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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诗歌比较》是一本三十二开本的小书，我最近利用夏夜纳凉的机会，仔细逐篇阅读，颇觉有味。全书共有二十多篇文章。谈比较文学，这里既有“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也有“跨学科研究”；既有思想内容方面的探讨，又有艺术手法方面的比较。由于作者深厚的诗学基础，在旁征博引中象是信手拈来，而又恰到好处。
在比较中西诗歌的异同中，作者时时着眼于中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因而有文化思想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特别在平行比较中，这种背景知识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它便无法了解、欣赏诗歌，也就谈不上比较。不用说中国人了解和欣赏西方诗歌，或西方人了解和欣赏中国诗歌如此，就连现代的中国人了解和欣赏中国古典诗歌，没有背景知识也是有困难的。在中西诗歌比较方面，有时候很难说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因为各自的文化思想基础不同。但是比较又是可能的，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人们的思想感情是可以有相通之处的。我在美国讲学时就有这样的体会：只要注意在关键地方说清楚中西社会、思想、文化和习俗方面的不同，一般的大学生不仅能够读懂《红楼梦》的英译简本，而且很感兴趣，个别人并能写出较高质量的简短评论。可见背景知识在了解外国文学中的重要性，更不用说比较文学的研究了。
这本小书的特色是以散文的笔调来写学术著作。文字明白晓畅，这是作者所刻意追求的，因此读来亲切有趣，不觉费力而能有所获。作者畅抒己见，对自己的观点不加掩饰，对自己的优缺点直言不讳，这种“知识上的诚实”是十分可贵的。作者在书中对一些中西诗歌的名篇作了介绍和分析，体会是深刻、精辟的。例如：唐朝诗人韦庄的《题金陵图》是一首有名的七绝，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在谈“情与景”的一章中，作者运用“情景陪衬”和“情景反衬”来解释，说明其前两句是“情景陪衬”，后两句是“情景反衬”。短短的几句话，便把一首名作分析得清清楚楚，做到了深入浅出，而使读者更能体会这首诗的精练和哀感动人，同时也说明了艺术手法的恰当运用是怎样加强艺术品的感染力的。韦庄的诗造诣很高，用词很考究，例如这首诗的第三句“无情最是台城柳”中“最”字的用法是很特别的，如果原作者用平常的说法写为“最无情是台城柳”，就比原句逊色多了。现在将“最”字放在“无情”后面，突出“无情”二字，烘托了作者的心情，渲染了全诗的情调，而在格律方面，刚好是“平平仄仄平平仄”，比“仄平平仄平平仄”为好，自然读起来也好听。
美国学者、评论家兼教育家约翰·利文斯顿·洛斯写过一本书，题为《诗歌中的传统与创新》(JohnLivingstonLowes：ConventionandRevoltinPoetry)，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用“传统与创新”这两个词来说明中西诗歌发展的相同之处：往往一种形式被众人所接受和采用，遂逐渐成为传统。但传统不是静止不动的，当其变成旧框框而束缚了新事物的发展时，就会被突破，甚至被抛弃而被新的形式所取代；而且，新形式的萌芽往往孕育在旧形式之中。但中西不同之处，正如作者在谈“感伤主义”一章中所指出的：“在漫长的二、三千年期间，我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停滞不前。由于经济情况不变，社会停滞不动，人们的思想也没有发展。”因此，诗歌虽有形式上的创新，题材的变换却甚少。所以，虽然中西诗歌中的感伤主义都有“假作多情”的一面，表现却不相同，“中国的缺点是流于滥调和无病呻吟，而西洋的缺点在于做得过分，有点戏剧化，流于虚假。”这个体会是很深刻的。
作者在书中谈了“诗歌的翻译”并多次提到译诗之难。的确，正如有人所说：“诗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但是谈比较文学，又必须借重翻译。我们要进行文化交流，文化比较，做到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必须想办法来做好翻译的工作。在“花城谈译诗”中，作者提供了自己比较满意的译作和他所主张的雪莱的译诗原则，可以说，在汉诗英译方面已初步有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我觉得这个“移植种子”的原则是可行的，或许能帮助我们排除一些译诗的困难，而又使诗译得像诗。据我所见，在汉诗英译方面，华裔美籍作家和港台作者所做的工作比我们多，尽管尚有不足之处，这方面他们是有贡献的。
总的来说，这本书引起了我的兴趣，启发了我的思考，使我读后觉得有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探索。只是由于作者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偏爱，对新诗的评述显得简略概括了些。同时，我觉得翻译和写作毕竟是不同的。虽然作者谦虚地说这本书是在他的英文讲稿的基础上翻译的，我却觉得在这里真正靠翻译过来的只是所引用的诗文，其余多半是要重写的，特别由于读者不同，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也必然有所不同，不知道作者是否有同感。我真诚地希望作者能在这份讲稿的基础上将所采用汉诗的英译加以修改、润饰或重译，进一步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作出贡献。
