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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放眼岸望京城，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房屋掩映在一片雾霭之中，蜿蜒起伏，自茫茫的一片，已看不出哪是旧房，哪是新房；更看不出哪是闲置的空房，哪是祖孙几代蜗居一室的破旧房子。
在经历了近30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百姓的生活出现了空前的“裂变”。当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用“发展的结果”来评价和反思中国改革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红头文件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什么才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已成为“新民生三大问题”。而在这新民生的三大问题中，“住房贵”又因为和百姓收入的关联度最高、影响他们生活水平的力度最大，而成为民生中的头号难题。在2007年“两会”前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住房已成为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关注度高达75.3％。然而，2007年9月，令人瞩目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结束的消息报道后，与会前公众和媒体对此次会议的期待和热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舆论和百姓的反应却“出奇的冷”。这一反常现象让我们很快想到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被高房价“烫伤”的并不仅仅是占城镇人口“十分之一”的低收入者，而是占了城镇人口七八成的普通百姓。
房价比刘翔跑的还快
今年37岁的李小刚，参加工作13年，两次变换工作单位，2004年调入晋北某县食品药品监督局。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制订他的住房计划。尽管当时县城一套单元楼也就是4－5万元，由于初来乍到，经济基础薄弱，计划过一两年再买房子。到2006年，通过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够了5万元房款，可是到房市一看，房价比两年前提高了一倍，只好放弃，但房子的梦每天都让他寝食不安，恰好单位工资调整，收入也多了，自己暗下决心，明年一定要圆梦。谁料2007年的房价一个劲地猛涨，原来同样大小的房子售价翻倍，几年的住房计划不攻自破。
小李对记者说：“这年头，房价比刘翔跑的还快，我追了三年，没追上!”
上面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小的县城。而在房市被炒得炙手可热的大都市又是一番怎样的境况呢?
在北京某家银行工作的小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现在月收入8000元左右，如果要在北京四环买套9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也要90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吃不喝，房价也不再上涨，也得10年才能给自己置个家。
10年，要不吃不喝，才能安上一个家，然而在中国有多少人的月收入能在8000元以上呢?
记得2006年，在国内不少网站和论坛上盛传的一个“黑色冷笑话”，让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和南京等地的年轻职员们忽然都严肃了起来，他们要一起做一道“解析题”，看看在各地“娶一个老婆的成本究竟是多少”。
南京人答题最快：娶一个南京老婆的成本是人民币70万元。此言一出，一片哗然。这位南京小生的算法也很简单：房屋一套(市区80平米，均价6000元)48万 5万元中等装修 3万元家电及家具(有部分女方以嫁妆形式出资承担) lO万元普通轿车一辆 新马泰港澳或云南、海南度蜜月1.6万 2.4万元的2年谈恋爱吃饭、娱乐和送礼费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不多不少正好是70万元。应该说，这位年轻人的算法除了在轿车和蜜月开支可删可减扣除10万元以外，其他近60万元基本上属于正常。尤其是占开支最大的住房一项，每平米6000元在南京城区内要买到较好的房子已属不易，而80平米的面积等有了小宝贝后连人均3 O平方米的小康标准也没达到。
由此推算，以男方家庭有20万元的家产，他本人年收入5万元来计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讨一个南京中上条件老婆的成本=男方倾家荡产 男人不吃不喝工作lO年。
而时隔一年后，到2007年年底，一路上扬的房价让我们连严肃的勇气都没有了，有的只是迷茫和呆滞。在南京，一年前能用48万元买到的一套房子，已经涨到了62万元。在北京更是高达100多万元。
非常“6 1”：高房价下的无奈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在高房价面前，民众的住房情节从来没有减弱过，房价愈是上涨，渴望有自己住房的愿望愈加强烈。为了有自己的住房，老百姓可以倾一生财力，求亲告友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甚至沦为“房奴”背负沉重债务也在所不惜。
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下属一部门对该市12万对结婚新人的婚房进行了调查，发现有70％的新人因买不起房等原因干脆选择和父母同住，两代人挤一挤照样也要过；而另外的30％新人虽买房结婚，但80％是靠父母资助，最流行和非常普遍的方法就是“六个人买一套房”，即小俩口结婚买房的首付款由双方父母支付，他们自己则负担每月的贷款。
据了解，“6 1”的购房模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外地大学生就业集中的大城市极为普遍。双方父母为儿女买房拿出的首付款，大多是他们数十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作为晚年防老之用的“养命钱”。现在为了儿女们有房结婚，只能把自己晚年的福利“透支”出去。问题是，现在父母为儿女“透支”養房，以后背负“按揭大山”的儿女还有能力赡养父母吗?
