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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一词频繁的出现于宋人的言说之中，其含义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常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综观宋代文献，“大臣”一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有三种含义：对上层朝官的泛称、特指正副宰相和正副枢相（即“宰执”）、儒家理想中的能够辅佐君主实现大治的士大夫官僚，试分疏如下：
一、泛称上层朝官
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御史中丞冯拯上言：“皇城副使焦守节缘坐免官，虽逢赦宥，未蒙任用。望特降恩旨甄睳。”真宗说：“拯执宪大臣，宜谨所举。守节常人，何须此奏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庚戌，中华书局，2004，1949页）
司马光在《等分职任差遣札子》中说：“提点刑狱以上，伏乞陛下与执政大臣亲加详择；其知州以下委之审官院；幕职以下委之流内铨。”（《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叶适在《荐举》中说：“大吏或以举其才则朝廷信而用之，拔于常调，此荐举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执政大臣之所当请而后行。”（《水心先生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又尹洙在《乞便殿延对两府大臣议边事》中说：“臣欲乞每五日后殿进呈公事罢，别于便殿延对两府执政大臣参议边事。”（《河南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魏了翁在《谕储蓄人才》中说：“望陛下敕谕两府大臣，广思博采天下贤才以应万务，无使临事仓卒有乏才之叹，则社稷之福。”（《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文集二十二·进故事，四部丛刊本）
又苏洵在《上韩舍人书》中说：“君侯（韩绛）为两制大臣，岂欲见一闲布衣与之论闲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见也。”（《嘉佑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郭逵劝降保州城叛卒时说：“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邪？两制大臣而为妄诞邪？”（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四，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9，70页）
以上诸人言说中所谓“大臣”乃是泛称，须在其前冠以“执政”、“执宪”、“两府”、“两制”等定语方能特指某类官僚。宋代执政（中书门下、枢密院正副长官）、执宪（御史台实际长官）者之品阶崇高自不必说，而得以执掌诏命者也必位列清望，所以以上言说中的“大臣”是对上层朝官的泛称。
又《隆平集》：“（寇）准请间曰：‘丁谓佞人也，不可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羽翼太子’，上然之。准因命杨亿草太子监国制，且进亿以代谓。”（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宋史·杨亿传》，其时杨亿的官职为秘书监、知礼仪院、判秘阁、太常寺。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侍御史王岩叟上言：“祖宗以来，擢用大臣，须取老练民事之人，未尝轻进一全不经历亲民者为侍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二，元佑元年十一月戊寅， 9525页）按宋元丰官制，侍从指两省职事官在起居郎、起居舍人以上，尚书省职事官侍郎以上，诸司文职事官在秘书监以上，或他官加翰林学士、诸阁待制以上“职”者。（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664页）则以上的“大臣”亦是泛称上层朝官。
又王栐在记述北宋恩荫之滥时说：“大抵皆公卿大臣牵于人情而不可拒者，积日累月不可数计。”（《燕翼贻谋录》卷四，唐宋笔记史料丛刊本，中华书局，1981，40页）刘克庄在《季镛除将作监制》中说：“昔汉褒龚遂，召拜水衡，今缮监，盖古大臣，班高而职清，卿从之储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十，四部丛刊本）以上的“大臣”或与“公卿”对举，或形容清要的卿、监之职，同样用于泛称上层朝官。
这里所说的上层朝官是包括武官的，有些学者认为宋代的“大臣”专就士大夫文臣而言，而事实上宋人也以这一称呼代指阶高职重的武官，附论如下：
