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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下，亟需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而国际上正在兴起由工业发达国家主导的第四次产业大转移。招商引资是我国基于当时基本国情和世情而提出的一项重要国策。30多年过去了，招商引资在我国确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国已发展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工厂，国民生产总值也跃居世界前列。
然而，招商引资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招商引资增速开始减慢，项目大量往房地产、金融业等领域集中，而制造业项目开始急剧萎缩，一些低端制造业流向东南亚、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则回流发达国家。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原先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近年飙升，人口红利消失。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制造业亟需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2015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正式提出了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分“三步走”战略。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结合当今的国际形势以及我国自身的发展条件，我认为，要想迅速实现工业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打造具有国际尖端竞争力的工业制造体系，必须牢牢抓住当前难得的机遇，以国际视野和开放心态，实施“引资购商”的新国策！
破解中国制造业困局的新思维：
“引资购商”
“引资购商”是替代招商引资的升级战略，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募集多方资本构建产业基金等资本容器，聚焦经济支柱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选择处于国际先进乃至顶尖水平的国外制造企业作为目标，发起控股并购或整体并购。将零配件和总装制造逐步转移或复制至中国，挟世界顶级品牌和技术以及中国制造成本优势，不仅占据中国市场的主场优势，而且进一步提升国际市场的领导地位，进而夺得全球市场的行业定价权与规则制定权，最终形成政府、投资者、企业和劳动者多方共赢的局面。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一系列限制经济增长的因素开始凸显，我国需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全面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突破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定位，需要培育自己能够整合全球资源的跨国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必须抓住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运用“引资购商”战略，整合国际先进生产要素，构建我国制造业未来竞争力。
现在是中国“引资购商”的最佳时机
第一，对于我国制造业而言，招商引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建设制造业强国必须要有新思维，“引资购商”是目前更适合我国的替代性政策选择。
虽然招商引资激发出了中国制造业的生机和活力，但招引过来的大多是劳动或资源密集型工业项目，真正的技术或资金密集型高端制造业项目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寥寥无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劳动力、土地、物流和环境成本持续攀升，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力度越来越低，低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欧美国家和日本也在积极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点布局未来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中端制造业也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
高端制造业项目多属于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业，对于普通劳动力、土地、物流、环境甚至政策因素依赖程度较低，很难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吸引过来。因此，要进一步升级经济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必须要有新思维，探索新的途径和政策，以前卓有成效招商引资政策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
由于招商引资主要借助于行政化措施和手段，通过普通劳动力、土地、物流与环境成本优势和政策优惠吸引外资外商，比较适合于发展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业，政策效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被动性。而“引资购商”主要借助于市场化措施和手段，对于普通劳动力、土地、物流、环境和政策因素依赖程度较低，更适合于获取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业项目，政策效果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主动性。因此，“引资购商”是目前更适合我国建设制造业强国的替代性政策选择。
第二，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发展战略，建设制造业强国，需要把“引资购商”作为新国策。
“一带一路”战略将全面推进中国与沿线各国在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多领域进行广泛合作，促进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产业转移，为我国消化和输出过剩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版的“工业4.0”发展规划，确立了分三步走建设制造强国的国家战略，将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我国引进和发展高端制造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引资购商”着眼于中国制造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大胆创新的国际化产业思维和金融思维，通过有计划有选择的跨境并购、重组和整合，为中国引入国际高端制造企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助力中国迅速提升工业制造水平和科技水平，可谓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发展战略的最上选政策和策略之一。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把“引资购商”作为应对策略。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人口红利与对外开放红利开始逐步消失，我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重威胁，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径。
