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意外地读到了顾颉刚的《古史辨》。因为从中发现关于中国古史居然有如此多的谜团，深感疑惑；又因为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居然对自己民族最初的发源，直至当代仍未能有确当的定论，深感诧异。
　　记得少年时读“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以后又有了点粗浅的历史知识，就天真地以为，中国历来是天下一统的，是有一个皇帝的，只不过最早的那位姓“黄”不姓“皇”。所以，当知识渊博的顾颉刚不仅告诉我们未必是那回事，还说有人编排这套古史系统是有一定政治意图的时候，可真叫人大吃一惊。
　　近十年来，我一直不明白的是，在五四以来的一个个著名的人物和问题不断地被重新发掘出来的文化讨论过程中，好像唯独顾颉刚与他的《古史辨》只是被人稍稍提及，与他们当年的占尽风流大不相称。为此，我也曾请教过一些颇有见地的学者，但从他们语焉不详的回答中，感觉到的似乎只是对顾颉刚的过分疑古不以为然，甚至好像以为对古史的辨析不应在文化研讨的范围之内，那些问题早已不成问题。
　　九月的《读书》送来了《考古学与中国的历史图景》一组佳文，不仅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当代伟大的考古成就，又使人多少领略了文化及历史哲学将因此受惠而呈现的远景。
　　过去，我们相信中原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既因为祖宗们历来是这么说的，黄河中游的仰韶和龙山又是这么证明的。今天，长江上游有三星堆、中游有大洋洲、下游有良渚，塞外辽河还有红山，众相比较，后者与前者相比，文明程度不相上下，其悠远年代甚至还可向前推进。那么，我们的文化究竟有几个源头？这些源头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是否仍可像过去一般理解的那样认为已经有了大一统，并且有了类似黄帝这样代表大一统的人物？在如此辽阔的远古大地上，他是依靠什么手段来维持大一统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常会令人遐想却又难得其解。
　　我们真切地寄希望于新的考古研究会不断提供新的研究资料，以利重新审视包括在华夏蛮夷之辨基础上怎样建立旧有古史观在内的整个“传统诞生过程及机制”。换言之，不仅要更新我们的古史知识，还应该进一步弄清过去我们何以会形成这种古史的观念，何以会“上了周人的一个大当”(张光直)。
　　我真是十分敬佩顾颉刚先生。别人以为评论他的功过是非仅囿于他的疑古一点足矣，我却以为他更了不起的是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哲学方法。此文深刻而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一种古史观念作为意识形态是如何形成的，人的能动性是如何通过创造意识形态来改变历史的，意识形态是怎样有力地改造着人们公认的知识的。既然旧有的古史观不只是一种知识，我们当然也不能只是在知识的范围里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