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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女人是天生的爱情动物，玛格丽特·杜拉斯（下文称杜拉斯）则是爱情动物中的极品。她最畅销的作品是 《情人》，而她的一生也从来不缺情人。2014年是杜拉斯诞辰一百周年，正当世界各地都在张罗她的纪念活动之际，7月10日，她的最后一个情人在巴黎去世，享年61岁。
杜拉斯曾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如今人皆逝去，唯有爱情让人感叹。
殖民地的初恋
在杜拉斯身上，有种专属的阴郁。这种气质从她小时候就形成了。杜拉斯的父母是一对再婚的鳏夫和寡妇，因响应法国政府号召而在印度支那任教。1921年，父亲去世，家境一落千丈。杜拉斯的大哥皮埃尔好吃懒做，偷盗成性，但受到母亲的宠爱。二哥保尔比杜拉斯大3岁，和她感情还算好一点。
母亲尽管很努力地赚钱养家，但也总感到绝望。在一次投资失败后，这个家更是雪上加霜。“她已经无力给我们梳洗，给我们买衣穿衣，有时甚至无法让我们吃饱了。她没有勇气活下去，每天都挣扎在灰心失望之中。”杜拉斯幼时的贫困跟中国作家萧红有点像。萧红从家叛逃之后，就经常为吃饭发愁。生活艰难，也许都给她们的情感经历埋下了伏笔——萧红和杜拉斯的第一个男人都跟其生存有关。并且因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殖民地，杜拉斯更是从小看穿了人生，“我在15岁时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尽管我还不懂什么叫逸乐。”
16岁那年，杜拉斯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胡陶乐（音译）。在《情人》中杜拉斯是如此描述那时的自己：体形纤弱，胸部平得和小孩的前胸一样，搽着浅红色脂粉，涂着口红。就这样一副样子，吸引了一个在当地生活的中国阔少。一天，她从家里回寄宿中学，过湄公河时，这位大她12岁的阔少主动找她搭话，并用私家车把她送到学校。
在杜拉斯笔下，阔少是一个瘦弱、孤独，十分胆怯的人。他们相爱了。阔少用钱帮杜拉斯的家庭渡过难关。他们的对话极少，似乎互不了解，但对杜拉斯来说也算美好且难以忘怀的。她说：“我对他的爱是不可理喻的，这在我也是一个不可揣度的秘密。我不知道为什么爱他爱得甘愿为他而死。”这段爱情杜拉斯一直埋在心底，直到50年后才在《情人》中予以披露。
“如果不是一个作家，就会是个妓女”
18岁时，杜拉斯回到法国读书，一开始在大学里学习数学，后来转而攻读法律和政治。毕业后在法国殖民部当秘书。读书时，她的浪漫史就接连不断，被评价为“漂亮而放荡”。1939年，杜拉斯与罗贝尔·昂泰尔姆（下文称昂泰尔姆）结婚，对方是她在法律系的长凳上结识的朋友，也是她一生信赖的兄长。
他们的爱情宣告死亡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住在一起。他们分房睡，陆续有了各自的情人。杜拉斯说：“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任何一对夫妻，哪怕是最美满的夫妻，都不可能在爱情中相互激励；在通奸中，女人因害怕和偷偷摸摸而兴奋，男人则从中看到一个更能激起情欲的目标。”
后来，杜拉斯爱上迪奥尼斯·马斯科罗，并将这位出版社编辑介绍给昂泰尔姆，没想到两个男人一见如故，此后情同兄弟。
1944年，昂泰尔姆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流放。杜拉斯的挚友、后来连任过14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密特朗竭尽全力帮助她，终于在1945年为她找回了已经半死不活的丈夫。1946年，杜拉斯和昂泰尔姆离婚。1年后，她和马斯科罗的儿子出生。杜拉斯暂时把精力倾注在哺育孩子上，但她从未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这个儿子。
杜拉斯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就会是个妓女。”好在她成了作家，1943年，她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笔名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杜拉斯是她父亲故乡一条小河的名字。
