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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汉外对比研究历史、研究层面、研究问题的梳理，本文认为，汉外对比研究应在传承前人研究成果和学术思想基础上，结合汉外教学与研究的具体任务、对象和目标，进一步从结构语言学层面的研究、社会语言学层面的研究，发展到认知语言学层面的研究，进而注重深层语言心理或民族思维方式的研究，这也正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语言学发展走过的历程，也体现了语言研究发展的大趋势。
[关键词]语言学 汉外研究 语言思维 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9-0099-02
语言对比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新中国汉外对比研究与教学的开创者，当推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吕先生认为，语言学上的对比研究对于认识语言的本质及其变体特点意义重大。学界一般以吕先生1977年的学术报告《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作为中国新时期语言对比研究的开始。吕先生认为，只有通过比较，被研究对象的共性与特性才能显示出来；“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1]
一、语言对比研究的历程
语言对比研究，迄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第一个时期始于洪堡特19世纪开创的对比语言学，洪堡特同对比语言学的另两位先驱叶斯柏森和沃尔夫，共同奠定了语言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基础和理论目标，提出了更深刻地理解语言本质和人类精神关系的思想。第二个时期从对比分析理论奠基人Fries和Lado的《跨文化的语言学》（1957）开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特点是以美国结构主义作为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注重将目的语与学习者的母语进行语言表层的差异比较，借助对比和迁移来学习第二语言。第三个时期从Carl James《对比分析》（1980）、Krzeszowski《对比语言学的范围》（1990）直到现在，这一时期对比研究逐步突破表层研究，回归到语言深层研究，注重对比研究的应用服务功能，呈现出逆向发展的特点。
二、汉外对比研究的层面
对比研究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汉外对比研究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共时比较，通过比较研究显示语言异同尤其是差异，以认识语言本质，并为语言教学、语言翻译和双语词典编纂等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促进语言学研究的深入。作为两种互相独立的语言系统，汉外语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异。从内部语言学范畴来看（微观方面），汉外语在语音、词汇、标点、语义、语法、修辞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别；从外部语言学范畴分析（宏观方面），两者在语篇结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语用等方面也各具特点。这两个层面的汉外对比研究成果，可以广泛应用于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翻译研究与实践、汉外双语词典编纂等领域，对于促进母语自身的发展，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学者刘宓庆、潘文国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关于“对比研究三个层面”的理论，认为“对比研究”宜从语言表层结构形式、语言表达法、语言心理和语言哲学三个层面逐层深入。借用叶斯柏森（Jespersen，1929）的表述，第一个层面相当于A层面“形式”研究，第二个层面相当于B层面“功能”研究，而第三个层面则是C层面“意义”研究，只有深入“意义”研究层面，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语言和人类思维的最内在的本质”。[3]
比较国内外对比研究实践，语言形式的表层对比研究与国外第二个时期的研究相对应，语言心理与哲学的深层对比研究则回归到了第一时期洪堡特、叶斯柏森等人的研究。事实上，无论是语言表层形式的研究，还是中层表达法的研究都无法离开语言的深层研究，任何语言差异都必须溯源到语言深层心理或民族思维方式，并从中寻求合理解释，最终解决语言应用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我们认为，汉外对比研究应传承前人开创的传统，更加关注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交际工具和认知工具功能，关注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以深层研究促进表层研究。根据汉外教学与研究的具体任务、对象和目标，我们倾向于刘宓庆、潘文国等人关于“对比研究三层面”的理论，应着重在三个层面进行汉外对比研究。
第一个层面是表层语言形式对比。这是将汉外语言作为一个静态、稳定的系统，重点从语音系统及语法系统两个方面进行对比，主要适用于语法教学、翻译教学。表层对比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更无法预测学习者所有的困难；不过，如果我们能将对比研究结合偏误分析、中介语分析等分析方式，更能帮助学习者辨析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也能解决语言教学和应用的一些实际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中层表达法的对比。这是将汉外语言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重点从使用者的社交语境进行对比，最适用的领域是语言交际和实用翻译。这一研究强调从语言实际应用层面，侧重语篇和语用的对比研究，其初衷是以有定无定、肯定否定等共性范畴作为出发点，突破现行教学语法体系的束缚，建立对语言应用更富有解释力的语用体系。
