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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淮河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是周代形成了“淮汉”政治区域的结果。西周以前，淮河流域和汉水流域间缺乏密切联系。西周立国后，淮汉两流域内王朝、夷人、土著等势力相互博弈，区域政治中心不断靠拢，人群间交往加强，最终在春秋时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淮汉”政治区域。这一区域长期稳定存在，使淮河南北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淮河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淮汉”政治区域形成，不仅促使中国古代政治格局由东西向转变为南北向，还推动了上古政治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变革。
关键词：淮河流域 汉水流域 “淮汉” 南北政治分界线
淮河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曾经发挥过极其重要的影响。通观整个历史，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淮河南北分界线在整个中国政治地理结构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国家统一时，王朝疆域腹心地区的州郡界线，都是沿淮河来设立。比如汉代泗水、陈郡与九江郡的分界，唐代河南道与淮南道的分界都是淮河。而遇到国家分裂的时期，淮河则会更为鲜明地被凸现出来。在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宋辽金这些历史上最严重的分裂时期，没有一次南、北政权不是选择淮河作为对峙和对抗的界线。
历史上的淮河南北分界线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它作为政治分界线形成很早，延续时间很长。根据学者的研究，最早可见淮河作为南、北政治分界线，是在《尚书·禹贡》中。《禹贡》的成书至迟不晚于战国，所以淮河成为南北分界线是在战国以前。第二，淮河南北分界线十分顽固。中国疆域广阔，南北纬度相差很大，历史上的不少时候，南北方的气候、政治条件等会发生变化，南北界线也当然会受到影响。比如唐代，长江就一度成为人们感知中的南北分界线。想象中，长江水体更为宽大，一旦成为区域分界线，更容易定型。但事实是，在短暂的摆动之后，人们认知中的南北分界线，很快就又回到淮河一线。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只一次。
淮河南北政治分界线的这种延续性和顽固性，在传统中国政治地理格局中异常引人注目。淮河由一条天然河流变为两大区域间的政治界线背后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机制，更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对淮河分界线形成过程的梳理，来探讨早期国家地缘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一、淮河：气候过渡带与政治分界线
学界对淮河成为南北政治分界线的原因，在解释上一直存在一种倾向，即特别强调自然因素所起的决定作用。当然，淮河是我国自然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具有成为政治南北分界线的先天条件。从现代气候学的角度，秦岭——淮河一线确实是最重要的气候分界线，淮河南北两侧，地层、土壤、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有一些不同，地理要素对淮河成为南北分界线的影响是毋庸质疑的。但是，要以此作为解释淮河作为政治界线长期、稳定存在的唯一原因，当中还有些问题很难回答。
首先，古人是否知道淮河就是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古代对自然条件的差异，没有现代器测的各项指标作为依据，需要直观的景象判断。淮河两侧都是一样性质的冲、洪积平原，两岸没有明显高差，山体湖泊等地貌也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从舞阳贾湖、蒙城尉迟寺、蚌埠双墩、定远侯家寨等遗址出土的碳化稻来看，淮河南、北两岸的农业也都是以稻作或稻麦混作为主，农业景观上也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的自然景观条件下，人们恐怕很难凭直观印象就知道淮河南北岸气候存在着差异。虽然，淮河两岸“南橘北枳”的说法十分著名，但细考文献，“橘”、“枳”之界的说法也不仅仅针对淮河，而是一直存在“长江”和“淮河”两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最早也要到战国以后才出现。前面说过，战国以前淮河分界线已经在《禹贡》这样的经典中被确认，那更晚文献中南橘北枳的说法则很可能是一个概念影响了人们对自然景观体认的结果。
同时，如果严格从气候学上来说，南北气候分界“线”在科学上并非真正存在。所谓淮河南北气候分界，是在淮河两岸相当宽的带状区域内，逐渐完成的气候、土壤等自然地理特征。在这样一条宽阔的过渡带中，人们如何直接体察淮河两岸存在气候上的差异，又如何能准确地将淮河作为划分南北政治的界线?无论如何，古代人对于淮河气候分界的认识不能说是明晰的，而这样模糊的地理认识，又怎能保证淮河政治分界线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长期、稳定地存在呢?
所以，一条呈现出延续性和稳定性的政治界线的出现，地理要素只是提供了条件，背后一定还存在一些强有力的人文要素。
从逻辑上讲，淮河从“气候过渡带”到“政治分界线”，至少需要两个条件：1、淮河两岸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政治上的分异有深厚的历史渊源。2、这种分异，在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了相应的认同。只有如此，淮河才能起到分界两岸政治势力的作用，也只有如此，这条界线才能具有顽固、稳定所需要的政治和文化基础。
淮河两岸恰恰经历了这样一个政治过程。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末年的300多年间，淮河以南的“江淮汉水之间”形成了一个政治、文化相对统一的“淮汉”政治区域。这一区域的政治主体由西进的东夷和土著南蛮组成，是周代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力量，与王朝由疏离到分立。淮河以北的主体是华夏族群国家，作为中原王朝政治的延伸，延续三代以来的政治传统。淮河两岸族群认同相异，政治上分立对抗，淮河成为了南北政治的一道界线。
目前学界对这一过程都说得不够清楚，本文希望通过对“淮汉政治区域”形成到淮河两岸走向政治分野历史过程的梳理，来揭示淮河成为南北政治分界线的人文条件。至于观念对于区域界线稳定性的影响，涉及到周代“南”的概念，内容也非常复杂，需要另文讨论。
二、西周早期：汉、淮流域东西两端相对发达
西周早期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基本面貌是：两流域在政治上都还没有完全发育起来。当时汉水流域开发的范围主要是中下游的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这两地与周王朝关系密切，是王朝政治主体区域的一部分。而淮河流域的发达地区主要在下游，与山东、江苏交界的苏北徐州一带是政治中心。这里是“夷人”的势力范围，在周初与王朝对抗比较激烈。两个流域的其他地区开发程度都比较低，政治上更是基本可以看做空白地带。所以，后代的“汉淮”区域，此时呈现为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形”，政治中心东西距离较远。这甚至算不上是一种格局，因为虽然汉水、淮河一个归附王朝一个对抗王朝，但两个地区的族群间基本上没有直接的交往和冲突。
(一)王朝以南阳为中心控制汉水流域
据《水经》，汉水发源于秦岭，有两个源头，一名漾水，一名沔水，漾水出于陇西氐道嶓冢山，沔水出于武都沮县东狼谷。两水在沮县合流，之后东南至南阳一段称汉水，过南阳向南折的河段称沧浪之水，至江夏又改称夏水，最后汇入长江。汉水流域也可以根据这几段划分成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大洪山两麓、江汉平原(也称云梦)几个小的地理单元。
南阳盆地是淮河流域与汉水流域的连接地带，既有汉水流经，又处于淮河的上源。南阳盆地自然条件良好，农业发展程度较高，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商代末年周人尚未立国时，就已经在这里经营。有学者提出，所谓“文王化行”，主要就是指的南阳地区。西周建国后，王朝将 姬姓曾国、姑姓鄂国徙封至今南阳市区附近，将祁姓唐国徙封至今方城，将曼姓邓国徙封至今邓县。这些国家，除姬姓周人外，姑姓为黄帝后裔，祁姓为陶唐氏后裔，曼姓为商人后裔，都是中原地区的古老人群，原居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北部和山西地区，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很高。在周王朝建立后，这些族群都归附于周，王朝将他们徙封至南阳盆地，开发与控制南阳的意图很明显。王朝对南阳地区军事上的控制也很紧，在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铭文中有：“(王)命静曰：‘司汝采，司在曾、噩(鄂)师”，可见王朝在这些封国内还驻有军队。虽然汉水只是在盆地西南边缘流过，但在西周中前期，南阳是汉水流域的政治中心。
楚人当时生活在南阳盆地的北部边缘。对于早期楚都丹阳的地点，前人已有许多探讨，较早有秭归说、枝江说，稍晚有丹浙说，近代又出荆山说。在诸说之中，以石泉先生提出的商县说最具说服力。石先生认为，周初楚居于陕西商县(现在的商州市)的丹江河谷，后迁移至河南淅川的丹淅之会。近年来秦岭南麓的商洛巩家湾、东龙山和陈塬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也证明，陕西商州丹江河谷地区确实与楚文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更进一步支持了楚人早期在商县的说法。楚为祝融后裔，也是中原旧族，参加了周伐商的战争，并在成周之会上负责守燎，在周初与其他接受褒封的小国一样，对王朝是臣服的。所以，很明显，南阳盆地属于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政治上与中原是一体的。
汉水流域的其他地区，汉中盆地、大洪山两麓、江汉平原等地，当时开发程度还比较低。土著西南夷卢、彭、濮等主要居住在大巴山地的褶皱之间，虽然这些族群也参加了伐商战争，但周立国以后，它们与王朝政治上的联系却日渐疏远，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也比较低。可以说，在周初，除了南阳盆地外，汉水流域的其他地区还基本属于王朝政治上的空白地带。
(二)淮夷集中在淮河下游北岸的苏北地区
淮河发源于桐柏山地，一路向东，在宋元以前一直独流入海。淮河两岸为冲、洪积平原，平坦，支流发达，可以大致分成6个小的区域：颍汝、沙涡、大别山东麓(信阳)、苏北湖荡、淮南湖荡和苏南湖荡区。
其中3个区在淮河以北：1、颍汝地区。颍汝上游的考古工作已经展开很多年，考古学文化序歹lj也已经基本清楚，基本上是庙底沟二期——王湾三期——二里岗——后冈——大司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所以，颍汝上游地区往往与伊洛郑州区合称为“伊洛颍汝区”或“嵩山文化圈”，是属于黄河流域核心地带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之列的。因此，本文研究的淮河上游北岸的“颍汝”地区，主要是指颍汝的下游，也就是今天平顶山、漯河、淮阳一线以南的地区。这一地区周初不是王朝特别关注的地区，封国主要就是蔡国，当地周初的遗址发现的也不多，大体可以算是王朝控制和影响下的地区。2、颍汝以东的沙涡地区，早期情况不详。3、苏北湖荡地区。这一地区由于与山东接近，基本上列于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之内。在夏代，苏北类型属于岳石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到了商代，这一地区没有同胶东半岛以外的其他地区一样成为商文化的分布区，而是以徐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多保留传统文化因素的独立区域。
另3个区在淮河以南：1、大别山东麓，即信阳地区，从考古学文化特征上看，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重要的走廊地带。在文化面貌上土著、中原与长江流域3种因素共存。需要说明的是，信阳北端的江国和息国，虽然在淮河的北岸，但与颍汝上游的陈、蔡之间，有比较大的一片封国空白地带。无论是从空间上还是政治上，这两个国家都应归入淮南信阳区，而不能归入淮北颍汝区。2、淮南湖荡地区。淮河中游南岸湖荡地区在商代以前曾产生过土著的蚌埠双墩、斗鸡台等文化，而到了商代，整个区域被典型商文化覆盖。晚商时期商文化大范围收缩后，当地的考古学文化进入了一个空白期，遗址很少，更基本看不到周文化的器物，说明当地在周初人群活动不频繁，封国也很少。3、苏南地区。这一地区在考古学文化上一般归于宁镇文化区。由于工作开展范围的原因，目前这一地区早期的面貌不是太清楚。进入西周以后，出现一种以土墩墓为代表的极富特色的当地文化。从器物来看，这一地区出土的陶器和原始瓷地方特征比较明显，但青铜器则与中原地区在风格上比较一致，这样看来，苏南地区周初在政治上还是王朝能够控制和影响的地区。