《宋会要辑稿·礼五九》“册命大臣”条：“凡参知政事、宣徽使、枢密副使、大两省、两制、秘书监、上将军、观察使以上，其授官告、敕牒，皆拜勅舞蹈于殿门下。”（1670页）《宋史·职官志二》“翰林学士院”条：“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赐大臣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用批答及诏书。”（中华书局，1977， 3811页）按宋官制，上将军为武官“环卫”官阶（《宋代官制辞典》，429、433、436页），观察使为武官“正任”第二阶（参看《宋代官制辞典》，580页）。则以上“大臣”乃是对上层文武朝官的泛称。
又田况《儒林公议》：“自朱梁至郭周五十余年，凡五易姓，天下无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义之风荡然矣。”（卷上）沈括《梦溪笔谈》：“大吉者，冬至之气，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卷七，四部丛刊本）田、沈二人所谓之大臣显然包含武臣。
又王禹偁《五哀诗序》：“予读杜工部《八哀诗》，唯郑广文、苏司业名位仅不显者，余多将相大臣，立功垂裕无所哀矣。”（《小畜集》卷四，四部丛刊本）王安石《上杜学士书》：“河北又天下之重处，左河右山，强国之与邻列，而为藩者皆将相大臣。”（《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六，四部丛刊本）朱熹《与陈福公书》：“近年以来，将相大臣始终全德无可指议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七，四部丛刊本）陈傅良《右奉议郎新权发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状》：“（薛季宣）从待制宦游四方，尚及见故老，闻建炎、绍兴初将相大臣赵、张、韩、岳诸公事，有当世志而乐道其人。”（《止斋先生文集》卷五十七，四部丛刊本）以上诸人所谓“将相大臣”之“大臣”无疑是包括武臣的。
二、特指“宰执”
欧阳修《论狄青札子》：“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陜右巳着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密，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为不便。”（《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第十三，四部丛刊本）据《宋史·狄青传》狄青入枢府前的官职为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阶品已甚高，而自其为枢密副使，“初掌机密”方“进列大臣”，可见此处的大臣专指枢密院、中书门下二执掌机密之中枢机构的长官。王铚《默记》：“欧阳文忠庆历中为谏官。仁宗更用大臣，韩、富、范诸公，将大有为。”（卷下，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1，39页，）庆历三年（1043），仁宗施行新政，更换执政班子，四月，韩琦、范仲淹同为枢密副使，八月范仲淹进为参知政事，富弼进为枢密副使，此处“大臣”特指宰执无疑。 又元祐元年（1086）四月监察御史孙升上言：“盖今日之大臣，乃前时之侍从；今日之侍从，乃异时之大臣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六，元佑元年四月癸丑，9126页）则以大臣地位在侍从之上，且经由由侍从升迁而至。侍从所指已见前析，而据当时官制，侍从之上则为宰执（参看《宋代官制辞典》，83页），故此处之“大臣”特指宰执官。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熙宁中，洛阳以道德为朝廷尊礼者大臣曰富韩公（富弼），侍从曰司马温公（司马光）、吕申公（吕公着），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卷十九，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3，210页）此处所述三人皆因反对新政于熙宁三年（1070）出为外任：据《宋史·富弼传》，弼由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出为武宁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四年以左仆射、知汝州养病洛阳，次年致仕闲居洛阳；据《宋史·司马光传》，光由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史馆修撰、知制诰出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四年改权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据《宋史·吕公著传》，公著由刑部郎中、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出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八年改知河阳。这里并举的“大臣”、“侍从”、“卿监”皆是就诸人在朝时的官职而言，故“大臣”亦是特指宰执。