第三个层面是深层语言心理的对比。这种对比主要适用于实际语法和文化翻译领域，体现了汉外对比研究最重要的任务，目的是揭示不同语言表达形式的文化和心理背景，探索人类语言共同的本质和各民族的语言特质，更深层地理解语言心理或民族思维方式，从而正确指导前两层对比研究，建构现代语言科学。
进一步审视这三个层面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第一个层面的学理背景是结构语言学，主要是从语言的自然属性出发，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对比研究规定性的语言；第二个层面的学理背景是社会语言学，主要是从语言的社会属性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对比研究描写性的语言；第三个层面的学理背景是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主要是从语言的人文属性出发，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去对比研究解释性的语言，这也正是语言学发展走过的历程，也体现了汉外对比语言研究的发展总趋势。[4]
三、国内汉外对比研究的走向
我国近现代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历史可追溯到1898年出版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严复的《英文汉估》，到20世纪40年代，赵元任、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泰斗，都对汉外对比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汉外对比研究才真正兴起，进入快速发展期；90年代以后，更是方兴未艾。我们在“中国知网”上，以“汉外对比”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自2000年至今10多来年，国内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达到2067篇，较前20年（1980-1999）的113篇，增长近20倍之多。 对于国内汉外对比研究的现状，刘重德、刘宓庆、许余龙、杨自检、潘文国、连淑能、许高渝等学者都作过总结。近10余年来，学者们与时俱进，开辟学科交叉研究新兴领域，促进了汉外对比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汉外对比与语料库的研究。例如，齐振海根据“概念隐喻理论”，通过对“心”所产生的隐喻性词语进行分析，揭示英汉语言隐喻意义的建构和运行机制的异同。[5]
（2）汉外对比与双语词典编纂的研究。例如，马秉义从英汉对比分析角度出发，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分析了英汉词典类型和作用，提出编纂偏重应用的新型英汉词典的构思。[6]
（3）汉外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例如，潘文国、陈若凡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汉外对比研究在汉外教学中的应用与作用，力促“对外汉语学”和“翻译学”发展成独立的二级学科，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
（4）汉外对比与研究方法的拓展。如潘文国将英汉语与第三种语言加以比较，在《字本位和汉语研究》（2002）中，突破以句法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力图从汉语出发进行对比研究，构建以汉字为本位、一体三相（形位学/章句学、音位学、字位学）、以音义互动为特色的中西结合的汉语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7]
（5）汉外对比与研究内容的深化。强调语言的差异与共性研究并重，注重以语义为中心，带动句法和语用研究；对比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偏误分析、行为分析、迁移分析、对比语篇分析等领域，跨语言、跨文化研究作为对比分析的基本手段真正得到了广泛应用。
综上所述，汉外对比研究近10年来不断发展，走向繁荣，但繁荣背后有些深层问题应该加以关注。一是如何超越单一微观研究或宏观研究，将两者有机结合；二是如何超越表层性的重复研究，建构汉外语言形式结构与语义结构、表层研究与深层研究相互依存互补的语言统一体，形成“语言形式—语言意义”对比研究的完整链。
五、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近10余年来汉外对比研究已然进入快速发展期，成果丰富；但同时也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汉外对比研究要避免重复研究，还应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将语言研究放到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促进深层语言心理对比研究，构建“意义—形式”语言对比研究的完整学科链。
[ 注 释 ]
[1] 1977年5月在北京语言学院的报告[J].语言教学与研究，1977（2）.
[2] 潘文国.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兼论对比研究的二个时期、二个目标和二个层面[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3（1）：5-8.
[3] Otto Jesperesen.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M].London：Allen and Unwin，1929.
[4] 潘文国.对比语言学的目标与范围[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1）：25-31.
[5] 齐振海.论“心”的隐喻——基于英、汉语料库的对比研究[J].外语研究，2003（3）：24-29.