可见，周初淮河流域的政治中心在淮河北岸最东端的苏北湖荡地区。
一直以来，对于夷人大规模进入淮河流域的时间，学界似有一种误解，认为周公东征后，夷人就直接迁到了江淮地区。事实上，夷人大规模南迁的时间应该是在穆王时期，而之前的几十年中，南下的夷人并没有走远，主要还是停留在了苏北地区。也正因如此，苏北这个地理上的边缘地带，由于王朝的关注，实际上成为了这一时期淮河流域政治上最活跃的中心地区。而且，我们现在所谓的淮河(水)，在周初还没有淮水之称。淮河流域的其他地区，颍汝地区的北部，地域上更靠近黄河流域，是周王朝封国密集区之一，属于成周的政治辐射地带。淮北的沙涡地区，零星散布着一些封国，蔡国、陈国、胡国等，实力也都不是特别突出。淮河以南的地区，则基本没有封国，政治上基本是空白。
三、西周中期：汉、淮流域的全面开发
西周中期汉、淮两流域的基本历史脉络是：在汉水流域，周王朝为了保护联系幕阜山铜矿的“金道”，开始加强对南阳、随枣地区的控制。昭王多次南征伐楚，楚在军事压力下沿樊宜线向南迁，进入江汉平原。此时汉水流域以大洪山为界，在政治上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南阳随枣一线继续与王朝保持一体，西部樊宜云梦一线则存在一些分离倾向。在淮河流域，夷人此时已迁出苏北，南逃至淮南湖荡地带。整个淮河以北的苏北、沙河、涡河流域及颍、汝下游，还有上游南岸的信阳地区，基本都在王朝的有效控制之下。这是周王朝势力最为鼎盛的时期，整个淮汉之间在原来“哑铃形”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王朝对夷人聚集区半合围的“钳形”格局。即便如此，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间还是没有密切的交往，后世影响巨大的“淮汉”区域，此时还无从想象。
(一)王朝对南阳、随枣的控制与楚在樊宜、云梦地区的活动
昭王时，周王朝很重视对汉水流域的经营。一方面，通过伐楚，保证了与南阳之间的交通线，牢牢控制住南阳盆地。另一方面，沿随枣走廊徙封姬姓封国，控制长江以南的铜矿产区。
昭王对楚大规模用兵，是西周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史墙盘、速盘、颤驭簋、堆叔簋、赢鼎、迢伯簋等多件青铜器中都有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但考之当时的历史情况，却有一点令人生疑：楚的发迹，最早也是西周末年的事，周初的楚国只是一个僻处山林的小国，而且商末以来，楚人随周伐商，盟会守燎，与周王朝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和睦的，周王朝实在没必要对这样一个小族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周初伐楚，还不是因为楚的实力达到了威胁王朝的能力，而是为了控制王朝通过南阳到达铜矿产区的交通线，保证王朝对汉水流域的控制。
在对楚用兵的同时，周王朝开始经营大洪山东麓的随枣走廊。江汉平原年代较早的西周遗址，如 蕲春毛家咀、新屋垮，黄陂鲁台山，大悟吕王城，武昌放鹰台等，基本都集中在随枣一线。这些遗址的初始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交，应与周昭王经营江汉有直接关系。而昭王经营江汉的原因，则是为了随枣走廊相连接的幕阜山地区的铜矿资源。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已经发现有大冶铜绿山遗址、阳新丰山洞遗址和瑞昌铜岭遗址等，是商周时期最大的矿业遗址群。这些铜矿在商代就已经开发，随枣一线是当时中原获取铜料最主要的交通线。为了控制这一狭窄地带，王朝将唐、随两个姬姓大国由山西的汾水流域徙封至随枣走廊的锁钥随县。
昭王以后的一段时间，青铜器中很少再有王朝对南方用兵的铭文，说明在西周中期，王朝可以说是牢牢控制着汉水中游的南阳盆地和大洪山以东地区。恭王时期的士山盘铭文记载了周天子命王朝大臣士山到汉水流域各国索取贡赋的情况。其铭文云：“王呼作册尹册命山日：于入中侯，延征都、刑(荆)、乎服，聚亢虐服、履服、六孳服。中侯、都、方宾贝、金。山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乍(作)文考鳌仲宝尊盘盂，山其万年永用。”
其中“中、荆、乎、亢虐、履、六孳、都”都是王朝统治下的封国或族群。“中”，朱凤瀚先生认为在陕西商洛地区。都，又见于春秋都公平侯鼎(《集成》2771、2772)，《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杜注云“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都县”，当时应该在现在的河南南阳浙川。荆即楚，当时应该在比都国稍南的位置。乎，黄锡全隶定为“方”字，从字形来看，应该大体不错。安州六器中有“方”地，应在今南阳方城。“亢虐”、“履”、“六孳”则地点不详，从顺序上看，应该距离方城不远。总之，士山是从王朝出发，先到达了商洛地区，然后应该是沿丹水南下，到达汉水中游的淅川一带，之后再折入南阳盆地。看来士山整个行程没有什么波折，所到之处都向王朝缴纳了贡赋，中、都、方三国还向士山赠金。可见，此时汉水中游与王朝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比较稳定的。
而楚人一方面接受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却也没有停止谋求自身发展。在昭王南征后，楚人离开商洛山区，沿汉水南下，向政治力量相对空虚的大洪山西岸及江汉平原一带迁移。楚人南迁的时间，以往也多有争议。石泉先生认为，至迟到夷王时，楚人已经由商县迁至淅川。。而据《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熊渠身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鄂地的所在，张守节《正义》引刘伯庄云：“地名，在楚之西……今东鄂州”，即现在的湖北武昌附近。恐怕在夷王时，楚不仅已经远离了秦岭山区，而且已经深入到了江汉平原的云梦一带。
(二)王朝对苏北的讨伐与夷人沿淮西进
被齐、鲁驱赶至苏北湖荡地带的夷人，经过康、昭两代可能恢复了一定的实力，引起王朝的警觉，王朝对这一地区发动了战争。这次对苏北湖荡的征伐，应该发生在穆王时期。文献中有穆王伐徐的记载，《史记》中有：“造父幸於周缪(穆)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后汉书》、《韩非子》、《淮南子》等也都有记载，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穆王时发动过一场规模不小的战争是没有问题的。
班簋(《集成》4341)记载了穆王时期伐徐的战争，其铭文云：
王令毛伯更虢成公服，屏王立(位)，乍四方亟。秉鲧、蜀、巢令……王命毛公……伐东或
(国)屑戎。王令吴白(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日：以乃师右比毛父……三年静(靖)
东或(国)，亡不成。
班簋的年代争议不大，从清末刘心源以来，都定为穆王时期，唐兰先生认为是明确无疑的，并指出：“班簋记伐东国屑戎事……疑即指徐偃王。”杨宽也认为东国屑戎“可能是淮夷或徐戎的一支”。但铭文中繁、蜀、巢的地点，先生们多认为在淮河中上游。“繁”地，陈梦家先生认为在繁阳(新蔡)，唐兰先生则认为其地点无法确定；“巢”地，陈梦家先生认为在新野，唐兰先生则认为在安徽巢县；蜀地，陈梦家先生认为无法确定，唐兰先生也没有指出具体地点，但强调此“蜀”绝非西蜀。但从铭文中提到繁、蜀、巢、吕、吴等地名来看，战场的位置很可能没有如此偏西，而是现在江苏、山东交界的苏北地区。因为淮夷虽然遭到齐、鲁两国驱赶，但并未走远，穆王时期可能还没有达到淮河中上游。马承源先生引《左传》宣公十八年“于是乎有蜀之役”杜注“蜀，鲁地”，及《国语·楚语上》“使太宰启疆请于鲁侯，惧之以蜀之役，”韦昭注“蜀，鲁地”，指出三地中的“蜀”在山东，这一说法是很有见地的。陈、唐两位先生将“繁”、“巢”都定在淮河中上游，这样却与马先生所定山东“蜀”距离甚远，毛公所掌管的范围恐怕太大，“繁”“巢”两地应该与“蜀”相去不远。文献中“巢”地也确实不仅仅存在于河南。上博简《容成氏》载夏桀逃亡路线，其中有“南巢”，与其一线还有“有鬲氏”、“鸣条”、“郧”等地。有学者指出，这几个地名，均在今山东境内。“繁”地见于周公庙所出西周甲骨，朱风瀚先生指出，这批甲骨与周公东征有密切关系，那么，此“繁”很有可能与周公庙甲骨中的“繁”同为一地，就在山东地区。王朝先将繁蜀巢赐予毛公作为辖地，其后命其出征，那么毛公所征伐的地区，也不会距此太远。铭文中的“吕”地，学者依旧疏认为在南阳。但是，吕国本封山西霍太山一带，西周晚期与申国同时南徙至河南南阳，依《诗·大雅·崧高》，徙封时间在宣王时期。班簋中的“吕”，应该指山东的齐国。据《史记·齐太公之家》载，齐本就称吕，在太公封于山东后，其子丁公仍称“吕，极”。后来虽然不用旧称，但直至战国时期，曾侯乙编钟铭文中仍有“其在齐为吕音”，说明“齐”、“吕”二字互称。铭文中的“吴”地，则应是宜侯矢簋铭中所载迁至苏南宜地的吴(虞)国。王朝调用齐、吴两国为毛公侧翼，应该也是就近用兵。在山东与苏南之间，正是徐淮夷活动的苏北湖荡地带。
铭文记载，战争持续了3年，规模不小，周王朝最终取得了胜利，而苏北地区的夷人战败，东方是大海，只能向南、向西沿淮河逃离，进入淮南湖荡地区。进入淮河流域以后，夷人很快就控制了淮南，并发展到淮河上游的大别山东麓。从淮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来看，在相当于中原的商代，这一地区基本上属于商文化的分布区，而其后，当地出现了外来的素面鬲、素面觚、折肩罐等东夷文化传统的陶器。同时，高圈足簋也较以前增多。这4种陶器的来源就是山东地区。当地周代文化二期时这些器物的量有所增加，到了第三期时，更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淮式鬲。这就说明，在周代确实有大量山东的东夷人群进入到这一地区，而后来以典型淮式鬲为代表的淮河流域当地文化，就是在这一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学界对于淮河流域周代文化各期的绝对年代，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一般来说，将江淮地区西周文化的4期分别对应中原的西周早期、中期、晚期和春秋早期。但是，淮南地区作为周边地带，在进行分期时需要考虑文化传播上的滞后性，第一期能不能早到周初，恐怕应该在西周早中期之际，也正是穆王前后。穆王伐夷战争的直接后果，是王朝夺取了长期被夷人控制的苏北地区，而原本生活在东部的夷人，沿淮西进。在西周中期，淮北的沙河、涡 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以素面鬲、素面瓿、折肩罐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要素的来源就在山东地区，此时在安徽淮河流域出现，说明淮夷进入到了当地。
虽然淮夷进入了淮河中游，甚至到达颍汝下游地区，但整个淮河北岸，都被牢牢控制在王朝手中。西周中期是王朝对淮夷统治最为有效的一段时间。宣王时期兮甲盘(《集成》10174)铭文云：“淮夷旧我帛亩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稹、其进人。其稹，燕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摸伐。”夷人在西周的大多数时间里都与王朝进行着军事对抗，向王朝称臣纳贡的时侯不多，兮甲盘中提到的情况，应该就发生在穆王以后。所以，虽然夷人进入了淮河流域，但这一地区还是王朝的势力范围，特别是淮北，颍汝尾闾的陈、蔡等封国，有着雄厚的实力，为王朝控御整个地区。可以说，在西周中期，淮河北岸地区西周中期政治上与中原基本连成一体。大别山东麓的信阳地区，也仍在王朝的控制之下，姬姓的蒋国、息国，妃姓的番国，子姓的弦国都是与中原政治有深厚渊源的封国，王朝能够通过这些封国，控制当地。而西周中期进入信阳地区的淮夷小国也不多，直到春秋时期，淮河上游南岸的赢、偃姓国家，都只有黄国一个。
这样，在淮北，王朝的势力范围呈现钳形，对淮南一小片夷人集中的地区形成合围之势。但是，随着淮夷力量的休整重启，这种态势很快就被打破了。
四、西周晚期：“淮汉”区域雏形始现
两周之际是“淮汉”政治区域形成的关键：在汉水流域，南阳地区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变化，封国背叛王朝，不断发动叛乱。随枣走廊虽然还在姬姓封国控制下，但南阳叛离中原，阻断了随枣与北方连接的最主要道路，客观上造成这一地区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地方化倾向。汉水流域的政治中心，随着楚国的兴起南移到了江汉平原。在淮河流域，夷人完全控制了淮南湖荡地带，并北上与王朝争夺淮北颍汝地区，还有一部分淮夷越过大别山进入了汉水流域。虽然王朝保住了对淮北的控制，但南阳、淮南两地区共同发动针对王朝的叛乱，政治上已经实现了联合。“淮汉”区域的雏形及夹淮对峙的格局初步形成了。
(一)南阳地区的离心及淮夷对汉水流域的渗透
西周末年，汉水流域的政治面貌错综复杂。厉王时期，南阳地区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叛乱。禹鼎记载了这次战争，其铭文云：
亦唯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伐南或(国)、东或(国)。至于历寒。