又汪澡《行在越州条具时政》：“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梴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浮溪集》卷一，四部丛刊本）马端临《文献通考》引《梦溪笔谈》：“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卷五十八，职官十二·殿前司，中华书局，1986，531页，今本《梦溪笔谈》已脱此条）两相对照，汪氏所谓“大臣”当是特指宰执。
又陈傅良《刘元城帖》：“余读元城（刘安世）谏疏遍刺元祐大臣而独不及司马文正公，遍刺元祐大臣而不以为讪，独不及司马文正公而不以为党。” （《止斋先生文集》卷四十一）检《尽言集》可知，刘安世上疏批评的“大臣”有吕公着、章惇、蔡确、胡宗愈、范纯仁、邓温伯，皆位至宰执。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九、卷十，司马光于元佑元年（1086）二月为相，九月卒于相位，大约与其同时的宰执为吕公着、章惇，故这里的“大臣”亦指宰执。宋代年号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已为许多学者论及，尤其是神宗熙宁以后，围绕着新法，改元意味着政策的改变，并伴随着决策群体的改变和激烈的党争。所以后人在记述、议论不同时期朝政的时候，就往往在“大臣”前冠以年号来代指当时决策的宰执，再看以下几例：
《邵氏闻前录》：“帝（宋仁宗）敬天之威如此，其当太平盛时享国长久，宜矣！至熙宁大臣以‘天变不足畏’说人主，以成今日之祸，悲夫！”（卷二，第14页）魏了翁《参议胡君一祠堂记》：“自熙宁大臣始用资浅新进之人，今以奖謏激侫，而因循既久，遂废祖宗入远之法。”（《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文集四十一·记）
朱熹《答吕伯恭论渊源录》：“明道言当与元丰大臣共政，此事昨来已尝论之，然亦有未尽。”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陆游《老学庵笔记》：“绍圣中，谪元佑大臣过岭，吕吉甫闻之，嘻笑曰：‘捕得黄巢，笞而遣之。’”（卷上，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页）
靖康元年（1126）监察御史胡舜陟上言：“监察御史自唐至本朝，皆论政事、击官邪，元丰、绍圣著于甲令，崇宁大臣欲其便己，遂更成宪。”（《宋史·职官志四》，3872页）汪藻《滕康初任执政封赠妻朱氏制》：“具封某氏，以崇宁大臣之子嫓吾枢辅之贤，婉娈静专，壸仪甚着，小君之号非尔孰宜？”（《浮溪集》卷七）以上诸人言论中的“大臣”前皆冠以年号，用以指称当时的执政群体，而“大臣”无疑是特指宰执。
又魏了翁《论士大夫风俗》：“臣闻人主所与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与共政事者，内外百执事也。”（《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文集十六·奏议）此处天子、大臣、百官并举，且大臣居于天子和百官之间，“大臣”显为宰执的特称。淳佑四年（1244）九月太学生黄恺伯等上书：“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宋季三朝政要》卷二，淳佑四年九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处以大臣在天子之下、百官之上，也是对宰执的特称。淳佑十一年（1251年）六月郑性之上言：“人主属国于大臣，又设参预以共图之，侍从议论之所出也，台谏耳目之所寄也。”（刘克庄《毅斋郑观文神道碑》，《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四部丛刊本）此处以“大臣”与侍从官、台谏官并举，且前者为天子所“属国”者，后者仅为“参预”者，则此“大臣”显然特指与皇帝共决大政的宰执官。
当“大臣”特指宰执时，其含义就相当于上文中的“执政大臣”、“两府大臣”。
三、儒家士大夫理想中的辅弼之臣
《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对“大臣”的解释：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欤？” 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中华书局，2009，164页）
在孔子的心目中，大臣是以道义辅佐君主，在宏观意义上的施政原则、治理方略、制度建设等方面给予君主以指导，而非为君主处理具体事务的臣僚。这就是儒家士大夫理想中的能够引导君主实现“大治”的辅弼之臣。“大臣”的这一含义在宋代皇帝和士大夫的言说中亦是频繁出现。
苏轼《大臣论》：“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苏轼撰，郎晔选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四部丛刊本）朱熹《与刘共父书》：“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聦明，一手足之勤力，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頼以共正君心，同断国论，必有待于众贤之助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无论是苏轼所谓的“以义正君”、“无害于国”的大臣，还是朱熹所论的能“正君心”、“断国论”并协和众贤的大臣，都是儒家理想中的“以道事君”的辅弼重臣。
