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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治理商业贿赂，笔者围绕目前我国反商业贿赂的立法情况及局限性、执法现状、如何界定商业贿赂展开讨论，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决策服务。
我国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法状况
鉴于商业贿赂的严重危害性和顽固性，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运用经济、行政和刑法等多种手段予以综合治理，因而从立法上就呈现这样的特征；不仅在有关竞争法律、廉政法规中明令禁止商业贿赂行为，对违者给予经济、行政和纪律上的处罚，而且在刑事立法中规定贿赂犯罪，用严厉的刑罚手段惩治包括商业贿赂行为在内的一切贿赂罪；有的国家或地区在竞争中不仅规定对商业贿赂行为人施以经济或行政处罚，甚至直接规定刑法措施。我国在建国后，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惩治包括商业贿赂行为在内的各种贿赂、贪污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制定了整套有关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纪律性规范。
在经济立法和制定经济政策方面，许多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都明确规定禁止商业贿赂行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务院就于1980年10月发布了《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指出“竞争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令，采取合法的手段进行，不得弄虚作假，行贿受贿。”1981年12月，全国人大颁发的《经济合同法》第53条明文规定禁止：“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转包渔利，非法转让、行贿受贿。”198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不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法接受任何名义的‘酬金’或‘馈赠’，任何单位，个人，不准向上级机关，有关单位或其工作人员‘馈赠’现金或实物，不准以低于国家规定价格或象征性收费办法向其‘出售’各种物品。”此外，我国《公司法》、《土地管理法》等经济法律和法规都从不同角度对禁止商业贿赂行为作了规定。1993年我国颁布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8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对方单位或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该条明确划清了商业贿赂行为与合法商业行为的界线，经营者在正规账目之外暗中给予，接受财物或其他便利，即属于商业贿赂行为，它主要强调两点：一是“账外”，不入正规的账目；二是“暗中”，不在发票，合同中注明。与商业贿赂行为相反，在经济活动中可以给予接受折扣和佣金，只是折扣和佣金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是“入账”，要依法纳税；其二是“明示”，要在合同、发票中明示。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该法关于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定较为全面、具体。一是它根据我国国情，正确地划分了回扣、折扣和佣金的界线，这对于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推动反腐倡廉，促进公平竞争等都有重大意义。二是它借鉴了国外的有关经验和做法，所作的规定和国际上通行的规定大体一致，有利于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三是它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立法的对贿赂行为的规定。
在国家有关行政立法和制定行政纪律规范方面，从加强行政监督管理和处理，规范国家机关行政工作人员行为的角度，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了规定。如1988年9月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第8条和第10条的有关规定。《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暂行规定》第9条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作了细化规定，即“经营者违反本规定以行贿手段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的规定，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外，《国家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法官法》等法律法规中都有禁止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索贿和受贿的规定。国务院各职能部门还制定了禁止贿赂行为的大量廉政纪律性规范，如国家计委的《关于机关工作人员保持廉洁的几项规定》，对外经济贸易部的《为政清廉的若干规定》国家工商管理局的《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保持廉洁的通知》等。
