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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20多年的历程中，取得成绩的同时，亦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用新制度主义分析的理论基础，探讨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从理念向制度的转型过程，及其成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拥有合法性组织身份的制度安排。得出结论：观念层面：文化共识不足；制度层面：路径依赖严重。并提出相应建议：加强高校竞体内涵共识的文化建设；完善组织结构环境整合的制度建设。以期为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理性；神话；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G8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11-0076-05
Analysis of High-level Sports Teams in Chinese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CHEN Hui1， TONG Rui2
（1. P.E. Dep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Abstract：High-level sports teams in China’s colleges have more than 20 years history. Although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there still exists some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transition of high-level sports teams in China’s colleges from concept to system， the mythical and ceremonial formal structure， and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their legitimate identification. It concluded that in the concept perspective， there lacks cultural consensus； in the system perspective， there is serious reliance on the fixed path of development.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cultural consensus be constructed in college competitive sports，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e perfected so as to provide a new approach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sports teams in China’s colleges.
Key words： rationality； myth； college and university； high-level sports teams； new institutionalism
高校的本质是育人，高校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着育人的目标展开。高校体育的本质是通过“育体”的过程达成“育人”之目的，显然，此中的“体”与“人”的对象是指在校大学生的全体而非少数个体。我国传统竞技体育管理组织从教育系统中完全剥离，使得体育与教育分属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包括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在内的一切竞技体育事务，都是政府体育部门的专职任务，与教育管理部门“泾渭分明”。中国“举国体制”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引起政府开始探索“多渠道人才培养途径”。于是，1987年原国家教委发文在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20多年的历程中，取得成绩的同时，亦出现了一些难以调和的问题。在已有讨论和研究中，尽管就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现状及对策的调研与分析，产生过大量相关文章，但大多都是从问题的现象切入，仅能“治标”很难“治本”。本文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的视角，对问题的成因进行解析，试图揭开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困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期“标本兼治”。
1 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现状描述
1.1 为谁争光：荣誉之战的困惑 新中国初期，军国民体育思想放大了体育的政治功能，在中国政府的思维与视野中，竞技体育成为体现国体优越性和政府治理政绩、展现国家形象、凝聚人心认同的政治工具。在媒体不断强化竞技体育辉煌与民族复兴强大、金牌数量与国家荣誉尊严之间的“神话”中，作为一项“为国争光”的国家工程，中国采取了“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竞技体育荣誉（例如奥运冠军）被编码为类似于神话的形式，体育的“国家荣誉”功能，成为中国民众的普遍主义价值观，亦成为理性制度神话的来源。
然而，现实中我国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为国争光”拼不过专业运动员，“为校争光”比不上科研竞争力，它不为争光便没有了清晰的生存目标，谈何发展与坚持。高校体育的更广大受众，对高水平运动队仿佛是荣誉之战的出征毫无兴趣。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既不属于大学主流，又游离于竞技体育主流之外，使得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组织者和参与者们的积极性、能动性、主体性和创新精神无可依托。
1.2 钱从何来：教育资源的侵占 在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转型探索过程中，大学成为国家的选择。1986年，原国家体委就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提出了“体教结合”的改革发展思路，提倡由高校承担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任务。1987年4月，原国家教委办公厅颁发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7月颁发了《关于试点高校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管理办法（试行）》，“前一个政策侧重于对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的政策规定，后一个侧重于高水平运动员的管理。”［1］同时确立了首批51所院校为试点单位。至此，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完成了从理念向制度的转型过程，成为了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拥有了自己合法性的组织身份。 “占全体学生千分之一的运动员却使用着本该全体学生共同使用的体育经费的近三分之一，且不少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所用经费占体育维持费的比例更高。”［2］这种有“建设指导意见”，有“招生优惠政策”，却很难获取政府专项拨款经费支持的高水平运动队运作中，高消费的竞技体育侵占了大量的教育资源。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占用了属于高校体育教学与群体的经费资源，又难以为其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或收益；高校体育并未从中获取真正的地位提升、价值认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和竞赛经费，主要来自于学校拨款”［3］，那么，将大多数人的教育活动经费投入到极少数人的竞体活动中，便应该向大多数人有所交代，钱用到了哪里，用掉多少，如何用的，以及为什么要这么用。
