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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股肱长恨死群奸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重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宣布，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2月2日，周恩来在《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明，邓小平在他治病期间，代他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 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一切安排都已就绪，只待毛主席批准生效。
邓小平迅速约见了胡乔木
邓小平在受命之际，想到了在1953年至1966年与他共事十三年的胡乔木。
据叔叔回忆：我和小平同志共事从1953年开始，邓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我任副秘书长。八大以后，邓为总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我为候补书记。叔叔说：这个时期，“我虽然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但是我的工作很多是由主席安排的。我和邓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时；还有在中苏谈判时，特别是1960年的三次谈判。其中，两次预备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就是小平同志，谈判非常紧张艰苦，我们朝夕相处。”
在这十三年中，叔叔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尤其是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叔叔为捍卫我们党的观点，反驳苏共的攻击，或伏案疾书，或慷慨陈词，他的才智有目共睹，连反对我们的苏共代表都不得不佩服，这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当小平同志被委以重任之际，迅速约见了叔叔。
据叔叔回忆说：“为了安排我的工作，小平同志约见过我三次，他对我的工作安排前后有些变化，在我内心中也曾有过矛盾，有过短暂的迟疑，考虑到总理的病情十分严重，当时形势处于关键时刻，中央工作一定非常艰难繁重，也就毅然地同意了。”
今天重新回忆，有据可查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75年1月6日，也就是任命邓小平身兼党、政、军三个副职的第二天，和周恩来正在草拟由邓代周主持中央工作的《请示报告》期间；第二次是在6月8日。两次相隔五个月，时间长了一点，我分析中间还应该有一次，但是查找不到依据。
小平同志第一次约叔叔谈话，请叔叔出任国务院顾问，建议他多找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班子，写一批重要理论文章，研究一些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小平同志第二次约见叔叔谈话的精神和第一次有显著的变化，他说：不搞国务院顾问了，成立个政治研究室，请你负责。由于中共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政研室，这个政治研究室就设立在国务院。
长期在中央工作的叔叔，心里明白，这个政治研究室实际上是邓的工作班子、参谋班子、写作班子。叔叔知道小平同志的作风与周总理不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尽量避开与江青一伙的正面冲突，在形式上作些让步。而小平同志现在的工作布局，是把政治研究室摆在与“四人帮”对着干的位置上。
我分析，叔叔说的内心曾经有过“矛盾”和有过“短暂的迟疑”就是在这次约见的时候。
四个多月干了那么多的工作
叔叔复出后，工作非常繁忙，全家支持他的工作，同时又为他的安全担心，因为毛主席对江青的批评并未涉及“文化大革命”执行的错误路线，担心形势会骤然变化。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形势会变化得这么突然，叔叔只工作了四个月就被拉下马来。通过后来的“揭批”我们才得知，仅仅四个月他们就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可以想象，他是拼着老命在干的。
政研室搞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搞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计委搞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篇文章都是叔叔会同其他同志一起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把经济建设重新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的思想起草和修改的。这三篇文章统称为“三株大毒草”，被“四人帮”集中火力批判。他还积极筹办了一本名为《思想战线》的刊物，预定1976年元旦出版发行，也因“批邓”而胎死腹中。
当时，对“四人帮”不满的信件全汇集到政研室处理，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电影《创业》、《海霞》，有小说《李自成》，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告状信，这些信件都是由叔叔送小平同志转呈毛主席的，或者经小平同意由他直接转呈毛主席的。
事后，叔叔回忆说：后来有些文章在讲到1975年“整顿”时，用“大刀阔斧”来形容，其实并不尽然。当时，确实冲破了重重困难，“整顿”工作搞得很有声色，也很得人心。但是，在那个岁月里，“整顿”工作只能在毛主席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因此，叔叔非常谨慎，每项工作都要经过认真的权衡后，仍要请示邓，得到邓的允许。邓在许多问题上也要请示主席，征得主席的同意。
叔叔曾说：“宽街邓家的门槛都被我踏平了。”他是形容那时他和邓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他俩这样密切的联系，许多外人并不知道，但“四人帮”十分清楚。
政研室被当作“揭批”的突破口
1975年11月，毛主席不满邓小平的“整顿”，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判的炮火轰向邓小平，也轰向胡乔木。邓被批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叔叔被批为“邓小平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
江青对叔叔恨之入骨，她和毛远新指责“政研室是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邓小平是总经理，胡乔木是副总经理”，斥责叔叔“对毛主席忘恩负义”，“是一个坏人”，就连叔叔整理毛主席著作《论十大关系》，也被诬蔑为“秉承邓小平的旨意，篡改毛主席著作”。
江青紧紧盯住了叔叔，把政研室当作“揭批”的突破口。叔叔原本瘦弱有病，又受到频繁的“揭批”斗争，身体很不好。我曾向叔叔建议：“您身体这样不好，和其他老同志一样也去住院治疗吧!”叔叔摇摇头说：“他们只许我看病，不允许我住院医治。”
在“批邓”时，“四人帮”采取了一切办法向叔叔施加压力。叔叔认为：毛主席在最后二十年里犯的“左”的错误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当时小平同志搞的“整顿”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这是他内心的想法。
虽然，叔叔明知“批邓”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毛主席讲了要“批邓”，定了调子，发了文件，他怎么能违抗呢!
毛主席的联络员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亲自审定的中央文件《打招呼讲话要点》，好像每句话都是毛主席对他说的，他怎么能置之不理呢!
这不能不在他内心引起巨大的冲突。他左思右想：不写，无法向毛主席交代；写吧，又不能损害党和国家的重大利益。叔叔是一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他长期做主席的秘书，组织纪律的约束和他本人性格特征决定了他，在3月2日终于违心地向毛主席写了那个“揭批”邓的材料。
“两个凡是”发表后叔叔再次成为“揭批”对象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很快被打倒了，叔叔再次复出有了希望。
然而，命运多舛，形势又突起变化。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立即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每天看报的叔叔指着报纸上的“两个凡是”说：“看来邓的复出恐怕又会有困难了。”
不出叔叔所料，华国锋、汪东兴在提出“两个凡是”以后，又紧接着宣布继续坚持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叔叔再次成了政研室的“揭批”对象。
“两个凡是”成为禁锢人们精神的枷锁。“批邓”越来越搞不下去了，而呼吁邓小平复出的声音越来越高涨。政研室极个别仍热心“揭批”的人，对叔叔的“揭批”也不得不彻底地转变方向，由原来批判叔叔“包庇邓，不能和邓划清界线”，转到批判叔叔“背叛邓，投靠‘四人帮”’上来。他们这样做，如同在被“四人帮”打倒的叔叔身上再踏上一只脚。这一段是叔叔最痛苦的时期，他说：“长期共事的同志怎么能这样说呢!”