王遁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栽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悒，弗克伐噩。肆武公迪遣禹帅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曰：于将朕肃慕惠(唯)西六师、殷八师，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于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敦伐噩。休。菱(获)厥君驭方。肆禹有成，敢对扬武公丕显耿光。
铭文中讲到噩侯驭方发动了对王朝的战争，周王命武公率领王朝的大军西六师和殷八师对其讨伐，武公又命禹作为军队的主帅，最终伐噩成功，俘虏了叛乱的国君噩侯驭方。徐中舒、马承源等先生都认为，发动战争的噩国就在南阳盆地，《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有西鄂故城”，因为汉水流域有两个噩国，南阳的噩(也作“鄂”)相对于《楚世家》所载熊渠所伐之湖北鄂州之鄂位置偏西，所以也称西鄂。传世器中有“噩侯作王姑簋”(《集成》7.3928—30)，可知噩国为姑姓。姑姓乃黄帝后裔，在商代就已经立国，卜辞“……二田噩、盂，有大雨”(《萃》968)可知，噩与盂地临近，盂在今河南沁阳，商代的噩也应该在河南北部地区。徐少华先生则根据噩叔簋、噩侯历季诸器的型制，认为噩国早在成王时期就已经从豫北迁至南阳盆地。噩国在邓州，扼守着南阳盆地通往随枣走廊的要道，与王朝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噩国姑姓，与杞国、宋国等同为先代之后，享有“于周为客”的特殊礼遇。姑姓又与姜姓一样，是姬姓周人最主要的通婚对象，直到春秋，仍然有“姬姑耦，其子孙必蕃”的观念，不仅反映了姑姓与周王室在血缘上亲近，更重要的是，在当时那个血缘关系在政治上仍然存在直接影响力的时代，这种通婚关系更能够延伸出政治上的联盟关系。噩国与齐国一样，都是侯爵，说明噩国有很高的国家等级，而且担负着一定的军事职能。前面提到，静方鼎铭文记载王朝在噩国还驻有军队。孝王时期的噩侯驭方鼎铭文中也有“王南征伐角，儒。唯还自征，才(在)坯，噩侯驭方内(纳)璺(醴)于王，王乃裸之”，可见王朝在两畿以南的军事活动与噩国有密切的关系。以往我们对周初东方的政治形势、诸侯国等级比较清楚，知道齐国在周初分封时军力超过一般国家，承担着王朝镇守一方的军事重任，但对南方的区域开发和封国历史认识还比较模糊，恐怕对噩国在周王朝南土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应该可以这么说，如果齐国有为王朝镇守东方的重任，那么噩国就是为王朝镇守南方的大藩。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反叛，对王朝南方的政治格局影响是非常重大的。虽然从宗周钟(《集成》1.260)铭文“南或(国)艮(报)孳(子)敢自(陷)虐我土……南尸(夷)、东尸(夷)具(俱)见廿又六邦”来看，噩国的叛乱最终还是被平定了，但南阳地区的离心倾向已经表露无疑。虽然王朝为了抓住这一地区，徙封了申、吕，但不久以后，正是南阳申国与犬戎联合，发动叛乱，彻底断送了西周王朝。
从考古学文化特征看，随枣走廊这一时期与王朝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在疏远，逐渐显示出一种地方化的趋势。大洪山以东地区西周时期文化中流行一种宽体、瘪档、小口、折沿、折肩、直腹、柱足、饰绳纹和凹弦纹的陶鬲，随州庙台子、大悟吕王城和新洲香炉山都有发现。这种瘪裆折肩鬲不见于中原地区西周文化，也不见于周围地区同时代文化遗址，更与商文化陶鬲有明显的区别，是当地文化的代表。这种瘪裆鬲虽然一直存在，但在中前期并不流行，到西周晚期，庙台子、吕王城、香炉山、汉川乌龟山、罗田庙山岗。等遗存中这种瘪裆宽体鬲数量大有增加，基本器物组合也开始与中原西周文化不同。
而大洪山以西的樊宜一线和江汉平原，在楚的开发下发展起来，成为了楚最核心的势力范围。而楚国在西周末年基本与王朝彻底对立，自称为王。虽然看不出楚是否参加了蜃国的叛乱，但江汉平原政治上与王朝对立的局势是很明显的。
在春秋时期，汉水流域存在着一些偃姓的封国，如应山的贰国，《路史》“后记”七“小吴”云：“皋陶后，偃姓”；郧阳的绞国，《姓脯》六十八“巧”、“《路史》“后记”七“小吴”也皆称其为偃姓：郧县的麇国，《春秋分记》云“赢姓”。从国姓来看，这几个小国明显是夷人的国家。从文献传统来看，江汉平原不是夷人活动的范围，而从考古学文化上看，在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一直是河南龙山文化和湖北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势力范围，目前也还没有发现山东龙山文化或岳石文化要素。在夏商时期，目前也没有发现出土山东文化特征器物的遗址。所以，这些夷人国家肯定不是江汉平原地区原生的，而是由淮河流域进入的，而且他们进入江汉平原的时间应该是在西周以后。也就是说，夷人在进入淮河中上游并立足的同时，还有一部分越过大别山，进入到了汉水流域。虽然进入汉水流域的淮夷数量不多，势力也很微弱，但这些夷人越过了淮河和汉水之间的分水岭，跨过了两 个流域之间的地理界线，加强了汉水流域与淮河流域族群之间的联系，这对于相对独立的两个流域融合成一个“淮汉”政治区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绞、麇这样的国家，已经深入到汉水流域中游的郧阳地区，那里是汉水流域与南阳盆地之间联系的关键地带，虽然我们尚无法找到明确的证据，但此时淮夷国家进入这一地区，对于南阳盆地与淮河流域政治上的交往以及整个“汉淮”区域的形成必然会起到促进作用。
总体来看，西周末年的汉水流域，在政治上表现出强烈的与中原政治相脱离的趋势。无论是原本从属于王朝的南阳盆地，还是从一开始就与王朝对立的江汉平原，都在政治上明显表现出与王朝的分离和异化。整个汉水流域，只有随枣走廊的随国还充当着王朝政治的代表。但在南阳背离了王朝以后，随枣走廊不保已势所必然。
(二)淮夷与王朝在淮河中上游北岸的争夺
王朝虽然在南方也有一些封国，但一部分在颖汝上游，一部分在淮河南岸，淮河中上游北岸地区整体上比较空虚。而西进夷人在淮河中游稳定下来以后，不断沿支流向北侵扰，与王朝在淮北地区争夺。与汉水流域王朝势力北缩的情况相反，周王朝击败淮夷控制住了淮北地区。
淮夷对淮北、颍汝的侵扰大致开始于西周中晚期之交的孝王时期，器生簋(《集成》9·4459)铭文云：王征南淮夷，伐角、需、伐桐通，蓼生从，执讯折首，孚戎器，孚金。
到厉宣时期，王朝与淮夷在这一地区的争夺升级，又开始出现了大量记载战争的铭文。厉王时期的虢仲盈(《集成》9.4435)铭文云：“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尸。在成周，作旅盈。”
同样与这次战役有关的铜器还有柞伯鼎，其铭文云：“虢仲令柞伯日：……今汝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即围城，蔡侯告征虢仲，遣氏日：既围昏。虢仲至，辛酉搏戎。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
两器铭对照可以看到，虢仲为王朝卿士，受天子之命指挥，柞国和蔡国的军队参战。王朝对距离王畿较远的地方征伐，调用周边封国就近参战比较便利。西周末年的蔡国在淮河上游支流汝水东岸的上蔡，柞国虽然在黄河以北的延津县，但记载战争的柞伯鼎则出土于离蔡国不远的汝水西岸平顶山，很有可能与柞伯在此地作战有关。所以，厉王时期这次战役的地点，大致应该就在汝水的中上游一带。铭文中的“昏”城，是厉、宣王时期战争铭文中多次出现的一个地点。晋侯苏钟铭文云：
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值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嚣分行。王亲令(命)晋侯苏：率乃师左清覆(矍)，北烐口，伐夙(宿)夷……王至于甸勘(城)……亲令(命)晋侯苏：自西北遇(隅)敦伐匍戳(城)。晋侯……瞰(陷)入……王至淖淖列列，夷出奔。
朱凤瀚先生指出，柞伯鼎中的“昏”，即晋侯苏钟的“匍”。匍的地点，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山东郓城。但是，从宿地周边的环境看，晋侯苏到达宿，要渡过莎翁水和另一条河。疆水，《水经》载为獾水，其水“出派水于梁郡蒙县北，由东过萧县南，睢水北流注之，由东至彭城县北，东入于泗”，即从现在安徽蒙城经萧县到达江苏徐州，并不经过东平郓城的古大野泽一带。而在漫水流经的区域内，也确实有宿地。《春秋》庄公十年“宋人迁宿”。杨伯峻指出，宋人所迁之宿并非山东东平之宿，“以宋不得至齐、鲁境内也”，江永《春秋地理考实》中提出“凤阳府之宿州，地亦属宋”，认为宿地在安徽宿州。很有道理。宿州在古睢水与沙水之间，虽然还无法确定匍城的地点，但参照柞伯鼎战场的区域，匍城应该也不出淮河中游汝水到沙水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晋侯苏钟记载的宣王时期的这次战争，也是发生在淮河中上游北岸地区。可见，淮河中上游的颍汝沙涡一带在西周末年是王朝抵御夷人侵扰的主要战场。
淮夷沿着淮河北岸的支流向北侵扰，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到达了王朝腹地成周附近。敌簋铭文即载：“内(入)伐渑昴(昂)、参、泉、衷(裕)、敏、阴阳洛。王令(命)敌追御于上洛、熄谷，至于伊，班。”
学者们都肯定“上洛”就是“上雒”，即陕西商州市，而阴阳洛马承源先生则认为是洛水南向下游。为了控制住处于王朝军事屏障位置的颍汝沙涡地区，王朝除了出兵讨伐外，还向这一地区徙封了蒋、沈等姬姓封国。蒋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载周公之胤的六国之一，杜预认为在“弋阳期思县”，即今信阳淮滨县。淮滨县东南30里有期思公社，八十年代调查时发现有东周到汉代古城遗址。城东西长1700米，南北长400--500米，北墙不存，其余3面断续可见，出土有绳纹陶、西周铜镞、春秋战国铜剑、戈矛镞郢爰和较多蚁鼻钱及汉代绳纹砖瓦。《水经·淮水注》云：“(淮水)又东北，过期思县北，县故蒋国，周公之后。春秋文公十年，楚田于孟渚，以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楚灭之以为县。”考古发现所见古城位置与文献记载比较一致，应该与古蒋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淮滨期思故城没有进行发掘，调查时曾对一段城墙进行过解剖，依据城墙夯土内的陶片，调查者将期思古城的上限定在春秋，但《左传》中又没有任何关于蒋国位移的记载，城墙剖内又有西周铜镞，考虑到先秦城墙与城址之间有比较复杂的关系，期思古城的始建时间很可能早到西周末年。《太平寰宇记》载：“开封府尉氏县”条云：“县西五十里有蒋城”，蒋国在西周末年应该就是从河南北部南迁至颖汝的。沈国据《左传》文公三年杜注：“汝南平舆县北有沈亭”。在今信阳平舆县北。近年来，汝南县北与平舆县界之间发现了春秋时期的沈国故城遗址。调查可知城址总面积2.1平方公里，平面近方形，城垣夯土残迹尚存，东西南城门址尚可辨，城内外出土有铜剑、戟、矛、镞，及陶鼎、豆、罐、瓮等，从遗物看，城址的使用年代为春秋时期。马承源据沈子它簋认为沈国为周公之子的封国，。汾水流域有沈地，沈国始封应该在山西，其迁徙的时间和原因应该与蒋国一致。
一般认为，宣王时期的征伐，王朝取得了胜利。《诗》中《江汉》、《常武》等都是赞颂宣王南征赫赫武功的篇章。从春秋颖汝地区封国分布来看，淮夷国家相对集中于淮河南岸，颖汝地区则只有道、柏两国，也说明王朝在西周末年确实有效控制住了淮河上游北部地区。
随着活动空间范围的接近，汉水流域与淮河流域的人群在西周末年不再互无来往，而是联合起来与王朝为敌。前面已经看到禹鼎的铭文，“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发动叛乱，说明此时淮河流域的夷人已经与汉水流域的势力在政治要求上实现了一致，两个地区打破了桐柏——大别山的自然界限，开始以一种区域政治势力的面貌出现在西周的政治事件当中，“淮汉”这样一个政治联合的区域，此时已经雏形始现。
五、春秋以后：“淮汉”区域的确立与巩固
春秋以后的几百年间，楚的统治，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淮汉”政治区域的实体。
春秋时期楚国扩张和东进的历史过程十分清楚。高士奇在《左传纪事本末》中对楚的扩张过程也有一个概括：“自邓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黄受之；江、黄亡，而楚之兵陈、蔡受之；陈、蔡不支，而楚兵且交于上国矣。”楚向外扩张，首先占领的地区是与王朝脱离的南阳，而后取信阳，之后夺淮北。南阳与楚最近，南阳虽然相对于中原在地理上自成单元，但由于樊 宜一线是楚的势力范围，除了一个邓国作为门户外，对于楚国可以算是无险可守，所以南阳最先被纳入楚控制下。南阳在军事上有一个致命的特点，就是要与伊洛颍汝地区互相支撑。顾栋高就曾经说过：“声势相联称苑洛，宣王封谢壮藩垣。申亡腰膂从中断，南国旋成楚北门。”苑即南阳，洛即伊洛，伊洛与颍汝上游在政治、文化自古就是同一个圈子，往往合称“伊洛颍汝”。所以苑、洛两地一旦分离，南阳就无力抵御北上的楚国。而楚夺取南阳后，淮河以北的伊洛的地区，也失去了屏障。所以，在南阳被楚控制以后，以蔡投降楚国为开端，长期在王朝控制下的淮河上游北岸地区也被楚占领。但是，这一地区毕竟与中原政治盘根错节，与“实县申息”的南阳和信阳已经完全成为楚的直辖领地不同，淮北地区与楚之间一直是附庸关系，而且随着中原霸主国家军事实力的消长而时叛时服，在春秋中后期，历史的主题就是晋楚争霸，而淮北地区，正是晋楚争霸的拉锯地带。僖公二十八年以前，楚在淮北的势力很盛。但城濮之战以后，这一地区的小国纷纷归附于晋，楚在当地的势力渐弱。在楚康王五年(公元前555年)以前，楚在淮北的势力大体止于今沙河上游南岸一线，虽然楚惠王十四年时(公元前475年)，楚已经灭陈、蔡，势力达于泗上，其后的数十年间，楚与韩、魏在淮北的冲突中还是处于劣势。楚怀王时，楚亡淮北地于宋。所以，楚对淮北，特别是颍汝沙涡的下游尾闾地区的政治控制，是很不稳定的。