在刑事立法方面规定了贿赂罪，运用极其严厉的刑罚手段惩治各种贿赂犯罪。建国初期，国家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私营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商业贿赂行为进一步暴露和发展，国家及时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按“贪污罪”治罪，对行贿，介绍贿赂者也参照“贪污”罪的规定处刑，为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了刑法依据，使商业贿赂和其他形式的贿赂行为在计划经济下的较长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1979年，我国《刑法》185条把贿赂罪作为一种渎职型犯罪予以规定。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商业贿赂行为重新抬头并愈演愈烈，我国又先后颁发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并于1997年3月修改了《刑法》，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加大了刑事处罚力度，规定对犯贿赂罪情节又特别严重的可处以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使我国成为当今世界上运用死刑严惩贿赂罪的少数国家之一，体现了国家对惩治商业贿赂行为的重视和决心。
我国禁止商业贿赂立法的局限性
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但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商业贿赂的有效治理。这些立法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立法滞后，缺少一部较高立法层级的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分别颁布于1993年和1996年，对商业贿赂形式的规定比较简单，已不足以规范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商业贿赂行为。同时，商业贿赂的治理涉及实体、程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参与的部门多，需要协调的工作量大，而作为打击商业贿赂的专门立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只属于部门规章，立法层级过低，有些内容陈旧，无法满足惩治商业贿赂的现实需要。
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制裁力度不够。行政制裁是治理商业贿赂的常用手段，在治理商业贿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外对于商业贿赂的行政制裁非常严厉。如美国1977年颁布的《海外反腐败法》是世界上惩治商业贿赂最严厉的法律之一。公司一旦卷入贿赂丑闻，行贿者面临的不仅是法律上的责任、公司商誉的损害以及巨额罚款，还有大大提高的运营成本。同时，《海外反腐败法》不仅要求母公司及其子公司都按此法行事，还规定企业有建立内部控制系统的会计体系的义务，即使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独立实施了商业贿赂行为。母公司也要为自己的监管不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德普“回扣门”的主角、总部位于美国的DPC公司就为其在天津的子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付出了450万美元罚款。相比之下，国内对商业活动中行贿者的惩罚轻了许多。一是罚款数额过低。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商业贿赂的行政罚款最高不超过20万元。这对于商业贿赂可能带来的巨额利润而言实属微不足道，难以达到处罚效果。二是单位商业贿赂中的个人以及总公司或母公司对下属单位的商业贿赂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规定不明确，从而导致个人责任承担和上级公司监管责任的承担全部落空。三是行政制裁的种类较为单一。除药品管理法外，我国目前规制商业赂赂的行政法规均未规定对不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行为的资质罚（指取消从事某种职业或业务的资格的处罚），使得经营者在被处罚后仍具备进行商业贿赂的条件，不利于有效遏止商业贿赂行为的蔓延。
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不够完善。一是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过窄。受贿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人员及国有单位，但对国有事业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医生，则没有构成受贿犯罪有关规定。此外，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犯罪仅仅包括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没有关于公司、企业人员介绍贿赂的规定，也没有对单位行贿以及单位介绍贿赂的规定，致使大量的商业贿赂犯罪难以追究。二是商业贿赂的犯罪对象范围有限。当前商业贿赂的形式越来越隐蔽，方式越来越多。而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无法满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需要。三是附加刑的设置存在缺陷。如财产刑的设置，刑法规定只能在较高的量刑幅度上附加适用，而且一种犯罪只规定了一种财产刑，不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刑。又如资格刑的设置，剥夺政治权利作为刑法中唯一的资格刑，若适用于商业贿赂犯罪，则存在刑罚过剩或者不足的问题：附加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能起到因罪施罚的效果，而剥夺政治权利只能附加剥夺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和国有单位领导职务的权利，对担任非国有单位职务的行为人无法起到惩戒作用。对犯罪单位没有设置相应的资格刑，不利于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