1.3 去往何处：体育人才的流失 “举国体制”的阶段性成功，得益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想与信念，对于世界范围内体育的政治、经济功能的价值共识，切合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际，有其不考虑成本只问收益的时代必然性。但权宜之计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得不衡量成本与收益。市场经济体制的金钱量化指标，动摇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价值观，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寻找替代的路径。那些常年从事体育训练的职业运动员们大多荒废了学业，离开职业体育后的运动员们在现实生活中时常举步维艰。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全国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世界马拉松冠军艾冬梅网上拍卖金牌等事件，使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备受争议。
中国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是期望将有知识、有文化的苗子，引入体育领域，以提高体育人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能力。事实上，赋予学生运动员“文武兼修”的美好愿景，在现实压力下，转化为不可调解的“学训”矛盾与冲突。国家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原本希望为国家体育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和知识化做些努力。但是，这部分占用教育资源，借用国家政策成为大学生的运动员，最终并未留在体育领域，服务于体育事业。在一系列“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运动员来源与构成模式研究”［4］，“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来源与构成模式研究”［5］之后，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去向问题成为新的研究难点。
2 新制度主义分析的理论基础
早期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赛尔兹尼克，于1949年发表的《TVA与基层结构》，探讨了美国田纳西水利大坝工程的管理与执行。研究发现：田纳西水利工程在建立之初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理性组织，国会通过法律建立的这一工程目的是提供水利设施、制造肥料、控制水灾、以及保护生态等。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使得工程结果与最初设计的组织目标背道而驰。该项目的初衷是帮助穷人，最终结果却是富人从中得到利益。赛尔兹尼克由此案例展开讨论，用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组织制度和组织的实际运行会有如此分离的现象。”［6］这一理论基础作为一个张力极大的解释工具，非常适于研究为什么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具备了建设初衷的美好愿景和明确目标之后，在现实环境影响下和历史背景制约中的实际运作结果会偏离最初的设想。
新制度主义认为“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6］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的生存下去，关键在于合法性机制通过大家“广为接受”的观念（宗教的、神圣的东西）把它建筑在自然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它获得了稳定生存的基础。此外，制度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观念，这些文化观念常常会形成一种被神化的东西，使大家不得不接受。迈耶把这一现象称为“理性神话（rationalized myth）。”［6］
这一理论清晰解释了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生，并非基于大学组织提高自身效率出发，而是基于政府通过政策支持给予的合法性身份，存在与否和需要与否的初衷无关。不仅如此，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在拥有其合法性身份之后，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获得政府部门的政策协调与帮助，乃至财政支持，无法考虑高校组织内部运作的自身需求，而全盘接受政府指导性文件中的规章制度，导致组织趋同，使得不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制度环境”到“理性神话”惊人相似。
国家主管部门的一纸文件，恰好迎合了人们广为接受的“体育应为荣誉征战”的文化观念。这为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提供了稳定生存的基础，及其“神话与仪式正式结构”［7］的“合法性身份”［8］。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组织角色和制度化结构，并未以体育本身凿刻的运动形式出现，从一开始就是被“金牌与国家荣誉”凿刻出的理性神话。中国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模式和金牌至上的社会认知，赋予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实践命令一种规范尊严，并证明了其制度性秩序的正当性，以及中国高校体育组织与个体，对竞技体育的荣誉向往和金牌崇拜的信仰渊源。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作为缺乏内生性需求而生的大学组织应对政策的策略方式，为其日后的建设与发展预设下隐患。
3 路径依赖与政策选择