政研室极少数人对叔叔的批判主要有两个问题，除了上述关于胡乔木3月2日写给毛主席的那个材料之外，另一个是叔叔在主席逝世时写给江青的信。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叔叔深深地陷入悲痛之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叔叔被群众揪斗的情况让毛主席知道后，1967年5月1日主席亲自来叔叔家看他，由于走错了门(叔叔家的宅院有两个大门，一个朝北，一个朝东，只开北门，东门不开，主席走的是不开的东门——笔者注)没能见到。他一直抱憾此事。参加遗体告别是他最后见主席的机会，他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力争一下。叔叔认为：他能不能参加主席追悼会的关键是在江青那儿，他决心给她写信，想请江青通融一下，能顾及他和主席密切的关系，允许他见主席一面，和主席告个别。江青拒绝叔叔的请求，不准许他参加主席的遗体告别活动。
“江青罗织罪名加害于我”
叔叔对江青毫无情义的行为非常痛苦和不满。此事引起了叔叔对另一事的回忆。1949年，他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主席要他安排江青的工作，明确指示不要赋予重任。江青原被安排为文艺处处长，后来在主席的干预下又改为副处长。叔叔说：“我当即就预感到了，安排副处长的职务，江青肯定会很不满意的。”又说：“三十年代，我在上海‘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任书记时就认识了江青。她的思想非常极端，有歇斯底里的毛病，江青和主席婚后，只有很短的时间住在一起，后来很长时间关系不好。她很压抑，对周围各种各样的人充满了仇视。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罗织罪名加害于我，把我说成是叛徒，由于找不到任何证据，都失败了。在毛主席的压力下，不得不恢复我的自由。”略微沉默后，叔叔又说：“话又说回来了，当时就是安排她当处长，也不可能满足江青的欲望。她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
夜访陈云同志的家
有一天晚上，婶婶叫我护送叔叔去陈云家。陈家在北长街，叔叔家在南长街，一条长街上，只有公共汽车一站路之遥。我紧跟在叔叔后面，两人在路上一句话没说。在我把叔叔送到院内以后，他回过头对我说：“你回去吧!如果需要你来接，我会打电话给家里的。”回家后，我告诉婶婶，叔叔已经平安地送到。婶婶点了点头，说声：“你可以走了”。
对于此事，我一句也没有问，脑子却不停地在想：护送叔叔本应该是警卫员的事，叫我护送只可能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叔叔去陈云家是为什么事呢?我想来想去，当前叔叔最大的事是复出。叔叔很可能是为了复出的事去的。
后来，看了一些材料，验证了我的猜想。那次访问陈云家是邓力群为叔叔安排的。力群同志实事求是地告诉陈云：乔木同志写的“那个材料”全是事实，只是上纲有过头的地方；出现这些过头话不妥当，但也确有来自内部、外部以及上面的压力。邓力群建议陈云帮胡乔木说说话，两人见一面，“该批评的批评，该鼓励的鼓励”。就这样，两天后，陈云和叔叔见了面，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化解了误会。
邓小平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枝笔”
1977年5月24日，王震、邓力群来到邓小平的家中。邓小平笑着说，乔木“3月2日写的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不符合事实，他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
在听到政研室李鑫等人要批判胡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政治上动摇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枝笔。”
“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比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
这次谈话结束时，小平同志再三叮嘱邓力群，说：“请你告诉乔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小平同志的谈话迅速传开了，产生了热烈的反响，“胡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枝笔”越传越广，变得家喻户晓。
小平同志关于叔叔的这一次谈话，当叔叔知道了后，更增加了几分对邓的敬重。叔叔后来在书房里说：“毛主席在八大上，表扬邓小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全国经历了十年的动乱，问题堆积如山，国家非常需要一位像小平同志这样果敢善断而又十分熟悉中央工作情况的领导。”还跟我说：“我写的材料没有超过预设的限度，对有些问题我不能说，只能带到八宝山去。”“小平同志说我，说他那次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他并没有发脾气。”叔叔解释道：“当时我们间有意见分歧，至少是我看他是在发脾气。”叔叔上述的这几句话，反映了他在写“揭批”邓的材料时的内心活动。我一直守口如瓶，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转眼三十年都过去了，时过境迁，我现在说出来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叔叔。
1978年3月，叔叔写了一首《七律·怀念》：
呕心沥血变河山，雨暴风狂意气酣。
文武一身怀万国，股肱长恨死群奸。
照人晚节薪传火，遗爱雄碑泪化丹。
此德此功如可没，海枯石烂地天翻。
叔叔上次写旧体诗还是1965年6月，从那时算起已经相隔13年了，叔叔再次提笔写了这首旧体诗，是对1975年复出前后这段历史的回顾。诗中颂扬老一代革命家开国创业的丰功伟绩，更颂扬周总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与“四人帮”一伙展开的波澜壮阔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使革命事业得以继承，他们的功德与天地共存。
四、风波莫问蓬莱远
1982年6月，叔叔写了最后一首旧体诗《七律-有所思》，最后两句是：“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风波莫问蓬莱远，海上愚公到有期。”
在粉碎“四人帮”初期，因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叔叔继续受到“揭批”。此后，直到 1977年9月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前，约有半年的时间，他常在书房里读书。
从来不做读书笔记，也不做眉批
叔叔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不打扑克牌、麻将，也不跳舞、钓鱼，粗茶淡饭，更无美食的嗜好，除了散步，去玉泉山、植物园走走，他过着极简单的生活，把空闲的时间差不多全用在了读书上。
他读书非常勤奋，一般人心情不好时往往读不进书去，他却不然。按说这段时间他的心情很糟，但是他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静下心来，专心读书。我常看到他或站在书柜前，或伏在办公桌上读书。
家中每月都要进一批新书，一年积累起来，至少也得有几百本，我觉得他没有时间看这些书。有一次谈到西方某一经济学派时，他从书柜中取出这个学派的代表作，将新购进的这本著作的内容分析得十分精辟。一本本厚厚的长篇小说，作者想乔木同志哪里会看这么长的东西，可是在该书出版不长的时间，作者就接到了乔木同志的电话谈起这本新作。一篇散文发表在报上一角，这篇小小的文章，作者没有想到会引起乔木同志的注意，可是不久乔木同志来电话，与作者讨论这篇散文并探讨中国散文发展的问题。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我很纳闷，不知他在什么时间看的这些书。我分析，叔叔善于“挤”时间看书，还有书看得很快，能过目不忘，很快就了解了书的内容。
叔叔对政治、经济、外交、科学、教育、新闻出版、中共党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出现的新事物和新动态都很注意了解和研究，他常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虽然他的知识非常广博，古文好，外文也好，历史学、人文科学、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我们说的他都知道，知道得比我们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但是他仍然抓紧新的知识学习。“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篇》他还在童年时就背诵得烂熟。
我的爷爷是前清末届秀才，民国元年加入了国民党，当选国会议员，家中的书房，名为“鞍湖书屋”，藏书甚多。这些书是爷爷在北京当议员时，从琉璃厂的书店，那时叫王家花园，一本本选购积攒起来的。叔叔从十来岁开始，直到去扬州中学读书前，常常坐在书屋或者躲在粮库里读书。抓紧时间读书成了他一生的志趣。
爷爷喜爱诗文，晚年将他早期诗集《寓穗集》和后来写的诗文合编成《鞍湖诗文集》。其中有一首描写爷爷、奶奶同游玄武湖的七律古诗，名日《腊八日偕内子游鸡鸣寺望玄武湖》，诗云：“雪初霁，云开湖，琼林玉树倏有无。远渚犹见枯荷立，高阁不闻寒鸟呼。老来寻山挚妻孥，万方多难聊自娱。”在内忧外侮之时，爷爷牵着奶奶的衣袖，扶杖爬山，登高远眺，湖光山色，目不暇给，“天伦之乐，聊足自慰”，两位老人暂且从夫妻亲情中寻找到了一点安慰。