目前治理商业贿赂执法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工商行政管理、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积极开展专项斗争，加大打击商业贿赂力度，依法查处了大量各类商业贿赂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总体来看，治理商业贿赂执法中还存在下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执法主体混乱，执法尺度不一。《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赋予工商部门查处商业贿赂的执法主体地位，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一规定已被肢解。市场交易过程出现的商业贿赂问题，不仅工商机关有权查处，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赋予其他一些行业监管部门执法的权力。这种政出多门、多头执法的混乱状况必然导致不同部门在对查处商业贿赂的标准把握上存在分歧，执法尺度不一，加大了执法成本。同时，行业部门“自我监督”的模式也很难真正起到作用，许多行业内的商业贿赂案件得不到及时查处，客观上助长了不公平竞争现象的蔓延。
行政执法手段单一。面对商业贿赂花样不断翻新，回扣、账外折让等形式更加隐蔽的现实，工商部门现有的执法手段显得过于单一。对于出现商业贿赂的企业，工商部门只能从其账面上找问题，而且不能把对方的账本带离企业，增加了查找企业涉嫌商业贿赂证据的难度。另外，由于工商部门没有查封、扣留等执法手段，对那些变相以实物相折扣的贿赂行为很难及时取证，导致一些涉案企业轻易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一些地方和部门行政执法力度不够，查处商业贿赂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受社会不良意识的影响，认为收受回扣、手续费等行为属于商业惯例，促进了商品效果的实现，一些部门和地方对商业贿赂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进入了思想误区。认为查处商业贿赂会影响企业发展和当地的投资环境，因而对商业贿赂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怠于行使职责。即使查处，也多是一罚了之，缺乏长期有效的制约机制，导致商业贿赂在一些地方泛滥蔓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导致“以罚代刑”。虽然商业贿赂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行政执法机关也查处了不少商业贿赂案件，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最终被审判定罪的商业贿赂案件却不多。
尚未形成打击商业贿赂的合力。各行业和部门内部的纪律检查机关以及检察、公安、工商、审计等部门都有查处商业贿赂的职责，但相互间沟通、联络协调机制尚不完善，难以形成合力和有效监管。由于主管部门众多，多头执法，致使商业贿赂的治理政出多门，对重大贿赂犯罪和腐败线索，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传递，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打击商业贿赂的力度。一些部门和地方出于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的考虑，对商业贿赂行为听之任之，不履行查禁职责，进一步助长了商业贿赂的肆虐发展，增加了查处打击的难度。
用现行法律法规界定商业贿赂
由于人们思想上存在种种误区，如何准确界定商业贿赂，是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的重要课题之一，需要运用现行法律法规予以界定。
什么是回扣？回扣是商业贿赂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
回扣就是指在商品购销中，卖方明确标价应支付价款外，暗中向买方退还钱财及其补偿以争取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的行为。回扣是一方人交易为争取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在暗中从账外向交易相对人及其有影响有决定权的经办人员支付钱财及其补偿的行为，是一种很典型的商业贿赂行为。从表面来看是经营者在账外暗中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一部分商品价款，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让利或降价的作用，甚至还有可能抬高价格。经营者用以行贿的“诱饵”，即成为回扣的那部分商品价款，本非行贿人自己的正当利益，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往往就是买方单位自己的财产。在双方恶意串通之下通过商品购销活动，这部分财产经过还回之后进入了买方单位的小金库或者个人腰包。单位和个人收受回扣，无疑是逃避财务制度的约束，侵吞国有或集体资产，“化大公为小公”或“化公为私”。这与折扣有本质区别，已经超出了价格竞争的范畴。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经营者以回扣为手段推销商品，已经不是购销双方面的“私事”，也不单纯是违反财经纪律，损害国家和集体财产的问题了，它直接妨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在回扣的诱惑之下，正常的质量、价格、服务的竞争机能发生扭曲，使其他竞争者失去交易机会。这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要制止回扣的原因。
《关于禁止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5条明确指出了回扣的表现形式，即“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这说明，回扣的表现形式不限于现金，而是复杂多样的，既可以是货币，也可以是实物，还可以是其他方式，只要最终可以量化为现金（用现金估价）就可以了。
