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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声福（1927—2009），1944年在上海张充仁画室学画。1952年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历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创作员，《连环画报》美术组组长，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中国连环画》编辑部主任、编审，《中国美术全集分类全集·连环画卷》副主编，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作品有《神火》《停战以后》《涿鹿之战》《仙画》《游赤壁》等。作品《风暴》获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脚本一等奖、绘画二等奖。
一
费声福，1927年出生在浙江慈溪一户富裕的家庭，从小喜爱画画。后来家庭衰败，分户到了上海。为了生计，年轻的费声福在上海一家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挣的钱一方面用于生活开支，另一方面，去张充仁的画室学画，用来交学费。
1944年，费声福到上海名画家张充仁画室习画。比利时畅销全球的漫画《丁丁历险记》《蓝莲花》中的中国青年张，原型就是张充仁。张充仁是上海人，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留学，才华横溢，后来成为雕塑大师。
费声福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油画系，1952年毕业，是解放后第一批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他原来的志向是做中国的柯勒惠支，但由于工作需要，被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而且让他做连环画工作。连环画原本不是费声福追求的目标，但他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一干就是四十年，成为中国连环画界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由于他的基本功扎实，人民美术出版社派任务的时候，常常让他画现实题材，尤其是工业题材。为了体验生活，他几乎跑遍了当时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如大庆油田、石景山钢铁厂、长辛店机车制造厂、抚顺煤矿、开滦煤矿、江岸铁路工厂等地。他下工厂不是走马观花地看看，而是身体力行，主动参加劳动，和工人打成一片。长年的体验生活，使他画起工业题材得心应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连环画作品，如《红旗》《铁水奔流》《停战之后》《乘风破浪》等等。他的画风受西方绘画的影响，尤其是柯勒惠支的影响，线条粗犷有力。他画的工人质朴而有力量，形式和内容配合得当，非常贴切。
连环画《风暴》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连环画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二
费声福不仅连环画画得好，而且擅长合作，性格豁达。这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并非易事。作为画家，要保持自己的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自己的特点，而一般有个性的人都难沟通和合作。
费声福大部分连环画作品都是自编自绘的，连环画《风暴》最初也是他自己根据话剧《红色风暴》改编和绘画的。
为了真实反映“二七大罢工”的场景，对《风暴》中人物有更准确的把握，费声福深入到江岸车站，到铁路工人中去参加劳动，体验生活，因此，他创作出的作品有非常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这部连环画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书，受到了领导的重视。
在连环画《风暴》中，费声福以粗犷的笔触表现大革命时代，贴切自然。他善用黑白，表现劳苦大众时，多用线描及灰色，而表现反面角色时，衣服多用黑色，以黑色暗喻反面角色的阴暗狠毒，这个基调贯穿全书。他表现施洋大律师，线条简洁有力，突出他的坚决不妥协的态度，给人以力量感。在这套连环画中也充分展示了他对人物造型准确、动感、合理，自然的熟练把握。