一方面，新制度主义关注大制度环境下对组织或组织成员行为模式的型塑，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从“被承认逻辑”出发的合法性机制，有效解释了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制度化为什么会发生，是如何发生的。另一方面，制度的影响不是单向决定论的，而是多层面与双向的；当组织中的行动与重要利益和价值产生了关联，或者当行动嵌入相互依赖的网络时，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反馈，组织便会产生具有承诺或忠诚特征的路径依赖。这一理论能有力的解释本研究重点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面临诸多问题和困惑，为什么依然存在并得到迅速发展，即现有路径为何无法改变。
“中国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自1987年最初为51所大学，此后的数量逐年增加，2000年办队高校增加到62所，2002年74所，2005年达到102所；到2006年，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数量达到235所，从项目设置数量上看，全国共有726个高水平运动队。”［9］这一数据充分显示了高校“体教结合”炙手可热的局面，但这种“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反馈”的繁华表象，并不代表我国真正实现了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完美结合。我国存在的体育与教育两大块之间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使高校体育组织运作开始偏离理性设计的明确目标。“现代组织的复杂性，使得控制变得十分困难”。新制度主义所强调的“神话与仪式的重要性”，围绕组织权力或生存进行的政治斗争，以及组织运作最终会为谁的利益服务等，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运行，最终偏离了政策制定者“走多元化培养体育竞技人才道路”的初衷；转变成体育部门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出现的弊端进行修补的机制之一，成为运动员保障体制下的“退出机制”工具。 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从制度的初始条件出发，沿着既定的路径，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制度可能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顺着初始的错误道路下滑，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初始状态。“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扭转的成本将非常昂贵，即便另一种选择也存在，但特定制度安排所筑起的壁垒，将阻碍初始选择中非常容易的转换。”［10］
中国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制度，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我国高校所处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集权为主，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则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尝试阶段，俱乐部等制度的引入为竞技体育转型提供机会。“体教结合”涉及的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和竞技体育管理部门，高校与政府，“学生运动员”或“运动员学生”两难身份，形成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错综复杂的制约关系。
政府作为国家高等教育权的行使主体，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申报、审批权的宏观调控，体现其决策干预能力，并通过教育资源的分配，实现特定的政策意向。在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制度运行的25 a以来，“相应定型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体系，形成制度矩阵，产生自我强化效应，使得政府愿意保持这种路径的锁定状态，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10］作为办学主体的高校，在执行高水平运动队制度的过程中，竞技体育成绩带来的荣誉成为政绩和利益的工具，致使高校对高水平运动队制度路径具有一定需求，对选择新的路径不迫切。
高校体育部也是高水平运动队制度的利益相关者，特招高水平运动员的权力能为其带来许多潜在好处。体育部在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过程中，享受特招的权力而无须承担风险，体育成绩背后的权力之争，使高校体育部的理性算计不愿打破现有体制。整个制度中最为重要的行动者，是特招的对象：高水平运动员。这部分人借助体育的桥梁，实现大学梦的机会主义行为，是高校特招运动员“买卖市场”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即便现有高水平运动队制度出现了许多问题，陷入很大的困境，由于行动各方都缺乏打破这些制约的动机和动力，我国无效率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制度，被锁定在自我强化的路径中很难改进。
4 结论与建议
站在不同的立场，任何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都存在着有利有弊的争议。本文并不是全盘否定当下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道路，而是通过剖开“现状缺陷”的表象，用现状“何以如是”的追问探寻改革的方向，尽管改革同样会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
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思路为我们研究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最为基本的是提醒研究者关注国家制度环境对高校体育组织的影响。这种分析框架长于考察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长时段变迁，有助于我们跳出关注“当下问题”的截面分析，用历史的长镜头更为合理地分析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生存与发展中，是否已经或者如何被制度化，以及制度化反过来对高校体育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试图在直面困境的反思中，循着“理论讨论清楚了，对策会顺理成章”的思路，探讨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制度建设的何以可能。
4.1 结论
4.1.1 观念层面：文化共识不足 中国政治赋予体育“救亡图存”、“大国崛起”的历史使命，使全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期待竞技体育“为国争光”。“体育强国”的梦想，生成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的合法性，或者说文化领导权得到了人们自觉自愿的遵从。”［11］ “体育强国”建立的威信和文化合法性的政治认同，生搬硬套到大学教育中，遭遇了淡化、消解，甚至“逆反心理”的冲击。
中国高校竞技体育“被需要”、“被发展”，都是“被”政府规制的产物，致使高校竞技体育缺乏文化向心力和社会认同感。中国高校竞体的“争光”与“荣誉”距离普通大学生们的生活过于遥远，没有更广大受众作为根基，没有大学生群体的自发认同作为支持，高校高水平运动的发展，便很难“断奶”。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等、靠、要”的现状不改变，对其“在发展国家体育事业中的作用”之类的谈论，只能成为空中楼阁、镜花水月。