27岁的刘高坡是河南省平顶山市人，4年前大学毕业后到重庆长安集团工作。7月份，他在渝北区奔力乡间城，买下套内面积59平方米的小户型。首付6万元，他出4万，父母出2万。然后，自己承担20年每月1200元的月供，剩下千多元用于生活开销。
“我现在一般不敢参加朋友聚会，连肉都吃得少，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原本经济紧张的刘高坡，最近交了女朋友，他不得不为每次约会省出钱来。他说，买房前，他很喜欢和朋友出去聚会，每次要花掉几十元；买房后，他根本不敢随便出去玩，“能省则省”。
“想想今后20年都这样过，确实很难受。”刘高坡对现实很无奈。同时，他对父母也充满愧疚。刘高坡说，全家齐心协力培养他这个大学生，希望帮忙改变家里的窘境。然而，工作后，他不仅无力减轻父母的重担，买房还要从家里拿钱。“不仅我一个人成为‘房奴’，全家都要跟着吃苦。”刘高坡心里一直很自责。想着过年回家都没钱给父母，他已决定春节不回家过年。
民众在住房面前的执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买房的情结，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强烈?深究根由，既有中国民众传统的住房观念，又有中国具体的国情造成了民众的渴望“居者有其屋”。从我国传统的住房观念来看，住宅作为具有个人产权性质的商品不全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居住空间，还意味着某种在物质与精神上可以被代表与继承的财产、财富，这种“属我”的权属财产具备了较为绝对的个人支配权力和人格完整属性，同时能给人以安定、认同及归属感。另外，从婚姻观念看，一些人把自有住房视为衡量事业，婚姻和家庭的一个基本点，认为一 个没有自有住房的人事业就不算成功，就难以维护幸福的婚姻以及稳定的家庭。如此，住房梦在国民心中的强势要求就势在必然。
民生：被房价淘空的和谐基石
这些年房价如酒后驾车，发疯似的飞飙。一些购房者过于相信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力度，抱着房价可能会下降的期盼，结果时机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三、四年过去了，房价不仅没有下降，反倒像坐上了高速列车，在一片“打压”声中依旧马力十足地猛冲。普通民众说起购房，大多数人都望而生畏。说房价-会下跌，很多人缺乏自信。
就在广大群众在为买房子而表现出集体焦虑的时候，有房产商就自曝他们的内心感受。在过去的2007年，有开发商私下说的一句话，成为这一年度最令人震撼的经典名言：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了。或许这位房产商还基本算是有点良心的，知道赚了大家的血汗钱，内心会稍感不安。当然，也有房产商明里暗里都在鄙视为房子发愁的人，“商品房不是给穷人建的”，你说他没良心好像还说不过去，因为他是商人，当然不喜欢做赔本或者低利润的买卖。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现在很多媒体都在为买不起房的人们摇旗呐喊，尽管房价伴随着媒体的呐喊声节节攀高，但是至少让大家从多个角度看到了房价暴涨背后的隐秘“内情”。更加可贵的一点是：大家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了自己的辛苦是怎样被那些钢筋混凝土给“吞”进去的——虽然是极不情愿的。
有关中国房价一路猛涨的原因，专家和学者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是“流动性过剩”，有人认为是“人民币加速升值”造成的。香港经济学家郎成平提出，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和需求面市场化严重过度同时存在，就像两个怪兽扭曲在一起，导致房价一路高涨，真正想买房的百姓却越来越买不起房子。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则认为，房地产市场快速上涨根本原因在于银行信贷快速扩张，让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加上这个市场的价格有政府的隐性担保，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肯定是只涨不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风险为零，必然会促使投资者大量涌入。在房地产企业、银行及投资者一起合力下，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推高也就十分容易了。同时，房地产领域的腐败也是推动房价一路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了解，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要办土地使用、规划许可等5个证，盖20多个公章。只要有公章的地方，就有黑色成本的存在可能。“黑手”们制造的黑色成本，必然要由消费者来埋单，一家业内人士透露，“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能降低15％左右!”这是一笔多大的数字?