可是，《风暴》全部完成时，领导并不满意，认为文字还有潜力修改，可以找文字编辑共同创作。这样的事情作者一般不会同意，自己改编绘画的，为什么再找合作者？但费声福看到文字编辑吴兆修在文字方面比自己更有能力，于是毫不犹豫地请吴兆修改编。吴兆修对原脚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和再创作，使这部连环画《风暴》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成为连环画的经典之作。文图各展其长，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得到了连环画界同行的一片赞誉。《风暴》也成为文图合作成功的一个范例。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姜维朴将连环画脚本的前后不同版本印成了内部参考资料，供大家对比学习，在社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影响。当时的资深编辑曹作锐还专门为该脚本写了评介文章，1980年发表在《连环画论丛》创刊号上。
连环画《风暴》获得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脚本一等奖（与吴兆修合作）、绘画二等奖。
1963年，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后，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人民美术出版社随即为连环画《雷锋》组织了创作队伍。连环画《雷锋》是人民美术出版社集体创作的，而立首功的当属费声福。他构图快，负责先打草稿。由于他的积极参与，仅仅二十多天，稿子就创作出来了。这部连环画1963年3月出版，到1964年11月，已再版八次，印刷发行一百零六万册。直到今天，这部连环画仍在不断重印。
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中国传统连环画发展的高峰期，如果有一套连环画作品在《连环画报》发表，那么这位画家就有可能一夜成名。作为连环画的重要阵地，《连环画报》是许多画家希望发表稿件的地方。一些画家给编辑送些礼品，带个朋友介绍的条子，是常有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手握稿件生杀大权的《连环画报》美术组长费声福，并不为所动，坚持稿件质量第一，甚至一些原本不知名的画家被他发现、挖掘、培养，许多画家为此而感激他。
《中国连环画》原副主编庞邦本回忆起往事，感慨颇深。在20世纪50年代，庞邦本被错划成“右派”，直到70年代末才被平反。没有工作，庞邦本试着画了一套连环画《我的叔叔于勒》。他的朋友丁聪和曹辛之告诉他，投稿要有介绍信，要先和主编打招呼。庞邦本揣着他们写的介绍信，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传达室。穿着宽条绒衣服的费声福出来接待，看了稿子，当即表示留下备用。庞邦本说还有介绍信，费声福说不用拿出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叔叔于勒》在《连环画报》刊出，庞邦本被约请画重点稿件《伊利亚特》。庞邦本说，自己画连环画，就是因为费声福引路的缘故。几十年来，有许多像庞邦本这样的连环画家受惠于费声福，像尤劲东、何多苓、沈尧伊等人，我听到的，对他都是充满敬意。
1985年，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成立，五十八岁的费声福放弃了原来熟悉的《连环画报》，参与创办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主持《中国连环画》的创刊和管理工作。 费声福有很强的绘画功底，又具有编辑的独到慧眼。他当年主持《中国连环画》时，从浩如烟海的连环画来稿中，选择和发现优秀的作品，刊载在刊物上。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奖的连环画作品，绝大多数在《中国连环画》上刊载过。
《中国连环画》在当年同类的刊物中，水平较高，这得益于掌门人费声福。他多次强调，一本刊物就像一桌酒席，如果配菜得当，效果事半功倍，读者会觉得这桌饭菜做得好，买得值。因此，一期刊物排什么样的稿子，要反复琢磨。什么菜不能少，什么菜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味道，主编应当胸有成竹，有一本清楚的账。
四
1971年1月，我随父亲林锴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由于地方窄小，我同费声福恰好住一间小屋。那时，我和他的大儿子费名浩是同学，每天一起上学。1972年下半年，我回到北京。不久，他们也回到了北京。放寒暑假或过节，我常去费声福先生家，他们一家人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大教室里。每次去，尤为难忘的是必有一顿丰盛的佳肴。