4.1.2 制度层面：路径依赖严重 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是国家制度的产物，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行动者并不是按偏好进行选择，而是接受制度背景强加于他们的“偏好”，并将其设定为高校竞技体育“当然而然”的发展方式。政府主管部门、高校体育部、高水平运动员，作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制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为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壁垒提供了动力保障。
4.2 建议
4.2.1 文化建设：加强高校竞体的内涵共识 新制度主义理论提醒我们，大学体育文化建设不仅仅是个体主观的、内在的思想或价值观，或者某些无形的集体意识概念，文化本身会建构一种客观实在，能够独自影响“体教结合”人才培养的目的秩序和制度化信念系统。中国高校竞技体育遭遇的困难，不仅是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互动中面临的问题，更表现出全球化时代，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的冲突与抗争。文化认知因素决定了高校体育的行动者作出行动决策的图示和脚本，依此来型塑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自我印象、身份认同以及情境理解，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认知”周围的情势以做出选择。
高校体育不仅是体育人才生产基地，更是体育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基地；加强高校竞技体育的文化建设，要从厘清竞技体育的金牌取向和高校体育的教育取向二者的目的秩序着手。只有高校体育认同了自身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教育责任，达成“体育回归教育”的内涵共识，高校竞技体育才能实现“制度形式”向“文化共识”的迈进。
4.2.2 制度建设：完善组织结构的环境整合 新制度主义认为，集权化的国家竞技体育系统和片段化的诸如高校、专业队等组织环境形成极为复杂的行政管理结构，需要把组织的各个部门联结在一起，以满足环境的冲突性要求（Meyer& Scott，1983b）。我国正在尝试的小学、中学到大学“一条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校体企三结合” ［12］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等，都符合开放系统理论中的著名命题，即大学组织通过发生在一段时期内的，从把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要素与专门化功能边界的演变结合在一起，到进行各种权变策略这样广泛范围内的适应过程，即组织整合了环境的结构。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整合环境结构的过程，必须由高校体育组织作为行动主导，逐渐掌控制度话语权。例如过去存在的高校对部分运动员学生，没有人事权、管理权的“挂靠”学籍现象，正在依靠“比赛受限”的资格审查制度建设，逐渐减少职业运动员占用业余运动员的资源空间，真正体现出高校体育在为业余运动员搭建平台和提供机会。
此外，加强教育系统的体育竞赛和国家竞赛体系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完善“建立组织机构、统一入学标准、加强学籍管理、培育大学竞赛市场、弱化体育系统的管理职能”［13］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大力提升高校教练员的水平和素质，尝试与社会结合，打破学校体育教师带队的制度惯例；调整高校竞技体育权力与资金的配置方式，使其符合大学、大学生、大学体育的市场需求等，亦是完善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环境整合的重要内容。
中国高校不是不需要高水平运动队，而是不应当指望政府包办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与发展。高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制度建设，必须在鼓励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出如何在我国现有体育秩序中，将选拔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竞赛机制等各种指令，有效整合进高校体育的正式结构，最终实现“历史依赖性”的适应性演化。
参考文献：
［1］ 张浩.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路径选择的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8：34.
［2］ 胡剑波，汪珞琪.高校“体教结合”模式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34（4）：76-79.
［3］ 李兵，陈刚.影响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对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5）：90-93.
［4］ 陈希，仇军，等.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运动员来源与构成模式研究［J］.体育科学，2004，24（5）：1-4.
［5］ 仇军，陈伟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来源与构成模式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28（4）：36-39.
［6］ 周雪光，著.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9，74-75.
［7］ ［美］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主编，姚伟，译.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5-67.
［8］ ［美］W·理查德·斯科特，著.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7-68.
［9］ 周文军.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动力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24.
［10］ 周光礼.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政治学引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36，137.
［11］黄平.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95.
［12］孙麒麟.“校体企三结合”高校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34（4）：65-68.
［13］池建.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竞赛市场的培育［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27（10）：1297-1299.