(《中西诗歌比较》，丰华瞻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一版，1.30元)
在比较中西诗歌的异同中，作者时时着眼于中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因而有文化思想和风俗习惯方面的差异。特别在平行比较中，这种背景知识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它便无法了解、欣赏诗歌，也就谈不上比较。不用说中国人了解和欣赏西方诗歌，或西方人了解和欣赏中国诗歌如此，就连现代的中国人了解和欣赏中国古典诗歌，没有背景知识也是有困难的。在中西诗歌比较方面，有时候很难说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因为各自的文化思想基础不同。但是比较又是可能的，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人们的思想感情是可以有相通之处的。我在美国讲学时就有这样的体会：只要注意在关键地方说清楚中西社会、思想、文化和习俗方面的不同，一般的大学生不仅能够读懂《红楼梦》的英译简本，而且很感兴趣，个别人并能写出较高质量的简短评论。可见背景知识在了解外国文学中的重要性，更不用说比较文学的研究了。
这本小书的特色是以散文的笔调来写学术著作。文字明白晓畅，这是作者所刻意追求的，因此读来亲切有趣，不觉费力而能有所获。作者畅抒己见，对自己的观点不加掩饰，对自己的优缺点直言不讳，这种“知识上的诚实”是十分可贵的。作者在书中对一些中西诗歌的名篇作了介绍和分析，体会是深刻、精辟的。例如：唐朝诗人韦庄的《题金陵图》是一首有名的七绝，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在谈“情与景”的一章中，作者运用“情景陪衬”和“情景反衬”来解释，说明其前两句是“情景陪衬”，后两句是“情景反衬”。短短的几句话，便把一首名作分析得清清楚楚，做到了深入浅出，而使读者更能体会这首诗的精练和哀感动人，同时也说明了艺术手法的恰当运用是怎样加强艺术品的感染力的。韦庄的诗造诣很高，用词很考究，例如这首诗的第三句“无情最是台城柳”中“最”字的用法是很特别的，如果原作者用平常的说法写为“最无情是台城柳”，就比原句逊色多了。现在将“最”字放在“无情”后面，突出“无情”二字，烘托了作者的心情，渲染了全诗的情调，而在格律方面，刚好是“平平仄仄平平仄”，比“仄平平仄平平仄”为好，自然读起来也好听。
美国学者、评论家兼教育家约翰·利文斯顿·洛斯写过一本书，题为《诗歌中的传统与创新》(JohnLivingstonLowes：ConventionandRevoltinPoetry)，我觉得我们可以借用“传统与创新”这两个词来说明中西诗歌发展的相同之处：往往一种形式被众人所接受和采用，遂逐渐成为传统。但传统不是静止不动的，当其变成旧框框而束缚了新事物的发展时，就会被突破，甚至被抛弃而被新的形式所取代；而且，新形式的萌芽往往孕育在旧形式之中。但中西不同之处，正如作者在谈“感伤主义”一章中所指出的：“在漫长的二、三千年期间，我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停滞不前。由于经济情况不变，社会停滞不动，人们的思想也没有发展。”因此，诗歌虽有形式上的创新，题材的变换却甚少。所以，虽然中西诗歌中的感伤主义都有“假作多情”的一面，表现却不相同，“中国的缺点是流于滥调和无病呻吟，而西洋的缺点在于做得过分，有点戏剧化，流于虚假。”这个体会是很深刻的。
作者在书中谈了“诗歌的翻译”并多次提到译诗之难。的确，正如有人所说：“诗是在翻译中丢失的东西。”但是谈比较文学，又必须借重翻译。我们要进行文化交流，文化比较，做到互相借鉴，互相促进，必须想办法来做好翻译的工作。在“花城谈译诗”中，作者提供了自己比较满意的译作和他所主张的雪莱的译诗原则，可以说，在汉诗英译方面已初步有了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我觉得这个“移植种子”的原则是可行的，或许能帮助我们排除一些译诗的困难，而又使诗译得像诗。据我所见，在汉诗英译方面，华裔美籍作家和港台作者所做的工作比我们多，尽管尚有不足之处，这方面他们是有贡献的。
总的来说，这本书引起了我的兴趣，启发了我的思考，使我读后觉得有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探索。只是由于作者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偏爱，对新诗的评述显得简略概括了些。同时，我觉得翻译和写作毕竟是不同的。虽然作者谦虚地说这本书是在他的英文讲稿的基础上翻译的，我却觉得在这里真正靠翻译过来的只是所引用的诗文，其余多半是要重写的，特别由于读者不同，表达的方式和内容也必然有所不同，不知道作者是否有同感。我真诚地希望作者能在这份讲稿的基础上将所采用汉诗的英译加以修改、润饰或重译，进一步为比较文学的研究作出贡献。
(《中西诗歌比较》，丰华瞻著，三联书店一九八七年十一月第一版，1.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