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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在演戏，还是在生活，我看到一座破败城市中生活的人们，觉得自己与他们是一样的
如果不拍戏，我的生活就在校园里。赵涛说。
许多场合，赵涛是不被人注意的。而她主演的4部电影在国际影坛上都产生了不小的声响(获奖情况见本文资讯)。在许多演员凭一部获奖影片就能全线飘红的时代，赵涛似乎有点落伍。
乌兰巴托的夜啊，那么静，那么静/连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她在其主演的电影《世界》中演唱的插曲。
在一次人际复杂的聚会上，数十个人依次站起来自我介绍，轮到赵涛了，她站起来，有些拘谨，在座的，有几个人立刻像见了亲人似的，但更多的人面面相觑。赵涛和她主演的电影在中国大陆的情形就是这样，爱她的人引为知己，不爱的人连看都看不懂。
之前，在海外的一些媒体上看到许多关于赵涛的采访。比较国内，赵涛在海外的知名度会高一点。赵涛说，因为在国内，知名度往往不是看你的作品是不是好，而是看你露脸时间的长短，必须拍电视剧才能让老百姓都认识你，可是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拍什么样的电视剧。所以说，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处境很尴尬。
曾有两部获奖电影《站台》和《任逍遥》，全世界都在发行，但中国没有公映。所以，赵涛之前在国内的影迷更多的是DVD爱好者。
每次拍戏时，赵涛会闭上眼睛听一会儿现场的声音，“你会发现其实你完全可以跟一条街道、一个房间交谈”。只要用心听一下，你就能了解到与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不同的情形。
有外国朋友问过她一个问题，大意是，听说中国人的生活是，“开着好车，到咖啡厅约会”，是那样光鲜的，为什么你演的中国人却是另外的样子。赵涛说，你说的那是很小部分的中国人。
拍戏的过程，赵涛体验到了更为丰富的中国。
“他们好像没有理想”
记者问，在电影《任逍遥》里面，你演的是煤矿子弟的生活。特别无聊，总想寻找一种价值或者意义，但就是找不着，那种感觉是你的本色还是表演？
赵涛说，拍《任逍遥》时，我大概提前半个月去拍摄地大同，我天天逛街，天天跟那些我要饰演的年轻人在一起，我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说话，看他们穿着。就是在这半个月的时间，我感受到很多东西，那些孩子是计划生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可能从小受着奶奶、爷爷、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的宠爱，他们只懂得去索取爱，不懂得付出爱，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孤独，好像没有理想可言。
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将来我的理想是什么，当个画家，当个医生，我觉得他们的理想就是诸如“我能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虽然大同是个非常小的城市，但是他们衣着方面还是非常追赶潮流，虽然它很便宜，也许才十块钱。
那时已到了2002年，但整个大同的经济还是那样一个状况，很多煤矿工人都下岗，很多人都吃不上饭；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同的每一个大小酒店，一到中午晚上都爆满，你必须提前预订，没有提前预订你吃不上饭。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另外，不论有钱没钱，人人都是西装，穿得非常好，皮鞋、西装，给人的感觉是，哇塞，很绅士的那种。
这座城市的很多年轻人经常上网，看到跟自己居住的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在里面，比如说韩国那种潮流，日本那种潮流，什么嘻哈，各种各样的流行元素都在影响着他们。
但是我觉得最可悲的是，虽然在影响着他们，他们天天在看这些东西，但是现实生活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能够过上那样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对于我扮演的巧巧那样一个年轻人，她有两面，一面是非常虚幻的，她觉得自己永远生活在时尚当中。但是对于外人来说，你还是生活在大同，还是生活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环境里。我觉得这是巧巧这代人的可悲。
他们生活在服饰掩饰之下的一种想象的生活当中。她觉得穿上透视装，戴上假发，就是时髦女郎，怎么可能，其实都是虚的。
在《任逍遥》中，有一场戏，我把假发脱掉，实际上，我脱掉这个假发，要完全地真实地面对这样一种生活，我不再生活在一种装束之下，不再生活在一种虚假当中。