那时正在“文革”当中，几乎一切与西方艺术有关的都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尘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家里典型的“小资”情调。费声福的夫人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红色娘子军》中《快乐的女战士》的乐曲在他女儿的手指缝间自然而又流畅地泻出，在用柜子也无法隔开的高高的屋子里回旋。或者，留声机里放出西方古典音乐，费声福告诉我这是《天方夜谭》，这段音乐是阿里巴巴来了，那是用低音表现他沉重脚步的。不知不觉中，我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慵懒的感觉。就在这时，我发现墙的角落里，有一幅油画——《向日葵》。我没见过这样表现向日葵的，虽然看上去这幅画的作画时间很久远，画面上的颜色陈旧了，但那明黄色跳跃的、粗犷的笔触，却一下子抓住我，我感到激动万分。我诧异，原来画也可以这样画。也许是当时出于对西方艺术的讳言，费声福漫不经心地告诉我，这是他上大学时临摹的作品，是西方印象派大师凡·高的《向日葵》，没有更多的评价，仿佛那是很久远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末，费声福用水粉画过一套彭荆风的《驿路梨花》，色彩明快、亮丽，有典型的印象派风格。1982年，我在一所中学教语文，《驿路梨花》是其中一篇阅读课文。由于费声福的连环画，我满脑子充盈着粉色、白色的眩目色彩，很有情感地讲读这篇课文。
五
费声福受过高等艺术教育，在艺术观点上比较开放。在连环画领域，他有自己的独特想法，但仍能够接纳不同的艺术观点和绘画风格。这是编辑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又不是每个编辑都能够做到的。
1985年，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成立，费声福参与了组建的工作，担任《中国连环画》编辑部主任。1986年，我调到《中国连环画》做文字编辑。记得在每期评稿的时候，大家各抒己见，只要有想法，都可以说出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连环画突然跌落低谷的时候，有的画家把连环画期刊当作展示个人才华的舞台，变形画的风气很浓。这样的连环画老百姓却不愿看，纷纷提意见，说看不懂。究竟应该把连环画期刊办成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在编辑部有不同意见。在一次小范围的讨论会上，我提出干脆办成高雅的连环画期刊，选择一些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配合变形夸张的画风，也会有读者。会上没有人同意，也没有人反对。后来，我认识到，这种认识是偏颇的，但作为室主任的费声福，没有直接对我提出批评，他是让我自己去悟。
费声福讲原则，在是非面前不让步，但他的行为准则是，对事不对人。有时因为一个小问题，同事之间争得面红耳赤，是非曲直，越辩越明。但争论过后，同事之间还是朋友，而且关系更为亲密。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在编辑部中蔚然成风，这样的作风对我的影响很大。
他有一句名言，对我触动最大。在工作中，他与一位同事共事几十年，为了工作也争执了几十年。在临近退休时，他对那位同事说：“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我一天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但是因为工作，我一天也离不开你。”
六
了解费声福的人都知道，他爱喝酒。他是那种会享受酒的人，爱喝酒，并不贪杯，我从未见他喝醉过，由此看来，他的克制能力很强。二两二锅头，几粒花生米，可以喝一顿；奢侈时，一小瓶俄罗斯鱼子酱，可以就着酒吃很长时间。费声福清楚地知道，人的一生，并不能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度过，尤其是事业上，要有良好的大环境，要有机遇，身为编辑室主任，他面临的矛盾可能更多。喝酒，是费声福最愉快的时候，飘飘欲仙，忘记烦恼。酒和连环画，都是他无法割舍的。