不管是那一种原因引起的房价高涨，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并由此使住房问题成为目前“中国城市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实际上，给高房价及住房问题戴上“中国城市最大的不和谐因素”的“高帽”，既不是某个个人的“研究发明”，也不是什么“激进阶层”的“妄言断语”，而是近年来没有“任何利益色彩背景”的一系列民意调查所得出的一致结论。
之前在全国各大媒体公布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No.1》显示，在中国城市居民中，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房价和就业。其中不同规模城市的具体排列为；“大中城市居民最不满意的是房价、治安、就业问题，而中小城市居民则不满意房价、就业和文化休闲”。也就是说，不管是大中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房价都已成为居民“最头疼”的第一大难题。
据介绍，这项关于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的公众调查，是由新华网和中国政务信息网通过网络联合进行的，全国各地有287个城市773325人次积极参与。北京的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联合了数十家研究机构和上百位专家，历时两年调查和研究才完成了这份《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报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其实，在2007年全国和各地“两会”前，一些全国性的调查机构结合当时社会的热点，曾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民意热点调查”。据新华社报道，“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从2006年12月开始对全国16个城市2000位公众的调查显示，老百姓最关注的是住房与物业问题，关注度高达75.3％”。该报道还特别指出，“房价的不断上涨使最基本的需求‘住’成为人们生活的巨大压力。”另外，在全国各地的“两会”前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地方、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住房问题同样高居百姓关注的热点“榜首”，是民众“最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不久前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热点关注指数调查”中，住房问题连续两月位居“北京市民热点领域关注榜的榜首”。而平时被某些官方“调查”排在民生问题前三的就业教育和医疗问题，则分别只排列其中第十位和第三位。住房问题的严峻性和突出性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公众的“感觉”如此，就连以各级党政官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新华社《半月谈》，在其所进行的“八省市百姓关注的和谐社会十大热点”问卷调查中，收到5000份有效答卷中就有4251份把买房贵(与看病贵上学贵一起)列为老百姓关注的社会十大热点的前两位(另一大热点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当前社会最突出的“不和谐之音”之一。实际上，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正是由于高房價直接作用的结果。在2007年8月份公布的广州市统计局万户居民调查网的一项调查也显示，高房价给广州市民造成较大压力，使市民其他生活消费和投资受到严重挤压。
各种各样的民调都毫无疑问地证明，高房价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呼唤房市的理性回归
也许在一个住房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民众都会在购房行为中付出极大的代价，以此去弥补在实验阶段的制度缺陷。在房价问题上，大家都能看到的是：国家从2004年就开始了对房价的宏观调控，几年下来，出台了“国六条”、“国八条”等一系列政策，效果却不明显，房价依然一片大涨。当中国的媒体都能公开地、频繁地、轻松地发表这样的意见时，政府感到的是更大的社会压力。
人们也许还清楚地记得，在2006年3月份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谈及令他“最痛心”的事情时，面对全国亿万电视观众发出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我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但是，中国的总理懂得一个道理，就是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
虽然在这里，国家总理把住房问题和医疗、上学和安全等问题一并作为他“最觉得痛心”的几件大事，但翻开温总理上任以来所发布和实施的一系列政令，人们就不难发现，没有哪个行业像房地产这样，给执行以民为本新的执政理念的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以至于这几年每年国务院和各有关部委、国家管理机构要发布和实施十 几种级别和功能不同的文件，对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引导和调控”。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人们就会发现，这几年仅国务院和各部委有关抑制房价和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的文件至少就有几十种之多。温家宝总理不仅在这些年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每年都有几次用于讨论研究房价、房地产和土地调控等有关房地产专题，而且还多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特别强调。可以说，这几年没有任何行业像房地产这样受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如此“密集的关照”，也很少有像高房价这样的问题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最感觉痛心”而倍加操心。虽然中国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系列举措，在一些“地方诸侯”阳奉阴违下，政策的效应被大大打了折扣，但中央领导要搬倒高房价——这个被数亿市民视为“最大的不和谐因素”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我们注意到2007年11月21日，全国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经验交流会上，建设部副部长齐骥指出，各地要抓紧制定2008年、2009年住房建设计划，明确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两限”普通商品住房、中低价位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等五类住房的建设规模和具体地块，并确保这五类住房用地不低于居住用地的70％。随后，2007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列为2008年经济工作的八项主要任务之一。并明确提出要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廉租住房建设，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着力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住房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在市场化的推演进程中，住宅的民生和公共产品属性再一次被推向前台，并最终得到确认。其实，从十年前的1998年，我们已经发现了并试图对中国房产的过度市场化进行纠错。而此后几乎每一个年度，我们都有相应的信贷和土地调控政策出炉，试图规范和校正房产市场化带来的积弊。这里宣示的是一个责任政府的决意：决意干时空的持续，决意于公民普惠的终极效應。
十多年的纠错，到了开始显现累积效应的时候!