[6] 马秉义.汉译英教程新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7] 潘文国.字本位和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覃侣冰]
[关键词]语言学 汉外研究 语言思维 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09-0099-02
语言对比研究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新中国汉外对比研究与教学的开创者，当推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吕先生认为，语言学上的对比研究对于认识语言的本质及其变体特点意义重大。学界一般以吕先生1977年的学术报告《通过对比研究语法》，作为中国新时期语言对比研究的开始。吕先生认为，只有通过比较，被研究对象的共性与特性才能显示出来；“语言也是这样，要认识汉语的特点，就要跟非汉语比较”。[1]
一、语言对比研究的历程
语言对比研究，迄今至少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第一个时期始于洪堡特19世纪开创的对比语言学，洪堡特同对比语言学的另两位先驱叶斯柏森和沃尔夫，共同奠定了语言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基础和理论目标，提出了更深刻地理解语言本质和人类精神关系的思想。第二个时期从对比分析理论奠基人Fries和Lado的《跨文化的语言学》（1957）开始，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特点是以美国结构主义作为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注重将目的语与学习者的母语进行语言表层的差异比较，借助对比和迁移来学习第二语言。第三个时期从Carl James《对比分析》（1980）、Krzeszowski《对比语言学的范围》（1990）直到现在，这一时期对比研究逐步突破表层研究，回归到语言深层研究，注重对比研究的应用服务功能，呈现出逆向发展的特点。
二、汉外对比研究的层面
对比研究可以是历时的，也可以是共时的。汉外对比研究是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共时比较，通过比较研究显示语言异同尤其是差异，以认识语言本质，并为语言教学、语言翻译和双语词典编纂等提供理论指导，同时也促进语言学研究的深入。作为两种互相独立的语言系统，汉外语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异。从内部语言学范畴来看（微观方面），汉外语在语音、词汇、标点、语义、语法、修辞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别；从外部语言学范畴分析（宏观方面），两者在语篇结构、思维方式、文化背景、语用等方面也各具特点。这两个层面的汉外对比研究成果，可以广泛应用于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翻译研究与实践、汉外双语词典编纂等领域，对于促进母语自身的发展，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中国学者刘宓庆、潘文国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关于“对比研究三个层面”的理论，认为“对比研究”宜从语言表层结构形式、语言表达法、语言心理和语言哲学三个层面逐层深入。借用叶斯柏森（Jespersen，1929）的表述，第一个层面相当于A层面“形式”研究，第二个层面相当于B层面“功能”研究，而第三个层面则是C层面“意义”研究，只有深入“意义”研究层面，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语言和人类思维的最内在的本质”。[3]
比较国内外对比研究实践，语言形式的表层对比研究与国外第二个时期的研究相对应，语言心理与哲学的深层对比研究则回归到了第一时期洪堡特、叶斯柏森等人的研究。事实上，无论是语言表层形式的研究，还是中层表达法的研究都无法离开语言的深层研究，任何语言差异都必须溯源到语言深层心理或民族思维方式，并从中寻求合理解释，最终解决语言应用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我们认为，汉外对比研究应传承前人开创的传统，更加关注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交际工具和认知工具功能，关注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以深层研究促进表层研究。根据汉外教学与研究的具体任务、对象和目标，我们倾向于刘宓庆、潘文国等人关于“对比研究三层面”的理论，应着重在三个层面进行汉外对比研究。
第一个层面是表层语言形式对比。这是将汉外语言作为一个静态、稳定的系统，重点从语音系统及语法系统两个方面进行对比，主要适用于语法教学、翻译教学。表层对比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更无法预测学习者所有的困难；不过，如果我们能将对比研究结合偏误分析、中介语分析等分析方式，更能帮助学习者辨析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也能解决语言教学和应用的一些实际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中层表达法的对比。这是将汉外语言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重点从使用者的社交语境进行对比，最适用的领域是语言交际和实用翻译。这一研究强调从语言实际应用层面，侧重语篇和语用的对比研究，其初衷是以有定无定、肯定否定等共性范畴作为出发点，突破现行教学语法体系的束缚，建立对语言应用更富有解释力的语用体系。