费声福懂音乐。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里的电话号码都用音符代替，三十多年过去，他家里的六位电话号码，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我听过他组织会议时唱的《姿三四郎》，是不是日文我听不懂，但节奏极准，模仿得很像。他还擅长跳舞，作为同事，我能够多次欣赏到他的舞姿。他的舞姿初看上去一般，没有更多的花样，但由于他对舞曲理解的深度，对于不同情感、不同情绪有着准确的把握，因此常常能够和舞曲融为一体，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文革”之后，费声福的画风有所改变，这是基于他长时间的思考，他一直在考虑关于连环画民族性的问题。他在五十岁前后，注重从传统的绘画中借鉴和汲取营养，开始画古典连环画。也许是从汉像砖或敦煌飞天得到的灵感，这时的古典连环画，像《涿鹿之战》《挂剑》《游赤壁》等作品，线条优美洗练，每一根飞扬飘逸的线条，或沉郁，或抒情，或浪漫，或激昂，都充满了节奏感、韵律感。这时的风格不再力求写实，而是追求一种意境，探索诗意的表达。他晚年的古典连环画充满了诗意和音乐感，与他的审美和音乐素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费声福是新中国连环画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新中国连环画发展的见证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是连环画的创作者和编辑者：70年代和80年代，他是连环画期刊的组织者：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连环画的评奖、展览和各种座谈会。20世纪80年代，中国连环画艺术委员会成立，他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工作极其繁重。他懂得管理，懂得分权，他知道这时不能再事无巨细地干，那样反而会干不好，于是将权力下放，充分信任具体办事的同志。比如举办连环画展览，他请一位同志负责展务工作，而会议邀请媒体、选择地点等工作他则请另一位同志来做。他只是讲，这些事你们干得更好，拜托了。最典型的是一个百余人的大型连环画会议，许多单位办会都是一个强有力的班子，他却将会务工作交给当时在行政处工作的沈行止同志。定票、迎来送往，住宿、吃饭等，事务繁杂而且不好处理，比如那时车票很难买到，有的同志拿到票，又要求退改成另一个车次等等。沈行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多少年过去，我们才发现，费声福看人是如此准确，用人的技巧如此高超。
费声福严以律己，考虑问题有大局观，常常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替对方思考。比如，在他担任连环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的时候，参与连环画的评奖工作，出于公心，声明自己的作品不参加评奖活动。以他的绘画水准和在连环画界的声望，获二等奖以上应不成问题，但他偏偏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自己是评委，自己的作品不参评。由于费声福对连环画的杰出贡献，1991年，在第四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中，他获得“连环画工作荣誉奖”和“优秀编辑荣誉奖”。
2000年，费声福被突如其来的病魔击倒，一直躺在病榻上养病。连环画出版社准备再版他的连环画作品《风暴》，我和编辑到他家里拿原稿。这时，费声福已经在病榻上，但他考虑的是这本书会不会有利润，会不会给社里带来经济压力，并表示稿费可以少些。这种站在出版社立场上想问题的思考方式让编辑很感动。他虽然不能行动，回忆起连环画过去的辉煌却如数家珍，他坚信并希望连环画在新世纪会有更大的作为。
费声福，连环画事业是他的终生事业，他是新中国连环画的开路先锋。
一
费声福，1927年出生在浙江慈溪一户富裕的家庭，从小喜爱画画。后来家庭衰败，分户到了上海。为了生计，年轻的费声福在上海一家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挣的钱一方面用于生活开支，另一方面，去张充仁的画室学画，用来交学费。
1944年，费声福到上海名画家张充仁画室习画。比利时畅销全球的漫画《丁丁历险记》《蓝莲花》中的中国青年张，原型就是张充仁。张充仁是上海人，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留学，才华横溢，后来成为雕塑大师。
费声福考入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油画系，1952年毕业，是解放后第一批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他原来的志向是做中国的柯勒惠支，但由于工作需要，被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而且让他做连环画工作。连环画原本不是费声福追求的目标，但他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一干就是四十年，成为中国连环画界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由于他的基本功扎实，人民美术出版社派任务的时候，常常让他画现实题材，尤其是工业题材。