十多年的纠错，到了中国房产利益攸关方对中央政府构建民生住宅的决心保持敬畏的时刻!
“双限房、廉租房、90／70房、规划设计、制度保障……”
无论以民生住宅为基座的中国房产平民时代是多么宏大的一个叙事体系，但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就是一个清晰而温暖的景象：在繁星灿烂的夜晚，每个人都应该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扇观望星空的窗户。
2007年，民众在焦虑与失望中渡过；2008年，他们又将重新举起希望站在寒风中等待……
在经历了近30年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百姓的生活出现了空前的“裂变”。当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用“发展的结果”来评价和反思中国改革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红头文件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什么才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呢?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买房贵、上学贵、看病贵”已成为“新民生三大问题”。而在这新民生的三大问题中，“住房贵”又因为和百姓收入的关联度最高、影响他们生活水平的力度最大，而成为民生中的头号难题。在2007年“两会”前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住房已成为老百姓最关注的话题，关注度高达75.3％。然而，2007年9月，令人瞩目的全国住房工作会议结束的消息报道后，与会前公众和媒体对此次会议的期待和热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舆论和百姓的反应却“出奇的冷”。这一反常现象让我们很快想到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被高房价“烫伤”的并不仅仅是占城镇人口“十分之一”的低收入者，而是占了城镇人口七八成的普通百姓。
房价比刘翔跑的还快
今年37岁的李小刚，参加工作13年，两次变换工作单位，2004年调入晋北某县食品药品监督局。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制订他的住房计划。尽管当时县城一套单元楼也就是4－5万元，由于初来乍到，经济基础薄弱，计划过一两年再买房子。到2006年，通过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够了5万元房款，可是到房市一看，房价比两年前提高了一倍，只好放弃，但房子的梦每天都让他寝食不安，恰好单位工资调整，收入也多了，自己暗下决心，明年一定要圆梦。谁料2007年的房价一个劲地猛涨，原来同样大小的房子售价翻倍，几年的住房计划不攻自破。
小李对记者说：“这年头，房价比刘翔跑的还快，我追了三年，没追上!”
上面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小小的县城。而在房市被炒得炙手可热的大都市又是一番怎样的境况呢?
在北京某家银行工作的小陈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现在月收入8000元左右，如果要在北京四环买套9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也要90万元。也就是说，如果他不吃不喝，房价也不再上涨，也得10年才能给自己置个家。
10年，要不吃不喝，才能安上一个家，然而在中国有多少人的月收入能在8000元以上呢?