拍《任逍遥》期间，跟当地的年轻人一起聊天啊，玩啊，真实感受到很多东西。他们从来不会跟你说什么文化方面的东西，如果是女孩，她会说，哎，今年流行什么，一个小发卡，你看我买的小发卡，两块钱，一毛钱，戴着，这就是流行，我就是牛——他们觉得自己牛是这样一种态度。我觉得他们的痛苦在于他们始终在幻想，但他们不去为自己幻想的生活去努力，只是凭一些表面的东西装点自己的幻想世界。
那时候我饰演巧巧，完全跟我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跟我本人是太有差别了。我是不可能像他们一样半夜十二点去蹦迪的。这样的角色，让我了解到中国二线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许，大同作为老的资源型城市，表现更极端点。
“很多人逃离不了那种环境”
2004年，《世界》面世。这是我主演的第一部获准在内地公映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我的一段经历。我是学舞蹈的，1995年，毕业实习的时候，学校要带我们去挣钱，从山西跑到深圳的“世界之窗”。深圳当时对我来说是个特别开阔的环境，在太原很少见到鲜花，很少见到绿色，但是当去了深圳的时候，我觉得满眼的鲜花，满眼的绿色，女孩子都会喜欢的，那样的生活跟我在太原的生活相差太大。
在“世界之窗”工作了将近一年。
一次，经过深圳的时候，我跟导演贾樟柯聊起来，说，我觉得“世界之窗”虽然小，但对我来说是个特别浪漫的地方。它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想象中的生活，天天穿着华丽的衣服，化着很漂亮的妆。一起工作的几个同学打电话，说我在“印第安”等你，我在“法国”等你，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不能出那个园子，一出那个园子就完全不同了。
我觉得，可能是导演当时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来表达他的一些东西，想起了“世界之窗”。
2004年我回到“世界之窗”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当时的一些工作人员还在那里工作。很多人逃离不了那种环境，对我来说很恐怖。工作环境非常好，而且不用费什么力就能挣到钱，玩一玩、跳一跳就可以了。所有的一切都很好，让你不舍得离开那里，去奋斗，争取其他的一切。
之前，很多年会梦到“世界之窗”，梦到自己住的地方，因为我特别喜欢花草。但拍了《世界》之后，再也没有梦到过，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过了那段岁月，过了那个年龄。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时，有人说这部电影无法用语言讲述它的故事情节，但影片始终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人陷入其中，让人感动或让人感觉备受伤害，“世界”有一种深深的无助感。
我非常喜欢电影的结尾，和男主角成太生煤气中毒后被抬到雪地上，醒来，他问我，“我们是不是死了？”我答道，“我们才刚刚开始”。
看了这部电影，很多人问我，同样是跳舞的女孩，《站台》里的尹瑞娟与《世界》里的赵小涛有什么不同？我说，尹瑞娟是一个生活在70年代的女性，在封闭专制的年代，她有对生活的追求，但挣扎几番后陷入平庸，这种女性在当时非常普通，可以代表当时大部分中国女性的状态。赵小涛是现代女性形象，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从内陆封闭的省份跑到中国最前沿的城市工作，在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刚刚确立起来的时候，经受着恐慌和压力，这两个人物正好代表了两个时代的女性。谁也逃不脱自己的时代。
电影《任逍遥》中，我从矿区灰黑色的宿舍里走下来，身边有一条干枯的河。河岸的岩石上栽着十几根电线杆，散落着一溜低矮的民房，一个人担着水向那排房子走去。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和那些人一样，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压抑的环境中，对生活没什么奢望。
“中国女人可能有很多都是这样”
赵涛最近演的电影是《三峡好人》。一个北方女人，跟自己老公多年没见，想对自己的婚姻有一个了结，千里迢迢到四川，找他的老公，想跟他说离婚。剧中的她为线索，把三峡拆迁这些背景也带出来。
记者问，以三峡移民为背景，与之前以时代为背景有很大的区别吗？
赵涛说，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从造型上能看出人的生活背景，这次我的人物造型，感觉有40岁。还特地给我留高刘海，完全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
