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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省唐山市突然发生了7.8级的强烈地震。这个拥有煤炭、钢铁、陶瓷、水泥等工业，有近百万人口的重镇顷刻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当时，我是空军驻唐山第6军政委，亲自经历了地震的前前后后这段与天灾地祸搏斗，与死亡和苦难奋争的日子。作为一个幸存者，我目睹了地震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多么无情和残酷，更加难忘的是我们的干部战士在震中震后与灾难斗争中，那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一
1976年7月27日晚，天气异常的闷热。这天我睡得很晚。28日凌晨，我刚入睡不久，突然一阵强烈的震动把我晃醒，接着又被狠狠地从床上抛到地上，房屋在剧烈地晃动，满屋弥漫着尘埃，呛得我睁不开眼，在朦胧中我意识到：这是地震。这时我想站却站不起来，想出去却又打不开门，心想这下可能要去见马克思了。
几分钟后，震动停止了。幸亏我们住的是一栋比较坚固的平房，没有被震倒，才幸免于难。这时我听到房外有人在喊：政委，政委。当我听清了是公务班的同志才稍有些清醒。在公务班同志的帮助下，我和老伴从窗户跳了出去。
出来以后，看到的是一幕凄惨情景。夜色中，除了我们住的一排房子没有倒外，前后左右，都成了一片废墟。眼前的情景使我心里一阵着急：军机关怎么样了？几位军领导怎么样了？1000多名干部战士、家属职工怎么样了？现在该怎么办？这些就象过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迅速交替出现。我急于要找到人，只要有了人，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
此时，天空一片乌黑。我和老伴，还有一名公务员，摸黑到处查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整个军部大院上千人被压埋在倒塌的房屋下，有的在呼救，有的已经没有响声了。无论走到哪里，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哪里就有痛苦的呼救声：政委快救救我吧！他们的每一声呼唤都象刀子刺在我心上一样。地震以后，在屋子里的人几乎都被倒塌的房屋堵在废墟里，有幸活着的人，醒来后能爬就爬出来了，有的虽然活着，却被压住了腿、手或是身子。此时他们多么希望有人来救他们呀！我所到之处，凡是能马上救出来的，我与老伴就拼命地扒开碎砖瓦块救他们出来，不能马上救出来的，只好安慰他们：再坚持一会，我马上召集人来救你们。
查看以后，我们来到军机关的篮球场。这里四周没有大的建筑物，是一块安全区。一会儿，副政委贺芳齐、李建明和参谋长刘绍文先后都来了。大家都是刚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一出来就赶到这里。李建明是在政治学院学习，回来休暑假的，没想到正好赶上了地震。他和老伴从倒塌的屋中爬出来，又救出一个炊事员和一个司机后，才来到这块安全区的。
大家见面后，只是相互之间简单地问候一下，就再也没有提起有关自己和家庭的事了。我们几个人立即召开了临时紧急常委会，研究如何采取措施。往日大家见面那种谈笑风生的情景此时消失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显示了严峻的神情，心里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残酷的现实，是一个被地震完全破坏了的烂摊子，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碰了情况，一致认为眼下最紧迫的是沟通与外界的联系和立即组织力量救人。大家商量以后，迅速作出决定：由我们几个人组成临时指挥部，指挥当时的急救工作，派贺芳齐副政委马上赶往唐山机场，一是通过那里的通信设备向北京报告灾情，因当时军部通信设备已全部瘫痪；二是组织力量来军部救援。
正在这时，唐山市委领导车振明来到军部，请求我们派人去丰润县，通过那里向北京的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同时要求派1辆车，装上高音喇叭，以市委的名义宣传，安抚民心，号召市民起来自救和互救。震后市区里很乱，一些群众不知所措，没有人组织他们救物救人，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乘机抢劫，发不义之财。所以必须做好宣传、安抚和组织工作，组织群众抢救伤员和保护国家和个人财产。我们立即决定由通信处长李培元去丰润县与北京联络，同时马上组织车辆上街宣传。
布置完这些事情，时间还不到凌晨4时。
二
地震后不多会儿就下起了小雨。抢险救灾战斗就在沉沉夜色和蒙蒙细雨中紧张地进行着。
首先要解决的是车辆的组织。但停放在车库里的车全部被压在倒塌的废墟里，只有几辆停放在临时搭起的简易棚子里的吉普车幸免。有的简易棚子也被震倒了，好在是用较轻的材料搭成的，才没有把车压坏。
