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偶觅金克木先生的《燕口拾泥》小册子，不觉喜出望外。《燕口拾泥》以散珠似的四十五则学术小品结集而成。每篇长不逾千言，短不过三五百。坦坦荡荡，纵叙横比；中外古今，信手拈来；深入浅出，情趣盎然。
　　弗洛伊德和黑格尔，这在常人看来他们不仅年代相隔久远，而且各自代表了两大不同科学领域，似无共同之点更无共同谈起之缘。然而金克木则在不逾五百字的《弗洛伊德和黑格尔》短文里，则认定他们“所追究的对象是共同的，只是追的方向相反。”一说意识，一说精神，用语不同，但都是追求人的“主体”——即古希腊罗马以来困扰欧洲思想家的“灵魂”问题。类似这种独到见解还表现在《清文字狱质疑》一文中。一提及清文字狱，人们总想起它的专制、独断、野蛮，不知杀了多多少少的文化名人。而在作者看来，清朝文字狱虽“惨酷”但还不是“横扫一切”。诸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傅山、屈大均直到画家恽寿平、明宗室八大山人、石涛等许多第一流的学者和文人，按理他们都是忠于前朝的明遗民，名气极大，用不着有人告密朝廷也会知道，竟然都无事。清文字狱杀的名人只有吕留良、戴名世等少数人。方苞曾被捕后来也放了出来。乾隆的《御批通鉴辑览》，《御选唐宋诗醇》、《御选唐宋文醇》都是宣布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一见解令人耳目一新，一扫前人之陈见。
　　金先生的学术小品除颇具独创性的见解外，另一大特色，就是他常常能以小见大或以大见小，揭示出常人未必领悟到了的东西。在《诗与真》一文中作者指出：中国是诗之国，更是史之国。中国没有史诗，没有诗史。因为以诗为史，所以史也成了诗。如《左传》里写的那个刺客，他行刺时为被刺者的威严人格所镇服而自杀。死前说了一番话。这是真是假？是史是诗？又如《史记》写项羽见到秦始皇的威风时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连忙捂住他的嘴。这话谁听见了？这事谁见到了？这些恐怕都是作者的诗意的描写，以诗代替了真，把诗作了史。因此，就体裁上说，日本的《源氏物语》是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就其实质说，中国的史，从《尚书》起，就有小说的成份了。由此，在广义的诗(文学)与真的关系上，金先生精辟地指出：现代外国人认为，凡是有的事情都要写。现代中国人认为，凡是写的事情都要有。这对于我们探索理解中外文学与文化心理不是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吗？还有在《读书散记二则》一文中，作者说蒲松龄《聊斋志异》写笑不用笑字，而用莞尔、绝倒、喷饭、捧腹、哄堂、掩口胡卢、瓠犀微露等词语。古小说中的“我”也有许多替代词，如不才、在下、卑职、末将、洒家、老朽、本人、老夫之类举不胜举。这些都是作者轻轻松松，信手拈来，看似全不费功夫，然而却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上述这些说法现在都简化了或消失了，这究竟是语言的强化，还是语言的弱化？是好事，还是坏事？短短一文，却能使读者沉吟良久，举一反三，思路大开，胜过诸多宏篇巨制。
　　在我看来，学术文章小品化已属不易，而在小品中，能要言不烦、引人入胜，更属不易。从这点说，要求搞学问的人都能向金克木那样写出“文与未来虽短，思随过去仍长”的文章恐不大现实。但如果我们的学者文人都能自觉地朝这一方面努力，而不是专事建构宏大体系，以洋洋万言式大部著作来卖弄学问吓唬一知半解的读者，实乃今日学术界、读书界之一大幸事。
　　
　　(《燕口拾泥》，金克木著，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七月第一版，0.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