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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乐的第一反应团队在马拉松赛场上急救倒地不起的参赛者，基德·格雷（Jade Gray）的叫板比萨用以100%再生纸为原材料的打包盒包装新鲜出炉的披萨；大洋彼岸，全食超市联合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基（John Mackey）郑重承诺：在全食工作几年的收银员，将享受与两位联合首席执行官同样的福利待遇。
第一反应、叫板比萨、全食超市……如果要把这个名单延展开，那么在全球范围内还将找到2200多家类似的企业。它们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分布在不同的商业领域，它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是分享着同一个身份：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
1993年，杰伊·库恩·吉尔伯特（Jay Coen Gilbert）和巴特·霍利汗（Bart Houlahan）在美国联手创立了篮球鞋品牌AND 1，8年后，AND 1的年产值达到2.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耐克（Nike）的美国篮球鞋品牌。然而4年之后，AND 1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内部决策失误导致销售严重下滑，吉尔伯特和霍利汗被迫卖掉AND 1……
AND 1曾是一家让员工感到快乐和自豪的公司—企业的所有权是共享的；为员工提供完善的产假和育婴假福利。除此之外，公司还把每年5%的盈利额捐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这一切都在AND 1被出售几个月后改弦更张，不复存在。吉尔伯特和霍利汗决定重新上路，他们找到华尔街的好友安德鲁·卡索伊（Andrew Kassoy），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家名叫“共益实验室”（B Lab）的非营利组织，旨在“重新定义商业成功”—所有企业竞争的目的，不应只是成为最赚钱的企业，还要成为对世界最有益的企业—就像曾经的AND 1所做的那样。
围绕这一使命，共益实验室在2006年推出了一套覆盖员工、社区、环境、治理以及影响力商业模式五个板块、满分为200分的测评系统，所有参与测评并得分达到80分以上的企业，都可以申请认证为“共益企业”。2010年4月，美国马里兰州成为第一个以立法形式认可“共益企业”概念的州郡。截至2017年7月，全美共有33个州郡及华盛顿特区通过了针对“共益企业”的法律条文。
“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前置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如此一来，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的发展便拥有了决定权，作为股东来说，他们不能为了追寻自身投资回报的最大化而左右公司的发展方向。”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美国多个州郡以法律形式支持共益企业作出如上解读。这意味着，类似AND 1因公司股东变更而导致企业愿景（使命）发生改变的窘境，此后将被限制。
2016年，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将共益企业的概念正式引入中国。“什么样的一组人构成的社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互动，产生能量，让某一些人产生期待。”作为推动国内共益企业认证的发起人之一，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相信，随着共益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将会有更多的市场力量参与社会创新，并在这种参与中實现更高的经济社会价值。在沈东曙看来，共益企业运动就像一款社交软件，它能把有志于参与社会改良、有相同关怀的人聚拢在一起。
今年6月，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共益企业工作坊”，来自韩国、日本、香港等地区共益企业运动的推动者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分享了共益企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概况并共同探讨其未来给商业社区带来系统变化的可能。
“共益企业是所有不同类型群体都可以分享的一个框架，一旦熟悉了这个框架，我们就可以和政府、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及任何相关方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沟通。”来自韩国的共益企业Merry Year Social Company创始人金正泰说，“我们现在正致力于以设计思维规划韩国共益企业运动的蓝图。”
香港社企民间高峰会主席容蔡美碧介绍，香港推进共益企业运动的方式是主动和政府联系，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共益企业运动的开展。“2016年，香港联合交易所规定所有上市公司需要提供一份ESG（环境、社会、治理）报告，详细披露上市公司在这方面的信息，这对许多上市公司来说影响很大，难度也很大，但它显然是一个推动共益企业运动的机会。”