所谓实体经济转型主要是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型;所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从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增长，从资源推动型增长转向智慧创新型增长，从资本输入依赖式增长转向资本输出带动式增长。
“引资购商”正是完全符合这种经济发展逻辑和要求的政策选择和整体策略，通过资本输出迅速引进高端制造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大幅提升中国工业的制造水平、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大量培养高科技研发人才、技术熟练工人和职业经理人队伍，从而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助力我国一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引资购商”方能掌握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
第四，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大部分高端产业链，中国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和水平，中国建设制造业强国，必须另辟蹊径。
西方发达国家企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手段维持这种局面，以保持其国际经济特权和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展打破这种局面。本世纪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秩序。
我国制造业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能力明显增强，但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除了高铁、核电、基建、电商等少数产业领域外，在大部分高端制造产业领域，我国仍处于中低端位置和水平。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孕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而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对外经济关系，客观上要求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必须转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因此，发展高端制造和装备业，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制造水平，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增长方式升级是我国进一步引领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必须面临的现实挑战。
“引资购商”是对以往招商引资政策的扬弃，可以有效地规避西方国家所设置的多重经济、技术和环保壁垒，通过完全市场化的跨境并购、重组和整合，积极主动地获取国际高端制造企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借以快速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管理经验、研发和供应链体系，迅速提高我国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这既是在经济发展的战术和策略上另辟蹊径，也是在建设制造业强国的政策层面上进行创新。
第五，“引资购商”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必要途径，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掌握未来主导权的必要举措。
欧美发达国家启动再工业化进程，企图驾驭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在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保持领先，并通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已具有的规则制定主导权强化这一优势。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要在全球新一轮经济和技术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就必须转变思路，转换角色，以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革新动力对接中国市场和资源，进而整合全球市场和资源，打造全球高端产业市场链和价值链。
“引资购商”通过主动把握战机，采取措施促进中国制造业向高端价值环节攀升，使中国制造业由低成本竞争模式向高创新竞争模式转变，从而在未来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夺取主导地位，实现国家经济的整体转型和升级。因此，“引资购商”是我国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再平衡中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构建中国制造业未来竞争力的主动之举和必要行动。
“引资购商”打造真正强大的中国跨国公司
第六，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内源式经济转型升级方式面临瓶颈，“引资购商”可以高效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突破科技创新赶上西方先进制造企业。为了提高制造业附加值，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并选择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但从政策实施效果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迅速获取并进一步整合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的手段和能力。我们并不否认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不必闭门造车，要与主动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工艺、研发和管理经验相结合。
“引资购商”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开放型思路，借助于资本和市场的力量，高效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同时，在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过程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第七，跨国公司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载体，也是建设制造业强国的骨干力量，“引资购商”可以迅速为中国培育壮大一系列跨国公司，增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集聚配套产业链，带动实体经济转型，促进低成本优势发展壮大。在高端制造产业领域，我国明显缺乏像苹果、通用、波音、空客公司那样具有世界支配性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这是由于总体上科技实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品牌的世界影响力不够、高端要素缺乏所制约。