为了体验生活，他几乎跑遍了当时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如大庆油田、石景山钢铁厂、长辛店机车制造厂、抚顺煤矿、开滦煤矿、江岸铁路工厂等地。他下工厂不是走马观花地看看，而是身体力行，主动参加劳动，和工人打成一片。长年的体验生活，使他画起工业题材得心应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连环画作品，如《红旗》《铁水奔流》《停战之后》《乘风破浪》等等。他的画风受西方绘画的影响，尤其是柯勒惠支的影响，线条粗犷有力。他画的工人质朴而有力量，形式和内容配合得当，非常贴切。
连环画《风暴》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连环画创作的第一个高峰。
二
费声福不仅连环画画得好，而且擅长合作，性格豁达。这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并非易事。作为画家，要保持自己的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自己的特点，而一般有个性的人都难沟通和合作。
费声福大部分连环画作品都是自编自绘的，连环画《风暴》最初也是他自己根据话剧《红色风暴》改编和绘画的。
为了真实反映“二七大罢工”的场景，对《风暴》中人物有更准确的把握，费声福深入到江岸车站，到铁路工人中去参加劳动，体验生活，因此，他创作出的作品有非常强烈的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这部连环画作为十年大庆的献礼书，受到了领导的重视。
在连环画《风暴》中，费声福以粗犷的笔触表现大革命时代，贴切自然。他善用黑白，表现劳苦大众时，多用线描及灰色，而表现反面角色时，衣服多用黑色，以黑色暗喻反面角色的阴暗狠毒，这个基调贯穿全书。他表现施洋大律师，线条简洁有力，突出他的坚决不妥协的态度，给人以力量感。在这套连环画中也充分展示了他对人物造型准确、动感、合理，自然的熟练把握。
可是，《风暴》全部完成时，领导并不满意，认为文字还有潜力修改，可以找文字编辑共同创作。这样的事情作者一般不会同意，自己改编绘画的，为什么再找合作者？但费声福看到文字编辑吴兆修在文字方面比自己更有能力，于是毫不犹豫地请吴兆修改编。吴兆修对原脚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和再创作，使这部连环画《风暴》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成为连环画的经典之作。文图各展其长，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得到了连环画界同行的一片赞誉。《风暴》也成为文图合作成功的一个范例。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姜维朴将连环画脚本的前后不同版本印成了内部参考资料，供大家对比学习，在社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影响。当时的资深编辑曹作锐还专门为该脚本写了评介文章，1980年发表在《连环画论丛》创刊号上。
连环画《风暴》获得第一届全国连环画评奖脚本一等奖（与吴兆修合作）、绘画二等奖。
1963年，毛泽东为雷锋题词后，全国掀起了学雷锋的热潮。人民美术出版社随即为连环画《雷锋》组织了创作队伍。连环画《雷锋》是人民美术出版社集体创作的，而立首功的当属费声福。他构图快，负责先打草稿。由于他的积极参与，仅仅二十多天，稿子就创作出来了。这部连环画1963年3月出版，到1964年11月，已再版八次，印刷发行一百零六万册。直到今天，这部连环画仍在不断重印。
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中国传统连环画发展的高峰期，如果有一套连环画作品在《连环画报》发表，那么这位画家就有可能一夜成名。作为连环画的重要阵地，《连环画报》是许多画家希望发表稿件的地方。一些画家给编辑送些礼品，带个朋友介绍的条子，是常有的事，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手握稿件生杀大权的《连环画报》美术组长费声福，并不为所动，坚持稿件质量第一，甚至一些原本不知名的画家被他发现、挖掘、培养，许多画家为此而感激他。
《中国连环画》原副主编庞邦本回忆起往事，感慨颇深。在20世纪50年代，庞邦本被错划成“右派”，直到70年代末才被平反。没有工作，庞邦本试着画了一套连环画《我的叔叔于勒》。他的朋友丁聪和曹辛之告诉他，投稿要有介绍信，要先和主编打招呼。庞邦本揣着他们写的介绍信，来到人民美术出版社传达室。穿着宽条绒衣服的费声福出来接待，看了稿子，当即表示留下备用。庞邦本说还有介绍信，费声福说不用拿出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叔叔于勒》在《连环画报》刊出，庞邦本被约请画重点稿件《伊利亚特》。庞邦本说，自己画连环画，就是因为费声福引路的缘故。几十年来，有许多像庞邦本这样的连环画家受惠于费声福，像尤劲东、何多苓、沈尧伊等人，我听到的，对他都是充满敬意。