还是沿用以前的方法，我去生活，我在那里呆了很久，穿着当地买的衣服，就跟村里的大姐一样生活。时间长了，环境会感染我，影响我。
奉节城破壁残骸，我一直行走当中，在电影中的台词是很少的，也没有具体的情绪波动，非常简单，就是走来走去。说的台词都是“好的”“谢谢”这类可有可无的话，但其实剧中人正处在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她要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决定，没有人可以诉说。所有的一切都压在心底——当走到外地的时候，没有人去同情她，她只有自己安慰自己——我觉得中国女人可能有很多都是这样。
在没多少台词，情节上也没有多少波动的情况下，我就在想怎么把内心的痛苦表达出来。后来也找到了一些方法，用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肢体语言，一个很久的凝视，一个叹息，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主人公当时的情绪。这对我来说，很困难，不像《世界》。在整个《三峡好人》拍摄期间，我走在民工和游客里面，不觉得自己是个演员，导演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埋在人海当中。
男主角是韩三明，一个煤矿工人。这个来自中国最底层的男人，在工作中本能地照顾其他人，帮我们拎箱子什么的，忙前忙后。我在想，许多来自中国底层的人们，总觉得自己应该为别人做点什么。
许多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在演戏，还是在生活，我看到一座破败城市下生活的人们，觉得自己与他们是一样的。
“拍戏改变了我对社会的看法”
记者问，从《站台》到现在，接触了这么多现实，对自己的生活态度方面，有没有影响？
赵涛说，可能每个人不同，你会写文章，他会做音乐，但我觉得我的表达就是来做电影。拍戏改变了我对社会的看法，拍戏之前，对社会上任何事情不闻不问，觉得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好像我的世界里只有父母、家人，除了这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拍电影之后，完全改变了这种想法，就觉得社会上很多事情跟我是有关系的，无论是我事业上的需要，还是感情上的需要。我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他有一些东西，跟我生活中是非常相似的。拍戏让我开始关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这些对我非常重要，以前我的世界太小了。
其实，一直以这样一种气质和风格拍下去，和其他导演合作的机会就会很少。首先要跟能够承认你价值的人在一起，这样才能相互尊重。目前的这种合作方式让我很尴尬，我也没有办法。从一开始出道就获国际大奖，有些台湾记者就跟我说:“赵涛，你起步太高”，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直到现在我真的想在这方面做出成绩的时候，才能感受到。
下一步只能继续了，没有办法(笑)。演员是个很被动的角色，只能任人挑选，不能选择别人。我不是一个大腕，我不是章子怡，可以随便选择。
我们整个剧组没有那种习惯，就是刻意跟谁混的那种习惯，我们从来没有。大家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精力去混那个圈子。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事业。我原来小，不懂什么叫事业，现在慢慢懂得了要有自己的事业。
我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同层面上的中国人。我觉得中国没有一个纯粹的贵族，每个中国人自身都是一样的，就是那样一个状态，大家无非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拍戏时间长了以后，对我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不要去表演，我要去生活。当我去生活的时候，那个角色就是属于我的，如果我去表演的话，那个角色跟我是有距离的。
很多年前，还在舞蹈学院上学的时候，很多人经常拦住我们说:“我要拍个电视剧，我给你拍几张照片。”我们一般都回答“很好，可以”。因为都希望有些这样的机会。可是好像经历了十几次，也没有一次成功，所以我对拍电影电视剧什么的也无所谓了。
毕业后到太原师范大学当舞蹈老师。有一天，一帮艺术人士来学校挑演员。最后，挑上了我。导演说，要拍电影，我说，那就拍吧。果然之后两个月没有任何消息，我觉得可能又是那种类似在学校的事情。突然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要拍戏了，要我和学校请假。