“引资购商”战略是根据实体经济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需要获得世界技术领先企业的所有权，拥有了产权控制地位的中国企业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组织生产与销售的主动权，就能够控制核心技术、工艺、品牌、研发和供应链等高附加值资源和关键环节，从而能够掌控产业链利益的分配主导权。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打造真正强大的跨国公司，才能够主导国际产业链的进一步集聚和延伸，带动中国实体经济转型，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当下，我们在高端制造业还有一定的成本优势，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没有被发达国家完全挤压，我们要赶在世界经济周期的低谷，抢在其他国家还没有摆脱困境和成功转型之时，利用其他国家无法攀比的庞大外汇储备，抓住时机“引资购商”，突破经济和技术发展瓶颈，实现制造业升级，打造现代化工业强国，同时借机化解地方债务和房地产泡沫，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实现可持续提高。我们目前的形势可谓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作者系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
然而，招商引资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招商引资增速开始减慢，项目大量往房地产、金融业等领域集中，而制造业项目开始急剧萎缩，一些低端制造业流向东南亚、一些中高端制造业则回流发达国家。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原先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近年飙升，人口红利消失。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一个历史的转折时期，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制造业亟需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2015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正式提出了中国制造强国建设分“三步走”战略。在这个战略的指导下，结合当今的国际形势以及我国自身的发展条件，我认为，要想迅速实现工业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打造具有国际尖端竞争力的工业制造体系，必须牢牢抓住当前难得的机遇，以国际视野和开放心态，实施“引资购商”的新国策！
破解中国制造业困局的新思维：
“引资购商”
“引资购商”是替代招商引资的升级战略，是指在政府的引导下，募集多方资本构建产业基金等资本容器，聚焦经济支柱产业和新兴战略产业，选择处于国际先进乃至顶尖水平的国外制造企业作为目标，发起控股并购或整体并购。将零配件和总装制造逐步转移或复制至中国，挟世界顶级品牌和技术以及中国制造成本优势，不仅占据中国市场的主场优势，而且进一步提升国际市场的领导地位，进而夺得全球市场的行业定价权与规则制定权，最终形成政府、投资者、企业和劳动者多方共赢的局面。
随着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一系列限制经济增长的因素开始凸显，我国需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全面加强自主创新能力，需要突破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定位，需要培育自己能够整合全球资源的跨国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必须抓住技术创新的“追赶窗口”，运用“引资购商”战略，整合国际先进生产要素，构建我国制造业未来竞争力。
现在是中国“引资购商”的最佳时机
第一，对于我国制造业而言，招商引资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建设制造业强国必须要有新思维，“引资购商”是目前更适合我国的替代性政策选择。
虽然招商引资激发出了中国制造业的生机和活力，但招引过来的大多是劳动或资源密集型工业项目，真正的技术或资金密集型高端制造业项目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寥寥无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劳动力、土地、物流和环境成本持续攀升，招商引资政策优惠力度越来越低，低端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而欧美国家和日本也在积极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点布局未来高端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中端制造业也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
高端制造业项目多属于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业，对于普通劳动力、土地、物流、环境甚至政策因素依赖程度较低，很难通过招商引资方式吸引过来。因此，要进一步升级经济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世界制造业强国，必须要有新思维，探索新的途径和政策，以前卓有成效招商引资政策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
由于招商引资主要借助于行政化措施和手段，通过普通劳动力、土地、物流与环境成本优势和政策优惠吸引外资外商，比较适合于发展劳动及资源密集型产业，政策效果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被动性。而“引资购商”主要借助于市场化措施和手段，对于普通劳动力、土地、物流、环境和政策因素依赖程度较低，更适合于获取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产业项目，政策效果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主动性。因此，“引资购商”是目前更适合我国建设制造业强国的替代性政策选择。
第二，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发展战略，建设制造业强国，需要把“引资购商”作为新国策。
“一带一路”战略将全面推进中国与沿线各国在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区域一体化、人民币国际化等多领域进行广泛合作，促进中国要素流动转型和产业转移，为我国消化和输出过剩的中低端制造业产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版的“工业4.0”发展规划，确立了分三步走建设制造强国的国家战略，将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我国引进和发展高端制造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引资购商”着眼于中国制造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以大胆创新的国际化产业思维和金融思维，通过有计划有选择的跨境并购、重组和整合，为中国引入国际高端制造企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助力中国迅速提升工业制造水平和科技水平，可谓全面推进“一带一路”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发展战略的最上选政策和策略之一。
第三，中国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把“引资购商”作为应对策略。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同时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人口红利与对外开放红利开始逐步消失，我国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严重威胁，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径。
所谓实体经济转型主要是从中低端制造业向中高端制造业转型，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转型;所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从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增长，从资源推动型增长转向智慧创新型增长，从资本输入依赖式增长转向资本输出带动式增长。
