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顺着文学史的旧路，始终把“恐怖伊恩”的帽子扣在麦克尤恩头上，那就大错特错了。在《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床笫之间》《水泥花园》等麦克尤恩最有名的早期作品中，“暴力”“荒诞”“死亡”“色情”构成了小说最核心的表达元素。但似乎从《时间中的孩子》开始，那些典型的麦克尤恩式词汇和奇崛怪诞的表达，都渐渐被抛在了脑后，这位原本游走于主流叙事方式之外的小说家，越来越融入英国文学传统。比起上一部长篇小说《甜牙》，麦克尤恩新近出版的作品《儿童法案》显得更加老实本分，没有意象的铺陈，没有吊诡的圈套，没有尖锐的表达，就如同狄更斯、毛姆等老牌英国作家的作品那样，平静而深入人心。
　　这些年，麦克尤恩的长篇小说越写越厚，但到了这本《儿童法案》，却一下子来了个逆转—麦克尤恩又回到了他最为钟爱的“小长篇”叙事。不过，文本体例的回归却没有顺带着把麦克尤恩引向创作初期的小说母题，他仍然沿着先前在《甜牙》里开创的以“她”为主人公的叙述路径，把目光聚焦于“她们”在社会、生活、婚姻中的种种纠结和自持。不同于《甜牙》中女主人公塞丽娜初入国家机器时的“傻白甜”，《儿童法案》里的菲奥娜已经在伦敦法律界跌摸滚打了三十年，社会地位显赫，颇受业界尊重。但麦克尤恩并无意于呈现不同身份者的不同命运，书中人物处境的多样性，似乎只是为了例证一个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在这个备受钳制的社会，无论是年轻单纯的塞丽娜还是成熟持重的菲奥娜，过得都一点儿也不轻松。
　　和麦克尤恩七年前出版的小说《在切瑟尔海滩上》一样，《儿童法案》的故事起因也是由于“性事的不遂”。虽然不同于前者的宿命诅咒，小说最后菲奥娜和杰克这对老夫老妻的生活难题，最终还是出现了转机；但透过这段胶着的夫妻关系，这位具有独一无二中性气质的男性作家，还是深入到了女性的内心深处，窥见了她们在男性话语权下的自甘弱势。比如，面对丈夫的移情别恋，菲奥娜没有理所当然地占据道德制高点、摆出审判者的姿态，而是暗地里认同和理解着丈夫的情感背叛，做起了自我反思，嘀咕着“都这样了，谁又会不想离开她呢”；又比如，换完家门钥匙，将丈夫拒之门外的菲奥娜，干得最多的就是检视邮件、短信和公告，搜索丈夫的影子，过不了几天就主动向丈夫递上了象征和解的新钥匙；再比如，经历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夫妻冷战之后，丈夫杰克仍旧老调重弹、婚内出轨，深感无所归依的菲奥娜并没有再次据理力争、以愤怒对峙，反而无奈地选择了与丈夫“为重新开始生活干杯”。
　　菲奥娜这般自轻自贱，不难让人联想到麦克尤恩在《甜牙》结尾处放出的“彩蛋”：备受男友辖制和愚弄的塞丽娜，最终选择了委身于男友，协助他一起创作那本关于自己的传记。虽然，无论是出版商还是麦克尤恩自己，都把《儿童法案》的主旨定位在了对儿童福祉的关注和对宗教主义的质疑上；但倘若将这部小说置于麦克尤恩的创作序列中，我们同样有足够的理由将其看作是《甜牙》的姊妹篇，看作是麦克尤恩关注女性命运的续曲。
　　《儿童法案》采用了双线并进的叙述模式：一条线讲菲奥娜的家庭障碍，另一条则叙述菲奥娜的法官生活。在这另外一条看似关联不大的叙事线索上，麦克尤恩继续了他对女性弱点的解读。菲奥娜对小男孩亚当输血难题的调查、审判和跟进，既可以被认为是履行法官职责和道德使命，在“福祉”和“宗教”之间进行的斡旋，当然，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母性的焕发和对妻子身份的坚守。年近六十岁的菲奥娜结婚三十五年仍未育子，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麦克尤恩一次次有意无意地向读者透露着她对于未育子嗣的懊悔。于是，在案件中遇到因为父母的宗教信仰而拒绝输血治疗的十九岁男孩亚当时，菲奥娜便自然而然地补位起了“母亲”的角色，以母性的仁慈和关爱呵护亚当，拯救他的生命。可当菲奥娜逐渐发觉亚当对其暗生情愫后，她便毫不犹豫地将身份切换成了有夫之妇，以鸵鸟的姿态对亚当的来信、跟踪视而不见，坚守着作为出轨丈夫的妻子的忠贞。然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盲目“忠貞”，间接地使她违背了“优先考虑儿童福祉”的信条。菲奥娜将亚当拒之门外的同时，也将其推入了死亡的深渊。
　　少年亚当从病危到得救再到自杀身亡的大起大落，透露着麦克尤恩对女性腹背受敌的人生命运的关切。裹挟在“家庭”和“社会”两者之间的菲奥娜，在各种身不由己的身份转换中晕头转向，受制于传统伦理道德的辖制。麦克尤恩不无尖刻地提醒读者：像菲奥娜这样身份显赫的社会女性，虽然已经从相夫教子的幕后走向了施展能力才华的台前，甚至还在社会地位上瓜分了男性的“蛋糕”，让男性退而成为了女性的助手，成为被女性拯救的对象；但面子上的跨步并未真正带动骨子里的平等，面对离婚、分手、出轨等一系列以男性为话语掌控者的诉求。无论是《儿童法案》里的菲奥娜，还是《追日》里的梅西，又或者是《甜牙》里的塞丽娜，虽然都有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萌芽，但事实上又都在传统伦理道德的胁迫面前选择了不同形式的妥协。她们深知自身之苦，但却仍然对个中原因讳莫如深。
　　麦克尤恩对小说人物的取名也一直令人玩味。在《甜牙》的开篇，麦克尤恩就迫不及待地向读者交代女主人公塞丽娜的名字发音和“羽毛”押韵，以此来铺垫她轻如鸿毛的命运；而在《在切瑟尔海滩上》里，女主人公被冠以与“提灯天使”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相同的名字，则似乎是在以南丁格尔所展现的女性独立，来暗示弗洛伦斯的人物性格。到了这部《儿童法案》里，除去杰克、鲍林、马克等一帮烂大街的男性姓名之外，作为“男一号”的少年，則被冠以了一个再标签化不过的名字—亚当。在《圣经》里，亚当是耶和华创造的第一个人类，终因夏娃指引而偷食禁果，被驱逐到了伊甸园之外；追溯小说里的亚当，也颇类似地因为菲奥娜献上的一吻而纠结焦灼，直至选择离开人世。这枚感情“禁果”，同时也凸显了菲奥娜柔弱、妥协的性格局限。
　　虽然，在近些年的几部小说作品中，麦克尤恩一直把女性主题握紧在手里，但麦克尤恩从出世到入世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此。从《追日》（英文名“Solar”，直译为“太阳能”）、《儿童法案》这些一个比一个专业的作品命名，足见麦克尤恩的“钢笔”已经涉及了生态气候、科研环境、法律法规、宗教信仰等更加贴近社会生活的领域。他以平静的愤怒直指社会之弊，不断擦亮着自己“国民作家”的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