关键词：理性；神话；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G8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2）11-0076-05
Analysis of High-level Sports Teams in Chinese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CHEN Hui1， TONG Rui2
（1. P.E. Dep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Abstract：High-level sports teams in China’s colleges have more than 20 years history. Although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there still exists some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transition of high-level sports teams in China’s colleges from concept to system， the mythical and ceremonial formal structure， and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their legitimate identification. It concluded that in the concept perspective， there lacks cultural consensus； in the system perspective， there is serious reliance on the fixed path of development. It is therefore suggested that cultural consensus be constructed in college competitive sports，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 be perfected so as to provide a new approach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level sports teams in China’s colleges.
Key words： rationality； myth； college and university； high-level sports teams； new institutionalism
高校的本质是育人，高校的一切工作都应围绕着育人的目标展开。高校体育的本质是通过“育体”的过程达成“育人”之目的，显然，此中的“体”与“人”的对象是指在校大学生的全体而非少数个体。我国传统竞技体育管理组织从教育系统中完全剥离，使得体育与教育分属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包括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在内的一切竞技体育事务，都是政府体育部门的专职任务，与教育管理部门“泾渭分明”。中国“举国体制”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的诸多问题，引起政府开始探索“多渠道人才培养途径”。于是，1987年原国家教委发文在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20多年的历程中，取得成绩的同时，亦出现了一些难以调和的问题。在已有讨论和研究中，尽管就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现状及对策的调研与分析，产生过大量相关文章，但大多都是从问题的现象切入，仅能“治标”很难“治本”。本文用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的视角，对问题的成因进行解析，试图揭开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困境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以期“标本兼治”。
1 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现状描述
1.1 为谁争光：荣誉之战的困惑 新中国初期，军国民体育思想放大了体育的政治功能，在中国政府的思维与视野中，竞技体育成为体现国体优越性和政府治理政绩、展现国家形象、凝聚人心认同的政治工具。在媒体不断强化竞技体育辉煌与民族复兴强大、金牌数量与国家荣誉尊严之间的“神话”中，作为一项“为国争光”的国家工程，中国采取了“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发展模式。竞技体育荣誉（例如奥运冠军）被编码为类似于神话的形式，体育的“国家荣誉”功能，成为中国民众的普遍主义价值观，亦成为理性制度神话的来源。
然而，现实中我国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为国争光”拼不过专业运动员，“为校争光”比不上科研竞争力，它不为争光便没有了清晰的生存目标，谈何发展与坚持。高校体育的更广大受众，对高水平运动队仿佛是荣誉之战的出征毫无兴趣。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既不属于大学主流，又游离于竞技体育主流之外，使得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组织者和参与者们的积极性、能动性、主体性和创新精神无可依托。
1.2 钱从何来：教育资源的侵占 在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转型探索过程中，大学成为国家的选择。1986年，原国家体委就高水平运动员培养提出了“体教结合”的改革发展思路，提倡由高校承担高水平运动员的培养任务。1987年4月，原国家教委办公厅颁发了《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7月颁发了《关于试点高校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管理办法（试行）》，“前一个政策侧重于对高水平运动队招生的政策规定，后一个侧重于高水平运动员的管理。”［1］同时确立了首批51所院校为试点单位。至此，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完成了从理念向制度的转型过程，成为了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拥有了自己合法性的组织身份。 “占全体学生千分之一的运动员却使用着本该全体学生共同使用的体育经费的近三分之一，且不少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所用经费占体育维持费的比例更高。”［2］这种有“建设指导意见”，有“招生优惠政策”，却很难获取政府专项拨款经费支持的高水平运动队运作中，高消费的竞技体育侵占了大量的教育资源。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占用了属于高校体育教学与群体的经费资源，又难以为其带来实质性的帮助或收益；高校体育并未从中获取真正的地位提升、价值认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和竞赛经费，主要来自于学校拨款”［3］，那么，将大多数人的教育活动经费投入到极少数人的竞体活动中，便应该向大多数人有所交代，钱用到了哪里，用掉多少，如何用的，以及为什么要这么用。