回扣表现形式的复杂性是其“账外暗中”的特征所决定的。从实际情况看，对给予回扣的经营者而言。以实物或者其他方式支付回扣，处理账目的手段更多，更“方便灵活”；对收受回扣的单位或个人而言，也常常认为收取现金违法，感到不安，要求以实物或其他方式收受回扣。因此，回扣的表现形式远远不只是货币形态，若仅限于现金，就可以使当事人轻而易举地以物或其他方式来规避有关规定，而有关给予或收受回扣的规定也就形同虚设了。因而，认定回扣时，决不能为其形式所迷惑。
什么是折扣？《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6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予对方折扣，经营者给予对方折扣的，必须如实入账；经营者或其他单位接受折扣的必须如实入账。”这一规定划清了商业贿赂与折扣的界限，在商业贿赂中排除了折扣，又对给予和接受折扣的行为进行了规范。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对折扣的法定涵义认识不清，把非法的商业贿赂当成折扣；有人折扣回扣不分，把合法的折扣当成回扣；也有的故意混淆折扣的界限，以折扣为名，行回扣之实。因此，界定折扣的法定涵义是极为必要的，以便于更好地区分折扣与回扣。折扣的法定涵义弄明白了，回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折扣的意图就在于此。有关折扣的认定在《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6条第2款对折扣的概念作了如下表述：“本规定所称折扣，即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账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给予一定比例的优惠。”折扣是指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卖方在所成交的价款上给买方的一定比例的减让，而退还给对方的一种交易上的优惠，所以折扣也称让利，即价格让利。
折扣与回扣虽然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两点：
“账外暗中”与“明示和如实入账”是回扣与折扣的本质区别。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明示并如实入账”即为折扣，“账外暗中”即为回扣。折扣是企业正常的商业促销行为，受法律的规范和保护；回扣是一种典型的商业贿赂行为，法律严格禁止。由于折扣与回扣在表现形式上有相似之处，有的经营者假折扣之名，行回扣之实，这需要从实践中予以甄别。
当事人上的差别。折扣发生的购销双方当事人之间，只能给交易对方当事人，而不能给其经办人员；回扣既可能给交易对方当事人，落入单位小金库，也可能给对方单位的主管人员或者经办人员，落入其个人腰包。
什么是佣金？佣金是商业活动中的一种劳务报酬，是具有独立地位和经营资格的中间人在商业活动中为他人提供中介服务所得的报酬。它是由商业活动的中间人或经纪人收取，可以由卖方给付也可由买主给付。
为进一步明确佣金的界限，《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暂行规定》第7条第2款规定：“本规定所称佣金，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给予为其提供服务的具有合法经营者资格的中间人的劳务报酬。”同时，我们还应掌握以下两点：
一是佣金是商业活动中间人所得的劳务报酬。与折扣、回扣不同的是，佣金不发生在交易双方之间，佣金是经营者付给商业活动中为他提供中介服务的中间人的劳务报酬。佣金可以是买方给予的，也可以是卖方给予的，还可以是买卖双方给予的。中间人本身是一个介于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经营者，中间人必须有独立的地位，即要有合法的经营资格。不具有合法的经营资格的，不能接收佣金，无合法的经营资格的中间人为他人提供服务、接收佣金属无照经营行为。
二是经营者给予佣金必须以明示的方式。给予和接收佣金的都必须如实入账。这里的明示和入账与关于折扣明示和入账的规定涵义相同。对于给予或接收佣金不如实入账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是商业贿赂行为，也可能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应该进行个案分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这一规定划出了商业贿赂与折扣，佣金的界限，既在商业贿赂中排除了折扣和佣金，又对给予和接受回扣，佣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
《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7条第1款又进一步明确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中间人佣金。经营或者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中间人接受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这条规定在法律上明确了合法的中间人可以通过合法的服务获得合法的佣金。
佣金主要是由民法和经济法调整。民法是从民间合同角度调整佣金，即佣金只是民间合同的内容之一，而民间合同则是调整民间人与委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经济法主要是确立民间人的法律地位和管理制度的。既然佣金主要属于民法和经济法调整的范围，那么为什么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商业贿赂中对其进行规定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划清佣金与商业贿赂的界限。在现实生活中，假借佣金之名行商业贿赂之实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由于有关民间人的法律还不健全，许多人对于佣金的认识还很模糊。为划清法律界限，反不正当竞争法特对佣金作出规定。