司机的住房距离车棚不远，也倒了，司机们几乎都被压在了里面，有几个同志刚刚爬出来，都已被砸成重伤。
车有了，可是没有司机也不行呀。贺副政委焦急地喊：“谁能出车！”
“我能出车！”喊出这一声的是一位刚刚爬出来满脸是血的战士。
这个战士叫任鸣，当时才20岁。他被震醒以后，摇摇晃晃地向外冲时，一只脚刚刚迈出门坎，房子“哗”的一下子倒了，他的身子被碎砖瓦块埋住，只有右臂和头露在外面，眉骨被砸开了一个3厘米长的口子，头部3处受伤，鲜血直流。他忍住疼痛，奋力扒开胸前的砖头瓦块，艰难地爬了出来。当他听到贺副政委的喊声后，忍住剧烈的疼痛，双手撑地，用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
贺副政委看到任鸣满脸是血，握住他的手问：“能行吗？”
“能行！”任鸣说完，拖着受伤的身体，一步一步艰难地向车棚走去。当他坐在驾驶椅子上后，身子坐不直，靠不住椅背，他就用坐椅上的大毛巾把自己的腰缠在椅子上。后来才知道他的腰椎骨骨折了。他这种舍生忘死、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高尚精补，深深地感动了大家。这件事是我最难忘的，至今仍记忆犹新。
这时余震不断，大家一起动手，找来大木头，支撑起已倒塌的车棚顶，任鸣把车发动着，刚刚倒出来，又一次6级以上的余震再次将车棚震倒。
地震发生后的第19分钟，4时零1分，任鸣驾车载着贺副政委穿过弥漫的烟尘，在通往机场的道路上急驰。
接着，我们又抢出一辆车，安上用电影喇叭改成的扩音器，载着市委的两个同志，沿街喊话、宣传，做安定群众的工作。 经过18分钟的急驶，任鸣和贺副政委赶到了唐山机场，贺副政委立即向机场的有关干部下达了命令。与北京沟通联系，向北京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报告了唐山地震的灾情。驻机场的部队在帮助驻地附近的群众脱险后，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市区。
三
28日拂晓，从四面八方开来的救灾大军，如飞兵飞将，火速到达唐山。
约4时半，第1批赶到军部的是唐山机场的航空兵第24师72团的30多人。地震同样使他们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他们一接到命令，立刻抽出30多人，率先赶到军部，支援军部的救灾，5时，第2批的200多人赶来了。他们是由唐山场站和驻场部队分别抽人组成的，到达后即被派去抢救唐山地、市机关。我们考虑，当地群众也受到很大的损失，需要尽快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自救，群众不能没有领导者，要把地市机关特别是领导同志抢救出来，去组织广大群众自救。
继后，第3批驻唐山场站的200多名官兵先后赶到。我们指派一部分人由空24师副师长李虎坡带领，抢救军部通信营和机关大楼，要求他们尽最大可能抢救出更多的设备和有关资料。另一部分去地方机关，增援那里的救灾部队。
天亮不久，唐山师范学院来人告急求援。我们立即把刚赶到的雷达营150人全派去，帮助他们抢救伤员。
驻大泽市的空军高炮第2师的800多人，在副师长叶腾、团参谋长张宛度的带领下，驱车急速地往唐山奔，赶到距唐山市区不远的滦河时，河上的桥被震坏了，不能通过汽车，他们为了赶时间，800多人涉水过河，徒步跑到市区。到了以后，他们不顾长途急行军的疲劳，一刻也没有休息就投入了紧张的抢险救灾战斗。
28日下午，空24师驻遵化县的部队赶到了。他们一下汽车就参加了抢救市委机关和招待所的战斗。这次地震军部机关营房几乎全部被震倒，抢救任务很重，陆军38军首长知道后，29日主动派来1个营的兵力，帮助抢救军部招待所；66军首长也派炮兵团来帮助军部的抢救工作。
许许多多这样的兄弟部队之间、军地之间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的情景到处可以看到。
“哪里有人民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在唐山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广大指战员牢记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他们就冲向哪里。地震破坏了一个自然世界，同时也塑造了一个个同自然灾害英勇斗争的英雄群体。很多同志在地震中受了伤，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很多同志为了能尽快救出被压在废墟里的战友和群众，没有工具，就用双手扒，有的扒掉了皮，鲜血直流，仍然不停。象任鸣那样的战士比比皆是，到处可见。女话务员高东丽，地震发生时她正在总机房值班，她的前方不到两米远就是房门，是可以冲出去的，在她身旁一米远处就有一张三屉桌，完全可以躲到下面去，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她首先想到的是把震情报告出去！