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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油画界有名的肖像画家，徐悲鸿称他为“中国第一肖像画家”；他，以一幅《强夺泸定桥》引起当时广泛的社会关注，奠定他在画坛中的影响力；在人生跌入低谷时，依旧坚持自己的艺术探索李宗津，中国当代油画艺术家，其一生跨越民国与新中国两大时期，见证了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多年来，人们对于这位已故艺术家所知甚少，但其绘画艺术和影响力，在中国当代画坛，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甄选李宗津先生一生中的代表之作，作简要回顾，追忆画家在中国历史变革下的坎坷人生。
从力争上游到艺术为人民服务
李宗津先生1916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门第，其父做过清政府的知县、知府，民国初年做了一任山西财政厅厅长。1934年进入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苏州美专”）学习。师从颜文棵、李毅士、吕斯百、戴秉心等学油画，这一时期的学习为李宗津的造型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少年时代，李宗津受其兄李宗思的影响颇深，他希望自己长大后可以像兄长那样成为知识精英、社会名流，做一名大画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在日军的铁蹄之下节节败退，李宗津看到国民党统治日益腐化，年轻的李宗津逐渐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潮。他性格开朗、活跃，喜欢结交朋友，在亲友眼中，他是好人，不管人家怎么拿他取笑，他从不介意，不曾生气。1946年，李宗津与时任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相识，徐悲鸿十分欣赏他的创作，也十分喜欢他开朗、豁达而又爽快的性格，聘他为北平艺专讲师。一年后，北平学潮风起云涌，李宗津因不同意把参与运动的学生开除学籍，而愤然离职，遂于1948年转到清华大学营造系执教。
这一时期，李宗津创作了油画《平民食堂》，反映大众生活和民间疾苦。可以说，这一时期，动荡的社会变革激发了李宗津潜藏内心的爱国情怀。他逐渐认识到原先通过自己努力而跻身上流社会的想法几乎无法实现，所以他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思想，做人民的艺术家。
讴歌时代主旋律，享誉中国画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倡艺术为人民服务，反映现实生活。李宗津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响应时代的潮流，同时也迎来了他创作的高峰期。
1951年，李宗津创作《强夺泸定桥》，是新中国成立后反映革命题材的经典作品之一。数条铁锁悬浮于画面上方，其下是汹涌万分的急流，突出了强夺泸定桥的险恶环境，战士们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在已被敌人抽走桥板的铁索桥上勇往直前。画面整体的紫蓝色调与战士脸上火光的亮黄色调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幽暗的紫蓝色暗示着战役发生在夜晚，也预示着黑暗统治会被勇士的浩然正气驱走，代表光明未来的战士在黑夜中划出了一道闪耀的光芒。李宗津有着非常好的素描功底，在人物的刻画上采用强烈的明暗对比，加之扎实的结构刻画，很好的突出了战士的英勇形象和强夺泸定桥战役的辉煌成就。
画家在画面的情节表现上有着独到之处，飘扬的红旗前方立着这一位战士，他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而红色旗帜使他成为画面的焦点，其前方数名战士已在铁锁上浴血奋战，其后，呼唤着身后的战士勇往直前，整个人物在画面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从法国著名的历史名画《自由领导人民》中手持法国寓意“自由”、“平等”、“博爱”三色旗帜的女神就有着相似的呈现，她引领人们前进，争取自由与和平。
画家靳尚谊先生在评论李宗津时也曾说道：“情节性绘画是西方传来的，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是油画最核心、最基本的一个表现方式。解放初期提倡人物画，提倡反映生活，李宗津这方面能力比较强，李宗津当时会画情节性绘画，因此得到江丰的支持。”
这幅《强夺泸定桥》后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文革期间，曾被认为画中的人物形象不够“高大全”而被撤下，并要求李宗津重新修改此画。1975年，李宗津在留下一封遗书后，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52年8月，李宗津被调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江丰结为好友。江丰当时主张国画应积极改革，以西方素描造型为基础，他欣赏李宗津的造型能力和绘画的情节性，在工作上给予他许多支持。两人的交往甚密为后来李宗津被牵扯进“江丰事件”，埋下了命运的伏笔。