1985年，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成立，五十八岁的费声福放弃了原来熟悉的《连环画报》，参与创办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主持《中国连环画》的创刊和管理工作。 费声福有很强的绘画功底，又具有编辑的独到慧眼。他当年主持《中国连环画》时，从浩如烟海的连环画来稿中，选择和发现优秀的作品，刊载在刊物上。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获奖的连环画作品，绝大多数在《中国连环画》上刊载过。
《中国连环画》在当年同类的刊物中，水平较高，这得益于掌门人费声福。他多次强调，一本刊物就像一桌酒席，如果配菜得当，效果事半功倍，读者会觉得这桌饭菜做得好，买得值。因此，一期刊物排什么样的稿子，要反复琢磨。什么菜不能少，什么菜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味道，主编应当胸有成竹，有一本清楚的账。
四
1971年1月，我随父亲林锴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由于地方窄小，我同费声福恰好住一间小屋。那时，我和他的大儿子费名浩是同学，每天一起上学。1972年下半年，我回到北京。不久，他们也回到了北京。放寒暑假或过节，我常去费声福先生家，他们一家人住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大教室里。每次去，尤为难忘的是必有一顿丰盛的佳肴。
那时正在“文革”当中，几乎一切与西方艺术有关的都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尘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家里典型的“小资”情调。费声福的夫人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红色娘子军》中《快乐的女战士》的乐曲在他女儿的手指缝间自然而又流畅地泻出，在用柜子也无法隔开的高高的屋子里回旋。或者，留声机里放出西方古典音乐，费声福告诉我这是《天方夜谭》，这段音乐是阿里巴巴来了，那是用低音表现他沉重脚步的。不知不觉中，我会产生一种奇妙的慵懒的感觉。就在这时，我发现墙的角落里，有一幅油画——《向日葵》。我没见过这样表现向日葵的，虽然看上去这幅画的作画时间很久远，画面上的颜色陈旧了，但那明黄色跳跃的、粗犷的笔触，却一下子抓住我，我感到激动万分。我诧异，原来画也可以这样画。也许是当时出于对西方艺术的讳言，费声福漫不经心地告诉我，这是他上大学时临摹的作品，是西方印象派大师凡·高的《向日葵》，没有更多的评价，仿佛那是很久远的事情。
20世纪70年代末，费声福用水粉画过一套彭荆风的《驿路梨花》，色彩明快、亮丽，有典型的印象派风格。1982年，我在一所中学教语文，《驿路梨花》是其中一篇阅读课文。由于费声福的连环画，我满脑子充盈着粉色、白色的眩目色彩，很有情感地讲读这篇课文。
五
费声福受过高等艺术教育，在艺术观点上比较开放。在连环画领域，他有自己的独特想法，但仍能够接纳不同的艺术观点和绘画风格。这是编辑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而又不是每个编辑都能够做到的。
1985年，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成立，费声福参与了组建的工作，担任《中国连环画》编辑部主任。1986年，我调到《中国连环画》做文字编辑。记得在每期评稿的时候，大家各抒己见，只要有想法，都可以说出来。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连环画突然跌落低谷的时候，有的画家把连环画期刊当作展示个人才华的舞台，变形画的风气很浓。这样的连环画老百姓却不愿看，纷纷提意见，说看不懂。究竟应该把连环画期刊办成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在编辑部有不同意见。在一次小范围的讨论会上，我提出干脆办成高雅的连环画期刊，选择一些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配合变形夸张的画风，也会有读者。会上没有人同意，也没有人反对。后来，我认识到，这种认识是偏颇的，但作为室主任的费声福，没有直接对我提出批评，他是让我自己去悟。
费声福讲原则，在是非面前不让步，但他的行为准则是，对事不对人。有时因为一个小问题，同事之间争得面红耳赤，是非曲直，越辩越明。但争论过后，同事之间还是朋友，而且关系更为亲密。对事不对人的原则在编辑部中蔚然成风，这样的作风对我的影响很大。