早在共益实验室成立之初就给予其大力支持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共益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共益企业运动提供了可以推动行为改变的基础设施，影响政策制定者，进而推动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洛克菲勒慈善咨询副总裁希瑟·格蕾迪（Heather Grady）说。
自2006年共益企业的概念提出至今，全球累计已经有50多个国家、130多个行业的2200余家企业通过了共益企业的测评认证体系。虽然较之于全球整个商业体系，共益企业的数量微不足道，但没有人敢保证，共益企业不会是在亚马逊雨林中挥舞翅膀的那只蝴蝶，在未来掀起一阵飓风—如果我们了解到排在认证体系门外的企业名单中，不乏联合利华、星巴克、达能这些知名企业的身影。
截至2017年9月，国内有6家企业通过了共益企业的认证体系，它们分别是：第一反应、叫板比萨、众建筑、Singbee、Bottle Dream，以及深圳信息无障碍研究会。另有数家企业提交了认证申请，有望在今年获得身份认证。据沈东曙介绍，今年年底，预计国内共益企业的数量将达到10家左右，未来三年之内，这一数字将有望增至100家。“目前全球将近一半的共益企业聚集在美国，也许五至七年之后，中国共益企业的数量就将超过美国，因为中国是新兴市场，这是我们基本能够判定的。”
北大法学院教授金锦萍认为，共益企业运动不但是对传统商业理念的反思，这种反思本身就将建立一种什么是更好的商业这样的概念和认识。“不要小看这个认证，在它的滚动之下，它会把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它不是静态的体系，通过这种共同体的运行方式，将不断增加知识并改善认证体系，这简直就是新的知识的产生。”
共益企业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企业家聚焦利润最大化的动摇，它追逐“好企业”的概念，并将“好”字量化为可考核的标准，而不再仅仅停留在心理感受的层面。它提出了一种希望，一种商业向善的希望。
不能回避的是，在共益企业这种“新知识”被提出的同时，它也遭到了质疑—共益企业的概念是否只是一种市场营销手段？共益企业所提出的商业向善，最终是否能够实现？会否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可能？
美国东北大学教授蕾·安德烈（Ray Andre）对B Lab网站罗列的共益企业进行了考察，在发现其中不少是由私募基金和创投公司掌控的企业后，她在《评估B型企业的课责性：游走灰色地带的新型组织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吗？》一文中大胆预言：“一旦投资的退场策略被启动，这些企业有许多将被出售给大型公开上市公司，然后被拆解、吞并，甚至是关门大吉。如此一来，员工将失去工作，而曾经生气勃勃的工作环境也将陷入一片死寂。至于那些无利可图而卖不掉的公司，有时会被丢给缺乏经验的员工经营，或是默默地被清算资产。”
在最终的答案被揭晓前，支持者和质疑者惟有等待，因为惟有时间与实践，才是最终的裁判。
第一反应、叫板比萨、全食超市……如果要把这个名单延展开，那么在全球范围内还将找到2200多家类似的企业。它们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分布在不同的商业领域，它们之间唯一的联系，是分享着同一个身份：共益企业（Benefit Corporation）。
1993年，杰伊·库恩·吉尔伯特（Jay Coen Gilbert）和巴特·霍利汗（Bart Houlahan）在美国联手创立了篮球鞋品牌AND 1，8年后，AND 1的年产值达到2.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耐克（Nike）的美国篮球鞋品牌。然而4年之后，AND 1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内部决策失误导致销售严重下滑，吉尔伯特和霍利汗被迫卖掉AND 1……
AND 1曾是一家让员工感到快乐和自豪的公司—企业的所有权是共享的；为员工提供完善的产假和育婴假福利。除此之外，公司还把每年5%的盈利额捐给当地的慈善机构。
这一切都在AND 1被出售几个月后改弦更张，不复存在。吉尔伯特和霍利汗决定重新上路，他们找到华尔街的好友安德鲁·卡索伊（Andrew Kassoy），共同发起成立了一家名叫“共益实验室”（B Lab）的非营利组织，旨在“重新定义商业成功”—所有企业竞争的目的，不应只是成为最赚钱的企业，还要成为对世界最有益的企业—就像曾经的AND 1所做的那样。
围绕这一使命，共益实验室在2006年推出了一套覆盖员工、社区、环境、治理以及影响力商业模式五个板块、满分为200分的测评系统，所有参与测评并得分达到80分以上的企业，都可以申请认证为“共益企业”。2010年4月，美国马里兰州成为第一个以立法形式认可“共益企业”概念的州郡。截至2017年7月，全美共有33个州郡及华盛顿特区通过了针对“共益企业”的法律条文。
“把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前置得到了法律的保护，如此一来，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的发展便拥有了决定权，作为股东来说，他们不能为了追寻自身投资回报的最大化而左右公司的发展方向。”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对美国多个州郡以法律形式支持共益企业作出如上解读。这意味着，类似AND 1因公司股东变更而导致企业愿景（使命）发生改变的窘境，此后将被限制。