而在此之前，楚国就已经控制了信阳地区。庄公十四年灭息，并在息地设县。僖公五年灭弦，僖公十二年灭黄。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楚国丧失了颍汝地区以后，楚国更重视依托信阳地区原有的基础向东扩张，文公四年灭江，其后灭六、灭蓼、灭群舒、灭巢、灭钟离。这些国家，全部都是淮河中游南岸的淮夷国家，楚国彻底吞灭了这些国家，将这一地区完全变成了楚的领土。昭公十二年，楚灭徐，进入到了淮河下游的苏北地区。但吴、越的兴起，严重影响了楚的东进和北上。《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可见，楚国对淮河下游两岸的影响远不及东夷和吴越，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楚势力的东端，只能是长期盘踞在淮河中上游南岸地区。正因如此，淮南地区在政治、文化上与楚的故地充分融合，大别山和义阳三关的阻隔作用在两个区域之间完全消失了，由汉水中下游的南阳盆地、大洪山两麓、江汉平原(云梦)和淮河中上游南岸构成的“淮汉政治区域”的主体空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
社会一体化是政治一体化发展到更高程度的一种表现。考古学文化根据古代人类日常生活遗存划分类型，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某一地区、某一人群的社会生活状况。汉水、淮河之间的蛮、夷两个族群，源自于不同的文化传统、生产方式，器物类型上原本差别很大。而到了春秋时期，在汉淮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上，两族群呈现出明显的趋同、融合的迹象。在两周之际，淮河流域，特别是淮南，鬲足表面出现了刮削的作风，部分钵、豆的形态特征，都有与湖北地区同时期的陶器相似的因素，这在以前不明显。到春秋早中期，在淮河流域较大范围内，陶器中更是出现了明显的受楚式鬲直接影响的平沿、束颈、实足根较高的红陶鬲。而到了春秋末年，淮河中游下蔡、寿县一带所出土的蔡国青铜器，完全列入楚文化范畴内虽不甚严格，但已经可以看出是深受楚系青铜器的影响。。这说明，在楚国强大的统治下，汉水淮河之间的这一大片地区内，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大体相同，成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实体对于“淮汉”区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意义，恐怕比政治实体形成的意义还要大，因为相对于国家政治来说，社会生活要稳定得多。
六、意义：淮河南北分界线与中国早期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变
“淮汉”政治区域的形成，使淮河这条气候过渡带发展成为一条政治分界线，这实在是一个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国总体政治、文化地理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
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内包含有复杂的水系、山脉，还有不同族属的人群，在周王朝封国政治的作用下，这些要素之间经历了将近800年的整合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淮汉”区域实体。“淮汉”区域形成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地域概念。《辨亡论》有云：“(吴)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汉之涣，东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蛮之表”，提到“淮汉”，就可以代表益州以西、百越以东江淮之间的大片土地。南宋时，金主完颜亮遣使令宋割地，行前命使臣曰：“汝见宋主……索淮汉之地。”在此之前，完颜亮有“密隐画工于奉使，俾写临安湖山以归，为屏而图已之像策马于吴山绝顶，题诗其上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之事，“淮汉”在后段历史中更是被扩大为包括长江下游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的代称。总之，“淮汉”这一地域概念在历史上被广泛接受，成为历史上对于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以南长江以北地区的一个常用名称。
淮汉区域面积虽然足够大，但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却一直有着不小的差距。在秦王朝建立以后，淮河两岸有很长时间都被纳入大一统王朝的版图之内，然而，淮河南北在古代始终没有整合在一起，形成跨淮的政区，一旦王朝瓦解，就形成政权夹淮对峙的局面。这当中虽然有政治、军事等复杂要素在发生作用，但有一点不能否认，“淮汉”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与中原的异质，已经在区域实体的产生和存在过程中发展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不会轻易被王朝政治所消解，一旦条件具备，就会发生作用。所以，淮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稳定的、顽固的南北政治分界线。
淮河南北分界线的形成，在上古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变化。五帝以降，中国族群、社会、政治的基本格局呈现为东西分立的情况。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就谈到，“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按：三代及三代以前)，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上古三代的历史梗概，就是“夏夷交胜”杨宽在其《中国上古史导论》提出中国上古民族的文化也不外东西二系，。姜亮夫更明确提出“夏起西方，与东方之殷族相对。国中属和者有之，持异议者有之。而东西之分，终始莫能摧折。此义既定，则龙凤之分，九、六数字之分，三代异同之分，皆以此为机衡。国人之无派性、家数之成见者，亦无辞以动余说。”当然，这些说法细节上还有需要斟酌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上古三代的族群在政治文化上确实基本呈现出一种东、西分立的格局。
而淮河南北分界线，改变了三代以来政治格局的方向。淮河横亘东西，将政治团体间的格局转变为南、北向。虽然从自然条件上看，我国中部太行山——大别山一线山脉的走向为南北向，东部平原的一级台地与中西部山地的二级台地之间地形地貌上差异比较明显，东西格局也有一定的自然环境基础，但是，以淮河为分界的南北向分异，结构上与我国境内自然带的分布吻合，也与我国境内主要河流的走向一致，加之“中原”、“淮汉”两个区域传统的存在，结格显然更加稳定。所以，南北分立成为了传统政治格局的常态，此后的两千年多间，东西分立的情况微乎其微。这种与地理结构相契合的政治格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虽然我们不能仅仅用这样一个格局来解释历史上诸如统一到分裂、“五百年一循环”等奇特的现象，但引用布罗代尔的说法，“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他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其中)最易接受的例子似乎是地理限制”，地理结构必然对政治运行产生影响，权力运作一定会对空间形态存在依赖，这是我们不可以回避的。
“淮汉”政治区域的形成与淮河南北分界线的确立，对于上古政治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改变了旧格局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在“淮汉”政治区域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华夏、东夷、南蛮等族群的血缘界线逐渐被打破，不同族群在政治进程中互相融合演变为两大地域团体。自此，中国的政治格局，不再是血缘族群的轮替或并存，而是以“中原”和“淮汉”为基础的地域间的分异或对抗，上古政治格局的性质，由血缘性跃升为地缘性。两周时期是公认的氏族社会向成熟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其中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是上古社会变革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淮汉”政治区域的演进和确立，直接推动了这一变革。
关键词：淮河流域 汉水流域 “淮汉” 南北政治分界线
淮河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南北政治分界线，曾经发挥过极其重要的影响。通观整个历史，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淮河南北分界线在整个中国政治地理结构中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国家统一时，王朝疆域腹心地区的州郡界线，都是沿淮河来设立。比如汉代泗水、陈郡与九江郡的分界，唐代河南道与淮南道的分界都是淮河。而遇到国家分裂的时期，淮河则会更为鲜明地被凸现出来。在五胡十六国、魏晋南北朝、宋辽金这些历史上最严重的分裂时期，没有一次南、北政权不是选择淮河作为对峙和对抗的界线。
历史上的淮河南北分界线具有两大特点：第一，它作为政治分界线形成很早，延续时间很长。根据学者的研究，最早可见淮河作为南、北政治分界线，是在《尚书·禹贡》中。《禹贡》的成书至迟不晚于战国，所以淮河成为南北分界线是在战国以前。第二，淮河南北分界线十分顽固。中国疆域广阔，南北纬度相差很大，历史上的不少时候，南北方的气候、政治条件等会发生变化，南北界线也当然会受到影响。比如唐代，长江就一度成为人们感知中的南北分界线。想象中，长江水体更为宽大，一旦成为区域分界线，更容易定型。但事实是，在短暂的摆动之后，人们认知中的南北分界线，很快就又回到淮河一线。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不只一次。
淮河南北政治分界线的这种延续性和顽固性，在传统中国政治地理格局中异常引人注目。淮河由一条天然河流变为两大区域间的政治界线背后的历史过程和社会机制，更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对淮河分界线形成过程的梳理，来探讨早期国家地缘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一、淮河：气候过渡带与政治分界线
学界对淮河成为南北政治分界线的原因，在解释上一直存在一种倾向，即特别强调自然因素所起的决定作用。当然，淮河是我国自然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具有成为政治南北分界线的先天条件。从现代气候学的角度，秦岭——淮河一线确实是最重要的气候分界线，淮河南北两侧，地层、土壤、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都有一些不同，地理要素对淮河成为南北分界线的影响是毋庸质疑的。但是，要以此作为解释淮河作为政治界线长期、稳定存在的唯一原因，当中还有些问题很难回答。
首先，古人是否知道淮河就是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古代对自然条件的差异，没有现代器测的各项指标作为依据，需要直观的景象判断。淮河两侧都是一样性质的冲、洪积平原，两岸没有明显高差，山体湖泊等地貌也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从舞阳贾湖、蒙城尉迟寺、蚌埠双墩、定远侯家寨等遗址出土的碳化稻来看，淮河南、北两岸的农业也都是以稻作或稻麦混作为主，农业景观上也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的自然景观条件下，人们恐怕很难凭直观印象就知道淮河南北岸气候存在着差异。虽然，淮河两岸“南橘北枳”的说法十分著名，但细考文献，“橘”、“枳”之界的说法也不仅仅针对淮河，而是一直存在“长江”和“淮河”两种说法，而且这种说法最早也要到战国以后才出现。前面说过，战国以前淮河分界线已经在《禹贡》这样的经典中被确认，那更晚文献中南橘北枳的说法则很可能是一个概念影响了人们对自然景观体认的结果。
同时，如果严格从气候学上来说，南北气候分界“线”在科学上并非真正存在。所谓淮河南北气候分界，是在淮河两岸相当宽的带状区域内，逐渐完成的气候、土壤等自然地理特征。在这样一条宽阔的过渡带中，人们如何直接体察淮河两岸存在气候上的差异，又如何能准确地将淮河作为划分南北政治的界线?无论如何，古代人对于淮河气候分界的认识不能说是明晰的，而这样模糊的地理认识，又怎能保证淮河政治分界线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长期、稳定地存在呢?