在地光闪闪，地声轰鸣，剧烈的抖动把总机台震得来回摇晃，房顶上的瓦块噼哩啪啦地往下砸的情况下，她临危不惧，以闪电般的动作把塞子插进机板上的塞号孔内，扳动电键，接通了好几个电话，向首长和部队报警……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总机房倒塌了，高东丽被埋在了里面。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才20岁。通信处长李培元，当临时指挥部让他到丰润县城执行任务时，他二话没说，立即上路。后来才知道，那时他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已经被地震夺去了生命，他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顽强地去执行任务。机要处长朱正兴，为了保住被废墟埋住的密码，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坚持住在摇摇欲倒的房屋旁，直到挖出密码。
他们，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姓名的无名英雄们，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抗震救灾的丰碑上将永远铭刻他们的英名。
四
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各级领导、机关对唐山的灾情非常关心，纷纷前来慰问，帮助指导抢险救灾。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主席来到唐山市，深入厂矿、居民区和机关慰问，带来了党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
陈锡联副总理风尘仆仆赶到军部接见了全体同志，他指示我们要加强震后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象辽沈战役那样不吃人民的一个苹果，要对人民和国家财产秋毫无犯。他鼓励大家要有决心重建家园。河北省省委书记刘子厚也来到军部慰问，对日夜坚持抢险救灾的部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部队积极参加抢险救灾，给灾区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安慰，群众感到有部队在就有了主心骨；战胜灾难的信心就更足了。北京军区的秦基伟政委、迟浩田副政委也专程赶到军部慰问。空军副政委黄立清、北空政委赵兰田来到唐山后在军部住下，具体指导救灾工作，协助解决问题。党政军各级领导和机关的亲切关怀，给了广大干部战士极大的鼓舞。
地震使军部指挥所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通信几乎全部瘫痪，一度中断了对所属部队的联系和指挥，军区空军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立即接替了指挥，同时又向灾区派出了前指，统一指挥唐山地区空军部队和赴灾区救灾的空军部队。当时军区空军所有部队都组成了两套班子，一个组织正常的战备训练和日常工作，一个是支援灾区，保证不断有部队开往灾区，这在当时是非常及时的。
到了8月中旬，救灾工作基本告一段落。8月15日，军党委常委开会，通报了军部灾情。军部共亡军人186人，家属178人，职工4人。砸伤的领导同志有张朝一副军长、阮济舟副军长、政治部常裕主任、刘福山副参谋长。牺牲的有后勤部白胜君部长、董治中副政委。常委会总结了前一段救灾的情况，同时分析了当时形势，明确了下一步主要抓好的几项工作：一是加强对机关恢复工作的组织领导，强调讲团结、守纪律。二是迅速组织力量恢复飞行训练和战备工作，担负起对部队的指挥任务。由曾广富副军长（当时没有军长）组织指挥班子，并根据北空首长指示，指挥班子暂时转移到遵化县党峪镇附近山沟里的指挥所，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尽快恢复部队的飞行训练和担负起战备任务，这是一个大问题。三是继续抗震救灾，除恢复军部以外，还要帮助群众和地方机关。这几项工作中，驻遵化县党峪的战备值班和驻唐山的抢险救灾是两个重点，我们指定了专人负责，其他常委也都作了具体分工。 五
地震以后，唐山市的群众和军部的许多伤员聚集到了唐山机场，因为当时余震不断，袭扰着群众，只有机场这块大空地群众感到是安全的，所以市区里的群众“一窝蜂”地向机场拥来，一天竟达几千人。那几天我们每天都要到机场看看，要求场站想方设法安排群众和伤员的食宿。
大批伤员的出现，给抢救治疗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医疗队没有到达之前，军区空后立即组织了驻唐山附近的几个单位的卫生队到达场站，临时搭棚接待伤员，实施战时救护，前后共处理伤员1.1万多人。但因群众和伤员太多，条件有限，有一部分群众和伤员仍在露天被雨淋着；有的伤员伤情正在恶化；因天气潮湿，一些传染病正在扩散；数千人的吃饭、住宿、穿用都非常困难，情况相当严重。
驻机场的军区空军前指把这里的情况报告了北京，中央十分重视。当时铁路和公路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解不了燃眉之急，因此上级决定开辟空中交通，通过空中运送伤员到全国各地治疗，以及运送来往的有关人员和救灾物资。