景德三年（992）二月真宗谓王旦曰：“寇准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无大臣体，罢其重柄，庶保终吉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二，景德三年二月丁酉，1389页）马永卿《元城语录》：“先生（刘安世）与仆论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体者惟李沆丞相。’”（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楼钥《知枢密院事陈骙乞归休不允诏》：“卿儒学老成，有大臣体。肆朕纂服，方厚倚毗，何为露章遽祈闲退？”（《攻媿集》卷四十二）以上宋代君臣所谓的“大臣体”是指为宰执者所应具有的高尚德行、优良素养和妥善处理大政、维持与君主百官良好关系的能力，是君臣对执政者的要求与期许，而这里的“大臣”则是士大夫理想中的忠君体民的辅弼良臣。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一、泛称上层朝官
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御史中丞冯拯上言：“皇城副使焦守节缘坐免官，虽逢赦宥，未蒙任用。望特降恩旨甄睳。”真宗说：“拯执宪大臣，宜谨所举。守节常人，何须此奏也。”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庚戌，中华书局，2004，1949页）
司马光在《等分职任差遣札子》中说：“提点刑狱以上，伏乞陛下与执政大臣亲加详择；其知州以下委之审官院；幕职以下委之流内铨。”（《温国文正公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叶适在《荐举》中说：“大吏或以举其才则朝廷信而用之，拔于常调，此荐举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执政大臣之所当请而后行。”（《水心先生文集》卷三，四部丛刊本）
又尹洙在《乞便殿延对两府大臣议边事》中说：“臣欲乞每五日后殿进呈公事罢，别于便殿延对两府执政大臣参议边事。”（《河南先生文集》卷十九，四部丛刊本）魏了翁在《谕储蓄人才》中说：“望陛下敕谕两府大臣，广思博采天下贤才以应万务，无使临事仓卒有乏才之叹，则社稷之福。”（《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文集二十二·进故事，四部丛刊本）
又苏洵在《上韩舍人书》中说：“君侯（韩绛）为两制大臣，岂欲见一闲布衣与之论闲事邪。此洵所以不敢遽见也。”（《嘉佑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郭逵劝降保州城叛卒时说：“使两制大臣奉诏书来谕汝，汝尚疑之，岂有诏书而不信邪？两制大臣而为妄诞邪？”（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四，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9，70页）
以上诸人言说中所谓“大臣”乃是泛称，须在其前冠以“执政”、“执宪”、“两府”、“两制”等定语方能特指某类官僚。宋代执政（中书门下、枢密院正副长官）、执宪（御史台实际长官）者之品阶崇高自不必说，而得以执掌诏命者也必位列清望，所以以上言说中的“大臣”是对上层朝官的泛称。
又《隆平集》：“（寇）准请间曰：‘丁谓佞人也，不可辅少主，愿择方正大臣羽翼太子’，上然之。准因命杨亿草太子监国制，且进亿以代谓。”（卷四，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据《宋史·杨亿传》，其时杨亿的官职为秘书监、知礼仪院、判秘阁、太常寺。元祐元年（1086）十一月侍御史王岩叟上言：“祖宗以来，擢用大臣，须取老练民事之人，未尝轻进一全不经历亲民者为侍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二，元佑元年十一月戊寅， 9525页）按宋元丰官制，侍从指两省职事官在起居郎、起居舍人以上，尚书省职事官侍郎以上，诸司文职事官在秘书监以上，或他官加翰林学士、诸阁待制以上“职”者。（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664页）则以上的“大臣”亦是泛称上层朝官。
又王栐在记述北宋恩荫之滥时说：“大抵皆公卿大臣牵于人情而不可拒者，积日累月不可数计。”（《燕翼贻谋录》卷四，唐宋笔记史料丛刊本，中华书局，1981，40页）刘克庄在《季镛除将作监制》中说：“昔汉褒龚遂，召拜水衡，今缮监，盖古大臣，班高而职清，卿从之储也。”（《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七十，四部丛刊本）以上的“大臣”或与“公卿”对举，或形容清要的卿、监之职，同样用于泛称上层朝官。
这里所说的上层朝官是包括武官的，有些学者认为宋代的“大臣”专就士大夫文臣而言，而事实上宋人也以这一称呼代指阶高职重的武官，附论如下：
《宋会要辑稿·礼五九》“册命大臣”条：“凡参知政事、宣徽使、枢密副使、大两省、两制、秘书监、上将军、观察使以上，其授官告、敕牒，皆拜勅舞蹈于殿门下。”（1670页）《宋史·职官志二》“翰林学士院”条：“掌制、诰、诏、令撰述之事……赐大臣太中大夫、观察使以上，用批答及诏书。”（中华书局，1977， 3811页）按宋官制，上将军为武官“环卫”官阶（《宋代官制辞典》，429、433、436页），观察使为武官“正任”第二阶（参看《宋代官制辞典》，580页）。则以上“大臣”乃是对上层文武朝官的泛称。