1954年，李宗津创作了以毛主席为题材的《东方红》，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当时这幅画引起了不少争议，被人批评为抄袭苏联油画《祖国的早晨》，但这幅《东方红》可以说是这类创作的先声。李宗津扎实的素描绘画功底为领袖画像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画了不少毛泽东各时期的素描头像，无不造型准确生动，可谓炉火纯青。李宗津《东方红》中，毛泽东侧立于画面中，“顶天立地”式的构图突出一代伟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旷世气概。身后纵深绵延的万千山河，现代工业蓬勃发展。体现出伟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而殚精竭力和对人民群众的殷切关怀。伟人脸上的逆光处理恰到好处，暖黄色的调子很好地象征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蓬勃生气和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息。
此时的李宗津不仅在创作上攀上高峰，家庭生活也幸福美满，有年轻貌美的才女周珊凤为妻，膝下还有一子一女，可谓春风得意。
跌宕起伏命运中的艺术坚守
然而，到了1957年，形势急转直下，这一年成了李宗津人生的转折点，人生从此跌入低谷。翻阅那一年的《美术》杂志5月号，上面刊登了当时美协组织在京部分画家、理论家对美协领导提意见的座谈会，刊登出来的座谈纪要，直接点名当时美协领导江丰、蔡若虹和华君武诸人，原本关于国画改革的争论被政治扩大化，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这无异于成为人民公敌，李宗津为江丰申辩，也便自然地成了“右派”。随后，李宗津被流放到京郊农场劳动，同时被剥夺画画权利，虽然条件艰苦，但李宗津依旧不放弃自己热爱的绘画事业，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以亲朋好友为模特，以农场生活为素材，画了大量的人物和风景作品。直到1961年“右派”的帽子才被摘掉，并被重新调配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期间，他自己自编教材、带领学生下乡写生，重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艺术创作中，这一时期主要的作品有《石景山远眺》和《麦收》等作品，也许是出于对人物创作的政治敏感，李宗津这一时期的风景画更多时候是政治高压下的“借景抒情”和自我放松。
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后，李宗津再次受到冲击与迫害，1973年画《自画像》，画中描绘的自己叼着烟卷，眼神透着一丝丝犹豫，似是对自己人生之旅的总结，此画在1974年又成了“黑线回潮”的典型，被污蔑成“目露凶光，仇视‘文化大革命’的凭证。此时的李宗津已被验出直肠癌，就在住院期间，还被开了批判会。
据李宗津之子李之林先生回忆：“爸爸生性开朗，即使身处逆境，也很难看到他愁眉苦苦脸、闷闷不乐。哪怕到了晚年，仍旧喜欢与来访客人畅谈、交流，看到好的作品，总会请求对方把画作留下，自己仔细琢磨、欣赏。”李宗津晚年的作品不多，其时住在北京燕东园，风景画也多取自家中的小景。
文革后，许多平反的艺术家纷纷拿起久违的画笔，重新开始新的创作、新的人生，用他们当时的话来说，他们要与时间赛跑，努力创作，加倍研习，以弥补“失去的十年”。然而，李宗津没能迎来自己人生第二个创作的高峰期，1977年5月24日，李宗津逝世，享年61岁。一年后，其“右派”问题才得以平反，同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李宗津遗作展”开幕，展出其遗作百余幅。在今天人看来，往事已逝，李宗津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他与时代交错的写照，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从中了解其人、其事，追忆那段凝固激情的历史。
从力争上游到艺术为人民服务
李宗津先生1916年出生于江苏苏州书香门第，其父做过清政府的知县、知府，民国初年做了一任山西财政厅厅长。1934年进入私立苏州美术专科学校（以下简称“苏州美专”）学习。师从颜文棵、李毅士、吕斯百、戴秉心等学油画，这一时期的学习为李宗津的造型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少年时代，李宗津受其兄李宗思的影响颇深，他希望自己长大后可以像兄长那样成为知识精英、社会名流，做一名大画家。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在日军的铁蹄之下节节败退，李宗津看到国民党统治日益腐化，年轻的李宗津逐渐接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潮。他性格开朗、活跃，喜欢结交朋友，在亲友眼中，他是好人，不管人家怎么拿他取笑，他从不介意，不曾生气。1946年，李宗津与时任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相识，徐悲鸿十分欣赏他的创作，也十分喜欢他开朗、豁达而又爽快的性格，聘他为北平艺专讲师。一年后，北平学潮风起云涌，李宗津因不同意把参与运动的学生开除学籍，而愤然离职，遂于1948年转到清华大学营造系执教。
这一时期，李宗津创作了油画《平民食堂》，反映大众生活和民间疾苦。可以说，这一时期，动荡的社会变革激发了李宗津潜藏内心的爱国情怀。他逐渐认识到原先通过自己努力而跻身上流社会的想法几乎无法实现，所以他接受了新民主主义思想，做人民的艺术家。
讴歌时代主旋律，享誉中国画坛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提倡艺术为人民服务，反映现实生活。李宗津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响应时代的潮流，同时也迎来了他创作的高峰期。
1951年，李宗津创作《强夺泸定桥》，是新中国成立后反映革命题材的经典作品之一。数条铁锁悬浮于画面上方，其下是汹涌万分的急流，突出了强夺泸定桥的险恶环境，战士们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在已被敌人抽走桥板的铁索桥上勇往直前。画面整体的紫蓝色调与战士脸上火光的亮黄色调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幽暗的紫蓝色暗示着战役发生在夜晚，也预示着黑暗统治会被勇士的浩然正气驱走，代表光明未来的战士在黑夜中划出了一道闪耀的光芒。李宗津有着非常好的素描功底，在人物的刻画上采用强烈的明暗对比，加之扎实的结构刻画，很好的突出了战士的英勇形象和强夺泸定桥战役的辉煌成就。