1949年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杜拉斯的成名作。她很看重这部作品，认为它应先于《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书中反映了她童年时代的生活。讲述一位到印度支那的法国母亲，向殖民地当局租用海边一块土地，因没有行贿，得到的竟是一块不可耕种的盐碱地，还有随时被海潮吞没的危险。
那段时间，法国电影界掀起新浪潮运动，文坛也随之产生了新小说运动。杜拉斯因在1958年出版的小说《慢板如歌》而被誉为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1959年，导演阿伦·雷乃请她为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广岛之恋》撰写剧本。这部电影在法国创下票房纪录，杜拉斯的名字也传遍世界。有评论称：“如果用一部电影定位西方电影从古典时期转为现代时期的里程碑，那无疑就是杜拉斯的《广岛之恋》。”
在渐渐受人瞩目的日子里，杜拉斯的感情生活也为她吸引了不少眼球。热拉尔·雅尔洛是杜拉斯从40岁至50岁时的男人。他比杜拉斯小9岁，是一名记者、花花公子、酒鬼。杜拉斯说：“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但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45次更重要、更有意义。”雅尔洛勾起了杜拉斯的肉欲，她对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肉体迷恋。为纪念那段爱情，杜拉斯写下了小说《琴声如诉》和《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后者是她唯一的一本情色小说。
最后一个情人小她39岁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时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是杜拉斯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情人》的开场白，也是她66岁时的真实写照。岁月是一把刀，再美丽的容颜也招架不住它的磨砺。杜拉斯抽烟、酗酒，加之生活不规律，不比别人老得快才怪。又矮又老的她，已谈不上什么风韵犹存，而且性格乖僻，人们对她敬而远之。但即便这样，杜拉斯还是收获了爱情。
1975年，杜拉斯导演的电影《印度之歌》在戛纳电影节上大获成功。电影院在放映结束后，邀请杜拉斯参加一场讨论会。观众中来了一个年轻人，是杜拉斯的超级“粉丝”。座谈完毕，他追到停车场，然后和杜拉斯有了这样一段对白。“你有情人吗？”“一个也没有。”“你开车时速多少？”“140。”
杜拉斯曾说：“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如今人皆逝去，唯有爱情让人感叹。
殖民地的初恋
在杜拉斯身上，有种专属的阴郁。这种气质从她小时候就形成了。杜拉斯的父母是一对再婚的鳏夫和寡妇，因响应法国政府号召而在印度支那任教。1921年，父亲去世，家境一落千丈。杜拉斯的大哥皮埃尔好吃懒做，偷盗成性，但受到母亲的宠爱。二哥保尔比杜拉斯大3岁，和她感情还算好一点。
母亲尽管很努力地赚钱养家，但也总感到绝望。在一次投资失败后，这个家更是雪上加霜。“她已经无力给我们梳洗，给我们买衣穿衣，有时甚至无法让我们吃饱了。她没有勇气活下去，每天都挣扎在灰心失望之中。”杜拉斯幼时的贫困跟中国作家萧红有点像。萧红从家叛逃之后，就经常为吃饭发愁。生活艰难，也许都给她们的情感经历埋下了伏笔——萧红和杜拉斯的第一个男人都跟其生存有关。并且因为生活在错综复杂的殖民地，杜拉斯更是从小看穿了人生，“我在15岁时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尽管我还不懂什么叫逸乐。”
16岁那年，杜拉斯遇见了一个中国男人胡陶乐（音译）。在《情人》中杜拉斯是如此描述那时的自己：体形纤弱，胸部平得和小孩的前胸一样，搽着浅红色脂粉，涂着口红。就这样一副样子，吸引了一个在当地生活的中国阔少。一天，她从家里回寄宿中学，过湄公河时，这位大她12岁的阔少主动找她搭话，并用私家车把她送到学校。
在杜拉斯笔下，阔少是一个瘦弱、孤独，十分胆怯的人。他们相爱了。阔少用钱帮杜拉斯的家庭渡过难关。他们的对话极少，似乎互不了解，但对杜拉斯来说也算美好且难以忘怀的。她说：“我对他的爱是不可理喻的，这在我也是一个不可揣度的秘密。我不知道为什么爱他爱得甘愿为他而死。”这段爱情杜拉斯一直埋在心底，直到50年后才在《情人》中予以披露。
“如果不是一个作家，就会是个妓女”