“引资购商”正是完全符合这种经济发展逻辑和要求的政策选择和整体策略，通过资本输出迅速引进高端制造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大幅提升中国工业的制造水平、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大量培养高科技研发人才、技术熟练工人和职业经理人队伍，从而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助力我国一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引资购商”方能掌握全球经济治理主导权
第四，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大部分高端产业链，中国仍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中低端位置和水平，中国建设制造业强国，必须另辟蹊径。
西方发达国家企图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种手段维持这种局面，以保持其国际经济特权和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在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展打破这种局面。本世纪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秩序。
我国制造业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能力明显增强，但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除了高铁、核电、基建、电商等少数产业领域外，在大部分高端制造产业领域，我国仍处于中低端位置和水平。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地位，既加大了对外部经济的依赖，也孕育着不断增加的贸易摩擦。而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由于劳动力成本和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对外经济关系，客观上要求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必须转型，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因此，发展高端制造和装备业，赶超世界先进工业制造水平，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增长方式升级是我国进一步引领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必须面临的现实挑战。
“引资购商”是对以往招商引资政策的扬弃，可以有效地规避西方国家所设置的多重经济、技术和环保壁垒，通过完全市场化的跨境并购、重组和整合，积极主动地获取国际高端制造企业及其高端配套环节，借以快速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管理经验、研发和供应链体系，迅速提高我国的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这既是在经济发展的战术和策略上另辟蹊径，也是在建设制造业强国的政策层面上进行创新。
第五，“引资购商”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的必要途径，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掌握未来主导权的必要举措。
欧美发达国家启动再工业化进程，企图驾驭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在高端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保持领先，并通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已具有的规则制定主导权强化这一优势。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要在全球新一轮经济和技术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和主导权，就必须转变思路，转换角色，以全球产业发展和技术革新动力对接中国市场和资源，进而整合全球市场和资源，打造全球高端产业市场链和价值链。
“引资购商”通过主动把握战机，采取措施促进中国制造业向高端价值环节攀升，使中国制造业由低成本竞争模式向高创新竞争模式转变，从而在未来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夺取主导地位，实现国家经济的整体转型和升级。因此，“引资购商”是我国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再平衡中抓住全球产业重新布局机遇、构建中国制造业未来竞争力的主动之举和必要行动。
“引资购商”打造真正强大的中国跨国公司
第六，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内源式经济转型升级方式面临瓶颈，“引资购商”可以高效整合全球创新资源，突破科技创新赶上西方先进制造企业。为了提高制造业附加值，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并选择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但从政策实施效果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迅速获取并进一步整合国际先进生产要素的手段和能力。我们并不否认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加强自主创新能力不必闭门造车，要与主动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技术、工艺、研发和管理经验相结合。
“引资购商”就是遵循这样的一个开放型思路，借助于资本和市场的力量，高效整合全球创新资源，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同时，在学习、消化和吸收西方先进的东西过程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第七，跨国公司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主要载体，也是建设制造业强国的骨干力量，“引资购商”可以迅速为中国培育壮大一系列跨国公司，增强全球资源整合能力，集聚配套产业链，带动实体经济转型，促进低成本优势发展壮大。在高端制造产业领域，我国明显缺乏像苹果、通用、波音、空客公司那样具有世界支配性影响力的跨国公司，这是由于总体上科技实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品牌的世界影响力不够、高端要素缺乏所制约。
“引资购商”战略是根据实体经济产业链转型升级的需要获得世界技术领先企业的所有权，拥有了产权控制地位的中国企业就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组织生产与销售的主动权，就能够控制核心技术、工艺、品牌、研发和供应链等高附加值资源和关键环节，从而能够掌控产业链利益的分配主导权。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打造真正强大的跨国公司，才能够主导国际产业链的进一步集聚和延伸，带动中国实体经济转型，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当下，我们在高端制造业还有一定的成本优势，我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没有被发达国家完全挤压，我们要赶在世界经济周期的低谷，抢在其他国家还没有摆脱困境和成功转型之时，利用其他国家无法攀比的庞大外汇储备，抓住时机“引资购商”，突破经济和技术发展瓶颈，实现制造业升级，打造现代化工业强国，同时借机化解地方债务和房地产泡沫，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实现可持续提高。我们目前的形势可谓是千载难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作者系格林柯尔集团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