画家在画面的情节表现上有着独到之处，飘扬的红旗前方立着这一位战士，他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上，而红色旗帜使他成为画面的焦点，其前方数名战士已在铁锁上浴血奋战，其后，呼唤着身后的战士勇往直前，整个人物在画面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从法国著名的历史名画《自由领导人民》中手持法国寓意“自由”、“平等”、“博爱”三色旗帜的女神就有着相似的呈现，她引领人们前进，争取自由与和平。
画家靳尚谊先生在评论李宗津时也曾说道：“情节性绘画是西方传来的，不是我们国家特有的，是油画最核心、最基本的一个表现方式。解放初期提倡人物画，提倡反映生活，李宗津这方面能力比较强，李宗津当时会画情节性绘画，因此得到江丰的支持。”
这幅《强夺泸定桥》后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文革期间，曾被认为画中的人物形象不够“高大全”而被撤下，并要求李宗津重新修改此画。1975年，李宗津在留下一封遗书后，毅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52年8月，李宗津被调到了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与时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的江丰结为好友。江丰当时主张国画应积极改革，以西方素描造型为基础，他欣赏李宗津的造型能力和绘画的情节性，在工作上给予他许多支持。两人的交往甚密为后来李宗津被牵扯进“江丰事件”，埋下了命运的伏笔。
1954年，李宗津创作了以毛主席为题材的《东方红》，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当时这幅画引起了不少争议，被人批评为抄袭苏联油画《祖国的早晨》，但这幅《东方红》可以说是这类创作的先声。李宗津扎实的素描绘画功底为领袖画像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他画了不少毛泽东各时期的素描头像，无不造型准确生动，可谓炉火纯青。李宗津《东方红》中，毛泽东侧立于画面中，“顶天立地”式的构图突出一代伟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旷世气概。身后纵深绵延的万千山河，现代工业蓬勃发展。体现出伟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而殚精竭力和对人民群众的殷切关怀。伟人脸上的逆光处理恰到好处，暖黄色的调子很好地象征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力量的蓬勃生气和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息。
此时的李宗津不仅在创作上攀上高峰，家庭生活也幸福美满，有年轻貌美的才女周珊凤为妻，膝下还有一子一女，可谓春风得意。
跌宕起伏命运中的艺术坚守
然而，到了1957年，形势急转直下，这一年成了李宗津人生的转折点，人生从此跌入低谷。翻阅那一年的《美术》杂志5月号，上面刊登了当时美协组织在京部分画家、理论家对美协领导提意见的座谈会，刊登出来的座谈纪要，直接点名当时美协领导江丰、蔡若虹和华君武诸人，原本关于国画改革的争论被政治扩大化，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之下，这无异于成为人民公敌，李宗津为江丰申辩，也便自然地成了“右派”。随后，李宗津被流放到京郊农场劳动，同时被剥夺画画权利，虽然条件艰苦，但李宗津依旧不放弃自己热爱的绘画事业，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以亲朋好友为模特，以农场生活为素材，画了大量的人物和风景作品。直到1961年“右派”的帽子才被摘掉，并被重新调配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期间，他自己自编教材、带领学生下乡写生，重新投入到自己热爱的艺术创作中，这一时期主要的作品有《石景山远眺》和《麦收》等作品，也许是出于对人物创作的政治敏感，李宗津这一时期的风景画更多时候是政治高压下的“借景抒情”和自我放松。
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后，李宗津再次受到冲击与迫害，1973年画《自画像》，画中描绘的自己叼着烟卷，眼神透着一丝丝犹豫，似是对自己人生之旅的总结，此画在1974年又成了“黑线回潮”的典型，被污蔑成“目露凶光，仇视‘文化大革命’的凭证。此时的李宗津已被验出直肠癌，就在住院期间，还被开了批判会。
据李宗津之子李之林先生回忆：“爸爸生性开朗，即使身处逆境，也很难看到他愁眉苦苦脸、闷闷不乐。哪怕到了晚年，仍旧喜欢与来访客人畅谈、交流，看到好的作品，总会请求对方把画作留下，自己仔细琢磨、欣赏。”李宗津晚年的作品不多，其时住在北京燕东园，风景画也多取自家中的小景。
文革后，许多平反的艺术家纷纷拿起久违的画笔，重新开始新的创作、新的人生，用他们当时的话来说，他们要与时间赛跑，努力创作，加倍研习，以弥补“失去的十年”。然而，李宗津没能迎来自己人生第二个创作的高峰期，1977年5月24日，李宗津逝世，享年61岁。一年后，其“右派”问题才得以平反，同年在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李宗津遗作展”开幕，展出其遗作百余幅。在今天人看来，往事已逝，李宗津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他与时代交错的写照，这些作品可以让我们从中了解其人、其事，追忆那段凝固激情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