那时候，我没听说导演贾樟柯的名字。太原这样的小地方，更加文化性的东西没有，顶多看看电影已经很奢侈了，而且看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美国大片，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的艺术电影什么样子，我对艺术电影也没有任何概念，所以导演见我的时候，觉得我不相信他。于是，他还给我带了很多报道他电影的杂志，说他拍的《小武》成功了，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很多年来，我几次从学校走出来，走进这位导演的电影里，从而，了解到了许多我生活环境之外的中国人。
如果不拍戏，我的生活就在校园里。赵涛说。
许多场合，赵涛是不被人注意的。而她主演的4部电影在国际影坛上都产生了不小的声响(获奖情况见本文资讯)。在许多演员凭一部获奖影片就能全线飘红的时代，赵涛似乎有点落伍。
乌兰巴托的夜啊，那么静，那么静/连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她在其主演的电影《世界》中演唱的插曲。
在一次人际复杂的聚会上，数十个人依次站起来自我介绍，轮到赵涛了，她站起来，有些拘谨，在座的，有几个人立刻像见了亲人似的，但更多的人面面相觑。赵涛和她主演的电影在中国大陆的情形就是这样，爱她的人引为知己，不爱的人连看都看不懂。
之前，在海外的一些媒体上看到许多关于赵涛的采访。比较国内，赵涛在海外的知名度会高一点。赵涛说，因为在国内，知名度往往不是看你的作品是不是好，而是看你露脸时间的长短，必须拍电视剧才能让老百姓都认识你，可是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拍什么样的电视剧。所以说，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处境很尴尬。
曾有两部获奖电影《站台》和《任逍遥》，全世界都在发行，但中国没有公映。所以，赵涛之前在国内的影迷更多的是DVD爱好者。
每次拍戏时，赵涛会闭上眼睛听一会儿现场的声音，“你会发现其实你完全可以跟一条街道、一个房间交谈”。只要用心听一下，你就能了解到与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不同的情形。
有外国朋友问过她一个问题，大意是，听说中国人的生活是，“开着好车，到咖啡厅约会”，是那样光鲜的，为什么你演的中国人却是另外的样子。赵涛说，你说的那是很小部分的中国人。
拍戏的过程，赵涛体验到了更为丰富的中国。
“他们好像没有理想”
记者问，在电影《任逍遥》里面，你演的是煤矿子弟的生活。特别无聊，总想寻找一种价值或者意义，但就是找不着，那种感觉是你的本色还是表演？
赵涛说，拍《任逍遥》时，我大概提前半个月去拍摄地大同，我天天逛街，天天跟那些我要饰演的年轻人在一起，我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说话，看他们穿着。就是在这半个月的时间，我感受到很多东西，那些孩子是计划生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可能从小受着奶奶、爷爷、姥姥、姥爷、爸爸、妈妈的宠爱，他们只懂得去索取爱，不懂得付出爱，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孤独，好像没有理想可言。
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将来我的理想是什么，当个画家，当个医生，我觉得他们的理想就是诸如“我能穿一件什么样的衣服”。虽然大同是个非常小的城市，但是他们衣着方面还是非常追赶潮流，虽然它很便宜，也许才十块钱。
那时已到了2002年，但整个大同的经济还是那样一个状况，很多煤矿工人都下岗，很多人都吃不上饭；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同的每一个大小酒店，一到中午晚上都爆满，你必须提前预订，没有提前预订你吃不上饭。这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另外，不论有钱没钱，人人都是西装，穿得非常好，皮鞋、西装，给人的感觉是，哇塞，很绅士的那种。
这座城市的很多年轻人经常上网，看到跟自己居住的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在里面，比如说韩国那种潮流，日本那种潮流，什么嘻哈，各种各样的流行元素都在影响着他们。
但是我觉得最可悲的是，虽然在影响着他们，他们天天在看这些东西，但是现实生活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能够过上那样的生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对于我扮演的巧巧那样一个年轻人，她有两面，一面是非常虚幻的，她觉得自己永远生活在时尚当中。但是对于外人来说，你还是生活在大同，还是生活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环境里。我觉得这是巧巧这代人的可悲。
他们生活在服饰掩饰之下的一种想象的生活当中。她觉得穿上透视装，戴上假发，就是时髦女郎，怎么可能，其实都是虚的。
