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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一届政府甫一亮相，就抛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施政愿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这是李克强总理在3月17日会见中外记者时首次提出的全新概念。
3月20日，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总理再次强调了这一概念，他说：“中国的经济到了今天，不转型我们难以为继。”他提出，要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中国经济升级版”，这一概念迅速在经济学者中引发大讨论。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看来，现实生活中就有很多信号，提示中国经济必须升级。“雾霾天气、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等，这些问题也都反映出，中国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经济了，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天花板了。”他说。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存在多重失衡，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化解这些矛盾与问题。
“经济升级，这个话题是我们长期关注的，经济学界早就意识到，随着中国传统增长动力的衰减，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将会下降。下降的过程，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如果我们能培育出新的增长优势，中国将会进入具有更好质量的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的大势所趋。
那么，中国经济升级版包含哪些内容？怎样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经济周刊》就此采访了多位经济学者。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脉络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其核心就是发展方式的转换，不过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一样。” 杨瑞龙告诉记者。
最早在“九五”计划时期，中央即已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十五”计划在此基础上把经济结构调整提到战略性高度，提出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
“九五”、“十五”10年间，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投资和政府推动，依赖低端产业，依赖出口引领的增长模式，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十一五”规划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十二五”规划更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同时要围绕发展现代农业、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四条主线，构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支点。
“李总理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更深层次的转型。我理解其背景是，由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比如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传统工业化红利，都在衰减，此时如果不进行更深层次的发展方式转变，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大挑战。中国需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杨瑞龙说。
带领中国跨越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杨瑞龙看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传统增长力衰减，我国经济的希望在于，尽快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培养新的增长力。新阶段的增长力，如果排序的话，我认为是消费需求、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创新。”杨瑞龙同时表示，随着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到来，改革也要进入深水区。“比如，产权改革要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改革，打破垄断，更多地向民营经济开放。价格改革要进入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实现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政府改革的重点在于界定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力的边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则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理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时代内涵。张永军认为，中国目前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中国新一届政府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带领中国跨越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首要内容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必须要保持住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良好态势，避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张永军说，要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提高生产要素投入的效率，“从中国过去的情况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生产要素投入占70%，生产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占30%，而在发达国家，情况是相反的。目前，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空间降低，势必要从投入效率上挖掘潜力。”
升级版的中国经济什么样？
易宪容：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来看，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其宏观与长期规划就是到2020年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翻番，并让经济增长的质量及效益全面提高；其具体的体现就是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要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住房舒适等，或让人民过上幸福及有尊严的生活。要完全改变前10年以“房地产化”为主导、破坏环境、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追求GDP过度扩张的经济增长。
李佐军：此前，经济“转型升级”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概念。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比“转型升级”涉及范围更广、面更宽。形象地比喻，就像电脑操作系统Windows的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将是更系统性的，包含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升级后的中国经济，应当是质量更高、效率更高、机制更合理、发展更健康可持续。
杨瑞龙：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以城市化为主要推力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面临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的全面转型，将从原来以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投资驱动型、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转向以内需为主、消费需求为引领、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服务业大步发展的发展路径。
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易宪容：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两个巨大差别，即城乡差别以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别。比如，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不足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如果通过重大的制度改革及生产方式的变化，让中国农民也能够过上城市居民的生活，那么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至少要增加一倍。又比如，贵州的正安县与江苏的建德县相比，人口总量大致相同，但其财政收入相差30倍以上。如果贵族的正安达到建德一半水平，那么中国经济总量至少要增长一倍以上。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就是希望把这两个差异的内需潜力发挥出来。 李佐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有三大路径，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制度改革提高经济效率。根据十八大报告的精神，改革应该是五位一体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但改革不会是一步到位的，李克强总理已经提出了优先的改革方向，比如政府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第二个路径，通过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等）降低对要素粗放投入的依赖。第三个路径，通过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结构优化是经济升级的关键因素。
除此以外，我们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降低对外需和投资的依赖，减少对要素价格的扭曲，减少对刺激政策的依赖。
杨瑞龙：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有四大增长力：消费需求、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启动内需与城市化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城市化本身意味着投资，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消费层级相应提高，也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转型。
现在，全球经济面临一种困境，增长推力减弱，要走出这种困境还得靠创新。我们知道，上世纪6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非但没有面临灭顶之灾，反而顺利度过危机，形成全球经济的暴发性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创新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迎来大家都热衷于谈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就会覆盖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巨大成本。而创新更多地应该让企业去做，政府的职责在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改革产权制度。两者合一，才能够培育新的创新能力。
李铁：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动力。要通过改革让更多的农民、更多的低收入人口受益，激发他们的消费潜力。这包括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让土地资产、宅基地资产变成财产性受益，让生产要素按市场方式活跃起来。只有改革才能让农民的收入增长，他们的消费选择才会发生改变，消费趋向从农村转向城市，短期消费转成长期消费。
张永军：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到现在近20年间，中国的经济转型之路并不通畅，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并未实现根本转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充裕，资源压力不大，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比较容易。现在，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开始强化。政府要顺势而为，发挥引导作用，尽快实现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资金的利率市场化、资源税的改革等都要推进。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改革，不改变生产要素价格偏低现状，企业就没有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要鼓励创新，就要完善激励机制。现在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考评指标大多集中在短期效益上，使得国企创新研发的动力不足。
