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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载广东东莞市政府要给低收入水平者发放补贴,每人1000元,以示政府关心弱势群体。消息一出,全国一片欢呼声。东莞开风气之先,不少财政比较宽裕的城市和地区跃跃欲试,大有竞相效仿之势。政府给老百姓发钱,笔者也着实兴奋了一阵,讲课中频频以此为例。
兴奋劲儿还没过,报又载,东莞市政府遇到麻烦了:政府不知道谁是穷人。从目前各基层单位上报的补贴对象的数目来看,远远超出原来政府的预算。甚至有些村镇干部怕得罪人,全村镇的人都报成补贴对象,有的村镇则一个补贴对象也没有报。
有人提出,这个钱还是像澳门那样发好,不分穷人富人,一人一份。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第一,减少发放过程的成本,凭身份证明一人一份,省事。第二,大可不必担心没有救助穷人的效果。从1000元的实际效用来说,穷人要大大高于富人。第三,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增加富人对政府的认同感,尽管对富人来说,1000元象征价值要高于实用价值。
笔者感兴趣的倒不是这钱究竟应该如何发好,感兴趣的是政府不知道“谁是穷人”这件事。这里丝毫没有批评东莞市政府的意思,其实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如北京前些年建的不少经济适用房,就有老百姓反映:住进了一些开宝马的人。
在计划经济年代,“谁是穷人”不是一个问题。那年代整个社会高度组织化,人们被编组在一个个“单位”当中,而这些“单位”都可以视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单位社会中人们收入差距不大,即使有差距,政府也是了如指掌,因为收入分配的决定权在国家。
市场经济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意味着单位社会的解体,浑然一体的单位社会分化为多元结构的社会形态,大量的成员生活在非国家所有的经济组织当中,政府只能通过税收等间接手段来调控人们的收入分配,这个时候“谁是穷人”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前些年这个问题没有凸显出来?因为政府的注意力专注于“把饼做大”。改革开放初年,人们普遍处于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状态,这个时候调控收入分配显然不是政府的主要着力点。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广泛运用带来了社会财富巨大增长,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的加剧。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必须运用政府管理这只有形之手,对贫富分化加以调节。这个时候“谁是穷人”就成了政府必须搞清楚的大问题了。
如同裁缝要先量出一个人的高矮胖瘦才能制出合体的衣服,政府要调控公民的收入差别,当然首先要知道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穷到什么程度,富到什么程度。其实,这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基础条件。基础条件不具备,必然大大影响政府治理的水平。因此,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基础治理条件完备起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越来越大,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宽敞、城市越来越漂亮。人们对有形的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程度已经很高了,甚至我们可以不时听到批评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的声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类“基础设施建设”则严重滞后。社会组织化,管理数字化,是现代政府运行必备的基础设施建设。不知道“谁是穷人”,正是这类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反映。
社会对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也十分急切地要对社会的呼声作出回应,如东莞市政府所为。但是,作出回应前,应先审视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具备,并想法将其尽快完备起来。如汽车司机,当乘客强烈要求汽车加速的时候,冷静地分析车况路况,是一种对乘客负责的态度。否则,只能两种情况:第一,车毁人亡;第二,口头上呼应快快快,实际上并没有快起来。(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兴奋劲儿还没过,报又载,东莞市政府遇到麻烦了:政府不知道谁是穷人。从目前各基层单位上报的补贴对象的数目来看,远远超出原来政府的预算。甚至有些村镇干部怕得罪人,全村镇的人都报成补贴对象,有的村镇则一个补贴对象也没有报。
有人提出,这个钱还是像澳门那样发好,不分穷人富人,一人一份。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第一,减少发放过程的成本,凭身份证明一人一份,省事。第二,大可不必担心没有救助穷人的效果。从1000元的实际效用来说,穷人要大大高于富人。第三,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增加富人对政府的认同感,尽管对富人来说,1000元象征价值要高于实用价值。
笔者感兴趣的倒不是这钱究竟应该如何发好,感兴趣的是政府不知道“谁是穷人”这件事。这里丝毫没有批评东莞市政府的意思,其实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如北京前些年建的不少经济适用房,就有老百姓反映:住进了一些开宝马的人。
在计划经济年代,“谁是穷人”不是一个问题。那年代整个社会高度组织化,人们被编组在一个个“单位”当中,而这些“单位”都可以视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单位社会中人们收入差距不大,即使有差距,政府也是了如指掌,因为收入分配的决定权在国家。
市场经济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意味着单位社会的解体,浑然一体的单位社会分化为多元结构的社会形态,大量的成员生活在非国家所有的经济组织当中,政府只能通过税收等间接手段来调控人们的收入分配,这个时候“谁是穷人”就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前些年这个问题没有凸显出来?因为政府的注意力专注于“把饼做大”。改革开放初年,人们普遍处于物质生活极度贫乏的状态,这个时候调控收入分配显然不是政府的主要着力点。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广泛运用带来了社会财富巨大增长,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的加剧。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必须运用政府管理这只有形之手,对贫富分化加以调节。这个时候“谁是穷人”就成了政府必须搞清楚的大问题了。
如同裁缝要先量出一个人的高矮胖瘦才能制出合体的衣服,政府要调控公民的收入差别,当然首先要知道谁是穷人,谁是富人,穷到什么程度,富到什么程度。其实,这是现代政府治理的基础条件。基础条件不具备,必然大大影响政府治理的水平。因此,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把基础治理条件完备起来。
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越来越大,我们的道路越来越宽敞、城市越来越漂亮。人们对有形的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程度已经很高了,甚至我们可以不时听到批评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的声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类“基础设施建设”则严重滞后。社会组织化,管理数字化,是现代政府运行必备的基础设施建设。不知道“谁是穷人”,正是这类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反映。
社会对提高政府服务水平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也十分急切地要对社会的呼声作出回应,如东莞市政府所为。但是,作出回应前,应先审视我们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具备,并想法将其尽快完备起来。如汽车司机,当乘客强烈要求汽车加速的时候,冷静地分析车况路况,是一种对乘客负责的态度。否则,只能两种情况:第一,车毁人亡;第二,口头上呼应快快快,实际上并没有快起来。(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