唐山机场是唐山唯一的空中码头，机场的好坏至关重要。震后的唐山机场，跑道基本没有损坏，但是还能不能用？大家心里没底，因此北京决定冒险试飞。就在接到报告的当天上午，1架飞机从北京起飞，到达唐山市上空后，盘旋了几圈，然后对准跑道，准确下滑，飞机安全着陆，试飞成功了。从此，唐山机场高速运转起来，机场上空的引擎轰鸣声彻夜不停。
机场要运转起来，各项后勤保障工作都必须跟上，通信、指挥、导航、地面保障等等，少了哪项都不行，唐山场站在北空前指指挥下，空94师副师长李虎坡、站长李福侦带领全体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地完成保障任务。
远距导航台被震倒了，机器被砸坏，导航员也被堵在倒塌的房屋里，他从里面爬出来后，带伤抢修好机器，保证了飞行导航。这位导航员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象他这样的无名英雄在抗震救灾中实在太多太多了。
夜间起降飞机需要跑道指示灯，可是机场断电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场站的同志们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千方百计收集了几百盏马灯，用来代替跑道灯，一直到机场有了电。那些日子非常艰苦，大家吃不好，睡不好，白天日晒雨淋，晚上蚊虫叮咬，可是大家谁也没有叫一声苦，喊一声累，没有一个退下来的。
塔台指挥员比较少，有时一个指挥员需要一天24小时连轴转，当时参加空投空运的飞机有13种之多，很多是没有计划安排，临时飞来或飞走的。在紧急抢运的前10天，在唐山机场起降的飞机达1943架次，平均每天近200架次，最多的一天达到354架次，有时每架次之间只隔26秒钟。指挥员沉着指挥，准确引导，嗓子喊哑了，眼睛熬红了，仍然坚守岗位，没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保证了飞行安全。所以能这样，除了指挥员高超的指挥才能，那就是他们有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感。
负责地面保障的同志也一样，有的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只要有任务他们就随时出动，坚决完成任务。8月8日夜间，有859名伤员要马上抬进7架飞机运走，刚刚卸完一批物资的同志们还没有喘口气，在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立即出动，一鼓作气，只用了1小时就把伤员全部抬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升空了，可是很多同志一装完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在10天时间中，保障1943架次救灾飞机的安全起降，运送伤员从17万余人和大批的救灾物资。这在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机场或许不算什么，可是在刚刚遭受了严重地震破坏的唐山机场，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机场的其他设施也遭到很严重的破坏，供水供电供油都非常困难，连人的基本生活都很难保障。当时河北省委、北京军区和北空前指到震区以后都住在机场，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中心”，又给机场的后勤保障加上了一份担子，指挥中心的食宿、交通、通信等都要重点保证。所以，场站除了组织恢复指挥所和保障飞行外，就是想尽办法，排除困难，保证救灾指挥中心顺利开展工作，而每一项工作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为了保证在机场的部队和地方的各类车辆用油，北京军区立即帮助我们组织十几辆车，连续七天七夜不停地运送油料900多吨，保证了机场的用油。
在地震后的短短几天里，来自全国各地50多个单位的五六千工作人员，在机场成立了办事机构，3万多名受灾群众拥进了机场，还有来来往往的慰问人员，他们的用水、吃饭和医疗是当时最大难题。在其他单位还没有立灶起伙前，场站先发给大家一些饼干和从外地运来的熟食品，接着尽快组织了26个伙食单位露天起灶做饭，场站5名饮事员，一天工作达19小时。有一天，熬了65锅稀饭，他们自己一口也没喝，全部供给受灾群众。机场成立了招待所，在帐篷里铺设若干床板，专门接待上级来往人员的食宿。因为没有电，自来水抽不上来，幸好在机场内有两口压水井，他们便组织4台汽车给群众送水，每天供水量达2500余吨，临时解决了用水困难。