爷爷少年时生活清苦，刻苦读书，立志革新，信仰三民主义。他竭忠而行，抱义而处，在当议员期间，反袁护法，抗段拒贿，紧随中山先生，参加讨逆运动。
回忆爷爷的身世，在爷爷的身上，我看到了叔叔追求真理、追求美好的影子。
叔叔不仅读书快，而且对书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和精辟的见解。他的思路特别清晰，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乱麻似的一大堆内容，经他思考后，会归纳梳理得清清楚楚，并通过文字和语言能力，把他形成的重要思想用恰当的言辞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来。一本几十万字的书，他可以提炼加工成千把字，听了这千把字，你会感到耳目一新，把你引入到新的境界，让你学到了自己“读几十万字书”而没有学到的知识。有时，一篇文章，他像挑线头一样，能引申出许多富有文采、讲究逻辑、很有意思的哲理出来。叔叔把书给读“活”了。听他讲书是一种享受，他太忙了，又不爱表露，能听到他讲书，真是难得的幸事。
叔叔读书从来不做读书笔记，也不做眉批，除了勘误之外，在他读过的书上找不到任何的记录。他甚至可以同时看四五本书，对书中某一问题进行比较和分析，都不在书上做任何的记录。他把读书的内容和心得全部记在脑子里。
叔叔非常关心培养晚辈读书的爱好，曾送给我儿子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郑重地题了一句话：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为大平题 胡乔木
1991年10月2日
这件事一直珍藏在我和大平的心中。
他非常爱惜书，看书时不折、不叠、不卷，也不用书签，看到哪一页，哪个地方重要，全靠自己的记忆很快地查找到。只要见到破损了的书，他就会很不满意，总是要求尽快修补好。
“我为政治服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叔叔再次复出以后，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又努力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负责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
在此期间，叔叔又成为党内的第一枝笔，忙着起草中央决议和重要文献，写讲话稿，写评论。下面将叔叔从1977年9月至1980年做的重要工作(不是工作的全部)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以说明叔叔是多么的忙碌。
1977年9月，叔叔参与和修改了陈云同志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发表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
1977年12月至1978年5月，按小平同志的要求，叔叔主持起草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论文章。
1978年2月，按小平同志的要求，叔叔和邓力群修改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稿和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
1978年5月，叔叔为小平同志起草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大会上的讲话。
1978年10月，叔叔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起草了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小平同志的著名讲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写作班子根据小平同志讲的四点要求写出初稿，再经叔叔两次修改而成的。
同时，受中央的委托，叔叔主持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1979年1月3日，叔叔在中宣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重要的讲话。
在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和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期间，叔叔受小平同志的委托起草了闭幕大会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0年1月，党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工作由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叔叔具体负责。
《历史决议》写了一年零三个月。在此期间，叔叔再次受到严重失眠症的折磨，当《历史决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后，叔叔就住进了305医院。
叔叔仍像在毛主席领导的年代一样夜以继日地忙碌。有所不同的是，叔叔现在参加了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但为中央起草重要文件依然是 他的主要工作。
恰逢古稀之年的叔叔，在中国文联主办的一次会上，发自肺腑地倾诉了他奋斗一生的心声，他说：“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但是我知道，我为政治服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且，愈是为政治服务，我愈感觉到政治不是目的，政治如离开了人民的利益，离开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就要犯错误。”
叔叔把政治从属于人民，把他一辈子为政治服务同为人民服务融成了一体。
叔叔活得真是太苦了
大约是1980年初，我搬出了叔叔的家，来到自己新建的小家，加上经常出差，见到叔叔、婶婶的机会就很少了。
一个星期日，我来到叔叔家，轻轻地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叔叔正伏案看书，有时边写边画。往常忙时，我问候叔叔，他只应一声，点点头，示意知道了，就仍然埋头干他的事。那天他应了一声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心情闲适地在室内背手踱步，我就问道：“叔叔在校对吗?”他说：“我正在休息。”我很诧异，经过他的解释才明白。叔叔在长时间思考后，无法使脑子歇息下来。叔叔说：“我用校对来转移大脑的兴奋点，用一种较简单的思维，取代复杂的思维，使兴奋的大脑能够慢慢地平静下来。”
以前，在叔叔的书房，我看到他校对过的书籍，有一本他自己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发行几百万册的老书，被他挑出的错误有十来个之多。他说：“有些大作家行文也常免不了有些语病。而文字纯洁的作者，并不能因而成为大家。”那时我认为校对是叔叔追求文字纯洁的习惯。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对，有时是作为他的一种休息方法。
组织上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每当一段紧张的工作后，都要安排他脱离工作，到外地静养几日。
叔叔没有一般老年人常见的心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癌症是在1990年11月才发现的，年迈体弱和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痼疾难医，静养几天，也很难说有多大效果。
我看着叔叔顽强地坚持工作，又看着他顽强地用各种方法与自己反复发作的严重神经衰弱症进行斗争；看着他日渐衰弱的身体，又看着他被病痛和药物反应折磨得非常难受的样子，作为一个晚辈，在敬重之余，更多的是心疼。我觉得叔叔这个官，当得也不像个官，他淡泊名利和权位，极不注意休息和饮食，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年龄和身体，一心只知道埋头工作，无休止、超负荷地工作，身体都累垮了，仍要坚持工作。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
十三大以后，叔叔退居二线。为编辑《胡乔木文集》，编写组从档案中收集到叔叔过去写的大量文章。在讨论如何删选时，三姑方铭建议：“反右”斗争的社论有七篇之多，不必全部收入文集。三姑的善意没有被叔叔采纳，她希望我再去向他反映。叔叔回答说：“关于‘反右’的七篇社论应该全部收入我的文集。‘反右派’斗争是建国后我党犯的第一个大错误，它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时，我们党，从中央到地方，高度的一致。这是在我党的重大决策中从来没有过的一致。一定要实事求是，历史不容修饰。”
后来知道，叔叔对“反右”的错误觉悟较早。1958年10月，在他得知温济泽被划为“右派”后，曾想为他的错划予以改正。经过反复了解得知，此案已经过中宣部批准，报到书记处，已是不可能改变的“铁案”了。温在延安青委时就与叔叔相识，后在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工作中与叔叔常有接触。叔叔无奈地叹息道：“又毁了一个好同志!”