1.3 去往何处：体育人才的流失 “举国体制”的阶段性成功，得益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理想与信念，对于世界范围内体育的政治、经济功能的价值共识，切合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实际，有其不考虑成本只问收益的时代必然性。但权宜之计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得不衡量成本与收益。市场经济体制的金钱量化指标，动摇了原来计划经济体制的价值观，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体育人才培养模式，需要寻找替代的路径。那些常年从事体育训练的职业运动员们大多荒废了学业，离开职业体育后的运动员们在现实生活中时常举步维艰。近年来屡屡发生的全国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当搓澡工，世界马拉松冠军艾冬梅网上拍卖金牌等事件，使中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备受争议。
中国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是期望将有知识、有文化的苗子，引入体育领域，以提高体育人才的知识含量和学术能力。事实上，赋予学生运动员“文武兼修”的美好愿景，在现实压力下，转化为不可调解的“学训”矛盾与冲突。国家建设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原本希望为国家体育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和知识化做些努力。但是，这部分占用教育资源，借用国家政策成为大学生的运动员，最终并未留在体育领域，服务于体育事业。在一系列“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运动员来源与构成模式研究”［4］，“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来源与构成模式研究”［5］之后，高校高水平运动员的去向问题成为新的研究难点。
2 新制度主义分析的理论基础
早期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赛尔兹尼克，于1949年发表的《TVA与基层结构》，探讨了美国田纳西水利大坝工程的管理与执行。研究发现：田纳西水利工程在建立之初是一个有明确目标的理性组织，国会通过法律建立的这一工程目的是提供水利设施、制造肥料、控制水灾、以及保护生态等。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使得工程结果与最初设计的组织目标背道而驰。该项目的初衷是帮助穷人，最终结果却是富人从中得到利益。赛尔兹尼克由此案例展开讨论，用组织社会学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组织制度和组织的实际运行会有如此分离的现象。”［6］这一理论基础作为一个张力极大的解释工具，非常适于研究为什么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具备了建设初衷的美好愿景和明确目标之后，在现实环境影响下和历史背景制约中的实际运作结果会偏离最初的设想。
新制度主义认为“合法性机制是指那些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观念制度成为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具有强大的约束力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6］制度之所以能够稳定的生存下去，关键在于合法性机制通过大家“广为接受”的观念（宗教的、神圣的东西）把它建筑在自然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它获得了稳定生存的基础。此外，制度环境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文化观念，这些文化观念常常会形成一种被神化的东西，使大家不得不接受。迈耶把这一现象称为“理性神话（rationalized myth）。”［6］
这一理论清晰解释了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发生，并非基于大学组织提高自身效率出发，而是基于政府通过政策支持给予的合法性身份，存在与否和需要与否的初衷无关。不仅如此，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在拥有其合法性身份之后，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获得政府部门的政策协调与帮助，乃至财政支持，无法考虑高校组织内部运作的自身需求，而全盘接受政府指导性文件中的规章制度，导致组织趋同，使得不同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制度环境”到“理性神话”惊人相似。
国家主管部门的一纸文件，恰好迎合了人们广为接受的“体育应为荣誉征战”的文化观念。这为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提供了稳定生存的基础，及其“神话与仪式正式结构”［7］的“合法性身份”［8］。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组织角色和制度化结构，并未以体育本身凿刻的运动形式出现，从一开始就是被“金牌与国家荣誉”凿刻出的理性神话。中国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模式和金牌至上的社会认知，赋予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实践命令一种规范尊严，并证明了其制度性秩序的正当性，以及中国高校体育组织与个体，对竞技体育的荣誉向往和金牌崇拜的信仰渊源。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作为缺乏内生性需求而生的大学组织应对政策的策略方式，为其日后的建设与发展预设下隐患。
3 路径依赖与政策选择
一方面，新制度主义关注大制度环境下对组织或组织成员行为模式的型塑，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化过程，从“被承认逻辑”出发的合法性机制，有效解释了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制度化为什么会发生，是如何发生的。另一方面，制度的影响不是单向决定论的，而是多层面与双向的；当组织中的行动与重要利益和价值产生了关联，或者当行动嵌入相互依赖的网络时，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反馈，组织便会产生具有承诺或忠诚特征的路径依赖。这一理论能有力的解释本研究重点讨论的第二个问题：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面临诸多问题和困惑，为什么依然存在并得到迅速发展，即现有路径为何无法改变。