记得2006年，在国内不少网站和论坛上盛传的一个“黑色冷笑话”，让生活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和南京等地的年轻职员们忽然都严肃了起来，他们要一起做一道“解析题”，看看在各地“娶一个老婆的成本究竟是多少”。
南京人答题最快：娶一个南京老婆的成本是人民币70万元。此言一出，一片哗然。这位南京小生的算法也很简单：房屋一套(市区80平米，均价6000元)48万 5万元中等装修 3万元家电及家具(有部分女方以嫁妆形式出资承担) lO万元普通轿车一辆 新马泰港澳或云南、海南度蜜月1.6万 2.4万元的2年谈恋爱吃饭、娱乐和送礼费用，所有这些加在一起，不多不少正好是70万元。应该说，这位年轻人的算法除了在轿车和蜜月开支可删可减扣除10万元以外，其他近60万元基本上属于正常。尤其是占开支最大的住房一项，每平米6000元在南京城区内要买到较好的房子已属不易，而80平米的面积等有了小宝贝后连人均3 O平方米的小康标准也没达到。
由此推算，以男方家庭有20万元的家产，他本人年收入5万元来计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讨一个南京中上条件老婆的成本=男方倾家荡产 男人不吃不喝工作lO年。
而时隔一年后，到2007年年底，一路上扬的房价让我们连严肃的勇气都没有了，有的只是迷茫和呆滞。在南京，一年前能用48万元买到的一套房子，已经涨到了62万元。在北京更是高达100多万元。
非常“6 1”：高房价下的无奈选择
需要说明的是，在高房价面前，民众的住房情节从来没有减弱过，房价愈是上涨，渴望有自己住房的愿望愈加强烈。为了有自己的住房，老百姓可以倾一生财力，求亲告友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甚至沦为“房奴”背负沉重债务也在所不惜。
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下属一部门对该市12万对结婚新人的婚房进行了调查，发现有70％的新人因买不起房等原因干脆选择和父母同住，两代人挤一挤照样也要过；而另外的30％新人虽买房结婚，但80％是靠父母资助，最流行和非常普遍的方法就是“六个人买一套房”，即小俩口结婚买房的首付款由双方父母支付，他们自己则负担每月的贷款。
据了解，“6 1”的购房模式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外地大学生就业集中的大城市极为普遍。双方父母为儿女买房拿出的首付款，大多是他们数十年一点一滴积攒下来作为晚年防老之用的“养命钱”。现在为了儿女们有房结婚，只能把自己晚年的福利“透支”出去。问题是，现在父母为儿女“透支”養房，以后背负“按揭大山”的儿女还有能力赡养父母吗?
27岁的刘高坡是河南省平顶山市人，4年前大学毕业后到重庆长安集团工作。7月份，他在渝北区奔力乡间城，买下套内面积59平方米的小户型。首付6万元，他出4万，父母出2万。然后，自己承担20年每月1200元的月供，剩下千多元用于生活开销。
“我现在一般不敢参加朋友聚会，连肉都吃得少，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原本经济紧张的刘高坡，最近交了女朋友，他不得不为每次约会省出钱来。他说，买房前，他很喜欢和朋友出去聚会，每次要花掉几十元；买房后，他根本不敢随便出去玩，“能省则省”。
“想想今后20年都这样过，确实很难受。”刘高坡对现实很无奈。同时，他对父母也充满愧疚。刘高坡说，全家齐心协力培养他这个大学生，希望帮忙改变家里的窘境。然而，工作后，他不仅无力减轻父母的重担，买房还要从家里拿钱。“不仅我一个人成为‘房奴’，全家都要跟着吃苦。”刘高坡心里一直很自责。想着过年回家都没钱给父母，他已决定春节不回家过年。
民众在住房面前的执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买房的情结，为什么会表现得如此强烈?深究根由，既有中国民众传统的住房观念，又有中国具体的国情造成了民众的渴望“居者有其屋”。从我国传统的住房观念来看，住宅作为具有个人产权性质的商品不全是一种物理意义上的居住空间，还意味着某种在物质与精神上可以被代表与继承的财产、财富，这种“属我”的权属财产具备了较为绝对的个人支配权力和人格完整属性，同时能给人以安定、认同及归属感。另外，从婚姻观念看，一些人把自有住房视为衡量事业，婚姻和家庭的一个基本点，认为一 个没有自有住房的人事业就不算成功，就难以维护幸福的婚姻以及稳定的家庭。如此，住房梦在国民心中的强势要求就势在必然。
民生：被房价淘空的和谐基石
这些年房价如酒后驾车，发疯似的飞飙。一些购房者过于相信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力度，抱着房价可能会下降的期盼，结果时机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三、四年过去了，房价不仅没有下降，反倒像坐上了高速列车，在一片“打压”声中依旧马力十足地猛冲。普通民众说起购房，大多数人都望而生畏。说房价-会下跌，很多人缺乏自信。
就在广大群众在为买房子而表现出集体焦虑的时候，有房产商就自曝他们的内心感受。在过去的2007年，有开发商私下说的一句话，成为这一年度最令人震撼的经典名言：现在楼盘的利润率已经高到让我们不好意思的程度了。或许这位房产商还基本算是有点良心的，知道赚了大家的血汗钱，内心会稍感不安。当然，也有房产商明里暗里都在鄙视为房子发愁的人，“商品房不是给穷人建的”，你说他没良心好像还说不过去，因为他是商人，当然不喜欢做赔本或者低利润的买卖。