我国现有的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是不能满足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行动需要的。除了需要运用法律武器打击商业贿赂行为以外，专家还提出从企业内部约束体系来杜绝商业贿赂行为：一是要制定出科学、规范、制衡的工作流程；二是要依靠技术手段建立监控体系（比如：电子眼、透明化的物流采购局域网）、设置监控机构，让采购人员根本没有受贿的机会；三是要有严格的制度确保流程的正常运行，并对违规、违法人员进行严厉惩处。
我国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法状况
鉴于商业贿赂的严重危害性和顽固性，世界各国都十分关注运用经济、行政和刑法等多种手段予以综合治理，因而从立法上就呈现这样的特征；不仅在有关竞争法律、廉政法规中明令禁止商业贿赂行为，对违者给予经济、行政和纪律上的处罚，而且在刑事立法中规定贿赂犯罪，用严厉的刑罚手段惩治包括商业贿赂行为在内的一切贿赂罪；有的国家或地区在竞争中不仅规定对商业贿赂行为人施以经济或行政处罚，甚至直接规定刑法措施。我国在建国后，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惩治包括商业贿赂行为在内的各种贿赂、贪污等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制定了整套有关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纪律性规范。
在经济立法和制定经济政策方面，许多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都明确规定禁止商业贿赂行为。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务院就于1980年10月发布了《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指出“竞争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政策和法令，采取合法的手段进行，不得弄虚作假，行贿受贿。”1981年12月，全国人大颁发的《经济合同法》第53条明文规定禁止：“利用经济合同买空卖空，转包渔利，非法转让、行贿受贿。”198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禁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指出：“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不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非法接受任何名义的‘酬金’或‘馈赠’，任何单位，个人，不准向上级机关，有关单位或其工作人员‘馈赠’现金或实物，不准以低于国家规定价格或象征性收费办法向其‘出售’各种物品。”此外，我国《公司法》、《土地管理法》等经济法律和法规都从不同角度对禁止商业贿赂行为作了规定。1993年我国颁布实施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第8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对方单位或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该条明确划清了商业贿赂行为与合法商业行为的界线，经营者在正规账目之外暗中给予，接受财物或其他便利，即属于商业贿赂行为，它主要强调两点：一是“账外”，不入正规的账目；二是“暗中”，不在发票，合同中注明。与商业贿赂行为相反，在经济活动中可以给予接受折扣和佣金，只是折扣和佣金须符合两个条件：其一是“入账”，要依法纳税；其二是“明示”，要在合同、发票中明示。许多专家学者都认为该法关于商业贿赂行为的规定较为全面、具体。一是它根据我国国情，正确地划分了回扣、折扣和佣金的界线，这对于维护国家、集体的利益，推动反腐倡廉，促进公平竞争等都有重大意义。二是它借鉴了国外的有关经验和做法，所作的规定和国际上通行的规定大体一致，有利于我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三是它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立法的对贿赂行为的规定。
在国家有关行政立法和制定行政纪律规范方面，从加强行政监督管理和处理，规范国家机关行政工作人员行为的角度，对商业贿赂行为进行了规定。如1988年9月国务院发布施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行政处分暂行规定》第8条和第10条的有关规定。《关于禁止商业贿赂的暂行规定》第9条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作了细化规定，即“经营者违反本规定以行贿手段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2条的规定，根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应当予以没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外，《国家公务员法》、《人民警察法》、《法官法》等法律法规中都有禁止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索贿和受贿的规定。国务院各职能部门还制定了禁止贿赂行为的大量廉政纪律性规范，如国家计委的《关于机关工作人员保持廉洁的几项规定》，对外经济贸易部的《为政清廉的若干规定》国家工商管理局的《关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保持廉洁的通知》等。