“中国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自1987年最初为51所大学，此后的数量逐年增加，2000年办队高校增加到62所，2002年74所，2005年达到102所；到2006年，大学高水平运动队数量达到235所，从项目设置数量上看，全国共有726个高水平运动队。”［9］这一数据充分显示了高校“体教结合”炙手可热的局面，但这种“基于回报递增的制度反馈”的繁华表象，并不代表我国真正实现了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的完美结合。我国存在的体育与教育两大块之间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使高校体育组织运作开始偏离理性设计的明确目标。“现代组织的复杂性，使得控制变得十分困难”。新制度主义所强调的“神话与仪式的重要性”，围绕组织权力或生存进行的政治斗争，以及组织运作最终会为谁的利益服务等，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运行，最终偏离了政策制定者“走多元化培养体育竞技人才道路”的初衷；转变成体育部门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体系出现的弊端进行修补的机制之一，成为运动员保障体制下的“退出机制”工具。 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从制度的初始条件出发，沿着既定的路径，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制度可能会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顺着初始的错误道路下滑，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初始状态。“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扭转的成本将非常昂贵，即便另一种选择也存在，但特定制度安排所筑起的壁垒，将阻碍初始选择中非常容易的转换。”［10］
中国高校试办高水平运动队的制度，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我国高校所处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以集权为主，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则处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尝试阶段，俱乐部等制度的引入为竞技体育转型提供机会。“体教结合”涉及的高等教育管理部门和竞技体育管理部门，高校与政府，“学生运动员”或“运动员学生”两难身份，形成了高校高水平运动队错综复杂的制约关系。
政府作为国家高等教育权的行使主体，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申报、审批权的宏观调控，体现其决策干预能力，并通过教育资源的分配，实现特定的政策意向。在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制度运行的25 a以来，“相应定型的管理机构和管理体系，形成制度矩阵，产生自我强化效应，使得政府愿意保持这种路径的锁定状态，改革的内在动力不足。”［10］作为办学主体的高校，在执行高水平运动队制度的过程中，竞技体育成绩带来的荣誉成为政绩和利益的工具，致使高校对高水平运动队制度路径具有一定需求，对选择新的路径不迫切。
高校体育部也是高水平运动队制度的利益相关者，特招高水平运动员的权力能为其带来许多潜在好处。体育部在高水平运动员的招生过程中，享受特招的权力而无须承担风险，体育成绩背后的权力之争，使高校体育部的理性算计不愿打破现有体制。整个制度中最为重要的行动者，是特招的对象：高水平运动员。这部分人借助体育的桥梁，实现大学梦的机会主义行为，是高校特招运动员“买卖市场”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即便现有高水平运动队制度出现了许多问题，陷入很大的困境，由于行动各方都缺乏打破这些制约的动机和动力，我国无效率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制度，被锁定在自我强化的路径中很难改进。
4 结论与建议
站在不同的立场，任何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都存在着有利有弊的争议。本文并不是全盘否定当下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道路，而是通过剖开“现状缺陷”的表象，用现状“何以如是”的追问探寻改革的方向，尽管改革同样会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
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思路为我们研究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最为基本的是提醒研究者关注国家制度环境对高校体育组织的影响。这种分析框架长于考察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长时段变迁，有助于我们跳出关注“当下问题”的截面分析，用历史的长镜头更为合理地分析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生存与发展中，是否已经或者如何被制度化，以及制度化反过来对高校体育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试图在直面困境的反思中，循着“理论讨论清楚了，对策会顺理成章”的思路，探讨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制度建设的何以可能。
4.1 结论
4.1.1 观念层面：文化共识不足 中国政治赋予体育“救亡图存”、“大国崛起”的历史使命，使全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期待竞技体育“为国争光”。“体育强国”的梦想，生成了“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的合法性，或者说文化领导权得到了人们自觉自愿的遵从。”［11］ “体育强国”建立的威信和文化合法性的政治认同，生搬硬套到大学教育中，遭遇了淡化、消解，甚至“逆反心理”的冲击。
中国高校竞技体育“被需要”、“被发展”，都是“被”政府规制的产物，致使高校竞技体育缺乏文化向心力和社会认同感。中国高校竞体的“争光”与“荣誉”距离普通大学生们的生活过于遥远，没有更广大受众作为根基，没有大学生群体的自发认同作为支持，高校高水平运动的发展，便很难“断奶”。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等、靠、要”的现状不改变，对其“在发展国家体育事业中的作用”之类的谈论，只能成为空中楼阁、镜花水月。
4.1.2 制度层面：路径依赖严重 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是国家制度的产物，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行动者并不是按偏好进行选择，而是接受制度背景强加于他们的“偏好”，并将其设定为高校竞技体育“当然而然”的发展方式。政府主管部门、高校体育部、高水平运动员，作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制度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为中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壁垒提供了动力保障。