在《任逍遥》中，有一场戏，我把假发脱掉，实际上，我脱掉这个假发，要完全地真实地面对这样一种生活，我不再生活在一种装束之下，不再生活在一种虚假当中。
拍《任逍遥》期间，跟当地的年轻人一起聊天啊，玩啊，真实感受到很多东西。他们从来不会跟你说什么文化方面的东西，如果是女孩，她会说，哎，今年流行什么，一个小发卡，你看我买的小发卡，两块钱，一毛钱，戴着，这就是流行，我就是牛——他们觉得自己牛是这样一种态度。我觉得他们的痛苦在于他们始终在幻想，但他们不去为自己幻想的生活去努力，只是凭一些表面的东西装点自己的幻想世界。
那时候我饰演巧巧，完全跟我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跟我本人是太有差别了。我是不可能像他们一样半夜十二点去蹦迪的。这样的角色，让我了解到中国二线城市年轻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也许，大同作为老的资源型城市，表现更极端点。
“很多人逃离不了那种环境”
2004年，《世界》面世。这是我主演的第一部获准在内地公映的电影。
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我的一段经历。我是学舞蹈的，1995年，毕业实习的时候，学校要带我们去挣钱，从山西跑到深圳的“世界之窗”。深圳当时对我来说是个特别开阔的环境，在太原很少见到鲜花，很少见到绿色，但是当去了深圳的时候，我觉得满眼的鲜花，满眼的绿色，女孩子都会喜欢的，那样的生活跟我在太原的生活相差太大。
在“世界之窗”工作了将近一年。
一次，经过深圳的时候，我跟导演贾樟柯聊起来，说，我觉得“世界之窗”虽然小，但对我来说是个特别浪漫的地方。它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想象中的生活，天天穿着华丽的衣服，化着很漂亮的妆。一起工作的几个同学打电话，说我在“印第安”等你，我在“法国”等你，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是不能出那个园子，一出那个园子就完全不同了。
我觉得，可能是导演当时需要一个特定的环境来表达他的一些东西，想起了“世界之窗”。
2004年我回到“世界之窗”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当时的一些工作人员还在那里工作。很多人逃离不了那种环境，对我来说很恐怖。工作环境非常好，而且不用费什么力就能挣到钱，玩一玩、跳一跳就可以了。所有的一切都很好，让你不舍得离开那里，去奋斗，争取其他的一切。
之前，很多年会梦到“世界之窗”，梦到自己住的地方，因为我特别喜欢花草。但拍了《世界》之后，再也没有梦到过，可能觉得自己已经过了那段岁月，过了那个年龄。
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时，有人说这部电影无法用语言讲述它的故事情节，但影片始终有一种神奇的魔力让人陷入其中，让人感动或让人感觉备受伤害，“世界”有一种深深的无助感。
我非常喜欢电影的结尾，和男主角成太生煤气中毒后被抬到雪地上，醒来，他问我，“我们是不是死了？”我答道，“我们才刚刚开始”。
看了这部电影，很多人问我，同样是跳舞的女孩，《站台》里的尹瑞娟与《世界》里的赵小涛有什么不同？我说，尹瑞娟是一个生活在70年代的女性，在封闭专制的年代，她有对生活的追求，但挣扎几番后陷入平庸，这种女性在当时非常普通，可以代表当时大部分中国女性的状态。赵小涛是现代女性形象，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从内陆封闭的省份跑到中国最前沿的城市工作，在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刚刚确立起来的时候，经受着恐慌和压力，这两个人物正好代表了两个时代的女性。谁也逃不脱自己的时代。
电影《任逍遥》中，我从矿区灰黑色的宿舍里走下来，身边有一条干枯的河。河岸的岩石上栽着十几根电线杆，散落着一溜低矮的民房，一个人担着水向那排房子走去。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和那些人一样，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压抑的环境中，对生活没什么奢望。
“中国女人可能有很多都是这样”
赵涛最近演的电影是《三峡好人》。一个北方女人，跟自己老公多年没见，想对自己的婚姻有一个了结，千里迢迢到四川，找他的老公，想跟他说离婚。剧中的她为线索，把三峡拆迁这些背景也带出来。
记者问，以三峡移民为背景，与之前以时代为背景有很大的区别吗？
赵涛说，是很不一样的，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从造型上能看出人的生活背景，这次我的人物造型，感觉有40岁。还特地给我留高刘海，完全是个中年妇女的样子。
还是沿用以前的方法，我去生活，我在那里呆了很久，穿着当地买的衣服，就跟村里的大姐一样生活。时间长了，环境会感染我，影响我。