在刑事立法方面规定了贿赂罪，运用极其严厉的刑罚手段惩治各种贿赂犯罪。建国初期，国家采取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方针，私营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商业贿赂行为进一步暴露和发展，国家及时进行了“三反”“五反”运动，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按“贪污罪”治罪，对行贿，介绍贿赂者也参照“贪污”罪的规定处刑，为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行为提供了刑法依据，使商业贿赂和其他形式的贿赂行为在计划经济下的较长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1979年，我国《刑法》185条把贿赂罪作为一种渎职型犯罪予以规定。改革开放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商业贿赂行为重新抬头并愈演愈烈，我国又先后颁发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并于1997年3月修改了《刑法》，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加大了刑事处罚力度，规定对犯贿赂罪情节又特别严重的可处以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使我国成为当今世界上运用死刑严惩贿赂罪的少数国家之一，体现了国家对惩治商业贿赂行为的重视和决心。
我国禁止商业贿赂立法的局限性
我国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惩治商业贿赂的立法体系，但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商业贿赂的有效治理。这些立法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立法滞后，缺少一部较高立法层级的统一的反商业贿赂法。由于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分别颁布于1993年和1996年，对商业贿赂形式的规定比较简单，已不足以规范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商业贿赂行为。同时，商业贿赂的治理涉及实体、程序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参与的部门多，需要协调的工作量大，而作为打击商业贿赂的专门立法，《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只属于部门规章，立法层级过低，有些内容陈旧，无法满足惩治商业贿赂的现实需要。
对商业贿赂的行政制裁力度不够。行政制裁是治理商业贿赂的常用手段，在治理商业贿赂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外对于商业贿赂的行政制裁非常严厉。如美国1977年颁布的《海外反腐败法》是世界上惩治商业贿赂最严厉的法律之一。公司一旦卷入贿赂丑闻，行贿者面临的不仅是法律上的责任、公司商誉的损害以及巨额罚款，还有大大提高的运营成本。同时，《海外反腐败法》不仅要求母公司及其子公司都按此法行事，还规定企业有建立内部控制系统的会计体系的义务，即使是跨国公司的子公司独立实施了商业贿赂行为。母公司也要为自己的监管不力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德普“回扣门”的主角、总部位于美国的DPC公司就为其在天津的子公司的商业贿赂行为付出了450万美元罚款。相比之下，国内对商业活动中行贿者的惩罚轻了许多。一是罚款数额过低。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商业贿赂的行政罚款最高不超过20万元。这对于商业贿赂可能带来的巨额利润而言实属微不足道，难以达到处罚效果。二是单位商业贿赂中的个人以及总公司或母公司对下属单位的商业贿赂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规定不明确，从而导致个人责任承担和上级公司监管责任的承担全部落空。三是行政制裁的种类较为单一。除药品管理法外，我国目前规制商业赂赂的行政法规均未规定对不构成犯罪的商业贿赂行为的资质罚（指取消从事某种职业或业务的资格的处罚），使得经营者在被处罚后仍具备进行商业贿赂的条件，不利于有效遏止商业贿赂行为的蔓延。
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立法不够完善。一是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过窄。受贿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人员及国有单位，但对国有事业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非国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如医生，则没有构成受贿犯罪有关规定。此外，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犯罪仅仅包括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和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没有关于公司、企业人员介绍贿赂的规定，也没有对单位行贿以及单位介绍贿赂的规定，致使大量的商业贿赂犯罪难以追究。二是商业贿赂的犯罪对象范围有限。当前商业贿赂的形式越来越隐蔽，方式越来越多。而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财物，无法满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需要。三是附加刑的设置存在缺陷。如财产刑的设置，刑法规定只能在较高的量刑幅度上附加适用，而且一种犯罪只规定了一种财产刑，不能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用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刑。又如资格刑的设置，剥夺政治权利作为刑法中唯一的资格刑，若适用于商业贿赂犯罪，则存在刑罚过剩或者不足的问题：附加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不能起到因罪施罚的效果，而剥夺政治权利只能附加剥夺担任国家机关职务和国有单位领导职务的权利，对担任非国有单位职务的行为人无法起到惩戒作用。对犯罪单位没有设置相应的资格刑，不利于刑罚功能的充分发挥。