令人稍感欣慰的是，现在很多媒体都在为买不起房的人们摇旗呐喊，尽管房价伴随着媒体的呐喊声节节攀高，但是至少让大家从多个角度看到了房价暴涨背后的隐秘“内情”。更加可贵的一点是：大家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了自己的辛苦是怎样被那些钢筋混凝土给“吞”进去的——虽然是极不情愿的。
有关中国房价一路猛涨的原因，专家和学者众说不一。有人认为是“流动性过剩”，有人认为是“人民币加速升值”造成的。香港经济学家郎成平提出，供给面市场化严重不足和需求面市场化严重过度同时存在，就像两个怪兽扭曲在一起，导致房价一路高涨，真正想买房的百姓却越来越买不起房子。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则认为，房地产市场快速上涨根本原因在于银行信贷快速扩张，让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加上这个市场的价格有政府的隐性担保，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的价格肯定是只涨不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风险为零，必然会促使投资者大量涌入。在房地产企业、银行及投资者一起合力下，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推高也就十分容易了。同时，房地产领域的腐败也是推动房价一路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了解，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要办土地使用、规划许可等5个证，盖20多个公章。只要有公章的地方，就有黑色成本的存在可能。“黑手”们制造的黑色成本，必然要由消费者来埋单，一家业内人士透露，“如果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的成本能降低15％左右!”这是一笔多大的数字?
不管是那一种原因引起的房价高涨，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老百姓买不起房子。并由此使住房问题成为目前“中国城市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实际上，给高房价及住房问题戴上“中国城市最大的不和谐因素”的“高帽”，既不是某个个人的“研究发明”，也不是什么“激进阶层”的“妄言断语”，而是近年来没有“任何利益色彩背景”的一系列民意调查所得出的一致结论。
之前在全国各大媒体公布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No.1》显示，在中国城市居民中，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房价和就业。其中不同规模城市的具体排列为；“大中城市居民最不满意的是房价、治安、就业问题，而中小城市居民则不满意房价、就业和文化休闲”。也就是说，不管是大中城市还是中小城市，房价都已成为居民“最头疼”的第一大难题。
据介绍，这项关于中国城市生活质量的公众调查，是由新华网和中国政务信息网通过网络联合进行的，全国各地有287个城市773325人次积极参与。北京的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组织联合了数十家研究机构和上百位专家，历时两年调查和研究才完成了这份《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报告》。报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其实，在2007年全国和各地“两会”前，一些全国性的调查机构结合当时社会的热点，曾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民意热点调查”。据新华社报道，“根据中国社会调查所从2006年12月开始对全国16个城市2000位公众的调查显示，老百姓最关注的是住房与物业问题，关注度高达75.3％”。该报道还特别指出，“房价的不断上涨使最基本的需求‘住’成为人们生活的巨大压力。”另外，在全国各地的“两会”前的民意调查中，大多数地方、尤其是一些大中城市，住房问题同样高居百姓关注的热点“榜首”，是民众“最关注的焦点问题”。
在不久前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热点关注指数调查”中，住房问题连续两月位居“北京市民热点领域关注榜的榜首”。而平时被某些官方“调查”排在民生问题前三的就业教育和医疗问题，则分别只排列其中第十位和第三位。住房问题的严峻性和突出性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公众的“感觉”如此，就连以各级党政官员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新华社《半月谈》，在其所进行的“八省市百姓关注的和谐社会十大热点”问卷调查中，收到5000份有效答卷中就有4251份把买房贵(与看病贵上学贵一起)列为老百姓关注的社会十大热点的前两位(另一大热点为收入差距扩大)，是当前社会最突出的“不和谐之音”之一。实际上，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正是由于高房價直接作用的结果。在2007年8月份公布的广州市统计局万户居民调查网的一项调查也显示，高房价给广州市民造成较大压力，使市民其他生活消费和投资受到严重挤压。