以后，叔叔在大的政治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仍竭尽可能地给予一些受害者以帮助，以减轻本不该遭受的厄运对他们的伤害。在组建社科院时，大的政治环境有了根本改变后，他又竭尽可能使他们的才智得以发挥。1978年1月，叔叔亲自找温济泽，将他调到社科院，平了反，恢复了工作、党籍和职务。据温济泽说，他是当时被中组部批准“改正”“右派”错案的第一个。
当《胡乔木文集》第一卷出版后，叔叔送给我一本，在扉页上他亲自用直吸式签字笔写了几个端正刚劲的字：
贻志 存念
胡乔木
九二年六月
我匆忙翻到目录第10页，看见“反右”斗争的七篇社论全部收入，一篇不少，我深深地感到叔叔人格的伟大。“反右”涉及到不少的人，虽然中央已经为绝大多数人平反，但是“反右”影响了他们的一生，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无法弥补的痛苦，他们的伤口难以愈合，这些事叔叔都知晓。为了让全党牢记这段犯错误的历史和让人民知道叔叔个人所犯的错误，他将中央如何发动这场运动的史料原原本本地在他的文集中公布，这其实也流露出叔叔犯错误后内心的痛苦。“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叔叔不遮盖自己的过失，又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德啊!
为了共产主义美好的理想
由于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很大挫折。再加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瓦解，有些人就把此事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失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此时此刻，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叔叔就给我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叔叔刚到毛主席的身边时，不知道秘书该做什么，就把主席手上《六大以来》文稿的校对工作接了过来。《六大以来》是一部批判“左”的错误的历史文献，他边校对边学习。叔叔来到毛主席身边上的第一课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教员就是被称为“洋钦差”的王明。王明使叔叔深刻地认清了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危害。
叔叔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是这样写的：中国革命达到胜利“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向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的结果”。
人们没有想到，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再次出现。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叔叔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在退到中顾委后，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改革开放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叔叔从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百年发展历史的视角来反思，他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方向，摒弃长期以来对马克思提出的一些论点和设想采取的教条式的态度，总结了在中国、苏联、东欧的教训和近二十多年中国改革的实践，并在一封信中就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封信以《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为名，收人《胡乔木文集》第二卷。这确实是一篇分量很重的理论著作。该文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赞赏。由于江的赞赏，本已力不从心的叔叔受到了鼓舞，硬鼓起了勇气，希望能把他长期的思考写出来，使“新认识”再向前迈出一步。然而，仅仅五个月，因癌细胞急速全面地扩散，1992年9月28日7时14分，叔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到今年，叔叔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六年了，他写的文章，编辑成集，已经陆续出版。他对党和国家贡献最大的体现在起草和修改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上。在这些工作中，叔叔常常是主要执笔者或是起草的主持者，这些文件凝结了他许多心血。文集虽然未包括这部分，人们仍然能透过文集看到中国人民是怎样经历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进而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崭新的事业如同革命一样，同样要经历长时期艰难曲折的历程。
每当我怀念叔叔时，我常常翻阅他遗留下来的文章，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随着我读的文章愈多，对叔叔的理解也不断地加深，对叔叔的思念也愈加深切。
“心头光映案前灯……”案前的灯光，照着伏案疾书的叔叔，照着他那充满了知识和智慧的宽阔的额头，照着他那老花眼镜腿上系着的黑线，照着他那紧握着笔不停写字的手。叔叔是一个革命战士，是一个拿着笔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有信仰、有理想、忘我的革命战士，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在叔叔七十岁时，他写了一首新诗《歌者》：
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
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
酸甜苦辣，为美的追求，
这缭乱的云烟怎得淹留!