他有一句名言，对我触动最大。在工作中，他与一位同事共事几十年，为了工作也争执了几十年。在临近退休时，他对那位同事说：“如果不是为了工作，我一天也不愿意和你在一起；但是因为工作，我一天也离不开你。”
六
了解费声福的人都知道，他爱喝酒。他是那种会享受酒的人，爱喝酒，并不贪杯，我从未见他喝醉过，由此看来，他的克制能力很强。二两二锅头，几粒花生米，可以喝一顿；奢侈时，一小瓶俄罗斯鱼子酱，可以就着酒吃很长时间。费声福清楚地知道，人的一生，并不能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度过，尤其是事业上，要有良好的大环境，要有机遇，身为编辑室主任，他面临的矛盾可能更多。喝酒，是费声福最愉快的时候，飘飘欲仙，忘记烦恼。酒和连环画，都是他无法割舍的。
费声福懂音乐。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家里的电话号码都用音符代替，三十多年过去，他家里的六位电话号码，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我听过他组织会议时唱的《姿三四郎》，是不是日文我听不懂，但节奏极准，模仿得很像。他还擅长跳舞，作为同事，我能够多次欣赏到他的舞姿。他的舞姿初看上去一般，没有更多的花样，但由于他对舞曲理解的深度，对于不同情感、不同情绪有着准确的把握，因此常常能够和舞曲融为一体，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文革”之后，费声福的画风有所改变，这是基于他长时间的思考，他一直在考虑关于连环画民族性的问题。他在五十岁前后，注重从传统的绘画中借鉴和汲取营养，开始画古典连环画。也许是从汉像砖或敦煌飞天得到的灵感，这时的古典连环画，像《涿鹿之战》《挂剑》《游赤壁》等作品，线条优美洗练，每一根飞扬飘逸的线条，或沉郁，或抒情，或浪漫，或激昂，都充满了节奏感、韵律感。这时的风格不再力求写实，而是追求一种意境，探索诗意的表达。他晚年的古典连环画充满了诗意和音乐感，与他的审美和音乐素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费声福是新中国连环画事业的直接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新中国连环画发展的见证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是连环画的创作者和编辑者：70年代和80年代，他是连环画期刊的组织者：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策划和组织了一系列连环画的评奖、展览和各种座谈会。20世纪80年代，中国连环画艺术委员会成立，他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工作极其繁重。他懂得管理，懂得分权，他知道这时不能再事无巨细地干，那样反而会干不好，于是将权力下放，充分信任具体办事的同志。比如举办连环画展览，他请一位同志负责展务工作，而会议邀请媒体、选择地点等工作他则请另一位同志来做。他只是讲，这些事你们干得更好，拜托了。最典型的是一个百余人的大型连环画会议，许多单位办会都是一个强有力的班子，他却将会务工作交给当时在行政处工作的沈行止同志。定票、迎来送往，住宿、吃饭等，事务繁杂而且不好处理，比如那时车票很难买到，有的同志拿到票，又要求退改成另一个车次等等。沈行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多少年过去，我们才发现，费声福看人是如此准确，用人的技巧如此高超。
费声福严以律己，考虑问题有大局观，常常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替对方思考。比如，在他担任连环画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的时候，参与连环画的评奖工作，出于公心，声明自己的作品不参加评奖活动。以他的绘画水准和在连环画界的声望，获二等奖以上应不成问题，但他偏偏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自己是评委，自己的作品不参评。由于费声福对连环画的杰出贡献，1991年，在第四届全国连环画评奖中，他获得“连环画工作荣誉奖”和“优秀编辑荣誉奖”。
2000年，费声福被突如其来的病魔击倒，一直躺在病榻上养病。连环画出版社准备再版他的连环画作品《风暴》，我和编辑到他家里拿原稿。这时，费声福已经在病榻上，但他考虑的是这本书会不会有利润，会不会给社里带来经济压力，并表示稿费可以少些。这种站在出版社立场上想问题的思考方式让编辑很感动。他虽然不能行动，回忆起连环画过去的辉煌却如数家珍，他坚信并希望连环画在新世纪会有更大的作为。
费声福，连环画事业是他的终生事业，他是新中国连环画的开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