又田况《儒林公议》：“自朱梁至郭周五十余年，凡五易姓，天下无定主。文武大臣朝比肩，暮北面，忠义之风荡然矣。”（卷上）沈括《梦溪笔谈》：“大吉者，冬至之气，小往大来，君子道长，大人之吉也，故主文武大臣之事。”（卷七，四部丛刊本）田、沈二人所谓之大臣显然包含武臣。
又王禹偁《五哀诗序》：“予读杜工部《八哀诗》，唯郑广文、苏司业名位仅不显者，余多将相大臣，立功垂裕无所哀矣。”（《小畜集》卷四，四部丛刊本）王安石《上杜学士书》：“河北又天下之重处，左河右山，强国之与邻列，而为藩者皆将相大臣。”（《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十六，四部丛刊本）朱熹《与陈福公书》：“近年以来，将相大臣始终全德无可指议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七，四部丛刊本）陈傅良《右奉议郎新权发遣常州借紫薛公行状》：“（薛季宣）从待制宦游四方，尚及见故老，闻建炎、绍兴初将相大臣赵、张、韩、岳诸公事，有当世志而乐道其人。”（《止斋先生文集》卷五十七，四部丛刊本）以上诸人所谓“将相大臣”之“大臣”无疑是包括武臣的。
二、特指“宰执”
欧阳修《论狄青札子》：“臣窃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陜右巳着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密，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为不便。”（《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第十三，四部丛刊本）据《宋史·狄青传》狄青入枢府前的官职为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阶品已甚高，而自其为枢密副使，“初掌机密”方“进列大臣”，可见此处的大臣专指枢密院、中书门下二执掌机密之中枢机构的长官。王铚《默记》：“欧阳文忠庆历中为谏官。仁宗更用大臣，韩、富、范诸公，将大有为。”（卷下，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1，39页，）庆历三年（1043），仁宗施行新政，更换执政班子，四月，韩琦、范仲淹同为枢密副使，八月范仲淹进为参知政事，富弼进为枢密副使，此处“大臣”特指宰执无疑。 又元祐元年（1086）四月监察御史孙升上言：“盖今日之大臣，乃前时之侍从；今日之侍从，乃异时之大臣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七十六，元佑元年四月癸丑，9126页）则以大臣地位在侍从之上，且经由由侍从升迁而至。侍从所指已见前析，而据当时官制，侍从之上则为宰执（参看《宋代官制辞典》，83页），故此处之“大臣”特指宰执官。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熙宁中，洛阳以道德为朝廷尊礼者大臣曰富韩公（富弼），侍从曰司马温公（司马光）、吕申公（吕公着），士大夫位卿监以清德早退者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者几二十人。”（卷十九，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3，210页）此处所述三人皆因反对新政于熙宁三年（1070）出为外任：据《宋史·富弼传》，弼由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出为武宁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河南，四年以左仆射、知汝州养病洛阳，次年致仕闲居洛阳；据《宋史·司马光传》，光由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史馆修撰、知制诰出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知永兴军，四年改权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据《宋史·吕公著传》，公著由刑部郎中、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出为翰林侍读学士、知颍州，八年改知河阳。这里并举的“大臣”、“侍从”、“卿监”皆是就诸人在朝时的官职而言，故“大臣”亦是特指宰执。
又汪澡《行在越州条具时政》：“祖宗时，武臣莫尊三衙，见大臣必执梴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浮溪集》卷一，四部丛刊本）马端临《文献通考》引《梦溪笔谈》：“三衙内中见宰执，皆横杖于文德殿后，立廊阶下唱喏，宰相出，立阶揖之。”（卷五十八，职官十二·殿前司，中华书局，1986，531页，今本《梦溪笔谈》已脱此条）两相对照，汪氏所谓“大臣”当是特指宰执。