在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
凭咱们共死同生的命运，
我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
要畅饮清风，畅浴阳光，
要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
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
诗言志。我领会《歌者》的意思是奋斗，是为了实现信仰而不倦地忘我地奋斗。而歌者代表革命者。歌者一生只是为了美的追求，或者说，他一生都在不懈地追求真理，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歌者不会因他人的赞美和中伤、境遇的安逸和坎坷而中止自己的执著追求。他一生注定要为民众歌唱，直至像天鹅临末发出更动听的歌唱。
我在这里讲述的，就是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藉此短文来寄托我对叔叔的怀念。
责任编辑：陈小丽
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重新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宣布，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
1975年2月2日，周恩来在《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写明，邓小平在他治病期间，代他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 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的一切安排都已就绪，只待毛主席批准生效。
邓小平迅速约见了胡乔木
邓小平在受命之际，想到了在1953年至1966年与他共事十三年的胡乔木。
据叔叔回忆：我和小平同志共事从1953年开始，邓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我任副秘书长。八大以后，邓为总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我为候补书记。叔叔说：这个时期，“我虽然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但是我的工作很多是由主席安排的。我和邓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报告时；还有在中苏谈判时，特别是1960年的三次谈判。其中，两次预备会议，中方代表团团长就是小平同志，谈判非常紧张艰苦，我们朝夕相处。”
在这十三年中，叔叔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尤其是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叔叔为捍卫我们党的观点，反驳苏共的攻击，或伏案疾书，或慷慨陈词，他的才智有目共睹，连反对我们的苏共代表都不得不佩服，这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所以，当小平同志被委以重任之际，迅速约见了叔叔。
据叔叔回忆说：“为了安排我的工作，小平同志约见过我三次，他对我的工作安排前后有些变化，在我内心中也曾有过矛盾，有过短暂的迟疑，考虑到总理的病情十分严重，当时形势处于关键时刻，中央工作一定非常艰难繁重，也就毅然地同意了。”
今天重新回忆，有据可查的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75年1月6日，也就是任命邓小平身兼党、政、军三个副职的第二天，和周恩来正在草拟由邓代周主持中央工作的《请示报告》期间；第二次是在6月8日。两次相隔五个月，时间长了一点，我分析中间还应该有一次，但是查找不到依据。
小平同志第一次约叔叔谈话，请叔叔出任国务院顾问，建议他多找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班子，写一批重要理论文章，研究一些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如三个世界的划分、苏联的社会性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小平同志第二次约见叔叔谈话的精神和第一次有显著的变化，他说：不搞国务院顾问了，成立个政治研究室，请你负责。由于中共中央已经有了一个政研室，这个政治研究室就设立在国务院。
长期在中央工作的叔叔，心里明白，这个政治研究室实际上是邓的工作班子、参谋班子、写作班子。叔叔知道小平同志的作风与周总理不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尽量避开与江青一伙的正面冲突，在形式上作些让步。而小平同志现在的工作布局，是把政治研究室摆在与“四人帮”对着干的位置上。
我分析，叔叔说的内心曾经有过“矛盾”和有过“短暂的迟疑”就是在这次约见的时候。
四个多月干了那么多的工作
叔叔复出后，工作非常繁忙，全家支持他的工作，同时又为他的安全担心，因为毛主席对江青的批评并未涉及“文化大革命”执行的错误路线，担心形势会骤然变化。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形势会变化得这么突然，叔叔只工作了四个月就被拉下马来。通过后来的“揭批”我们才得知，仅仅四个月他们就干了那么多的事情。可以想象，他是拼着老命在干的。
政研室搞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搞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计委搞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篇文章都是叔叔会同其他同志一起按照小平同志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把经济建设重新作为党的工作重点的思想起草和修改的。这三篇文章统称为“三株大毒草”，被“四人帮”集中火力批判。他还积极筹办了一本名为《思想战线》的刊物，预定1976年元旦出版发行，也因“批邓”而胎死腹中。
当时，对“四人帮”不满的信件全汇集到政研室处理，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电影《创业》、《海霞》，有小说《李自成》，受到毛主席严厉批判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写的告状信，这些信件都是由叔叔送小平同志转呈毛主席的，或者经小平同意由他直接转呈毛主席的。
事后，叔叔回忆说：后来有些文章在讲到1975年“整顿”时，用“大刀阔斧”来形容，其实并不尽然。当时，确实冲破了重重困难，“整顿”工作搞得很有声色，也很得人心。但是，在那个岁月里，“整顿”工作只能在毛主席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因此，叔叔非常谨慎，每项工作都要经过认真的权衡后，仍要请示邓，得到邓的允许。邓在许多问题上也要请示主席，征得主席的同意。
叔叔曾说：“宽街邓家的门槛都被我踏平了。”他是形容那时他和邓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他俩这样密切的联系，许多外人并不知道，但“四人帮”十分清楚。
政研室被当作“揭批”的突破口
1975年11月，毛主席不满邓小平的“整顿”，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批判的炮火轰向邓小平，也轰向胡乔木。邓被批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叔叔被批为“邓小平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
江青对叔叔恨之入骨，她和毛远新指责“政研室是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政研室是谣言公司，邓小平是总经理，胡乔木是副总经理”，斥责叔叔“对毛主席忘恩负义”，“是一个坏人”，就连叔叔整理毛主席著作《论十大关系》，也被诬蔑为“秉承邓小平的旨意，篡改毛主席著作”。
江青紧紧盯住了叔叔，把政研室当作“揭批”的突破口。叔叔原本瘦弱有病，又受到频繁的“揭批”斗争，身体很不好。我曾向叔叔建议：“您身体这样不好，和其他老同志一样也去住院治疗吧!”叔叔摇摇头说：“他们只许我看病，不允许我住院医治。”
在“批邓”时，“四人帮”采取了一切办法向叔叔施加压力。叔叔认为：毛主席在最后二十年里犯的“左”的错误给全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当时小平同志搞的“整顿”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这是他内心的想法。
虽然，叔叔明知“批邓”完全是错误的，但是，毛主席讲了要“批邓”，定了调子，发了文件，他怎么能违抗呢!
毛主席的联络员毛远新整理的、毛主席亲自审定的中央文件《打招呼讲话要点》，好像每句话都是毛主席对他说的，他怎么能置之不理呢!
这不能不在他内心引起巨大的冲突。他左思右想：不写，无法向毛主席交代；写吧，又不能损害党和国家的重大利益。叔叔是一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他长期做主席的秘书，组织纪律的约束和他本人性格特征决定了他，在3月2日终于违心地向毛主席写了那个“揭批”邓的材料。
“两个凡是”发表后叔叔再次成为“揭批”对象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很快被打倒了，叔叔再次复出有了希望。
然而，命运多舛，形势又突起变化。粉碎“四人帮”后，华国锋当选中共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立即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每天看报的叔叔指着报纸上的“两个凡是”说：“看来邓的复出恐怕又会有困难了。”
不出叔叔所料，华国锋、汪东兴在提出“两个凡是”以后，又紧接着宣布继续坚持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叔叔再次成了政研室的“揭批”对象。
“两个凡是”成为禁锢人们精神的枷锁。“批邓”越来越搞不下去了，而呼吁邓小平复出的声音越来越高涨。政研室极个别仍热心“揭批”的人，对叔叔的“揭批”也不得不彻底地转变方向，由原来批判叔叔“包庇邓，不能和邓划清界线”，转到批判叔叔“背叛邓，投靠‘四人帮”’上来。他们这样做，如同在被“四人帮”打倒的叔叔身上再踏上一只脚。这一段是叔叔最痛苦的时期，他说：“长期共事的同志怎么能这样说呢!”