地震以后，机场以“抗震救灾指挥部”为中心，成了全市繁忙的地方，人多、车多，车辆和人员交杂一起，川流不息。机场恢复飞行后，全国各地通过空运来支援救灾的人员来往很多，跑道两侧，物资堆积、车辆停留，严重地影响和威胁着飞行安全。在前指指挥下，我们在组织飞行指挥上，分成了直升机、专机、空投3个组。同时，将机场跑道附近划片分成兰大块，跑道北头停机坪停放直升机，供直升机起降使用；南头停机坪停放运输机转运伤员；中间停机坪主要是装卸物资，群众都撤离机场跑道，转到营区内。这样调整，将飞机、物资、人员分开，互不干扰，保证了快装快运。对中央慰问团以及河北省委、北京军区指挥抢险救灾的领导机构驻地增设了岗哨，加强了警卫。场站还派出专人在各个路口指挥车辆。那段时间，上万台车次出入机场，几千万吨物资运进运出，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在抗震救灾期间，唐山场站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河北省委、北京军区、空军党委等上级领导机关给予很高的评价。为了表彰唐山场站在抗震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央军委于1977年4月30日发布嘉奖令，授予他们“抗震救灾模范场站”的荣誉称号。
（慕安 整理）
当时，我是空军驻唐山第6军政委，亲自经历了地震的前前后后这段与天灾地祸搏斗，与死亡和苦难奋争的日子。作为一个幸存者，我目睹了地震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是多么无情和残酷，更加难忘的是我们的干部战士在震中震后与灾难斗争中，那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一
1976年7月27日晚，天气异常的闷热。这天我睡得很晚。28日凌晨，我刚入睡不久，突然一阵强烈的震动把我晃醒，接着又被狠狠地从床上抛到地上，房屋在剧烈地晃动，满屋弥漫着尘埃，呛得我睁不开眼，在朦胧中我意识到：这是地震。这时我想站却站不起来，想出去却又打不开门，心想这下可能要去见马克思了。
几分钟后，震动停止了。幸亏我们住的是一栋比较坚固的平房，没有被震倒，才幸免于难。这时我听到房外有人在喊：政委，政委。当我听清了是公务班的同志才稍有些清醒。在公务班同志的帮助下，我和老伴从窗户跳了出去。
出来以后，看到的是一幕凄惨情景。夜色中，除了我们住的一排房子没有倒外，前后左右，都成了一片废墟。眼前的情景使我心里一阵着急：军机关怎么样了？几位军领导怎么样了？1000多名干部战士、家属职工怎么样了？现在该怎么办？这些就象过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迅速交替出现。我急于要找到人，只要有了人，其他问题就好解决了。
此时，天空一片乌黑。我和老伴，还有一名公务员，摸黑到处查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整个军部大院上千人被压埋在倒塌的房屋下，有的在呼救，有的已经没有响声了。无论走到哪里，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哪里就有痛苦的呼救声：政委快救救我吧！他们的每一声呼唤都象刀子刺在我心上一样。地震以后，在屋子里的人几乎都被倒塌的房屋堵在废墟里，有幸活着的人，醒来后能爬就爬出来了，有的虽然活着，却被压住了腿、手或是身子。此时他们多么希望有人来救他们呀！我所到之处，凡是能马上救出来的，我与老伴就拼命地扒开碎砖瓦块救他们出来，不能马上救出来的，只好安慰他们：再坚持一会，我马上召集人来救你们。
查看以后，我们来到军机关的篮球场。这里四周没有大的建筑物，是一块安全区。一会儿，副政委贺芳齐、李建明和参谋长刘绍文先后都来了。大家都是刚从废墟里爬出来的，一出来就赶到这里。李建明是在政治学院学习，回来休暑假的，没想到正好赶上了地震。他和老伴从倒塌的屋中爬出来，又救出一个炊事员和一个司机后，才来到这块安全区的。
大家见面后，只是相互之间简单地问候一下，就再也没有提起有关自己和家庭的事了。我们几个人立即召开了临时紧急常委会，研究如何采取措施。往日大家见面那种谈笑风生的情景此时消失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显示了严峻的神情，心里明白，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残酷的现实，是一个被地震完全破坏了的烂摊子，等待着我们的将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碰了情况，一致认为眼下最紧迫的是沟通与外界的联系和立即组织力量救人。大家商量以后，迅速作出决定：由我们几个人组成临时指挥部，指挥当时的急救工作，派贺芳齐副政委马上赶往唐山机场，一是通过那里的通信设备向北京报告灾情，因当时军部通信设备已全部瘫痪；二是组织力量来军部救援。
正在这时，唐山市委领导车振明来到军部，请求我们派人去丰润县，通过那里向北京的党中央、国务院报告情况，同时要求派1辆车，装上高音喇叭，以市委的名义宣传，安抚民心，号召市民起来自救和互救。震后市区里很乱，一些群众不知所措，没有人组织他们救物救人，还有一些不法分子，乘机抢劫，发不义之财。所以必须做好宣传、安抚和组织工作，组织群众抢救伤员和保护国家和个人财产。我们立即决定由通信处长李培元去丰润县与北京联络，同时马上组织车辆上街宣传。
布置完这些事情，时间还不到凌晨4时。
二
地震后不多会儿就下起了小雨。抢险救灾战斗就在沉沉夜色和蒙蒙细雨中紧张地进行着。