2016年，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将共益企业的概念正式引入中国。“什么样的一组人构成的社区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互动，产生能量，让某一些人产生期待。”作为推动国内共益企业认证的发起人之一，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相信，随着共益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将会有更多的市场力量参与社会创新，并在这种参与中實现更高的经济社会价值。在沈东曙看来，共益企业运动就像一款社交软件，它能把有志于参与社会改良、有相同关怀的人聚拢在一起。
今年6月，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和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共益企业工作坊”，来自韩国、日本、香港等地区共益企业运动的推动者及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代表，分享了共益企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概况并共同探讨其未来给商业社区带来系统变化的可能。
“共益企业是所有不同类型群体都可以分享的一个框架，一旦熟悉了这个框架，我们就可以和政府、企业管理者、投资者及任何相关方使用恰当的语言进行沟通。”来自韩国的共益企业Merry Year Social Company创始人金正泰说，“我们现在正致力于以设计思维规划韩国共益企业运动的蓝图。”
香港社企民间高峰会主席容蔡美碧介绍，香港推进共益企业运动的方式是主动和政府联系，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共益企业运动的开展。“2016年，香港联合交易所规定所有上市公司需要提供一份ESG（环境、社会、治理）报告，详细披露上市公司在这方面的信息，这对许多上市公司来说影响很大，难度也很大，但它显然是一个推动共益企业运动的机会。”
早在共益实验室成立之初就给予其大力支持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于共益企业在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共益企业运动提供了可以推动行为改变的基础设施，影响政策制定者，进而推动理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洛克菲勒慈善咨询副总裁希瑟·格蕾迪（Heather Grady）说。
自2006年共益企业的概念提出至今，全球累计已经有50多个国家、130多个行业的2200余家企业通过了共益企业的测评认证体系。虽然较之于全球整个商业体系，共益企业的数量微不足道，但没有人敢保证，共益企业不会是在亚马逊雨林中挥舞翅膀的那只蝴蝶，在未来掀起一阵飓风—如果我们了解到排在认证体系门外的企业名单中，不乏联合利华、星巴克、达能这些知名企业的身影。
截至2017年9月，国内有6家企业通过了共益企业的认证体系，它们分别是：第一反应、叫板比萨、众建筑、Singbee、Bottle Dream，以及深圳信息无障碍研究会。另有数家企业提交了认证申请，有望在今年获得身份认证。据沈东曙介绍，今年年底，预计国内共益企业的数量将达到10家左右，未来三年之内，这一数字将有望增至100家。“目前全球将近一半的共益企业聚集在美国，也许五至七年之后，中国共益企业的数量就将超过美国，因为中国是新兴市场，这是我们基本能够判定的。”
北大法学院教授金锦萍认为，共益企业运动不但是对传统商业理念的反思，这种反思本身就将建立一种什么是更好的商业这样的概念和认识。“不要小看这个认证，在它的滚动之下，它会把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它不是静态的体系，通过这种共同体的运行方式，将不断增加知识并改善认证体系，这简直就是新的知识的产生。”
共益企业理念的提出，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企业家聚焦利润最大化的动摇，它追逐“好企业”的概念，并将“好”字量化为可考核的标准，而不再仅仅停留在心理感受的层面。它提出了一种希望，一种商业向善的希望。
不能回避的是，在共益企业这种“新知识”被提出的同时，它也遭到了质疑—共益企业的概念是否只是一种市场营销手段？共益企业所提出的商业向善，最终是否能够实现？会否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可能？
美国东北大学教授蕾·安德烈（Ray Andre）对B Lab网站罗列的共益企业进行了考察，在发现其中不少是由私募基金和创投公司掌控的企业后，她在《评估B型企业的课责性：游走灰色地带的新型组织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吗？》一文中大胆预言：“一旦投资的退场策略被启动，这些企业有许多将被出售给大型公开上市公司，然后被拆解、吞并，甚至是关门大吉。如此一来，员工将失去工作，而曾经生气勃勃的工作环境也将陷入一片死寂。至于那些无利可图而卖不掉的公司，有时会被丢给缺乏经验的员工经营，或是默默地被清算资产。”
在最终的答案被揭晓前，支持者和质疑者惟有等待，因为惟有时间与实践，才是最终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