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文章探讨了大学“第三使命”的内涵以及演变由来，并建立大学“第三使命”科学合理的认知途径，最后提炼出大学“第三使命”准确清晰的定义。笔者以为“第三使命”清晰准确的定义是展开后续研究的逻辑起点。
关键词：大学，第三使命，认知
中图分类号：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4—0054—05
引言
埃茨科维茨(Etzkowitz)在《三螺旋》一书中提出，现代大学已由社会次要机构上升为社会主要机构，成为与产业、政府同样重要的组织机构。关于大学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第三使命”，已经逐渐成为各国学术界、教育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但是，对于大学“第三使命”这一术语的认知还处在探讨和争论阶段，一些学者将大学“第三使命”称之为“the third function”(第三功能或职能)，另外一些学者称之为“the third stream”(第三潮流)。那么，大学“第三使命”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大学“第三使命”是如何演进而来的呢?大学“第三使命”的定义该如何准确地界定呢?对于第三使命应该采用怎么样的认知程序呢?对于以上几个问题，学界及教育界并没有做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本文以为，“第三使命”概念清晰、准确的定义是一切后续研究开展的逻辑起点，回答好以上几个问题能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者们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一 大学“第三使命”的内涵
埃茨科维茨对于大学三大使命的区别与联系概括得极为精练：大学最初使命的“内在逻辑”已经从知识的传承(教育)拓宽到还包括知识的创造(科研)以及所创造的新知识的商业应用(创业)。很明显，“教育”为大学最初使命；“科研”即为大学的第二使命；“知识的商业应用(或创业)”即为大学的第三使命。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大学“第三使命”的内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大学“第三使命”——社会功能角色化。自20世纪的最后20年以来，大学作为知识引领者越来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并挑战着人们对大学所形成的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和印象。阿弗列德·索内罗(Alfredo Soeiro)对大学及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的关系概念称之为大学在现代社会变迁中活动主体和合作者角色再考量。阿弗列德·索内罗将社会角色划归为大学的“第三使命”并使其成为大学功能的一部分，他将大学社会角色内容概括为：参与社区活动，以社区为基础开展研究和教学、服务社会和地区发展、社区继续教育、工程技术转让以及其他知识共享和合作等。
(二)大学“第三使命”——社区服务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极大鼓励大学及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去履行社区服务义务，开拓学术研究以外的知识，根据社区需求提供一些服务。英国罗素大学集团联盟(The Russell Group of Universities)将这些服务划分为十二个类别：(1)技术商业化；(2)创业活动；(3)咨询服务；(4)大学设备的商业化和使用；(5)与非学术客户签订研究合同；(6)学术研究人员、科学家以及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7)学生就业和实习安置；(8)学习活动；(9)社会网络；(10)学术研究的非学术性合作；(11)满足社会和经济需求的教育联盟活动；(12)非学术知识外溢。
(三)大学“第三使命”——技术创新系统化。1997年，瑞典《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赋予研究型大学第三项使命：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发挥向广大的公共社会解读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间，瑞典社会见证了“第三使命”所催生出的众多技术转移办公室、大学衍生企业以及地方技术转移代理机构等。瑞典政府在2004年还将“创新瑞典”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来，并将瑞典国家的未来福利托付给大学，“着力营造国家研究和创新环境，促进瑞典国家社会各层面同国际、国家、地区等多水平的互动，以帮助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富有成效的创新系统”。2008年，瑞典“研究和创新法案”更是强调要将技术转移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打造成“区域技术转移的中心”。
(四)大学“第三使命”——使命发展功能化。对于大学第三使命这一术语的解读，菲利普·拉雷多(Phihppe Laredo)见解独到：他认为大学“第三使命”概念形成于二战后各国R&D政策推行过程之中，它是对大学自治——“学术共同体”和战后范式——“基础研究”(1945年范内瓦布什(VannevarBush)报告的主题“科学无疆界”)两个传统术语的归纳，以及默顿范式的知识开放要求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再发展。基于此，他建议大学不应该努力构建三大使命，而应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履行好自身的三大功能：一是大众高等教育(以注重本科学士学位发展为特征)；二是职业专家化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以注重职业专家文凭和应用研究为特征)；三是专业学术训练和研究(以博士研究生培养和专业论文产出为特征)。这种解释，忽视了三大使命明显的演变轨迹，将使命功能化。