又陈傅良《刘元城帖》：“余读元城（刘安世）谏疏遍刺元祐大臣而独不及司马文正公，遍刺元祐大臣而不以为讪，独不及司马文正公而不以为党。” （《止斋先生文集》卷四十一）检《尽言集》可知，刘安世上疏批评的“大臣”有吕公着、章惇、蔡确、胡宗愈、范纯仁、邓温伯，皆位至宰执。据《宋宰辅编年录》卷九、卷十，司马光于元佑元年（1086）二月为相，九月卒于相位，大约与其同时的宰执为吕公着、章惇，故这里的“大臣”亦指宰执。宋代年号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已为许多学者论及，尤其是神宗熙宁以后，围绕着新法，改元意味着政策的改变，并伴随着决策群体的改变和激烈的党争。所以后人在记述、议论不同时期朝政的时候，就往往在“大臣”前冠以年号来代指当时决策的宰执，再看以下几例：
《邵氏闻前录》：“帝（宋仁宗）敬天之威如此，其当太平盛时享国长久，宜矣！至熙宁大臣以‘天变不足畏’说人主，以成今日之祸，悲夫！”（卷二，第14页）魏了翁《参议胡君一祠堂记》：“自熙宁大臣始用资浅新进之人，今以奖謏激侫，而因循既久，遂废祖宗入远之法。”（《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文集四十一·记）
朱熹《答吕伯恭论渊源录》：“明道言当与元丰大臣共政，此事昨来已尝论之，然亦有未尽。”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五）陆游《老学庵笔记》：“绍圣中，谪元佑大臣过岭，吕吉甫闻之，嘻笑曰：‘捕得黄巢，笞而遣之。’”（卷上，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页）
靖康元年（1126）监察御史胡舜陟上言：“监察御史自唐至本朝，皆论政事、击官邪，元丰、绍圣著于甲令，崇宁大臣欲其便己，遂更成宪。”（《宋史·职官志四》，3872页）汪藻《滕康初任执政封赠妻朱氏制》：“具封某氏，以崇宁大臣之子嫓吾枢辅之贤，婉娈静专，壸仪甚着，小君之号非尔孰宜？”（《浮溪集》卷七）以上诸人言论中的“大臣”前皆冠以年号，用以指称当时的执政群体，而“大臣”无疑是特指宰执。
又魏了翁《论士大夫风俗》：“臣闻人主所与共天下者，二三大臣也，二三大臣所与共政事者，内外百执事也。”（《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文集十六·奏议）此处天子、大臣、百官并举，且大臣居于天子和百官之间，“大臣”显为宰执的特称。淳佑四年（1244）九月太学生黄恺伯等上书：“大臣居天子之下，位百官之上，佐天子以孝治天下者也。”（《宋季三朝政要》卷二，淳佑四年九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处以大臣在天子之下、百官之上，也是对宰执的特称。淳佑十一年（1251年）六月郑性之上言：“人主属国于大臣，又设参预以共图之，侍从议论之所出也，台谏耳目之所寄也。”（刘克庄《毅斋郑观文神道碑》，《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四部丛刊本）此处以“大臣”与侍从官、台谏官并举，且前者为天子所“属国”者，后者仅为“参预”者，则此“大臣”显然特指与皇帝共决大政的宰执官。
当“大臣”特指宰执时，其含义就相当于上文中的“执政大臣”、“两府大臣”。
三、儒家士大夫理想中的辅弼之臣
《论语·先进》记载了孔子对“大臣”的解释：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欤？” 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中华书局，2009，164页）
在孔子的心目中，大臣是以道义辅佐君主，在宏观意义上的施政原则、治理方略、制度建设等方面给予君主以指导，而非为君主处理具体事务的臣僚。这就是儒家士大夫理想中的能够引导君主实现“大治”的辅弼之臣。“大臣”的这一含义在宋代皇帝和士大夫的言说中亦是频繁出现。
苏轼《大臣论》：“以义正君而无害于国可谓大臣矣。” （苏轼撰，郎晔选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四部丛刊本）朱熹《与刘共父书》：“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聦明，一手足之勤力，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頼以共正君心，同断国论，必有待于众贤之助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七）无论是苏轼所谓的“以义正君”、“无害于国”的大臣，还是朱熹所论的能“正君心”、“断国论”并协和众贤的大臣，都是儒家理想中的“以道事君”的辅弼重臣。
景德三年（992）二月真宗谓王旦曰：“寇准以国家爵赏过求虚誉，无大臣体，罢其重柄，庶保终吉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二，景德三年二月丁酉，1389页）马永卿《元城语录》：“先生（刘安世）与仆论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体者惟李沆丞相。’”（卷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楼钥《知枢密院事陈骙乞归休不允诏》：“卿儒学老成，有大臣体。肆朕纂服，方厚倚毗，何为露章遽祈闲退？”（《攻媿集》卷四十二）以上宋代君臣所谓的“大臣体”是指为宰执者所应具有的高尚德行、优良素养和妥善处理大政、维持与君主百官良好关系的能力，是君臣对执政者的要求与期许，而这里的“大臣”则是士大夫理想中的忠君体民的辅弼良臣。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