目前治理商业贿赂执法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工商行政管理、公安机关等执法部门积极开展专项斗争，加大打击商业贿赂力度，依法查处了大量各类商业贿赂案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总体来看，治理商业贿赂执法中还存在下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执法主体混乱，执法尺度不一。《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赋予工商部门查处商业贿赂的执法主体地位，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一规定已被肢解。市场交易过程出现的商业贿赂问题，不仅工商机关有权查处，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赋予其他一些行业监管部门执法的权力。这种政出多门、多头执法的混乱状况必然导致不同部门在对查处商业贿赂的标准把握上存在分歧，执法尺度不一，加大了执法成本。同时，行业部门“自我监督”的模式也很难真正起到作用，许多行业内的商业贿赂案件得不到及时查处，客观上助长了不公平竞争现象的蔓延。
行政执法手段单一。面对商业贿赂花样不断翻新，回扣、账外折让等形式更加隐蔽的现实，工商部门现有的执法手段显得过于单一。对于出现商业贿赂的企业，工商部门只能从其账面上找问题，而且不能把对方的账本带离企业，增加了查找企业涉嫌商业贿赂证据的难度。另外，由于工商部门没有查封、扣留等执法手段，对那些变相以实物相折扣的贿赂行为很难及时取证，导致一些涉案企业轻易地逃避了法律的制裁。
一些地方和部门行政执法力度不够，查处商业贿赂的积极性不高。由于受社会不良意识的影响，认为收受回扣、手续费等行为属于商业惯例，促进了商品效果的实现，一些部门和地方对商业贿赂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进入了思想误区。认为查处商业贿赂会影响企业发展和当地的投资环境，因而对商业贿赂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怠于行使职责。即使查处，也多是一罚了之，缺乏长期有效的制约机制，导致商业贿赂在一些地方泛滥蔓延。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导致“以罚代刑”。虽然商业贿赂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行政执法机关也查处了不少商业贿赂案件，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衔接机制，最终被审判定罪的商业贿赂案件却不多。
尚未形成打击商业贿赂的合力。各行业和部门内部的纪律检查机关以及检察、公安、工商、审计等部门都有查处商业贿赂的职责，但相互间沟通、联络协调机制尚不完善，难以形成合力和有效监管。由于主管部门众多，多头执法，致使商业贿赂的治理政出多门，对重大贿赂犯罪和腐败线索，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传递，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打击商业贿赂的力度。一些部门和地方出于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的考虑，对商业贿赂行为听之任之，不履行查禁职责，进一步助长了商业贿赂的肆虐发展，增加了查处打击的难度。
用现行法律法规界定商业贿赂
由于人们思想上存在种种误区，如何准确界定商业贿赂，是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的重要课题之一，需要运用现行法律法规予以界定。
什么是回扣？回扣是商业贿赂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
回扣就是指在商品购销中，卖方明确标价应支付价款外，暗中向买方退还钱财及其补偿以争取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的行为。回扣是一方人交易为争取交易机会和交易条件，在暗中从账外向交易相对人及其有影响有决定权的经办人员支付钱财及其补偿的行为，是一种很典型的商业贿赂行为。从表面来看是经营者在账外暗中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一部分商品价款，但实际上并没有起到让利或降价的作用，甚至还有可能抬高价格。经营者用以行贿的“诱饵”，即成为回扣的那部分商品价款，本非行贿人自己的正当利益，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往往就是买方单位自己的财产。在双方恶意串通之下通过商品购销活动，这部分财产经过还回之后进入了买方单位的小金库或者个人腰包。单位和个人收受回扣，无疑是逃避财务制度的约束，侵吞国有或集体资产，“化大公为小公”或“化公为私”。这与折扣有本质区别，已经超出了价格竞争的范畴。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经营者以回扣为手段推销商品，已经不是购销双方面的“私事”，也不单纯是违反财经纪律，损害国家和集体财产的问题了，它直接妨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在回扣的诱惑之下，正常的质量、价格、服务的竞争机能发生扭曲，使其他竞争者失去交易机会。这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要制止回扣的原因。
《关于禁止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5条明确指出了回扣的表现形式，即“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这说明，回扣的表现形式不限于现金，而是复杂多样的，既可以是货币，也可以是实物，还可以是其他方式，只要最终可以量化为现金（用现金估价）就可以了。
回扣表现形式的复杂性是其“账外暗中”的特征所决定的。从实际情况看，对给予回扣的经营者而言。以实物或者其他方式支付回扣，处理账目的手段更多，更“方便灵活”；对收受回扣的单位或个人而言，也常常认为收取现金违法，感到不安，要求以实物或其他方式收受回扣。因此，回扣的表现形式远远不只是货币形态，若仅限于现金，就可以使当事人轻而易举地以物或其他方式来规避有关规定，而有关给予或收受回扣的规定也就形同虚设了。因而，认定回扣时，决不能为其形式所迷惑。
