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怀疑给父亲看病的须藤医生究竟充当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须藤医生全名须藤五百三，1898年毕业于日本第三高等学校医学部。曾任陆军三等军医，随军到过中国大陆和台湾。1918年退伍，以后又来上海开设“须院”。到30年代跟鲁迅交往时，他已是一个有30多年行医经历、有相当地位的老医师了。
　　须藤医生进入我家与我有一点点关系，因为我小时候体弱多病，哮喘病久治不愈，别的医生开的药控制不住。1933年3月，内山先生便推荐他的同乡同时也是内山书店的医疗顾问须藤先生接替坪井学士为我看病，顺乎自然地也给父亲看病，时间长达三年半，看病总的次数在150次以上。父亲认识他似乎更早，因为1932年的《鲁迅日记》里就有写信给须藤先生的记载。以后父亲还为他买过几本书，互相之间馈赠过礼品，请过饭，这就超出一般的医生与病人的关系，而是朋友关系了。因此须藤医生对他的病人(我父亲)了解不可谓之不深。那时父亲肺结核的症状已相当明显，据专家说，即使是一个实习医生也很容易诊断出来，更不必说资深的、对病人有相当了解的老医师了。然而须藤医生列鲁迅去世前半年病情出示的“病状经过”是：
　　本年(1936年)3月2日，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哮喘症，承招往诊，当时检查病者体格中等，营养稍差，食欲不振，近一年半来，常患便秘，致每隔四日，总需利缓下剂或洗肠用药。
　　须藤先生在诊治父亲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始终是按慢性支气管炎、胃病消化不良进行治疗的，从没有提到父亲的主要病症是肺结核，甚至连怀疑、诊查化验也“疏忽”了!
　　之后父亲的病越来越严重，亲友们也越来越担心。此种情况下，1936年春，宋庆龄、史沫特莱便介绍美国的肺病专家邓肯医生给鲁迅看病。经过听诊、叩诊之后，邓肯医生确诊为肺结核病晚期，并提出了治疗方案。之后，父亲又去另外一个有拍片条件的医院拍了一张X光胸片，证实邓肯医生的诊断极其准确。然而须藤先生才在3月19日确定为系“消耗性热型”，做“突刺实验”得微黄色透明液，检查咯痰为结核菌阳性，也就是还没有认为或怀疑肺结核晚期。三个月之后，6月23日查出“咯痰多结核菌阳性脓球’。在X光片、结核菌阳性脓球确凿无疑的情况下，须藤医生才最后不得不确诊为肺病晚期，但是尽管如此，他仍没有针对鲁迅的病情，做积极的治疗，用药方面也未见变换，甚至于没有建议养病，向我母亲提出一个医生应有的劝告。邓肯医生明确指出，病人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首先抽出胸部积液，抓紧治疗。治疗方法很简单，找位中国医生，照他说的实施就行。如果不抓紧治疗，病人最多活半年，如果照他的方案治疗，病人有望再活五六年。
　　一件简单的随便一个医生都能做到的事，一个行医30多年资深的日本医生却没有想到和做到。事实上从邓肯医生诊断到父亲去世正好半年的时间，在这半年宝贵的时间里，须藤医生并没有针对肺病进行任何积极有效的治疗，他的治疗仍不过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表面治疗，或者干脆说是延误病情的无效治疗。父亲再活五六年、甚至渐渐恢复身体的希望就这样被葬送了。
　　父亲去世后，须藤医生应治丧委员会之请，写了一篇《医学者眼中的鲁迅先生》的文章，算是对家属也是对世人一个交代。然而这个交代并不真实。文章开头就说病人身体如何一贯不好，意志如何刚强的空话，后面还把抽出积液的时间提前了，更让人不解的是，他说鲁迅先生四十四五岁时已有肺结核的预感，并且他还提醒说两侧患过胸膜炎的人大概是会患肺结核的。既然须藤医生对父亲患肺病有所怀疑，有所提醒，那么为什么不照此诊断、照此治疗呢？
　　须藤医生出示的“病状经过”的结尾是：
　　(18日，即去世前十五小时)午后二时往诊，呼吸已较徐缓，然尚在52乃至46之间，脉软弱。110至114。体温下降，为35度左右。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扶，早晨以来仅进牛奶百公分。右肺喘鸣尽去，左肺亦然。诊查左胸下半部觉有高而紧张之鼓音，肋间也觉陷落少许，心脏越过右界，横径约半指许。决定为心脏下方右倾，肺动与脉搏二音如稍亢进，谅已引起所谓“气胸(Pneumothorax)”。由于此病状，以致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就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半前五时起淋(原译文“半前”疑为“午”前)，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午前五时二十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
　　主治医生须藤
　　请看这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医生应尽的责任吗？！
　　作这个交代之后，须藤医生从此杳如黄鹤，音讯全无。后来得知，他仍在上海行医，并担任过两任日本民会议员。1946年才回日本，在他的家乡冈山开设诊所，1959年去世。后来经有关人士证实，他是日本退伍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一个军国主义组织。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组织，再加上须藤医生在诊疗过程中种种异常之处，所有这些都是足以启人疑窦的。
　　
　　（朱晓鹏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