所以，一条呈现出延续性和稳定性的政治界线的出现，地理要素只是提供了条件，背后一定还存在一些强有力的人文要素。
从逻辑上讲，淮河从“气候过渡带”到“政治分界线”，至少需要两个条件：1、淮河两岸在很早的历史时期就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政治区域”，政治上的分异有深厚的历史渊源。2、这种分异，在人们的观念上形成了相应的认同。只有如此，淮河才能起到分界两岸政治势力的作用，也只有如此，这条界线才能具有顽固、稳定所需要的政治和文化基础。
淮河两岸恰恰经历了这样一个政治过程。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末年的300多年间，淮河以南的“江淮汉水之间”形成了一个政治、文化相对统一的“淮汉”政治区域。这一区域的政治主体由西进的东夷和土著南蛮组成，是周代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新兴力量，与王朝由疏离到分立。淮河以北的主体是华夏族群国家，作为中原王朝政治的延伸，延续三代以来的政治传统。淮河两岸族群认同相异，政治上分立对抗，淮河成为了南北政治的一道界线。
目前学界对这一过程都说得不够清楚，本文希望通过对“淮汉政治区域”形成到淮河两岸走向政治分野历史过程的梳理，来揭示淮河成为南北政治分界线的人文条件。至于观念对于区域界线稳定性的影响，涉及到周代“南”的概念，内容也非常复杂，需要另文讨论。
二、西周早期：汉、淮流域东西两端相对发达
西周早期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的基本面貌是：两流域在政治上都还没有完全发育起来。当时汉水流域开发的范围主要是中下游的南阳盆地和随枣走廊。这两地与周王朝关系密切，是王朝政治主体区域的一部分。而淮河流域的发达地区主要在下游，与山东、江苏交界的苏北徐州一带是政治中心。这里是“夷人”的势力范围，在周初与王朝对抗比较激烈。两个流域的其他地区开发程度都比较低，政治上更是基本可以看做空白地带。所以，后代的“汉淮”区域，此时呈现为两头粗中间细的“哑铃形”，政治中心东西距离较远。这甚至算不上是一种格局，因为虽然汉水、淮河一个归附王朝一个对抗王朝，但两个地区的族群间基本上没有直接的交往和冲突。
(一)王朝以南阳为中心控制汉水流域
据《水经》，汉水发源于秦岭，有两个源头，一名漾水，一名沔水，漾水出于陇西氐道嶓冢山，沔水出于武都沮县东狼谷。两水在沮县合流，之后东南至南阳一段称汉水，过南阳向南折的河段称沧浪之水，至江夏又改称夏水，最后汇入长江。汉水流域也可以根据这几段划分成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大洪山两麓、江汉平原(也称云梦)几个小的地理单元。
南阳盆地是淮河流域与汉水流域的连接地带，既有汉水流经，又处于淮河的上源。南阳盆地自然条件良好，农业发展程度较高，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商代末年周人尚未立国时，就已经在这里经营。有学者提出，所谓“文王化行”，主要就是指的南阳地区。西周建国后，王朝将 姬姓曾国、姑姓鄂国徙封至今南阳市区附近，将祁姓唐国徙封至今方城，将曼姓邓国徙封至今邓县。这些国家，除姬姓周人外，姑姓为黄帝后裔，祁姓为陶唐氏后裔，曼姓为商人后裔，都是中原地区的古老人群，原居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北部和山西地区，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很高。在周王朝建立后，这些族群都归附于周，王朝将他们徙封至南阳盆地，开发与控制南阳的意图很明显。王朝对南阳地区军事上的控制也很紧，在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铭文中有：“(王)命静曰：‘司汝采，司在曾、噩(鄂)师”，可见王朝在这些封国内还驻有军队。虽然汉水只是在盆地西南边缘流过，但在西周中前期，南阳是汉水流域的政治中心。
楚人当时生活在南阳盆地的北部边缘。对于早期楚都丹阳的地点，前人已有许多探讨，较早有秭归说、枝江说，稍晚有丹浙说，近代又出荆山说。在诸说之中，以石泉先生提出的商县说最具说服力。石先生认为，周初楚居于陕西商县(现在的商州市)的丹江河谷，后迁移至河南淅川的丹淅之会。近年来秦岭南麓的商洛巩家湾、东龙山和陈塬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也证明，陕西商州丹江河谷地区确实与楚文化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更进一步支持了楚人早期在商县的说法。楚为祝融后裔，也是中原旧族，参加了周伐商的战争，并在成周之会上负责守燎，在周初与其他接受褒封的小国一样，对王朝是臣服的。所以，很明显，南阳盆地属于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政治上与中原是一体的。
汉水流域的其他地区，汉中盆地、大洪山两麓、江汉平原等地，当时开发程度还比较低。土著西南夷卢、彭、濮等主要居住在大巴山地的褶皱之间，虽然这些族群也参加了伐商战争，但周立国以后，它们与王朝政治上的联系却日渐疏远，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也比较低。可以说，在周初，除了南阳盆地外，汉水流域的其他地区还基本属于王朝政治上的空白地带。
(二)淮夷集中在淮河下游北岸的苏北地区
淮河发源于桐柏山地，一路向东，在宋元以前一直独流入海。淮河两岸为冲、洪积平原，平坦，支流发达，可以大致分成6个小的区域：颍汝、沙涡、大别山东麓(信阳)、苏北湖荡、淮南湖荡和苏南湖荡区。
其中3个区在淮河以北：1、颍汝地区。颍汝上游的考古工作已经展开很多年，考古学文化序歹lj也已经基本清楚，基本上是庙底沟二期——王湾三期——二里岗——后冈——大司空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所以，颍汝上游地区往往与伊洛郑州区合称为“伊洛颍汝区”或“嵩山文化圈”，是属于黄河流域核心地带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之列的。因此，本文研究的淮河上游北岸的“颍汝”地区，主要是指颍汝的下游，也就是今天平顶山、漯河、淮阳一线以南的地区。这一地区周初不是王朝特别关注的地区，封国主要就是蔡国，当地周初的遗址发现的也不多，大体可以算是王朝控制和影响下的地区。2、颍汝以东的沙涡地区，早期情况不详。3、苏北湖荡地区。这一地区由于与山东接近，基本上列于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之内。在夏代，苏北类型属于岳石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到了商代，这一地区没有同胶东半岛以外的其他地区一样成为商文化的分布区，而是以徐州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较多保留传统文化因素的独立区域。
另3个区在淮河以南：1、大别山东麓，即信阳地区，从考古学文化特征上看，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重要的走廊地带。在文化面貌上土著、中原与长江流域3种因素共存。需要说明的是，信阳北端的江国和息国，虽然在淮河的北岸，但与颍汝上游的陈、蔡之间，有比较大的一片封国空白地带。无论是从空间上还是政治上，这两个国家都应归入淮南信阳区，而不能归入淮北颍汝区。2、淮南湖荡地区。淮河中游南岸湖荡地区在商代以前曾产生过土著的蚌埠双墩、斗鸡台等文化，而到了商代，整个区域被典型商文化覆盖。晚商时期商文化大范围收缩后，当地的考古学文化进入了一个空白期，遗址很少，更基本看不到周文化的器物，说明当地在周初人群活动不频繁，封国也很少。3、苏南地区。这一地区在考古学文化上一般归于宁镇文化区。由于工作开展范围的原因，目前这一地区早期的面貌不是太清楚。进入西周以后，出现一种以土墩墓为代表的极富特色的当地文化。从器物来看，这一地区出土的陶器和原始瓷地方特征比较明显，但青铜器则与中原地区在风格上比较一致，这样看来，苏南地区周初在政治上还是王朝能够控制和影响的地区。
可见，周初淮河流域的政治中心在淮河北岸最东端的苏北湖荡地区。
一直以来，对于夷人大规模进入淮河流域的时间，学界似有一种误解，认为周公东征后，夷人就直接迁到了江淮地区。事实上，夷人大规模南迁的时间应该是在穆王时期，而之前的几十年中，南下的夷人并没有走远，主要还是停留在了苏北地区。也正因如此，苏北这个地理上的边缘地带，由于王朝的关注，实际上成为了这一时期淮河流域政治上最活跃的中心地区。而且，我们现在所谓的淮河(水)，在周初还没有淮水之称。淮河流域的其他地区，颍汝地区的北部，地域上更靠近黄河流域，是周王朝封国密集区之一，属于成周的政治辐射地带。淮北的沙涡地区，零星散布着一些封国，蔡国、陈国、胡国等，实力也都不是特别突出。淮河以南的地区，则基本没有封国，政治上基本是空白。
三、西周中期：汉、淮流域的全面开发
西周中期汉、淮两流域的基本历史脉络是：在汉水流域，周王朝为了保护联系幕阜山铜矿的“金道”，开始加强对南阳、随枣地区的控制。昭王多次南征伐楚，楚在军事压力下沿樊宜线向南迁，进入江汉平原。此时汉水流域以大洪山为界，在政治上分成东、西两部分，东部南阳随枣一线继续与王朝保持一体，西部樊宜云梦一线则存在一些分离倾向。在淮河流域，夷人此时已迁出苏北，南逃至淮南湖荡地带。整个淮河以北的苏北、沙河、涡河流域及颍、汝下游，还有上游南岸的信阳地区，基本都在王朝的有效控制之下。这是周王朝势力最为鼎盛的时期，整个淮汉之间在原来“哑铃形”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为王朝对夷人聚集区半合围的“钳形”格局。即便如此，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间还是没有密切的交往，后世影响巨大的“淮汉”区域，此时还无从想象。
(一)王朝对南阳、随枣的控制与楚在樊宜、云梦地区的活动
昭王时，周王朝很重视对汉水流域的经营。一方面，通过伐楚，保证了与南阳之间的交通线，牢牢控制住南阳盆地。另一方面，沿随枣走廊徙封姬姓封国，控制长江以南的铜矿产区。
昭王对楚大规模用兵，是西周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史墙盘、速盘、颤驭簋、堆叔簋、赢鼎、迢伯簋等多件青铜器中都有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但考之当时的历史情况，却有一点令人生疑：楚的发迹，最早也是西周末年的事，周初的楚国只是一个僻处山林的小国，而且商末以来，楚人随周伐商，盟会守燎，与周王朝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和睦的，周王朝实在没必要对这样一个小族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周初伐楚，还不是因为楚的实力达到了威胁王朝的能力，而是为了控制王朝通过南阳到达铜矿产区的交通线，保证王朝对汉水流域的控制。