政研室极少数人对叔叔的批判主要有两个问题，除了上述关于胡乔木3月2日写给毛主席的那个材料之外，另一个是叔叔在主席逝世时写给江青的信。毛泽东逝世的噩耗传来，叔叔深深地陷入悲痛之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叔叔被群众揪斗的情况让毛主席知道后，1967年5月1日主席亲自来叔叔家看他，由于走错了门(叔叔家的宅院有两个大门，一个朝北，一个朝东，只开北门，东门不开，主席走的是不开的东门——笔者注)没能见到。他一直抱憾此事。参加遗体告别是他最后见主席的机会，他犹豫再三，最终决定力争一下。叔叔认为：他能不能参加主席追悼会的关键是在江青那儿，他决心给她写信，想请江青通融一下，能顾及他和主席密切的关系，允许他见主席一面，和主席告个别。江青拒绝叔叔的请求，不准许他参加主席的遗体告别活动。
“江青罗织罪名加害于我”
叔叔对江青毫无情义的行为非常痛苦和不满。此事引起了叔叔对另一事的回忆。1949年，他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秘书长，主席要他安排江青的工作，明确指示不要赋予重任。江青原被安排为文艺处处长，后来在主席的干预下又改为副处长。叔叔说：“我当即就预感到了，安排副处长的职务，江青肯定会很不满意的。”又说：“三十年代，我在上海‘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任书记时就认识了江青。她的思想非常极端，有歇斯底里的毛病，江青和主席婚后，只有很短的时间住在一起，后来很长时间关系不好。她很压抑，对周围各种各样的人充满了仇视。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罗织罪名加害于我，把我说成是叛徒，由于找不到任何证据，都失败了。在毛主席的压力下，不得不恢复我的自由。”略微沉默后，叔叔又说：“话又说回来了，当时就是安排她当处长，也不可能满足江青的欲望。她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
夜访陈云同志的家
有一天晚上，婶婶叫我护送叔叔去陈云家。陈家在北长街，叔叔家在南长街，一条长街上，只有公共汽车一站路之遥。我紧跟在叔叔后面，两人在路上一句话没说。在我把叔叔送到院内以后，他回过头对我说：“你回去吧!如果需要你来接，我会打电话给家里的。”回家后，我告诉婶婶，叔叔已经平安地送到。婶婶点了点头，说声：“你可以走了”。
对于此事，我一句也没有问，脑子却不停地在想：护送叔叔本应该是警卫员的事，叫我护送只可能是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叔叔去陈云家是为什么事呢?我想来想去，当前叔叔最大的事是复出。叔叔很可能是为了复出的事去的。
后来，看了一些材料，验证了我的猜想。那次访问陈云家是邓力群为叔叔安排的。力群同志实事求是地告诉陈云：乔木同志写的“那个材料”全是事实，只是上纲有过头的地方；出现这些过头话不妥当，但也确有来自内部、外部以及上面的压力。邓力群建议陈云帮胡乔木说说话，两人见一面，“该批评的批评，该鼓励的鼓励”。就这样，两天后，陈云和叔叔见了面，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化解了误会。
邓小平说：“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枝笔”
1977年5月24日，王震、邓力群来到邓小平的家中。邓小平笑着说，乔木“3月2日写的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不符合事实，他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
在听到政研室李鑫等人要批判胡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政治上动摇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枝笔。”
“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比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说我五毒俱全。”
这次谈话结束时，小平同志再三叮嘱邓力群，说：“请你告诉乔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小平同志的谈话迅速传开了，产生了热烈的反响，“胡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枝笔”越传越广，变得家喻户晓。
小平同志关于叔叔的这一次谈话，当叔叔知道了后，更增加了几分对邓的敬重。叔叔后来在书房里说：“毛主席在八大上，表扬邓小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全国经历了十年的动乱，问题堆积如山，国家非常需要一位像小平同志这样果敢善断而又十分熟悉中央工作情况的领导。”还跟我说：“我写的材料没有超过预设的限度，对有些问题我不能说，只能带到八宝山去。”“小平同志说我，说他那次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他并没有发脾气。”叔叔解释道：“当时我们间有意见分歧，至少是我看他是在发脾气。”叔叔上述的这几句话，反映了他在写“揭批”邓的材料时的内心活动。我一直守口如瓶，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转眼三十年都过去了，时过境迁，我现在说出来以便人们更好地了解叔叔。
1978年3月，叔叔写了一首《七律·怀念》：
呕心沥血变河山，雨暴风狂意气酣。
文武一身怀万国，股肱长恨死群奸。
照人晚节薪传火，遗爱雄碑泪化丹。
此德此功如可没，海枯石烂地天翻。
叔叔上次写旧体诗还是1965年6月，从那时算起已经相隔13年了，叔叔再次提笔写了这首旧体诗，是对1975年复出前后这段历史的回顾。诗中颂扬老一代革命家开国创业的丰功伟绩，更颂扬周总理、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与“四人帮”一伙展开的波澜壮阔的、持续不断的斗争，使革命事业得以继承，他们的功德与天地共存。
四、风波莫问蓬莱远
1982年6月，叔叔写了最后一首旧体诗《七律-有所思》，最后两句是：“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风波莫问蓬莱远，海上愚公到有期。”
在粉碎“四人帮”初期，因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叔叔继续受到“揭批”。此后，直到 1977年9月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前，约有半年的时间，他常在书房里读书。
从来不做读书笔记，也不做眉批
叔叔的业余生活比较单调，不打扑克牌、麻将，也不跳舞、钓鱼，粗茶淡饭，更无美食的嗜好，除了散步，去玉泉山、植物园走走，他过着极简单的生活，把空闲的时间差不多全用在了读书上。
他读书非常勤奋，一般人心情不好时往往读不进书去，他却不然。按说这段时间他的心情很糟，但是他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静下心来，专心读书。我常看到他或站在书柜前，或伏在办公桌上读书。
家中每月都要进一批新书，一年积累起来，至少也得有几百本，我觉得他没有时间看这些书。有一次谈到西方某一经济学派时，他从书柜中取出这个学派的代表作，将新购进的这本著作的内容分析得十分精辟。一本本厚厚的长篇小说，作者想乔木同志哪里会看这么长的东西，可是在该书出版不长的时间，作者就接到了乔木同志的电话谈起这本新作。一篇散文发表在报上一角，这篇小小的文章，作者没有想到会引起乔木同志的注意，可是不久乔木同志来电话，与作者讨论这篇散文并探讨中国散文发展的问题。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我很纳闷，不知他在什么时间看的这些书。我分析，叔叔善于“挤”时间看书，还有书看得很快，能过目不忘，很快就了解了书的内容。
叔叔对政治、经济、外交、科学、教育、新闻出版、中共党史、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各个方面出现的新事物和新动态都很注意了解和研究，他常不断地思考这些问题。虽然他的知识非常广博，古文好，外文也好，历史学、人文科学、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我们说的他都知道，知道得比我们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刻，但是他仍然抓紧新的知识学习。“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篇》他还在童年时就背诵得烂熟。
我的爷爷是前清末届秀才，民国元年加入了国民党，当选国会议员，家中的书房，名为“鞍湖书屋”，藏书甚多。这些书是爷爷在北京当议员时，从琉璃厂的书店，那时叫王家花园，一本本选购积攒起来的。叔叔从十来岁开始，直到去扬州中学读书前，常常坐在书屋或者躲在粮库里读书。抓紧时间读书成了他一生的志趣。
爷爷喜爱诗文，晚年将他早期诗集《寓穗集》和后来写的诗文合编成《鞍湖诗文集》。其中有一首描写爷爷、奶奶同游玄武湖的七律古诗，名日《腊八日偕内子游鸡鸣寺望玄武湖》，诗云：“雪初霁，云开湖，琼林玉树倏有无。远渚犹见枯荷立，高阁不闻寒鸟呼。老来寻山挚妻孥，万方多难聊自娱。”在内忧外侮之时，爷爷牵着奶奶的衣袖，扶杖爬山，登高远眺，湖光山色，目不暇给，“天伦之乐，聊足自慰”，两位老人暂且从夫妻亲情中寻找到了一点安慰。