首先要解决的是车辆的组织。但停放在车库里的车全部被压在倒塌的废墟里，只有几辆停放在临时搭起的简易棚子里的吉普车幸免。有的简易棚子也被震倒了，好在是用较轻的材料搭成的，才没有把车压坏。
司机的住房距离车棚不远，也倒了，司机们几乎都被压在了里面，有几个同志刚刚爬出来，都已被砸成重伤。
车有了，可是没有司机也不行呀。贺副政委焦急地喊：“谁能出车！”
“我能出车！”喊出这一声的是一位刚刚爬出来满脸是血的战士。
这个战士叫任鸣，当时才20岁。他被震醒以后，摇摇晃晃地向外冲时，一只脚刚刚迈出门坎，房子“哗”的一下子倒了，他的身子被碎砖瓦块埋住，只有右臂和头露在外面，眉骨被砸开了一个3厘米长的口子，头部3处受伤，鲜血直流。他忍住疼痛，奋力扒开胸前的砖头瓦块，艰难地爬了出来。当他听到贺副政委的喊声后，忍住剧烈的疼痛，双手撑地，用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
贺副政委看到任鸣满脸是血，握住他的手问：“能行吗？”
“能行！”任鸣说完，拖着受伤的身体，一步一步艰难地向车棚走去。当他坐在驾驶椅子上后，身子坐不直，靠不住椅背，他就用坐椅上的大毛巾把自己的腰缠在椅子上。后来才知道他的腰椎骨骨折了。他这种舍生忘死、为他人不惜牺牲自己的高尚精补，深深地感动了大家。这件事是我最难忘的，至今仍记忆犹新。
这时余震不断，大家一起动手，找来大木头，支撑起已倒塌的车棚顶，任鸣把车发动着，刚刚倒出来，又一次6级以上的余震再次将车棚震倒。
地震发生后的第19分钟，4时零1分，任鸣驾车载着贺副政委穿过弥漫的烟尘，在通往机场的道路上急驰。
接着，我们又抢出一辆车，安上用电影喇叭改成的扩音器，载着市委的两个同志，沿街喊话、宣传，做安定群众的工作。 经过18分钟的急驶，任鸣和贺副政委赶到了唐山机场，贺副政委立即向机场的有关干部下达了命令。与北京沟通联系，向北京军区空军和空军领导机关报告了唐山地震的灾情。驻机场的部队在帮助驻地附近的群众脱险后，以最快的速度直奔市区。
三
28日拂晓，从四面八方开来的救灾大军，如飞兵飞将，火速到达唐山。
约4时半，第1批赶到军部的是唐山机场的航空兵第24师72团的30多人。地震同样使他们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但他们一接到命令，立刻抽出30多人，率先赶到军部，支援军部的救灾，5时，第2批的200多人赶来了。他们是由唐山场站和驻场部队分别抽人组成的，到达后即被派去抢救唐山地、市机关。我们考虑，当地群众也受到很大的损失，需要尽快把群众组织起来进行自救，群众不能没有领导者，要把地市机关特别是领导同志抢救出来，去组织广大群众自救。
继后，第3批驻唐山场站的200多名官兵先后赶到。我们指派一部分人由空24师副师长李虎坡带领，抢救军部通信营和机关大楼，要求他们尽最大可能抢救出更多的设备和有关资料。另一部分去地方机关，增援那里的救灾部队。
天亮不久，唐山师范学院来人告急求援。我们立即把刚赶到的雷达营150人全派去，帮助他们抢救伤员。
驻大泽市的空军高炮第2师的800多人，在副师长叶腾、团参谋长张宛度的带领下，驱车急速地往唐山奔，赶到距唐山市区不远的滦河时，河上的桥被震坏了，不能通过汽车，他们为了赶时间，800多人涉水过河，徒步跑到市区。到了以后，他们不顾长途急行军的疲劳，一刻也没有休息就投入了紧张的抢险救灾战斗。
28日下午，空24师驻遵化县的部队赶到了。他们一下汽车就参加了抢救市委机关和招待所的战斗。这次地震军部机关营房几乎全部被震倒，抢救任务很重，陆军38军首长知道后，29日主动派来1个营的兵力，帮助抢救军部招待所；66军首长也派炮兵团来帮助军部的抢救工作。
许许多多这样的兄弟部队之间、军地之间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的情景到处可以看到。
“哪里有人民需要，我们就出现在哪里”。在唐山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广大指战员牢记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他们就冲向哪里。地震破坏了一个自然世界，同时也塑造了一个个同自然灾害英勇斗争的英雄群体。很多同志在地震中受了伤，为了保护国家财产，为了更多人的幸福，他们不顾个人的安危，仍然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很多同志为了能尽快救出被压在废墟里的战友和群众，没有工具，就用双手扒，有的扒掉了皮，鲜血直流，仍然不停。象任鸣那样的战士比比皆是，到处可见。女话务员高东丽，地震发生时她正在总机房值班，她的前方不到两米远就是房门，是可以冲出去的，在她身旁一米远处就有一张三屉桌，完全可以躲到下面去，可是她没有这样做，她首先想到的是把震情报告出去！在地光闪闪，地声轰鸣，剧烈的抖动把总机台震得来回摇晃，房顶上的瓦块噼哩啪啦地往下砸的情况下，她临危不惧，以闪电般的动作把塞子插进机板上的塞号孔内，扳动电键，接通了好几个电话，向首长和部队报警……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总机房倒塌了，高东丽被埋在了里面。她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才20岁。通信处长李培元，当临时指挥部让他到丰润县城执行任务时，他二话没说，立即上路。后来才知道，那时他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已经被地震夺去了生命，他忍受着失去亲人的悲痛，顽强地去执行任务。机要处长朱正兴，为了保住被废墟埋住的密码，他不顾个人安危，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坚持住在摇摇欲倒的房屋旁，直到挖出密码。