奉节城破壁残骸，我一直行走当中，在电影中的台词是很少的，也没有具体的情绪波动，非常简单，就是走来走去。说的台词都是“好的”“谢谢”这类可有可无的话，但其实剧中人正处在人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她要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决定，没有人可以诉说。所有的一切都压在心底——当走到外地的时候，没有人去同情她，她只有自己安慰自己——我觉得中国女人可能有很多都是这样。
在没多少台词，情节上也没有多少波动的情况下，我就在想怎么把内心的痛苦表达出来。后来也找到了一些方法，用一些小细节，比如说肢体语言，一个很久的凝视，一个叹息，只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主人公当时的情绪。这对我来说，很困难，不像《世界》。在整个《三峡好人》拍摄期间，我走在民工和游客里面，不觉得自己是个演员，导演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埋在人海当中。
男主角是韩三明，一个煤矿工人。这个来自中国最底层的男人，在工作中本能地照顾其他人，帮我们拎箱子什么的，忙前忙后。我在想，许多来自中国底层的人们，总觉得自己应该为别人做点什么。
许多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在演戏，还是在生活，我看到一座破败城市下生活的人们，觉得自己与他们是一样的。
“拍戏改变了我对社会的看法”
记者问，从《站台》到现在，接触了这么多现实，对自己的生活态度方面，有没有影响？
赵涛说，可能每个人不同，你会写文章，他会做音乐，但我觉得我的表达就是来做电影。拍戏改变了我对社会的看法，拍戏之前，对社会上任何事情不闻不问，觉得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好像我的世界里只有父母、家人，除了这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拍电影之后，完全改变了这种想法，就觉得社会上很多事情跟我是有关系的，无论是我事业上的需要，还是感情上的需要。我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他有一些东西，跟我生活中是非常相似的。拍戏让我开始关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这些对我非常重要，以前我的世界太小了。
其实，一直以这样一种气质和风格拍下去，和其他导演合作的机会就会很少。首先要跟能够承认你价值的人在一起，这样才能相互尊重。目前的这种合作方式让我很尴尬，我也没有办法。从一开始出道就获国际大奖，有些台湾记者就跟我说:“赵涛，你起步太高”，当时不明白什么意思，直到现在我真的想在这方面做出成绩的时候，才能感受到。
下一步只能继续了，没有办法(笑)。演员是个很被动的角色，只能任人挑选，不能选择别人。我不是一个大腕，我不是章子怡，可以随便选择。
我们整个剧组没有那种习惯，就是刻意跟谁混的那种习惯，我们从来没有。大家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时间精力去混那个圈子。大家都知道什么叫事业。我原来小，不懂什么叫事业，现在慢慢懂得了要有自己的事业。
我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不同层面上的中国人。我觉得中国没有一个纯粹的贵族，每个中国人自身都是一样的，就是那样一个状态，大家无非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拍戏时间长了以后，对我自己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不要去表演，我要去生活。当我去生活的时候，那个角色就是属于我的，如果我去表演的话，那个角色跟我是有距离的。
很多年前，还在舞蹈学院上学的时候，很多人经常拦住我们说:“我要拍个电视剧，我给你拍几张照片。”我们一般都回答“很好，可以”。因为都希望有些这样的机会。可是好像经历了十几次，也没有一次成功，所以我对拍电影电视剧什么的也无所谓了。
毕业后到太原师范大学当舞蹈老师。有一天，一帮艺术人士来学校挑演员。最后，挑上了我。导演说，要拍电影，我说，那就拍吧。果然之后两个月没有任何消息，我觉得可能又是那种类似在学校的事情。突然一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要拍戏了，要我和学校请假。
那时候，我没听说导演贾樟柯的名字。太原这样的小地方，更加文化性的东西没有，顶多看看电影已经很奢侈了，而且看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美国大片，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的艺术电影什么样子，我对艺术电影也没有任何概念，所以导演见我的时候，觉得我不相信他。于是，他还给我带了很多报道他电影的杂志，说他拍的《小武》成功了，指着照片说：“这就是我，这就是我！”
很多年来，我几次从学校走出来，走进这位导演的电影里，从而，了解到了许多我生活环境之外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