爷爷少年时生活清苦，刻苦读书，立志革新，信仰三民主义。他竭忠而行，抱义而处，在当议员期间，反袁护法，抗段拒贿，紧随中山先生，参加讨逆运动。
回忆爷爷的身世，在爷爷的身上，我看到了叔叔追求真理、追求美好的影子。
叔叔不仅读书快，而且对书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和精辟的见解。他的思路特别清晰，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乱麻似的一大堆内容，经他思考后，会归纳梳理得清清楚楚，并通过文字和语言能力，把他形成的重要思想用恰当的言辞非常准确地表达出来。一本几十万字的书，他可以提炼加工成千把字，听了这千把字，你会感到耳目一新，把你引入到新的境界，让你学到了自己“读几十万字书”而没有学到的知识。有时，一篇文章，他像挑线头一样，能引申出许多富有文采、讲究逻辑、很有意思的哲理出来。叔叔把书给读“活”了。听他讲书是一种享受，他太忙了，又不爱表露，能听到他讲书，真是难得的幸事。
叔叔读书从来不做读书笔记，也不做眉批，除了勘误之外，在他读过的书上找不到任何的记录。他甚至可以同时看四五本书，对书中某一问题进行比较和分析，都不在书上做任何的记录。他把读书的内容和心得全部记在脑子里。
叔叔非常关心培养晚辈读书的爱好，曾送给我儿子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郑重地题了一句话：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为大平题 胡乔木
1991年10月2日
这件事一直珍藏在我和大平的心中。
他非常爱惜书，看书时不折、不叠、不卷，也不用书签，看到哪一页，哪个地方重要，全靠自己的记忆很快地查找到。只要见到破损了的书，他就会很不满意，总是要求尽快修补好。
“我为政治服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叔叔再次复出以后，在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又努力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负责思想理论战线的工作。
在此期间，叔叔又成为党内的第一枝笔，忙着起草中央决议和重要文献，写讲话稿，写评论。下面将叔叔从1977年9月至1980年做的重要工作(不是工作的全部)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以说明叔叔是多么的忙碌。
1977年9月，叔叔参与和修改了陈云同志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时发表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
1977年12月至1978年5月，按小平同志的要求，叔叔主持起草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论文章。
1978年2月，按小平同志的要求，叔叔和邓力群修改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的讲话稿和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
1978年5月，叔叔为小平同志起草全军政治工作会议闭幕大会上的讲话。
1978年10月，叔叔按照小平同志的要求起草了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同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按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文章。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小平同志的著名讲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写作班子根据小平同志讲的四点要求写出初稿，再经叔叔两次修改而成的。
同时，受中央的委托，叔叔主持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1979年1月3日，叔叔在中宣部会议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的重要的讲话。
在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和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召开期间，叔叔受小平同志的委托起草了闭幕大会的讲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80年1月，党中央决定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工作由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叔叔具体负责。
《历史决议》写了一年零三个月。在此期间，叔叔再次受到严重失眠症的折磨，当《历史决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后，叔叔就住进了305医院。
叔叔仍像在毛主席领导的年代一样夜以继日地忙碌。有所不同的是，叔叔现在参加了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但为中央起草重要文件依然是 他的主要工作。
恰逢古稀之年的叔叔，在中国文联主办的一次会上，发自肺腑地倾诉了他奋斗一生的心声，他说：“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但是我知道，我为政治服务，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而且，愈是为政治服务，我愈感觉到政治不是目的，政治如离开了人民的利益，离开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就要犯错误。”
叔叔把政治从属于人民，把他一辈子为政治服务同为人民服务融成了一体。
叔叔活得真是太苦了
大约是1980年初，我搬出了叔叔的家，来到自己新建的小家，加上经常出差，见到叔叔、婶婶的机会就很少了。
一个星期日，我来到叔叔家，轻轻地走进他的办公室，看见叔叔正伏案看书，有时边写边画。往常忙时，我问候叔叔，他只应一声，点点头，示意知道了，就仍然埋头干他的事。那天他应了一声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心情闲适地在室内背手踱步，我就问道：“叔叔在校对吗?”他说：“我正在休息。”我很诧异，经过他的解释才明白。叔叔在长时间思考后，无法使脑子歇息下来。叔叔说：“我用校对来转移大脑的兴奋点，用一种较简单的思维，取代复杂的思维，使兴奋的大脑能够慢慢地平静下来。”
以前，在叔叔的书房，我看到他校对过的书籍，有一本他自己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发行几百万册的老书，被他挑出的错误有十来个之多。他说：“有些大作家行文也常免不了有些语病。而文字纯洁的作者，并不能因而成为大家。”那时我认为校对是叔叔追求文字纯洁的习惯。现在看来并不完全对，有时是作为他的一种休息方法。
组织上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健康，每当一段紧张的工作后，都要安排他脱离工作，到外地静养几日。
叔叔没有一般老年人常见的心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癌症是在1990年11月才发现的，年迈体弱和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痼疾难医，静养几天，也很难说有多大效果。
我看着叔叔顽强地坚持工作，又看着他顽强地用各种方法与自己反复发作的严重神经衰弱症进行斗争；看着他日渐衰弱的身体，又看着他被病痛和药物反应折磨得非常难受的样子，作为一个晚辈，在敬重之余，更多的是心疼。我觉得叔叔这个官，当得也不像个官，他淡泊名利和权位，极不注意休息和饮食，完全不顾及自己的年龄和身体，一心只知道埋头工作，无休止、超负荷地工作，身体都累垮了，仍要坚持工作。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
十三大以后，叔叔退居二线。为编辑《胡乔木文集》，编写组从档案中收集到叔叔过去写的大量文章。在讨论如何删选时，三姑方铭建议：“反右”斗争的社论有七篇之多，不必全部收入文集。三姑的善意没有被叔叔采纳，她希望我再去向他反映。叔叔回答说：“关于‘反右’的七篇社论应该全部收入我的文集。‘反右派’斗争是建国后我党犯的第一个大错误，它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时，我们党，从中央到地方，高度的一致。这是在我党的重大决策中从来没有过的一致。一定要实事求是，历史不容修饰。”
后来知道，叔叔对“反右”的错误觉悟较早。1958年10月，在他得知温济泽被划为“右派”后，曾想为他的错划予以改正。经过反复了解得知，此案已经过中宣部批准，报到书记处，已是不可能改变的“铁案”了。温在延安青委时就与叔叔相识，后在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工作中与叔叔常有接触。叔叔无奈地叹息道：“又毁了一个好同志!”