什么是折扣？《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6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予对方折扣，经营者给予对方折扣的，必须如实入账；经营者或其他单位接受折扣的必须如实入账。”这一规定划清了商业贿赂与折扣的界限，在商业贿赂中排除了折扣，又对给予和接受折扣的行为进行了规范。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对折扣的法定涵义认识不清，把非法的商业贿赂当成折扣；有人折扣回扣不分，把合法的折扣当成回扣；也有的故意混淆折扣的界限，以折扣为名，行回扣之实。因此，界定折扣的法定涵义是极为必要的，以便于更好地区分折扣与回扣。折扣的法定涵义弄明白了，回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折扣的意图就在于此。有关折扣的认定在《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6条第2款对折扣的概念作了如下表述：“本规定所称折扣，即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账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给予一定比例的优惠。”折扣是指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卖方在所成交的价款上给买方的一定比例的减让，而退还给对方的一种交易上的优惠，所以折扣也称让利，即价格让利。
折扣与回扣虽然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却有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两点：
“账外暗中”与“明示和如实入账”是回扣与折扣的本质区别。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明示并如实入账”即为折扣，“账外暗中”即为回扣。折扣是企业正常的商业促销行为，受法律的规范和保护；回扣是一种典型的商业贿赂行为，法律严格禁止。由于折扣与回扣在表现形式上有相似之处，有的经营者假折扣之名，行回扣之实，这需要从实践中予以甄别。
当事人上的差别。折扣发生的购销双方当事人之间，只能给交易对方当事人，而不能给其经办人员；回扣既可能给交易对方当事人，落入单位小金库，也可能给对方单位的主管人员或者经办人员，落入其个人腰包。
什么是佣金？佣金是商业活动中的一种劳务报酬，是具有独立地位和经营资格的中间人在商业活动中为他人提供中介服务所得的报酬。它是由商业活动的中间人或经纪人收取，可以由卖方给付也可由买主给付。
为进一步明确佣金的界限，《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暂行规定》第7条第2款规定：“本规定所称佣金，是指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给予为其提供服务的具有合法经营者资格的中间人的劳务报酬。”同时，我们还应掌握以下两点：
一是佣金是商业活动中间人所得的劳务报酬。与折扣、回扣不同的是，佣金不发生在交易双方之间，佣金是经营者付给商业活动中为他提供中介服务的中间人的劳务报酬。佣金可以是买方给予的，也可以是卖方给予的，还可以是买卖双方给予的。中间人本身是一个介于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经营者，中间人必须有独立的地位，即要有合法的经营资格。不具有合法的经营资格的，不能接收佣金，无合法的经营资格的中间人为他人提供服务、接收佣金属无照经营行为。
二是经营者给予佣金必须以明示的方式。给予和接收佣金的都必须如实入账。这里的明示和入账与关于折扣明示和入账的规定涵义相同。对于给予或接收佣金不如实入账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是商业贿赂行为，也可能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应该进行个案分析。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2款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这一规定划出了商业贿赂与折扣，佣金的界限，既在商业贿赂中排除了折扣和佣金，又对给予和接受回扣，佣金的行为进行了规范。
《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7条第1款又进一步明确规定：“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中间人佣金。经营或者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中间人接受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这条规定在法律上明确了合法的中间人可以通过合法的服务获得合法的佣金。
佣金主要是由民法和经济法调整。民法是从民间合同角度调整佣金，即佣金只是民间合同的内容之一，而民间合同则是调整民间人与委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经济法主要是确立民间人的法律地位和管理制度的。既然佣金主要属于民法和经济法调整的范围，那么为什么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商业贿赂中对其进行规定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划清佣金与商业贿赂的界限。在现实生活中，假借佣金之名行商业贿赂之实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由于有关民间人的法律还不健全，许多人对于佣金的认识还很模糊。为划清法律界限，反不正当竞争法特对佣金作出规定。
我国现有的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法规是不能满足治理商业贿赂专项行动需要的。除了需要运用法律武器打击商业贿赂行为以外，专家还提出从企业内部约束体系来杜绝商业贿赂行为：一是要制定出科学、规范、制衡的工作流程；二是要依靠技术手段建立监控体系（比如：电子眼、透明化的物流采购局域网）、设置监控机构，让采购人员根本没有受贿的机会；三是要有严格的制度确保流程的正常运行，并对违规、违法人员进行严厉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