在对楚用兵的同时，周王朝开始经营大洪山东麓的随枣走廊。江汉平原年代较早的西周遗址，如 蕲春毛家咀、新屋垮，黄陂鲁台山，大悟吕王城，武昌放鹰台等，基本都集中在随枣一线。这些遗址的初始年代在西周早中期之交，应与周昭王经营江汉有直接关系。而昭王经营江汉的原因，则是为了随枣走廊相连接的幕阜山地区的铜矿资源。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已经发现有大冶铜绿山遗址、阳新丰山洞遗址和瑞昌铜岭遗址等，是商周时期最大的矿业遗址群。这些铜矿在商代就已经开发，随枣一线是当时中原获取铜料最主要的交通线。为了控制这一狭窄地带，王朝将唐、随两个姬姓大国由山西的汾水流域徙封至随枣走廊的锁钥随县。
昭王以后的一段时间，青铜器中很少再有王朝对南方用兵的铭文，说明在西周中期，王朝可以说是牢牢控制着汉水中游的南阳盆地和大洪山以东地区。恭王时期的士山盘铭文记载了周天子命王朝大臣士山到汉水流域各国索取贡赋的情况。其铭文云：“王呼作册尹册命山日：于入中侯，延征都、刑(荆)、乎服，聚亢虐服、履服、六孳服。中侯、都、方宾贝、金。山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乍(作)文考鳌仲宝尊盘盂，山其万年永用。”
其中“中、荆、乎、亢虐、履、六孳、都”都是王朝统治下的封国或族群。“中”，朱凤瀚先生认为在陕西商洛地区。都，又见于春秋都公平侯鼎(《集成》2771、2772)，《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杜注云“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都县”，当时应该在现在的河南南阳浙川。荆即楚，当时应该在比都国稍南的位置。乎，黄锡全隶定为“方”字，从字形来看，应该大体不错。安州六器中有“方”地，应在今南阳方城。“亢虐”、“履”、“六孳”则地点不详，从顺序上看，应该距离方城不远。总之，士山是从王朝出发，先到达了商洛地区，然后应该是沿丹水南下，到达汉水中游的淅川一带，之后再折入南阳盆地。看来士山整个行程没有什么波折，所到之处都向王朝缴纳了贡赋，中、都、方三国还向士山赠金。可见，此时汉水中游与王朝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比较稳定的。
而楚人一方面接受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却也没有停止谋求自身发展。在昭王南征后，楚人离开商洛山区，沿汉水南下，向政治力量相对空虚的大洪山西岸及江汉平原一带迁移。楚人南迁的时间，以往也多有争议。石泉先生认为，至迟到夷王时，楚人已经由商县迁至淅川。。而据《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熊渠身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鄂地的所在，张守节《正义》引刘伯庄云：“地名，在楚之西……今东鄂州”，即现在的湖北武昌附近。恐怕在夷王时，楚不仅已经远离了秦岭山区，而且已经深入到了江汉平原的云梦一带。
(二)王朝对苏北的讨伐与夷人沿淮西进
被齐、鲁驱赶至苏北湖荡地带的夷人，经过康、昭两代可能恢复了一定的实力，引起王朝的警觉，王朝对这一地区发动了战争。这次对苏北湖荡的征伐，应该发生在穆王时期。文献中有穆王伐徐的记载，《史记》中有：“造父幸於周缪(穆)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后汉书》、《韩非子》、《淮南子》等也都有记载，虽然内容不尽相同，但穆王时发动过一场规模不小的战争是没有问题的。
班簋(《集成》4341)记载了穆王时期伐徐的战争，其铭文云：
王令毛伯更虢成公服，屏王立(位)，乍四方亟。秉鲧、蜀、巢令……王命毛公……伐东或
(国)屑戎。王令吴白(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日：以乃师右比毛父……三年静(靖)
东或(国)，亡不成。
班簋的年代争议不大，从清末刘心源以来，都定为穆王时期，唐兰先生认为是明确无疑的，并指出：“班簋记伐东国屑戎事……疑即指徐偃王。”杨宽也认为东国屑戎“可能是淮夷或徐戎的一支”。但铭文中繁、蜀、巢的地点，先生们多认为在淮河中上游。“繁”地，陈梦家先生认为在繁阳(新蔡)，唐兰先生则认为其地点无法确定；“巢”地，陈梦家先生认为在新野，唐兰先生则认为在安徽巢县；蜀地，陈梦家先生认为无法确定，唐兰先生也没有指出具体地点，但强调此“蜀”绝非西蜀。但从铭文中提到繁、蜀、巢、吕、吴等地名来看，战场的位置很可能没有如此偏西，而是现在江苏、山东交界的苏北地区。因为淮夷虽然遭到齐、鲁两国驱赶，但并未走远，穆王时期可能还没有达到淮河中上游。马承源先生引《左传》宣公十八年“于是乎有蜀之役”杜注“蜀，鲁地”，及《国语·楚语上》“使太宰启疆请于鲁侯，惧之以蜀之役，”韦昭注“蜀，鲁地”，指出三地中的“蜀”在山东，这一说法是很有见地的。陈、唐两位先生将“繁”、“巢”都定在淮河中上游，这样却与马先生所定山东“蜀”距离甚远，毛公所掌管的范围恐怕太大，“繁”“巢”两地应该与“蜀”相去不远。文献中“巢”地也确实不仅仅存在于河南。上博简《容成氏》载夏桀逃亡路线，其中有“南巢”，与其一线还有“有鬲氏”、“鸣条”、“郧”等地。有学者指出，这几个地名，均在今山东境内。“繁”地见于周公庙所出西周甲骨，朱风瀚先生指出，这批甲骨与周公东征有密切关系，那么，此“繁”很有可能与周公庙甲骨中的“繁”同为一地，就在山东地区。王朝先将繁蜀巢赐予毛公作为辖地，其后命其出征，那么毛公所征伐的地区，也不会距此太远。铭文中的“吕”地，学者依旧疏认为在南阳。但是，吕国本封山西霍太山一带，西周晚期与申国同时南徙至河南南阳，依《诗·大雅·崧高》，徙封时间在宣王时期。班簋中的“吕”，应该指山东的齐国。据《史记·齐太公之家》载，齐本就称吕，在太公封于山东后，其子丁公仍称“吕，极”。后来虽然不用旧称，但直至战国时期，曾侯乙编钟铭文中仍有“其在齐为吕音”，说明“齐”、“吕”二字互称。铭文中的“吴”地，则应是宜侯矢簋铭中所载迁至苏南宜地的吴(虞)国。王朝调用齐、吴两国为毛公侧翼，应该也是就近用兵。在山东与苏南之间，正是徐淮夷活动的苏北湖荡地带。
铭文记载，战争持续了3年，规模不小，周王朝最终取得了胜利，而苏北地区的夷人战败，东方是大海，只能向南、向西沿淮河逃离，进入淮南湖荡地区。进入淮河流域以后，夷人很快就控制了淮南，并发展到淮河上游的大别山东麓。从淮南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来看，在相当于中原的商代，这一地区基本上属于商文化的分布区，而其后，当地出现了外来的素面鬲、素面觚、折肩罐等东夷文化传统的陶器。同时，高圈足簋也较以前增多。这4种陶器的来源就是山东地区。当地周代文化二期时这些器物的量有所增加，到了第三期时，更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极具地方特色的淮式鬲。这就说明，在周代确实有大量山东的东夷人群进入到这一地区，而后来以典型淮式鬲为代表的淮河流域当地文化，就是在这一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学界对于淮河流域周代文化各期的绝对年代，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一般来说，将江淮地区西周文化的4期分别对应中原的西周早期、中期、晚期和春秋早期。但是，淮南地区作为周边地带，在进行分期时需要考虑文化传播上的滞后性，第一期能不能早到周初，恐怕应该在西周早中期之际，也正是穆王前后。穆王伐夷战争的直接后果，是王朝夺取了长期被夷人控制的苏北地区，而原本生活在东部的夷人，沿淮西进。在西周中期，淮北的沙河、涡 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以素面鬲、素面瓿、折肩罐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这些文化要素的来源就在山东地区，此时在安徽淮河流域出现，说明淮夷进入到了当地。
虽然淮夷进入了淮河中游，甚至到达颍汝下游地区，但整个淮河北岸，都被牢牢控制在王朝手中。西周中期是王朝对淮夷统治最为有效的一段时间。宣王时期兮甲盘(《集成》10174)铭文云：“淮夷旧我帛亩人，毋敢不出其帛、其稹、其进人。其稹，燕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摸伐。”夷人在西周的大多数时间里都与王朝进行着军事对抗，向王朝称臣纳贡的时侯不多，兮甲盘中提到的情况，应该就发生在穆王以后。所以，虽然夷人进入了淮河流域，但这一地区还是王朝的势力范围，特别是淮北，颍汝尾闾的陈、蔡等封国，有着雄厚的实力，为王朝控御整个地区。可以说，在西周中期，淮河北岸地区西周中期政治上与中原基本连成一体。大别山东麓的信阳地区，也仍在王朝的控制之下，姬姓的蒋国、息国，妃姓的番国，子姓的弦国都是与中原政治有深厚渊源的封国，王朝能够通过这些封国，控制当地。而西周中期进入信阳地区的淮夷小国也不多，直到春秋时期，淮河上游南岸的赢、偃姓国家，都只有黄国一个。
这样，在淮北，王朝的势力范围呈现钳形，对淮南一小片夷人集中的地区形成合围之势。但是，随着淮夷力量的休整重启，这种态势很快就被打破了。
四、西周晚期：“淮汉”区域雏形始现
两周之际是“淮汉”政治区域形成的关键：在汉水流域，南阳地区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变化，封国背叛王朝，不断发动叛乱。随枣走廊虽然还在姬姓封国控制下，但南阳叛离中原，阻断了随枣与北方连接的最主要道路，客观上造成这一地区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地方化倾向。汉水流域的政治中心，随着楚国的兴起南移到了江汉平原。在淮河流域，夷人完全控制了淮南湖荡地带，并北上与王朝争夺淮北颍汝地区，还有一部分淮夷越过大别山进入了汉水流域。虽然王朝保住了对淮北的控制，但南阳、淮南两地区共同发动针对王朝的叛乱，政治上已经实现了联合。“淮汉”区域的雏形及夹淮对峙的格局初步形成了。
(一)南阳地区的离心及淮夷对汉水流域的渗透
西周末年，汉水流域的政治面貌错综复杂。厉王时期，南阳地区发生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叛乱。禹鼎记载了这次战争，其铭文云：
亦唯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尸(夷)、东尸(夷)，广伐南或(国)、东或(国)。至于历寒。
王遁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栽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悒，弗克伐噩。肆武公迪遣禹帅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曰：于将朕肃慕惠(唯)西六师、殷八师，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于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敦伐噩。休。菱(获)厥君驭方。肆禹有成，敢对扬武公丕显耿光。