3月20日，在新一届政府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总理再次强调了这一概念，他说：“中国的经济到了今天，不转型我们难以为继。”他提出，要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创新的活力叠加起来，形成新动力，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中国经济升级版”，这一概念迅速在经济学者中引发大讨论。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看来，现实生活中就有很多信号，提示中国经济必须升级。“雾霾天气、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等，这些问题也都反映出，中国再不能像过去那样发展经济了，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遇到天花板了。”他说。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存在多重失衡，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化解这些矛盾与问题。
“经济升级，这个话题是我们长期关注的，经济学界早就意识到，随着中国传统增长动力的衰减，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将会下降。下降的过程，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如果我们能培育出新的增长优势，中国将会进入具有更好质量的经济增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提出，是中国经济的大势所趋。
那么，中国经济升级版包含哪些内容？怎样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经济周刊》就此采访了多位经济学者。
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脉络
“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其核心就是发展方式的转换，不过各个时期的侧重点不一样。” 杨瑞龙告诉记者。
最早在“九五”计划时期，中央即已提出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
“十五”计划在此基础上把经济结构调整提到战略性高度，提出要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
“九五”、“十五”10年间，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投资和政府推动，依赖低端产业，依赖出口引领的增长模式，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加剧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十一五”规划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十二五”规划更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同时要围绕发展现代农业、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四条主线，构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支点。
“李总理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更深层次的转型。我理解其背景是，由于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比如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传统工业化红利，都在衰减，此时如果不进行更深层次的发展方式转变，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大挑战。中国需要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杨瑞龙说。
带领中国跨越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在杨瑞龙看来，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经济发展方式的全面转型，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传统增长力衰减，我国经济的希望在于，尽快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培养新的增长力。新阶段的增长力，如果排序的话，我认为是消费需求、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创新。”杨瑞龙同时表示，随着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到来，改革也要进入深水区。“比如，产权改革要推进国有企业特别是垄断性国有企业的改革，打破垄断，更多地向民营经济开放。价格改革要进入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实现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政府改革的重点在于界定政府权力和市场权力的边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永军则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理解“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时代内涵。张永军认为，中国目前处于上中等收入阶段，中国新一届政府承担的历史使命就是带领中国跨越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首要内容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必须要保持住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良好态势，避免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张永军说，要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提高生产要素投入的效率，“从中国过去的情况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生产要素投入占70%，生产要素投入效率的提高占30%，而在发达国家，情况是相反的。目前，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空间降低，势必要从投入效率上挖掘潜力。”
升级版的中国经济什么样？
易宪容：从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来看，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其宏观与长期规划就是到2020年实现中国经济增长翻番，并让经济增长的质量及效益全面提高；其具体的体现就是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要让人民呼吸洁净的空气、饮用安全的水、食用放心食品、住房舒适等，或让人民过上幸福及有尊严的生活。要完全改变前10年以“房地产化”为主导、破坏环境、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追求GDP过度扩张的经济增长。
李佐军：此前，经济“转型升级”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概念。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比“转型升级”涉及范围更广、面更宽。形象地比喻，就像电脑操作系统Windows的升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将是更系统性的，包含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升级后的中国经济，应当是质量更高、效率更高、机制更合理、发展更健康可持续。
杨瑞龙：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以城市化为主要推力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面临经济结构和经济形态的全面转型，将从原来以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投资驱动型、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渐转向以内需为主、消费需求为引领、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服务业大步发展的发展路径。
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易宪容：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两个巨大差别，即城乡差别以及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差别。比如，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不足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如果通过重大的制度改革及生产方式的变化，让中国农民也能够过上城市居民的生活，那么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至少要增加一倍。又比如，贵州的正安县与江苏的建德县相比，人口总量大致相同，但其财政收入相差30倍以上。如果贵族的正安达到建德一半水平，那么中国经济总量至少要增长一倍以上。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就是希望把这两个差异的内需潜力发挥出来。 李佐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有三大路径，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制度改革提高经济效率。根据十八大报告的精神，改革应该是五位一体的，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但改革不会是一步到位的，李克强总理已经提出了优先的改革方向，比如政府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第二个路径，通过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等）降低对要素粗放投入的依赖。第三个路径，通过结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结构优化是经济升级的关键因素。
除此以外，我们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降低对外需和投资的依赖，减少对要素价格的扭曲，减少对刺激政策的依赖。
杨瑞龙：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有四大增长力：消费需求、城市化、产业结构升级、创新。启动内需与城市化是紧密联系的。因为城市化本身意味着投资，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随着人均收入提高，消费层级相应提高，也会带来产业结构的转型。
现在，全球经济面临一种困境，增长推力减弱，要走出这种困境还得靠创新。我们知道，上世纪6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非但没有面临灭顶之灾，反而顺利度过危机，形成全球经济的暴发性增长，主要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创新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迎来大家都热衷于谈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可能就会覆盖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巨大成本。而创新更多地应该让企业去做，政府的职责在于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改革产权制度。两者合一，才能够培育新的创新能力。
李铁：城镇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动力。要通过改革让更多的农民、更多的低收入人口受益，激发他们的消费潜力。这包括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让土地资产、宅基地资产变成财产性受益，让生产要素按市场方式活跃起来。只有改革才能让农民的收入增长，他们的消费选择才会发生改变，消费趋向从农村转向城市，短期消费转成长期消费。
张永军：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到现在近20年间，中国的经济转型之路并不通畅，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并未实现根本转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以前中国的劳动力资源充裕，资源压力不大，依靠劳动力投入和资源投入实现经济增长比较容易。现在，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资源环境约束开始强化。政府要顺势而为，发挥引导作用，尽快实现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资金的利率市场化、资源税的改革等都要推进。如果不进行相应的改革，不改变生产要素价格偏低现状，企业就没有创新的动力。另一方面，要鼓励创新，就要完善激励机制。现在对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考评指标大多集中在短期效益上，使得国企创新研发的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