第三个层面是深层语言心理的对比。这种对比主要适用于实际语法和文化翻译领域，体现了汉外对比研究最重要的任务，目的是揭示不同语言表达形式的文化和心理背景，探索人类语言共同的本质和各民族的语言特质，更深层地理解语言心理或民族思维方式，从而正确指导前两层对比研究，建构现代语言科学。
进一步审视这三个层面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第一个层面的学理背景是结构语言学，主要是从语言的自然属性出发，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对比研究规定性的语言；第二个层面的学理背景是社会语言学，主要是从语言的社会属性出发，用社会学的方法对比研究描写性的语言；第三个层面的学理背景是语言哲学和认知语言学，主要是从语言的人文属性出发，用人文科学的方法去对比研究解释性的语言，这也正是语言学发展走过的历程，也体现了汉外对比语言研究的发展总趋势。[4]
三、国内汉外对比研究的走向
我国近现代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历史可追溯到1898年出版的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和严复的《英文汉估》，到20世纪40年代，赵元任、黎锦熙、王力、吕叔湘等语言学泰斗，都对汉外对比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内汉外对比研究才真正兴起，进入快速发展期；90年代以后，更是方兴未艾。我们在“中国知网”上，以“汉外对比”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自2000年至今10多来年，国内各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达到2067篇，较前20年（1980-1999）的113篇，增长近20倍之多。 对于国内汉外对比研究的现状，刘重德、刘宓庆、许余龙、杨自检、潘文国、连淑能、许高渝等学者都作过总结。近10余年来，学者们与时俱进，开辟学科交叉研究新兴领域，促进了汉外对比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汉外对比与语料库的研究。例如，齐振海根据“概念隐喻理论”，通过对“心”所产生的隐喻性词语进行分析，揭示英汉语言隐喻意义的建构和运行机制的异同。[5]
（2）汉外对比与双语词典编纂的研究。例如，马秉义从英汉对比分析角度出发，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分析了英汉词典类型和作用，提出编纂偏重应用的新型英汉词典的构思。[6]
（3）汉外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例如，潘文国、陈若凡等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汉外对比研究在汉外教学中的应用与作用，力促“对外汉语学”和“翻译学”发展成独立的二级学科，加强对外汉语教学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和队伍建设。
（4）汉外对比与研究方法的拓展。如潘文国将英汉语与第三种语言加以比较，在《字本位和汉语研究》（2002）中，突破以句法研究为中心的传统，力图从汉语出发进行对比研究，构建以汉字为本位、一体三相（形位学/章句学、音位学、字位学）、以音义互动为特色的中西结合的汉语普通语言学理论体系。[7]
（5）汉外对比与研究内容的深化。强调语言的差异与共性研究并重，注重以语义为中心，带动句法和语用研究；对比研究领域扩展到了偏误分析、行为分析、迁移分析、对比语篇分析等领域，跨语言、跨文化研究作为对比分析的基本手段真正得到了广泛应用。
综上所述，汉外对比研究近10年来不断发展，走向繁荣，但繁荣背后有些深层问题应该加以关注。一是如何超越单一微观研究或宏观研究，将两者有机结合；二是如何超越表层性的重复研究，建构汉外语言形式结构与语义结构、表层研究与深层研究相互依存互补的语言统一体，形成“语言形式—语言意义”对比研究的完整链。
五、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近10余年来汉外对比研究已然进入快速发展期，成果丰富；但同时也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汉外对比研究要避免重复研究，还应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将语言研究放到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促进深层语言心理对比研究，构建“意义—形式”语言对比研究的完整学科链。
[ 注 释 ]
[1] 1977年5月在北京语言学院的报告[J].语言教学与研究，1977（2）.
[2] 潘文国.对比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兼论对比研究的二个时期、二个目标和二个层面[J].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3（1）：5-8.
[3] Otto Jesperesen.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M].London：Allen and Unwin，1929.
[4] 潘文国.对比语言学的目标与范围[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1）：25-31.
[5] 齐振海.论“心”的隐喻——基于英、汉语料库的对比研究[J].外语研究，2003（3）：24-29.
[6] 马秉义.汉译英教程新编[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
[7] 潘文国.字本位和汉语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覃侣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