铭文中讲到噩侯驭方发动了对王朝的战争，周王命武公率领王朝的大军西六师和殷八师对其讨伐，武公又命禹作为军队的主帅，最终伐噩成功，俘虏了叛乱的国君噩侯驭方。徐中舒、马承源等先生都认为，发动战争的噩国就在南阳盆地，《史记·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云：“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有西鄂故城”，因为汉水流域有两个噩国，南阳的噩(也作“鄂”)相对于《楚世家》所载熊渠所伐之湖北鄂州之鄂位置偏西，所以也称西鄂。传世器中有“噩侯作王姑簋”(《集成》7.3928—30)，可知噩国为姑姓。姑姓乃黄帝后裔，在商代就已经立国，卜辞“……二田噩、盂，有大雨”(《萃》968)可知，噩与盂地临近，盂在今河南沁阳，商代的噩也应该在河南北部地区。徐少华先生则根据噩叔簋、噩侯历季诸器的型制，认为噩国早在成王时期就已经从豫北迁至南阳盆地。噩国在邓州，扼守着南阳盆地通往随枣走廊的要道，与王朝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噩国姑姓，与杞国、宋国等同为先代之后，享有“于周为客”的特殊礼遇。姑姓又与姜姓一样，是姬姓周人最主要的通婚对象，直到春秋，仍然有“姬姑耦，其子孙必蕃”的观念，不仅反映了姑姓与周王室在血缘上亲近，更重要的是，在当时那个血缘关系在政治上仍然存在直接影响力的时代，这种通婚关系更能够延伸出政治上的联盟关系。噩国与齐国一样，都是侯爵，说明噩国有很高的国家等级，而且担负着一定的军事职能。前面提到，静方鼎铭文记载王朝在噩国还驻有军队。孝王时期的噩侯驭方鼎铭文中也有“王南征伐角，儒。唯还自征，才(在)坯，噩侯驭方内(纳)璺(醴)于王，王乃裸之”，可见王朝在两畿以南的军事活动与噩国有密切的关系。以往我们对周初东方的政治形势、诸侯国等级比较清楚，知道齐国在周初分封时军力超过一般国家，承担着王朝镇守一方的军事重任，但对南方的区域开发和封国历史认识还比较模糊，恐怕对噩国在周王朝南土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应该可以这么说，如果齐国有为王朝镇守东方的重任，那么噩国就是为王朝镇守南方的大藩。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反叛，对王朝南方的政治格局影响是非常重大的。虽然从宗周钟(《集成》1.260)铭文“南或(国)艮(报)孳(子)敢自(陷)虐我土……南尸(夷)、东尸(夷)具(俱)见廿又六邦”来看，噩国的叛乱最终还是被平定了，但南阳地区的离心倾向已经表露无疑。虽然王朝为了抓住这一地区，徙封了申、吕，但不久以后，正是南阳申国与犬戎联合，发动叛乱，彻底断送了西周王朝。
从考古学文化特征看，随枣走廊这一时期与王朝之间的关系似乎也在疏远，逐渐显示出一种地方化的趋势。大洪山以东地区西周时期文化中流行一种宽体、瘪档、小口、折沿、折肩、直腹、柱足、饰绳纹和凹弦纹的陶鬲，随州庙台子、大悟吕王城和新洲香炉山都有发现。这种瘪裆折肩鬲不见于中原地区西周文化，也不见于周围地区同时代文化遗址，更与商文化陶鬲有明显的区别，是当地文化的代表。这种瘪裆鬲虽然一直存在，但在中前期并不流行，到西周晚期，庙台子、吕王城、香炉山、汉川乌龟山、罗田庙山岗。等遗存中这种瘪裆宽体鬲数量大有增加，基本器物组合也开始与中原西周文化不同。
而大洪山以西的樊宜一线和江汉平原，在楚的开发下发展起来，成为了楚最核心的势力范围。而楚国在西周末年基本与王朝彻底对立，自称为王。虽然看不出楚是否参加了蜃国的叛乱，但江汉平原政治上与王朝对立的局势是很明显的。
在春秋时期，汉水流域存在着一些偃姓的封国，如应山的贰国，《路史》“后记”七“小吴”云：“皋陶后，偃姓”；郧阳的绞国，《姓脯》六十八“巧”、“《路史》“后记”七“小吴”也皆称其为偃姓：郧县的麇国，《春秋分记》云“赢姓”。从国姓来看，这几个小国明显是夷人的国家。从文献传统来看，江汉平原不是夷人活动的范围，而从考古学文化上看，在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一直是河南龙山文化和湖北地区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势力范围，目前也还没有发现山东龙山文化或岳石文化要素。在夏商时期，目前也没有发现出土山东文化特征器物的遗址。所以，这些夷人国家肯定不是江汉平原地区原生的，而是由淮河流域进入的，而且他们进入江汉平原的时间应该是在西周以后。也就是说，夷人在进入淮河中上游并立足的同时，还有一部分越过大别山，进入到了汉水流域。虽然进入汉水流域的淮夷数量不多，势力也很微弱，但这些夷人越过了淮河和汉水之间的分水岭，跨过了两 个流域之间的地理界线，加强了汉水流域与淮河流域族群之间的联系，这对于相对独立的两个流域融合成一个“淮汉”政治区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绞、麇这样的国家，已经深入到汉水流域中游的郧阳地区，那里是汉水流域与南阳盆地之间联系的关键地带，虽然我们尚无法找到明确的证据，但此时淮夷国家进入这一地区，对于南阳盆地与淮河流域政治上的交往以及整个“汉淮”区域的形成必然会起到促进作用。
总体来看，西周末年的汉水流域，在政治上表现出强烈的与中原政治相脱离的趋势。无论是原本从属于王朝的南阳盆地，还是从一开始就与王朝对立的江汉平原，都在政治上明显表现出与王朝的分离和异化。整个汉水流域，只有随枣走廊的随国还充当着王朝政治的代表。但在南阳背离了王朝以后，随枣走廊不保已势所必然。
(二)淮夷与王朝在淮河中上游北岸的争夺
王朝虽然在南方也有一些封国，但一部分在颖汝上游，一部分在淮河南岸，淮河中上游北岸地区整体上比较空虚。而西进夷人在淮河中游稳定下来以后，不断沿支流向北侵扰，与王朝在淮北地区争夺。与汉水流域王朝势力北缩的情况相反，周王朝击败淮夷控制住了淮北地区。
淮夷对淮北、颍汝的侵扰大致开始于西周中晚期之交的孝王时期，器生簋(《集成》9·4459)铭文云：王征南淮夷，伐角、需、伐桐通，蓼生从，执讯折首，孚戎器，孚金。
到厉宣时期，王朝与淮夷在这一地区的争夺升级，又开始出现了大量记载战争的铭文。厉王时期的虢仲盈(《集成》9.4435)铭文云：“虢仲以王南征，伐南淮尸。在成周，作旅盈。”
同样与这次战役有关的铜器还有柞伯鼎，其铭文云：“虢仲令柞伯日：……今汝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即围城，蔡侯告征虢仲，遣氏日：既围昏。虢仲至，辛酉搏戎。柞伯执讯二夫，获馘十人。”
两器铭对照可以看到，虢仲为王朝卿士，受天子之命指挥，柞国和蔡国的军队参战。王朝对距离王畿较远的地方征伐，调用周边封国就近参战比较便利。西周末年的蔡国在淮河上游支流汝水东岸的上蔡，柞国虽然在黄河以北的延津县，但记载战争的柞伯鼎则出土于离蔡国不远的汝水西岸平顶山，很有可能与柞伯在此地作战有关。所以，厉王时期这次战役的地点，大致应该就在汝水的中上游一带。铭文中的“昏”城，是厉、宣王时期战争铭文中多次出现的一个地点。晋侯苏钟铭文云：
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值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嚣分行。王亲令(命)晋侯苏：率乃师左清覆(矍)，北烐口，伐夙(宿)夷……王至于甸勘(城)……亲令(命)晋侯苏：自西北遇(隅)敦伐匍戳(城)。晋侯……瞰(陷)入……王至淖淖列列，夷出奔。
朱凤瀚先生指出，柞伯鼎中的“昏”，即晋侯苏钟的“匍”。匍的地点，文献中没有明确的记载。李学勤先生认为是山东郓城。但是，从宿地周边的环境看，晋侯苏到达宿，要渡过莎翁水和另一条河。疆水，《水经》载为獾水，其水“出派水于梁郡蒙县北，由东过萧县南，睢水北流注之，由东至彭城县北，东入于泗”，即从现在安徽蒙城经萧县到达江苏徐州，并不经过东平郓城的古大野泽一带。而在漫水流经的区域内，也确实有宿地。《春秋》庄公十年“宋人迁宿”。杨伯峻指出，宋人所迁之宿并非山东东平之宿，“以宋不得至齐、鲁境内也”，江永《春秋地理考实》中提出“凤阳府之宿州，地亦属宋”，认为宿地在安徽宿州。很有道理。宿州在古睢水与沙水之间，虽然还无法确定匍城的地点，但参照柞伯鼎战场的区域，匍城应该也不出淮河中游汝水到沙水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晋侯苏钟记载的宣王时期的这次战争，也是发生在淮河中上游北岸地区。可见，淮河中上游的颍汝沙涡一带在西周末年是王朝抵御夷人侵扰的主要战场。
淮夷沿着淮河北岸的支流向北侵扰，最严重的时候，已经到达了王朝腹地成周附近。敌簋铭文即载：“内(入)伐渑昴(昂)、参、泉、衷(裕)、敏、阴阳洛。王令(命)敌追御于上洛、熄谷，至于伊，班。”
学者们都肯定“上洛”就是“上雒”，即陕西商州市，而阴阳洛马承源先生则认为是洛水南向下游。为了控制住处于王朝军事屏障位置的颍汝沙涡地区，王朝除了出兵讨伐外，还向这一地区徙封了蒋、沈等姬姓封国。蒋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载周公之胤的六国之一，杜预认为在“弋阳期思县”，即今信阳淮滨县。淮滨县东南30里有期思公社，八十年代调查时发现有东周到汉代古城遗址。城东西长1700米，南北长400--500米，北墙不存，其余3面断续可见，出土有绳纹陶、西周铜镞、春秋战国铜剑、戈矛镞郢爰和较多蚁鼻钱及汉代绳纹砖瓦。《水经·淮水注》云：“(淮水)又东北，过期思县北，县故蒋国，周公之后。春秋文公十年，楚田于孟渚，以期思公复遂为右司马，楚灭之以为县。”考古发现所见古城位置与文献记载比较一致，应该与古蒋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淮滨期思故城没有进行发掘，调查时曾对一段城墙进行过解剖，依据城墙夯土内的陶片，调查者将期思古城的上限定在春秋，但《左传》中又没有任何关于蒋国位移的记载，城墙剖内又有西周铜镞，考虑到先秦城墙与城址之间有比较复杂的关系，期思古城的始建时间很可能早到西周末年。《太平寰宇记》载：“开封府尉氏县”条云：“县西五十里有蒋城”，蒋国在西周末年应该就是从河南北部南迁至颖汝的。沈国据《左传》文公三年杜注：“汝南平舆县北有沈亭”。在今信阳平舆县北。近年来，汝南县北与平舆县界之间发现了春秋时期的沈国故城遗址。调查可知城址总面积2.1平方公里，平面近方形，城垣夯土残迹尚存，东西南城门址尚可辨，城内外出土有铜剑、戟、矛、镞，及陶鼎、豆、罐、瓮等，从遗物看，城址的使用年代为春秋时期。马承源据沈子它簋认为沈国为周公之子的封国，。汾水流域有沈地，沈国始封应该在山西，其迁徙的时间和原因应该与蒋国一致。
一般认为，宣王时期的征伐，王朝取得了胜利。《诗》中《江汉》、《常武》等都是赞颂宣王南征赫赫武功的篇章。从春秋颖汝地区封国分布来看，淮夷国家相对集中于淮河南岸，颖汝地区则只有道、柏两国，也说明王朝在西周末年确实有效控制住了淮河上游北部地区。
随着活动空间范围的接近，汉水流域与淮河流域的人群在西周末年不再互无来往，而是联合起来与王朝为敌。前面已经看到禹鼎的铭文，“噩(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发动叛乱，说明此时淮河流域的夷人已经与汉水流域的势力在政治要求上实现了一致，两个地区打破了桐柏——大别山的自然界限，开始以一种区域政治势力的面貌出现在西周的政治事件当中，“淮汉”这样一个政治联合的区域，此时已经雏形始现。
