,也是摆在服务型政府建设面前的重要而长期的任务。以一种负责并且是对公民负责的方式来平衡这些因素的关键在于公民参与、授权以及对话。本杰明•巴伯在《强势民主》一书中指出:“信息与公民身份的负责行使和与政治判断的养成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没有公民教育,民主的选择不过是私人偏见的表达和集合。”[5]政府加强对公民权利的教育,目的就是要让公民知道自己的信息知情权,也是政府“还权于民”的一种体现。政府在公民申请信息公开中的责任不仅与政府内部行政人员有关,同样与公民的素质和态度有关,需要来自公民的积极参与、配合和监督。当前一些地区对信息公开出现的“政府热、公民冷”的现象,是很值得认真探讨和反思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02.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145.
[3] 蔡志方.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M].台北:三民书局,1993:378-379.
[4] 徐显明.人权研究(第2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3.
[5] [美]本杰明•巴伯.強势民主[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