他们，还有许许多多不知姓名的无名英雄们，唐山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的，抗震救灾的丰碑上将永远铭刻他们的英名。
四
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各级领导、机关对唐山的灾情非常关心，纷纷前来慰问，帮助指导抢险救灾。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毛泽东主席来到唐山市，深入厂矿、居民区和机关慰问，带来了党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
陈锡联副总理风尘仆仆赶到军部接见了全体同志，他指示我们要加强震后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象辽沈战役那样不吃人民的一个苹果，要对人民和国家财产秋毫无犯。他鼓励大家要有决心重建家园。河北省省委书记刘子厚也来到军部慰问，对日夜坚持抢险救灾的部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部队积极参加抢险救灾，给灾区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安慰，群众感到有部队在就有了主心骨；战胜灾难的信心就更足了。北京军区的秦基伟政委、迟浩田副政委也专程赶到军部慰问。空军副政委黄立清、北空政委赵兰田来到唐山后在军部住下，具体指导救灾工作，协助解决问题。党政军各级领导和机关的亲切关怀，给了广大干部战士极大的鼓舞。
地震使军部指挥所遭受极其严重的破坏，通信几乎全部瘫痪，一度中断了对所属部队的联系和指挥，军区空军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立即接替了指挥，同时又向灾区派出了前指，统一指挥唐山地区空军部队和赴灾区救灾的空军部队。当时军区空军所有部队都组成了两套班子，一个组织正常的战备训练和日常工作，一个是支援灾区，保证不断有部队开往灾区，这在当时是非常及时的。
到了8月中旬，救灾工作基本告一段落。8月15日，军党委常委开会，通报了军部灾情。军部共亡军人186人，家属178人，职工4人。砸伤的领导同志有张朝一副军长、阮济舟副军长、政治部常裕主任、刘福山副参谋长。牺牲的有后勤部白胜君部长、董治中副政委。常委会总结了前一段救灾的情况，同时分析了当时形势，明确了下一步主要抓好的几项工作：一是加强对机关恢复工作的组织领导，强调讲团结、守纪律。二是迅速组织力量恢复飞行训练和战备工作，担负起对部队的指挥任务。由曾广富副军长（当时没有军长）组织指挥班子，并根据北空首长指示，指挥班子暂时转移到遵化县党峪镇附近山沟里的指挥所，当时的指导思想是尽快恢复部队的飞行训练和担负起战备任务，这是一个大问题。三是继续抗震救灾，除恢复军部以外，还要帮助群众和地方机关。这几项工作中，驻遵化县党峪的战备值班和驻唐山的抢险救灾是两个重点，我们指定了专人负责，其他常委也都作了具体分工。 五
地震以后，唐山市的群众和军部的许多伤员聚集到了唐山机场，因为当时余震不断，袭扰着群众，只有机场这块大空地群众感到是安全的，所以市区里的群众“一窝蜂”地向机场拥来，一天竟达几千人。那几天我们每天都要到机场看看，要求场站想方设法安排群众和伤员的食宿。
大批伤员的出现，给抢救治疗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医疗队没有到达之前，军区空后立即组织了驻唐山附近的几个单位的卫生队到达场站，临时搭棚接待伤员，实施战时救护，前后共处理伤员1.1万多人。但因群众和伤员太多，条件有限，有一部分群众和伤员仍在露天被雨淋着；有的伤员伤情正在恶化；因天气潮湿，一些传染病正在扩散；数千人的吃饭、住宿、穿用都非常困难，情况相当严重。
驻机场的军区空军前指把这里的情况报告了北京，中央十分重视。当时铁路和公路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解不了燃眉之急，因此上级决定开辟空中交通，通过空中运送伤员到全国各地治疗，以及运送来往的有关人员和救灾物资。
唐山机场是唐山唯一的空中码头，机场的好坏至关重要。震后的唐山机场，跑道基本没有损坏，但是还能不能用？大家心里没底，因此北京决定冒险试飞。就在接到报告的当天上午，1架飞机从北京起飞，到达唐山市上空后，盘旋了几圈，然后对准跑道，准确下滑，飞机安全着陆，试飞成功了。从此，唐山机场高速运转起来，机场上空的引擎轰鸣声彻夜不停。
机场要运转起来，各项后勤保障工作都必须跟上，通信、指挥、导航、地面保障等等，少了哪项都不行，唐山场站在北空前指指挥下，空94师副师长李虎坡、站长李福侦带领全体人员，在艰苦的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想方设法地完成保障任务。