4.2 建议
4.2.1 文化建设：加强高校竞体的内涵共识 新制度主义理论提醒我们，大学体育文化建设不仅仅是个体主观的、内在的思想或价值观，或者某些无形的集体意识概念，文化本身会建构一种客观实在，能够独自影响“体教结合”人才培养的目的秩序和制度化信念系统。中国高校竞技体育遭遇的困难，不仅是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互动中面临的问题，更表现出全球化时代，个人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的冲突与抗争。文化认知因素决定了高校体育的行动者作出行动决策的图示和脚本，依此来型塑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自我印象、身份认同以及情境理解，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认知”周围的情势以做出选择。
高校体育不仅是体育人才生产基地，更是体育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基地；加强高校竞技体育的文化建设，要从厘清竞技体育的金牌取向和高校体育的教育取向二者的目的秩序着手。只有高校体育认同了自身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教育责任，达成“体育回归教育”的内涵共识，高校竞技体育才能实现“制度形式”向“文化共识”的迈进。
4.2.2 制度建设：完善组织结构的环境整合 新制度主义认为，集权化的国家竞技体育系统和片段化的诸如高校、专业队等组织环境形成极为复杂的行政管理结构，需要把组织的各个部门联结在一起，以满足环境的冲突性要求（Meyer& Scott，1983b）。我国正在尝试的小学、中学到大学“一条龙”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校体企三结合” ［12］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等，都符合开放系统理论中的著名命题，即大学组织通过发生在一段时期内的，从把具有代表性的环境要素与专门化功能边界的演变结合在一起，到进行各种权变策略这样广泛范围内的适应过程，即组织整合了环境的结构。 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整合环境结构的过程，必须由高校体育组织作为行动主导，逐渐掌控制度话语权。例如过去存在的高校对部分运动员学生，没有人事权、管理权的“挂靠”学籍现象，正在依靠“比赛受限”的资格审查制度建设，逐渐减少职业运动员占用业余运动员的资源空间，真正体现出高校体育在为业余运动员搭建平台和提供机会。
此外，加强教育系统的体育竞赛和国家竞赛体系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完善“建立组织机构、统一入学标准、加强学籍管理、培育大学竞赛市场、弱化体育系统的管理职能”［13］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大力提升高校教练员的水平和素质，尝试与社会结合，打破学校体育教师带队的制度惯例；调整高校竞技体育权力与资金的配置方式，使其符合大学、大学生、大学体育的市场需求等，亦是完善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环境整合的重要内容。
中国高校不是不需要高水平运动队，而是不应当指望政府包办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与发展。高校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制度建设，必须在鼓励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的基础上，探索出如何在我国现有体育秩序中，将选拔机制、评价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竞赛机制等各种指令，有效整合进高校体育的正式结构，最终实现“历史依赖性”的适应性演化。
参考文献：
［1］ 张浩.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路径选择的研究［D］.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8：34.
［2］ 胡剑波，汪珞琪.高校“体教结合”模式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34（4）：76-79.
［3］ 李兵，陈刚.影响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对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5）：90-93.
［4］ 陈希，仇军，等.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运动员来源与构成模式研究［J］.体育科学，2004，24（5）：1-4.
［5］ 仇军，陈伟强.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来源与构成模式研究［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28（4）：36-39.
［6］ 周雪光，著.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9，74-75.
［7］ ［美］沃尔特·W·鲍威尔，保罗·J.迪马吉奥，主编，姚伟，译.组织分析的新制度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5-67.
［8］ ［美］W·理查德·斯科特，著.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M］.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7-68.
［9］ 周文军.我国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发展动力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24.
［10］ 周光礼.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高等教育政治学引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136，137.
［11］黄平.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95.
［12］孙麒麟.“校体企三结合”高校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0，34（4）：65-68.
［13］池建.我国高校竞技体育竞赛市场的培育［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27（10）：1297-1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