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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严复与桐城派的关系比较微妙，学者们对严复的派系归属也有过不同的看法见解甚至争论。笔者就自己的学习实践，从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之一“雅”与桐城派提出作文章的标准“雅洁”中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求教于对此关注的师长与学友。
关键词：严复；桐城派；雅与雅洁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相当大深远的影响。
1877年到1879年，严复被派到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在此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监督（即校长），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1898年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名声大振。严复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在学术政见上坚守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他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二十世纪的中国翻译者及其作品甚至翻译理论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桐城派是形成与清代康乾年间的一个散文流派，是中國散文史或者说文学史上流衍时间最长的文派，也是总结和终结了古代散文的最后一个流派。早期主要代表人物称为创世三祖的方苞（1668—1749）、刘大魁（1698—1780）、姚鼐（1731—1815）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一派也由此而得名。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方苞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倡宋学标榜“学行程朱、文章韩欧”，他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说文章要有条理跟形式技巧。他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这是桐城古文“别是一家”最重要的语言风格。也正是这个“雅洁”，对两百年后的严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桐城派中对严复产生影响最为直接的当数晚清最后一位桐城派大师吴汝伦（1840—1903）。吴汝纶旧学造诣颇深也不排斥新知，严复留学回国后，曾一度追随他学习桐城古文，且成绩不俗。严复对吴汝伦一直以师长视之，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吴汝纶对严复的学识、文章也很看重，曾致信说：“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吴汝纶《答严幼陵》）相投的理想与志趣使得相差十四岁的这两位开风气人物，结为忘年之交。
在以古文翻译《天演论》时，严复请吴汝纶为之作序，吴在序中盛赞严氏译文“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成为一段学术佳话。两人来往中，谈论翻译语言时，吴汝伦也不忘重申桐城派的用语原则：“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这种“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对于翻译的评判标准，即译文应该用中国古代雅文学的语言去翻译对严复影响深远。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就明确表示：“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雅”显然是严复所强调的重点，“信、达、雅”的核心就是要以桐城派所推崇的汉以前单行散体古文去译介西方著作，反对在翻译中运用“近世利俗文字”。虽然严复的翻译笔法被梁启超批评为“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以流畅尔雅的文笔，耳目一新的进化论、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且在当时清代末期，知识分子自小接受的还是传统古文的熏陶，严复作品预定的目标读者也并不是当时的平民百姓，而是上层社会或者至少是接受了教育的知识分子，所以严复以“雅”的标准翻译的作品显然对同时代那些渴求西学而又“多读古书”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从而严复本人成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由此可见，严复之“雅”与桐城派之“雅洁”是有不解之缘的，当然两者是有着极大区别的。闭关锁国时代的方苞崇尚的“雅洁”与已经放眼看世界的严复提倡的“雅”自然在精神内涵上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位；而且这个“雅”的标准在翻译实践中也一再受到挑战，毕竟它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但是我们能得到的结论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严复虽不是桐城派弟子但深受桐城文派的影响，而且他的“雅”是对桐城派“雅洁”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佐良.严复的用心[M].商务印书馆，1982.
[2]吴汝纶.吴汝伦全集·文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2.
[3]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潘务正.严复与桐城派[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
（作者简介：王 策（1979-），女，安徽省桐城市龙眠街道办事处文广站助理馆员。）
关键词：严复；桐城派；雅与雅洁
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他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相当大深远的影响。
1877年到1879年，严复被派到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在此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并且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回国后，严复于1905年任皖江中学堂（今芜湖第一中学）的监督（即校长），积极倡导西学的启蒙教育，1898年严复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名声大振。严复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在学术政见上坚守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他是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学贯中西、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我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严复吸收了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的精髓，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鲜明地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和标准。“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才，文字典雅。这条著名的“三字经”对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很大，二十世纪的中国翻译者及其作品甚至翻译理论几乎没有不受这三个字影响的。
桐城派是形成与清代康乾年间的一个散文流派，是中國散文史或者说文学史上流衍时间最长的文派，也是总结和终结了古代散文的最后一个流派。早期主要代表人物称为创世三祖的方苞（1668—1749）、刘大魁（1698—1780）、姚鼐（1731—1815）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一派也由此而得名。桐城派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方苞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倡宋学标榜“学行程朱、文章韩欧”，他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说文章要有条理跟形式技巧。他对于文章，要求的是“雅洁”，这是桐城古文“别是一家”最重要的语言风格。也正是这个“雅洁”，对两百年后的严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桐城派中对严复产生影响最为直接的当数晚清最后一位桐城派大师吴汝伦（1840—1903）。吴汝纶旧学造诣颇深也不排斥新知，严复留学回国后，曾一度追随他学习桐城古文，且成绩不俗。严复对吴汝伦一直以师长视之，称“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一人而已”（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吴汝纶对严复的学识、文章也很看重，曾致信说：“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吴汝纶《答严幼陵》）相投的理想与志趣使得相差十四岁的这两位开风气人物，结为忘年之交。
在以古文翻译《天演论》时，严复请吴汝纶为之作序，吴在序中盛赞严氏译文“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成为一段学术佳话。两人来往中，谈论翻译语言时，吴汝伦也不忘重申桐城派的用语原则：“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这种“与其伤洁，毋宁失真”的对于翻译的评判标准，即译文应该用中国古代雅文学的语言去翻译对严复影响深远。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就明确表示：“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雅”显然是严复所强调的重点，“信、达、雅”的核心就是要以桐城派所推崇的汉以前单行散体古文去译介西方著作，反对在翻译中运用“近世利俗文字”。虽然严复的翻译笔法被梁启超批评为“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但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一系列经典著作以流畅尔雅的文笔，耳目一新的进化论、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且在当时清代末期，知识分子自小接受的还是传统古文的熏陶，严复作品预定的目标读者也并不是当时的平民百姓，而是上层社会或者至少是接受了教育的知识分子，所以严复以“雅”的标准翻译的作品显然对同时代那些渴求西学而又“多读古书”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从而严复本人成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由此可见，严复之“雅”与桐城派之“雅洁”是有不解之缘的，当然两者是有着极大区别的。闭关锁国时代的方苞崇尚的“雅洁”与已经放眼看世界的严复提倡的“雅”自然在精神内涵上都有各自不同的定位；而且这个“雅”的标准在翻译实践中也一再受到挑战，毕竟它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但是我们能得到的结论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严复虽不是桐城派弟子但深受桐城文派的影响，而且他的“雅”是对桐城派“雅洁”的继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佐良.严复的用心[M].商务印书馆，1982.
[2]吴汝纶.吴汝伦全集·文集[M].合肥：黄山书社，2002.
[3]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潘务正.严复与桐城派[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
（作者简介：王 策（1979-），女，安徽省桐城市龙眠街道办事处文广站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