18岁时，杜拉斯回到法国读书，一开始在大学里学习数学，后来转而攻读法律和政治。毕业后在法国殖民部当秘书。读书时，她的浪漫史就接连不断，被评价为“漂亮而放荡”。1939年，杜拉斯与罗贝尔·昂泰尔姆（下文称昂泰尔姆）结婚，对方是她在法律系的长凳上结识的朋友，也是她一生信赖的兄长。
他们的爱情宣告死亡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住在一起。他们分房睡，陆续有了各自的情人。杜拉斯说：“夫妻之间最真实的东西是背叛；任何一对夫妻，哪怕是最美满的夫妻，都不可能在爱情中相互激励；在通奸中，女人因害怕和偷偷摸摸而兴奋，男人则从中看到一个更能激起情欲的目标。”
后来，杜拉斯爱上迪奥尼斯·马斯科罗，并将这位出版社编辑介绍给昂泰尔姆，没想到两个男人一见如故，此后情同兄弟。
1944年，昂泰尔姆被盖世太保逮捕并流放。杜拉斯的挚友、后来连任过14年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密特朗竭尽全力帮助她，终于在1945年为她找回了已经半死不活的丈夫。1946年，杜拉斯和昂泰尔姆离婚。1年后，她和马斯科罗的儿子出生。杜拉斯暂时把精力倾注在哺育孩子上，但她从未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及这个儿子。
杜拉斯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就会是个妓女。”好在她成了作家，1943年，她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笔名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杜拉斯是她父亲故乡一条小河的名字。
1949年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是杜拉斯的成名作。她很看重这部作品，认为它应先于《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书中反映了她童年时代的生活。讲述一位到印度支那的法国母亲，向殖民地当局租用海边一块土地，因没有行贿，得到的竟是一块不可耕种的盐碱地，还有随时被海潮吞没的危险。
那段时间，法国电影界掀起新浪潮运动，文坛也随之产生了新小说运动。杜拉斯因在1958年出版的小说《慢板如歌》而被誉为新小说代表作家之一。1959年，导演阿伦·雷乃请她为自己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广岛之恋》撰写剧本。这部电影在法国创下票房纪录，杜拉斯的名字也传遍世界。有评论称：“如果用一部电影定位西方电影从古典时期转为现代时期的里程碑，那无疑就是杜拉斯的《广岛之恋》。”
在渐渐受人瞩目的日子里，杜拉斯的感情生活也为她吸引了不少眼球。热拉尔·雅尔洛是杜拉斯从40岁至50岁时的男人。他比杜拉斯小9岁，是一名记者、花花公子、酒鬼。杜拉斯说：“如果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同一个男人做爱，那是因为她不喜欢做爱。但发生一次爱情故事比上床45次更重要、更有意义。”雅尔洛勾起了杜拉斯的肉欲，她对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肉体迷恋。为纪念那段爱情，杜拉斯写下了小说《琴声如诉》和《坐在走廊里的男人》，后者是她唯一的一本情色小说。
最后一个情人小她39岁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特地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时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这是杜拉斯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情人》的开场白，也是她66岁时的真实写照。岁月是一把刀，再美丽的容颜也招架不住它的磨砺。杜拉斯抽烟、酗酒，加之生活不规律，不比别人老得快才怪。又矮又老的她，已谈不上什么风韵犹存，而且性格乖僻，人们对她敬而远之。但即便这样，杜拉斯还是收获了爱情。
1975年，杜拉斯导演的电影《印度之歌》在戛纳电影节上大获成功。电影院在放映结束后，邀请杜拉斯参加一场讨论会。观众中来了一个年轻人，是杜拉斯的超级“粉丝”。座谈完毕，他追到停车场，然后和杜拉斯有了这样一段对白。“你有情人吗？”“一个也没有。”“你开车时速多少？”“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