以后，叔叔在大的政治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仍竭尽可能地给予一些受害者以帮助，以减轻本不该遭受的厄运对他们的伤害。在组建社科院时，大的政治环境有了根本改变后，他又竭尽可能使他们的才智得以发挥。1978年1月，叔叔亲自找温济泽，将他调到社科院，平了反，恢复了工作、党籍和职务。据温济泽说，他是当时被中组部批准“改正”“右派”错案的第一个。
当《胡乔木文集》第一卷出版后，叔叔送给我一本，在扉页上他亲自用直吸式签字笔写了几个端正刚劲的字：
贻志 存念
胡乔木
九二年六月
我匆忙翻到目录第10页，看见“反右”斗争的七篇社论全部收入，一篇不少，我深深地感到叔叔人格的伟大。“反右”涉及到不少的人，虽然中央已经为绝大多数人平反，但是“反右”影响了他们的一生，给他们的人生带来无法弥补的痛苦，他们的伤口难以愈合，这些事叔叔都知晓。为了让全党牢记这段犯错误的历史和让人民知道叔叔个人所犯的错误，他将中央如何发动这场运动的史料原原本本地在他的文集中公布，这其实也流露出叔叔犯错误后内心的痛苦。“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叔叔不遮盖自己的过失，又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德啊!
为了共产主义美好的理想
由于毛主席晚年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使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很大挫折。再加上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瓦解，有些人就把此事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失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宣传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此时此刻，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叔叔就给我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叔叔刚到毛主席的身边时，不知道秘书该做什么，就把主席手上《六大以来》文稿的校对工作接了过来。《六大以来》是一部批判“左”的错误的历史文献，他边校对边学习。叔叔来到毛主席身边上的第一课就是反对教条主义，教员就是被称为“洋钦差”的王明。王明使叔叔深刻地认清了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巨大危害。
叔叔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是这样写的：中国革命达到胜利“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向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的结果”。
人们没有想到，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再次出现。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叔叔从来没有停止过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的思考。在退到中顾委后，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改革开放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叔叔从当代社会主义事业百年发展历史的视角来反思，他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方向，摒弃长期以来对马克思提出的一些论点和设想采取的教条式的态度，总结了在中国、苏联、东欧的教训和近二十多年中国改革的实践，并在一封信中就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封信以《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为名，收人《胡乔木文集》第二卷。这确实是一篇分量很重的理论著作。该文引起了江泽民同志的高度重视和赞赏。由于江的赞赏，本已力不从心的叔叔受到了鼓舞，硬鼓起了勇气，希望能把他长期的思考写出来，使“新认识”再向前迈出一步。然而，仅仅五个月，因癌细胞急速全面地扩散，1992年9月28日7时14分，叔叔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到今年，叔叔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六年了，他写的文章，编辑成集，已经陆续出版。他对党和国家贡献最大的体现在起草和修改党和国家重要文件上。在这些工作中，叔叔常常是主要执笔者或是起草的主持者，这些文件凝结了他许多心血。文集虽然未包括这部分，人们仍然能透过文集看到中国人民是怎样经历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进而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证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崭新的事业如同革命一样，同样要经历长时期艰难曲折的历程。
每当我怀念叔叔时，我常常翻阅他遗留下来的文章，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随着我读的文章愈多，对叔叔的理解也不断地加深，对叔叔的思念也愈加深切。
“心头光映案前灯……”案前的灯光，照着伏案疾书的叔叔，照着他那充满了知识和智慧的宽阔的额头，照着他那老花眼镜腿上系着的黑线，照着他那紧握着笔不停写字的手。叔叔是一个革命战士，是一个拿着笔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有信仰、有理想、忘我的革命战士，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精力全部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
在叔叔七十岁时，他写了一首新诗《歌者》：
羡慕我的，赠给我鲜花，
厌恶我的，扔给我青蛙。
酸甜苦辣，为美的追求，
这缭乱的云烟怎得淹留!
在路旁劳动和休息的乡亲，
凭咱们共死同生的命运，
我要上高山，看人寰的万象，
要畅饮清风，畅浴阳光，
要尽情地歌唱，唱生活的情歌，
直到呕出心，像临末的天鹅。
诗言志。我领会《歌者》的意思是奋斗，是为了实现信仰而不倦地忘我地奋斗。而歌者代表革命者。歌者一生只是为了美的追求，或者说，他一生都在不懈地追求真理，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歌者不会因他人的赞美和中伤、境遇的安逸和坎坷而中止自己的执著追求。他一生注定要为民众歌唱，直至像天鹅临末发出更动听的歌唱。
我在这里讲述的，就是我所知道的胡乔木。藉此短文来寄托我对叔叔的怀念。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