远距导航台被震倒了，机器被砸坏，导航员也被堵在倒塌的房屋里，他从里面爬出来后，带伤抢修好机器，保证了飞行导航。这位导航员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象他这样的无名英雄在抗震救灾中实在太多太多了。
夜间起降飞机需要跑道指示灯，可是机场断电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场站的同志们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千方百计收集了几百盏马灯，用来代替跑道灯，一直到机场有了电。那些日子非常艰苦，大家吃不好，睡不好，白天日晒雨淋，晚上蚊虫叮咬，可是大家谁也没有叫一声苦，喊一声累，没有一个退下来的。
塔台指挥员比较少，有时一个指挥员需要一天24小时连轴转，当时参加空投空运的飞机有13种之多，很多是没有计划安排，临时飞来或飞走的。在紧急抢运的前10天，在唐山机场起降的飞机达1943架次，平均每天近200架次，最多的一天达到354架次，有时每架次之间只隔26秒钟。指挥员沉着指挥，准确引导，嗓子喊哑了，眼睛熬红了，仍然坚守岗位，没有丝毫的懈怠和马虎，保证了飞行安全。所以能这样，除了指挥员高超的指挥才能，那就是他们有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责任感。
负责地面保障的同志也一样，有的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只要有任务他们就随时出动，坚决完成任务。8月8日夜间，有859名伤员要马上抬进7架飞机运走，刚刚卸完一批物资的同志们还没有喘口气，在接到任务后，二话没说，立即出动，一鼓作气，只用了1小时就把伤员全部抬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升空了，可是很多同志一装完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在10天时间中，保障1943架次救灾飞机的安全起降，运送伤员从17万余人和大批的救灾物资。这在具有现代化设备的机场或许不算什么，可是在刚刚遭受了严重地震破坏的唐山机场，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机场的其他设施也遭到很严重的破坏，供水供电供油都非常困难，连人的基本生活都很难保障。当时河北省委、北京军区和北空前指到震区以后都住在机场，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中心”，又给机场的后勤保障加上了一份担子，指挥中心的食宿、交通、通信等都要重点保证。所以，场站除了组织恢复指挥所和保障飞行外，就是想尽办法，排除困难，保证救灾指挥中心顺利开展工作，而每一项工作都要付出艰苦的劳动。为了保证在机场的部队和地方的各类车辆用油，北京军区立即帮助我们组织十几辆车，连续七天七夜不停地运送油料900多吨，保证了机场的用油。
在地震后的短短几天里，来自全国各地50多个单位的五六千工作人员，在机场成立了办事机构，3万多名受灾群众拥进了机场，还有来来往往的慰问人员，他们的用水、吃饭和医疗是当时最大难题。在其他单位还没有立灶起伙前，场站先发给大家一些饼干和从外地运来的熟食品，接着尽快组织了26个伙食单位露天起灶做饭，场站5名饮事员，一天工作达19小时。有一天，熬了65锅稀饭，他们自己一口也没喝，全部供给受灾群众。机场成立了招待所，在帐篷里铺设若干床板，专门接待上级来往人员的食宿。因为没有电，自来水抽不上来，幸好在机场内有两口压水井，他们便组织4台汽车给群众送水，每天供水量达2500余吨，临时解决了用水困难。
地震以后，机场以“抗震救灾指挥部”为中心，成了全市繁忙的地方，人多、车多，车辆和人员交杂一起，川流不息。机场恢复飞行后，全国各地通过空运来支援救灾的人员来往很多，跑道两侧，物资堆积、车辆停留，严重地影响和威胁着飞行安全。在前指指挥下，我们在组织飞行指挥上，分成了直升机、专机、空投3个组。同时，将机场跑道附近划片分成兰大块，跑道北头停机坪停放直升机，供直升机起降使用；南头停机坪停放运输机转运伤员；中间停机坪主要是装卸物资，群众都撤离机场跑道，转到营区内。这样调整，将飞机、物资、人员分开，互不干扰，保证了快装快运。对中央慰问团以及河北省委、北京军区指挥抢险救灾的领导机构驻地增设了岗哨，加强了警卫。场站还派出专人在各个路口指挥车辆。那段时间，上万台车次出入机场，几千万吨物资运进运出，没有发生任何事故。
在抗震救灾期间，唐山场站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河北省委、北京军区、空军党委等上级领导机关给予很高的评价。为了表彰唐山场站在抗震救灾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央军委于1977年4月30日发布嘉奖令，授予他们“抗震救灾模范场站”的荣誉称号。
（慕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