各种各样的民调都毫无疑问地证明，高房价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社会最大的不和谐因素。
呼唤房市的理性回归
也许在一个住房制度不健全的国家，民众都会在购房行为中付出极大的代价，以此去弥补在实验阶段的制度缺陷。在房价问题上，大家都能看到的是：国家从2004年就开始了对房价的宏观调控，几年下来，出台了“国六条”、“国八条”等一系列政策，效果却不明显，房价依然一片大涨。当中国的媒体都能公开地、频繁地、轻松地发表这样的意见时，政府感到的是更大的社会压力。
人们也许还清楚地记得，在2006年3月份全国“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谈及令他“最痛心”的事情时，面对全国亿万电视观众发出语重心长的肺腑之言：“我最觉得痛心的问题是在我这三年的工作中，还没能够把人民最关心的医疗、上学、住房、安全等各方面问题解决得更好。但是，中国的总理懂得一个道理，就是知难不难，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永不退缩，不言失败。”
虽然在这里，国家总理把住房问题和医疗、上学和安全等问题一并作为他“最觉得痛心”的几件大事，但翻开温总理上任以来所发布和实施的一系列政令，人们就不难发现，没有哪个行业像房地产这样，给执行以民为本新的执政理念的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带来如此之多的麻烦，以至于这几年每年国务院和各有关部委、国家管理机构要发布和实施十 几种级别和功能不同的文件，对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引导和调控”。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人们就会发现，这几年仅国务院和各部委有关抑制房价和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方面的文件至少就有几十种之多。温家宝总理不仅在这些年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每年都有几次用于讨论研究房价、房地产和土地调控等有关房地产专题，而且还多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特别强调。可以说，这几年没有任何行业像房地产这样受到中国政府最高领导层如此“密集的关照”，也很少有像高房价这样的问题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因为“最感觉痛心”而倍加操心。虽然中国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调控的系列举措，在一些“地方诸侯”阳奉阴违下，政策的效应被大大打了折扣，但中央领导要搬倒高房价——这个被数亿市民视为“最大的不和谐因素”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
同时，我们注意到2007年11月21日，全国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经验交流会上，建设部副部长齐骥指出，各地要抓紧制定2008年、2009年住房建设计划，明确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两限”普通商品住房、中低价位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等五类住房的建设规模和具体地块，并确保这五类住房用地不低于居住用地的70％。随后，2007年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着力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列为2008年经济工作的八项主要任务之一。并明确提出要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廉租住房建设，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着力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住房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在市场化的推演进程中，住宅的民生和公共产品属性再一次被推向前台，并最终得到确认。其实，从十年前的1998年，我们已经发现了并试图对中国房产的过度市场化进行纠错。而此后几乎每一个年度，我们都有相应的信贷和土地调控政策出炉，试图规范和校正房产市场化带来的积弊。这里宣示的是一个责任政府的决意：决意干时空的持续，决意于公民普惠的终极效應。
十多年的纠错，到了开始显现累积效应的时候!
十多年的纠错，到了中国房产利益攸关方对中央政府构建民生住宅的决心保持敬畏的时刻!
“双限房、廉租房、90／70房、规划设计、制度保障……”
无论以民生住宅为基座的中国房产平民时代是多么宏大的一个叙事体系，但在普通民众的眼里就是一个清晰而温暖的景象：在繁星灿烂的夜晚，每个人都应该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扇观望星空的窗户。
2007年，民众在焦虑与失望中渡过；2008年，他们又将重新举起希望站在寒风中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