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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导的“汉字经济体”的设想，集中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文明发展的需要，尽管它一时还难以完善，难以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它绝非虚幻的遐想。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榊原英资先生不久前提出了建立“汉字经济体”的设想。他认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与韩国等应整合为“东亚经济体”，而且由于同受中华文化浸淫，甚至可称为“汉字经济体”。同时他也建议，应设立共同的货币清算机制，发明以人民币为主体的“亚元”。榊原英资先生的言论一时引发热议，也引起人们对经济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重视，触及到对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东亚文化未来的深层思考。
榊原英资先生不仅是学者，也曾担任过大藏省事务次官，在日本享有盛名。与惯常的政治、军事和地理取向相异，他的这一设想首先源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战略考量。两年前，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曾经提出过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倡议。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问题在于各个区域经济体内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发达程度、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如何真正实现文化上的理解，如何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互利、多赢。我想，榊原英资先生所设想的“汉字经济体”，较之“东亚共同体”更凸显出文化特质，可以视为尝试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深层的文化理念，通过沟通这一理念，消解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在经济合作的同时达到相互的文化认同，从而为经济合作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
以“汉字”作为文化认同的基本标志可谓独具匠心。事实上，汉字是文明的符号，代表着东亚特有的文明。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衰落，中日两国进步知识分子就曾将“汉字文明”视为“东洋文明”。他们曾寄希望在新亚细亚主义(相对于具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旗帜下，迎着民主的世界潮流，改造“东洋文明”。李大钊先生就曾力主“把东洋民族的精神打成一气”，使得“东亚的兄弟们偕手同行”，“认清这共同生活的道路”，与西洋文明平等竞争、并驾齐驱，以创造新的世界文明。因此，东洋文明的崛起与发展，遂成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期盼，他们真诚期待着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从此摆脱黑暗，共同走向光明。
在近代迎受西洋文明的过程中，日本的确走在中国的前面，日本知识人在翻译西文(尤其是抽象文字)的过程中大量使用的是中华汉字。而这些翻译中包含的概念、学说和思想大都被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接受、运用，至今还在发生着作用。中华汉字成为连结中日两国文化的纽带。
历史与现实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相似之处在每一时代又会有不同的反映。在20世纪“世界革命”的时代，以新亚细亚主义为旗帜的东洋文明的建立，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美好理想，它非但难以实现，反而囿于所谓“大东亚共荣”的喧嚣和肆虐，毁灭于战火，使中日两国陷入灾难。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导的“汉字经济体”设想，集中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文明发展的需要，尽管它一时还难以完善，难以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它绝非虚幻的遐想。
汉字的英译便是Chinese，用Chinese涵盖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大文化，进而引申至与之相应的经济体，还可以将其范围从东亚扩大至东南亚部分地区。可以想见，Chinese足以发挥超越意识形态的作用，以更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支撑，赋予经济体以特有的活力、张力和凝聚力。
既然如此，现在特别需要进一步丰富“汉字经济体”的内涵，也特别需要为之注入理性的成分。有中国学者在诠释“汉字经济体”时，基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特地举出马克斯·韦伯的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此作为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特殊例证。相比较而言，在东亚文化(汉字文化)中，它含有的特殊理性又是什么?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何关联?进一步设问，在未来的“汉字经济体”中，理性如何得以展现呢?这无疑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更需要加以留意的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有必要着力摆脱潜在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羁绊。显然，前面的路很漫长，亦会很曲折。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榊原英资先生不久前提出了建立“汉字经济体”的设想。他认为，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与韩国等应整合为“东亚经济体”，而且由于同受中华文化浸淫，甚至可称为“汉字经济体”。同时他也建议，应设立共同的货币清算机制，发明以人民币为主体的“亚元”。榊原英资先生的言论一时引发热议，也引起人们对经济发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重视，触及到对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东亚文化未来的深层思考。
榊原英资先生不仅是学者，也曾担任过大藏省事务次官，在日本享有盛名。与惯常的政治、军事和地理取向相异，他的这一设想首先源于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战略考量。两年前，刚刚上任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曾经提出过构建“东亚共同体”的倡议。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区域经济合作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问题在于各个区域经济体内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发达程度、不同政治体制、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如何真正实现文化上的理解，如何通过自由贸易实现互利、多赢。我想，榊原英资先生所设想的“汉字经济体”，较之“东亚共同体”更凸显出文化特质，可以视为尝试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深层的文化理念，通过沟通这一理念，消解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和矛盾，在经济合作的同时达到相互的文化认同，从而为经济合作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
以“汉字”作为文化认同的基本标志可谓独具匠心。事实上，汉字是文明的符号，代表着东亚特有的文明。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文明的衰落，中日两国进步知识分子就曾将“汉字文明”视为“东洋文明”。他们曾寄希望在新亚细亚主义(相对于具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的“大亚细亚主义”)的旗帜下，迎着民主的世界潮流，改造“东洋文明”。李大钊先生就曾力主“把东洋民族的精神打成一气”，使得“东亚的兄弟们偕手同行”，“认清这共同生活的道路”，与西洋文明平等竞争、并驾齐驱，以创造新的世界文明。因此，东洋文明的崛起与发展，遂成为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期盼，他们真诚期待着同文同种的中日两国从此摆脱黑暗，共同走向光明。
在近代迎受西洋文明的过程中，日本的确走在中国的前面，日本知识人在翻译西文(尤其是抽象文字)的过程中大量使用的是中华汉字。而这些翻译中包含的概念、学说和思想大都被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所接受、运用，至今还在发生着作用。中华汉字成为连结中日两国文化的纽带。
历史与现实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相似之处在每一时代又会有不同的反映。在20世纪“世界革命”的时代，以新亚细亚主义为旗帜的东洋文明的建立，是当时知识分子的美好理想，它非但难以实现，反而囿于所谓“大东亚共荣”的喧嚣和肆虐，毁灭于战火，使中日两国陷入灾难。在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导的“汉字经济体”设想，集中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文明发展的需要，尽管它一时还难以完善，难以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它绝非虚幻的遐想。
汉字的英译便是Chinese，用Chinese涵盖中华文化本身就是大文化，进而引申至与之相应的经济体，还可以将其范围从东亚扩大至东南亚部分地区。可以想见，Chinese足以发挥超越意识形态的作用，以更为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支撑，赋予经济体以特有的活力、张力和凝聚力。
既然如此，现在特别需要进一步丰富“汉字经济体”的内涵，也特别需要为之注入理性的成分。有中国学者在诠释“汉字经济体”时，基于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特地举出马克斯·韦伯的命题：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此作为文化影响经济发展的特殊例证。相比较而言，在东亚文化(汉字文化)中，它含有的特殊理性又是什么?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何关联?进一步设问，在未来的“汉字经济体”中，理性如何得以展现呢?这无疑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更需要加以留意的是：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有必要着力摆脱潜在的狭隘民族主义的羁绊。显然，前面的路很漫长，亦会很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