五、春秋以后：“淮汉”区域的确立与巩固
春秋以后的几百年间，楚的统治，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淮汉”政治区域的实体。
春秋时期楚国扩张和东进的历史过程十分清楚。高士奇在《左传纪事本末》中对楚的扩张过程也有一个概括：“自邓亡，而楚之兵申、息受之；申、息亡，而楚之兵江、黄受之；江、黄亡，而楚之兵陈、蔡受之；陈、蔡不支，而楚兵且交于上国矣。”楚向外扩张，首先占领的地区是与王朝脱离的南阳，而后取信阳，之后夺淮北。南阳与楚最近，南阳虽然相对于中原在地理上自成单元，但由于樊 宜一线是楚的势力范围，除了一个邓国作为门户外，对于楚国可以算是无险可守，所以南阳最先被纳入楚控制下。南阳在军事上有一个致命的特点，就是要与伊洛颍汝地区互相支撑。顾栋高就曾经说过：“声势相联称苑洛，宣王封谢壮藩垣。申亡腰膂从中断，南国旋成楚北门。”苑即南阳，洛即伊洛，伊洛与颍汝上游在政治、文化自古就是同一个圈子，往往合称“伊洛颍汝”。所以苑、洛两地一旦分离，南阳就无力抵御北上的楚国。而楚夺取南阳后，淮河以北的伊洛的地区，也失去了屏障。所以，在南阳被楚控制以后，以蔡投降楚国为开端，长期在王朝控制下的淮河上游北岸地区也被楚占领。但是，这一地区毕竟与中原政治盘根错节，与“实县申息”的南阳和信阳已经完全成为楚的直辖领地不同，淮北地区与楚之间一直是附庸关系，而且随着中原霸主国家军事实力的消长而时叛时服，在春秋中后期，历史的主题就是晋楚争霸，而淮北地区，正是晋楚争霸的拉锯地带。僖公二十八年以前，楚在淮北的势力很盛。但城濮之战以后，这一地区的小国纷纷归附于晋，楚在当地的势力渐弱。在楚康王五年(公元前555年)以前，楚在淮北的势力大体止于今沙河上游南岸一线，虽然楚惠王十四年时(公元前475年)，楚已经灭陈、蔡，势力达于泗上，其后的数十年间，楚与韩、魏在淮北的冲突中还是处于劣势。楚怀王时，楚亡淮北地于宋。所以，楚对淮北，特别是颍汝沙涡的下游尾闾地区的政治控制，是很不稳定的。
而在此之前，楚国就已经控制了信阳地区。庄公十四年灭息，并在息地设县。僖公五年灭弦，僖公十二年灭黄。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楚国丧失了颍汝地区以后，楚国更重视依托信阳地区原有的基础向东扩张，文公四年灭江，其后灭六、灭蓼、灭群舒、灭巢、灭钟离。这些国家，全部都是淮河中游南岸的淮夷国家，楚国彻底吞灭了这些国家，将这一地区完全变成了楚的领土。昭公十二年，楚灭徐，进入到了淮河下游的苏北地区。但吴、越的兴起，严重影响了楚的东进和北上。《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朐、缯以北，俗则齐。浙江南则越。”可见，楚国对淮河下游两岸的影响远不及东夷和吴越，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楚势力的东端，只能是长期盘踞在淮河中上游南岸地区。正因如此，淮南地区在政治、文化上与楚的故地充分融合，大别山和义阳三关的阻隔作用在两个区域之间完全消失了，由汉水中下游的南阳盆地、大洪山两麓、江汉平原(云梦)和淮河中上游南岸构成的“淮汉政治区域”的主体空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
社会一体化是政治一体化发展到更高程度的一种表现。考古学文化根据古代人类日常生活遗存划分类型，可以很直观地反映出某一地区、某一人群的社会生活状况。汉水、淮河之间的蛮、夷两个族群，源自于不同的文化传统、生产方式，器物类型上原本差别很大。而到了春秋时期，在汉淮区域内的考古学文化上，两族群呈现出明显的趋同、融合的迹象。在两周之际，淮河流域，特别是淮南，鬲足表面出现了刮削的作风，部分钵、豆的形态特征，都有与湖北地区同时期的陶器相似的因素，这在以前不明显。到春秋早中期，在淮河流域较大范围内，陶器中更是出现了明显的受楚式鬲直接影响的平沿、束颈、实足根较高的红陶鬲。而到了春秋末年，淮河中游下蔡、寿县一带所出土的蔡国青铜器，完全列入楚文化范畴内虽不甚严格，但已经可以看出是深受楚系青铜器的影响。。这说明，在楚国强大的统治下，汉水淮河之间的这一大片地区内，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大体相同，成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社会实体。这种社会实体对于“淮汉”区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意义，恐怕比政治实体形成的意义还要大，因为相对于国家政治来说，社会生活要稳定得多。
六、意义：淮河南北分界线与中国早期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变
“淮汉”政治区域的形成，使淮河这条气候过渡带发展成为一条政治分界线，这实在是一个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国总体政治、文化地理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
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内包含有复杂的水系、山脉，还有不同族属的人群，在周王朝封国政治的作用下，这些要素之间经历了将近800年的整合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淮汉”区域实体。“淮汉”区域形成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地域概念。《辨亡论》有云：“(吴)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汉之涣，东苞百越之地，南括群蛮之表”，提到“淮汉”，就可以代表益州以西、百越以东江淮之间的大片土地。南宋时，金主完颜亮遣使令宋割地，行前命使臣曰：“汝见宋主……索淮汉之地。”在此之前，完颜亮有“密隐画工于奉使，俾写临安湖山以归，为屏而图已之像策马于吴山绝顶，题诗其上有‘立马吴山第一峰’之句”之事，“淮汉”在后段历史中更是被扩大为包括长江下游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的代称。总之，“淮汉”这一地域概念在历史上被广泛接受，成为历史上对于汉水流域和淮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以南长江以北地区的一个常用名称。
淮汉区域面积虽然足够大，但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却一直有着不小的差距。在秦王朝建立以后，淮河两岸有很长时间都被纳入大一统王朝的版图之内，然而，淮河南北在古代始终没有整合在一起，形成跨淮的政区，一旦王朝瓦解，就形成政权夹淮对峙的局面。这当中虽然有政治、军事等复杂要素在发生作用，但有一点不能否认，“淮汉”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与中原的异质，已经在区域实体的产生和存在过程中发展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不会轻易被王朝政治所消解，一旦条件具备，就会发生作用。所以，淮河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稳定的、顽固的南北政治分界线。
淮河南北分界线的形成，在上古乃至整个中国政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影响中国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变化。五帝以降，中国族群、社会、政治的基本格局呈现为东西分立的情况。傅斯年先生在《夷夏东西说》中就谈到，“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按：三代及三代以前)，是东西而不是南北”，上古三代的历史梗概，就是“夏夷交胜”杨宽在其《中国上古史导论》提出中国上古民族的文化也不外东西二系，。姜亮夫更明确提出“夏起西方，与东方之殷族相对。国中属和者有之，持异议者有之。而东西之分，终始莫能摧折。此义既定，则龙凤之分，九、六数字之分，三代异同之分，皆以此为机衡。国人之无派性、家数之成见者，亦无辞以动余说。”当然，这些说法细节上还有需要斟酌的地方，但无论如何，上古三代的族群在政治文化上确实基本呈现出一种东、西分立的格局。
而淮河南北分界线，改变了三代以来政治格局的方向。淮河横亘东西，将政治团体间的格局转变为南、北向。虽然从自然条件上看，我国中部太行山——大别山一线山脉的走向为南北向，东部平原的一级台地与中西部山地的二级台地之间地形地貌上差异比较明显，东西格局也有一定的自然环境基础，但是，以淮河为分界的南北向分异，结构上与我国境内自然带的分布吻合，也与我国境内主要河流的走向一致，加之“中原”、“淮汉”两个区域传统的存在，结格显然更加稳定。所以，南北分立成为了传统政治格局的常态，此后的两千年多间，东西分立的情况微乎其微。这种与地理结构相契合的政治格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虽然我们不能仅仅用这样一个格局来解释历史上诸如统一到分裂、“五百年一循环”等奇特的现象，但引用布罗代尔的说法，“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他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其中)最易接受的例子似乎是地理限制”，地理结构必然对政治运行产生影响，权力运作一定会对空间形态存在依赖，这是我们不可以回避的。
“淮汉”政治区域的形成与淮河南北分界线的确立，对于上古政治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改变了旧格局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在“淮汉”政治区域的形成和确立过程中，华夏、东夷、南蛮等族群的血缘界线逐渐被打破，不同族群在政治进程中互相融合演变为两大地域团体。自此，中国的政治格局，不再是血缘族群的轮替或并存，而是以“中原”和“淮汉”为基础的地域间的分异或对抗，上古政治格局的性质，由血缘性跃升为地缘性。两周时期是公认的氏族社会向成熟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其中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是上古社会变革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淮汉”政治区域的演进和确立，直接推动了这一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