(五)大学“第三使命”——要素内容维度化。舍恩(Schoen.A.)等主持的“欧洲大学观察研究”项目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要素内容，从8个维度(4个经济维度与4个社会维度)上进行了详细的归类和测度(详见表1)，4个经济维度是：人力资源、知识产权、衍生企业、同产业间签订的合同；4个社会维度是：同公共机构签订合同、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度。
通过对国内外主要数字期刊网的检索，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未对大学“第三使命”的内涵进行过正式准确的定义。那么，针对国外学者对大学“第三使命”内涵的解释以及内容的分类，结合我国大学的特点，本文将大学“第三使命”定义为：大学在完成教学与科研基本使命前提下，为了进一步推动自身社会服务功能的显性化，依靠大学现有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同产业、政府组织开展多维互动式交流与合作，努力开展技术咨询或转让、合作研究、大学衍生企业创办等与教学和科研相关联而又区别的知识创新及商业化应用活动。该定义含有四层含义：一、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前提是完成教学与科研的基本使命；二、大学第三使命实现的方式：即依靠大学现有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与产业、政府进行多维互动式交流与合作；三、推行大学第三使命的路径：技术咨询或转让、合作研究、衍生企业创办等；四、大学第三使命的特点：知识的创新及商业化应用，与教学、科研使命既相关联，又有区别。
二 大学“第三使命”的演变由来
众所周知，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经历了两次学术革命、三种大学类型的转化。第一次学术革命是19世纪普鲁士的“洪堡改革”启动了大学从传播知识和为 少数关键职业提供训练向“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转变，形成了研究型大学，实现了教学型向研究型的第一次转化(王雁,2005)；第二次学术革命，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学除旧有使命又延伸出了服务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职能(埃茨科维茨，1998)，研究型大学纷纷向创业型大学转化。根据哈维·A.葛德森(HarveyA.Goldstein)对美国大学历史三阶段发展模式的回顾，我们可以了解大学“第三使命”的演变由来：
1.洪堡模式
洪堡模式出现在19世纪的德国，该模式强调大学的使命是教学和研究(阿尔特巴赫(Ahbaeh)，1999)。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作为普鲁士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主要负责普鲁士整个国家的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改革方案的构建，他倡导的高等教育目的是通过研究来连通个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是与有用教育、实用教育或以职业培训为导向的教育目的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洪堡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坚持以下三个重要原则：教学和研究二者密不可分；绝对保障学者或教授们的学术自由(即使在当时德国低民主、高官僚和重特权的社会环境下也能做到)；科学和学术探索保持总体上的一致。
2.大学参与模式
美国19世纪中期一种新的大学使命在赠地大学中渐行推广，并被吸纳到1862年的联邦立法当中去，该使命关注教授农业和机械技术(当然不排除传统研究)，并向广大工薪阶层的子女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随后，又增加了“扩展合作”，即早期的“公共服务”形式，并将其作为大学另一个主要的使命。“扩展合作”是指大学向农村地区派驻代表，给农村带去最新的农业研究成果，帮助增加农业产量；不久之后，该项活动又扩展到工业领域，即“工业扩展”，大学代表开始访问一些私人制造企业，帮助他们进行生产现代化、创新产品、推广最新的工程技术研究成果。上世纪90年代“美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国家协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委员会和考察团，针对全美州立大学和其他公立大学，开展了大学如何应对和满足21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形势需求的预测和评估工作。他们采用24个维度的指标评估，通过调查和评估，赋予了“大学参与”(大学一产业、大学一政府)的定义：“参与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即大学利用自身的知识和设备等资源，会同那些公共的、私有的部门一起来充实学术、研究和创造活动；提升课程、教学和学习水平；教育准备、公民参与；增强民主价值和公民责任；发表社会批评言论；以及向社会奉献公共产品。”
3.三螺旋大学模式
埃茨科维茨的“大学一产业一政府”三螺旋关系模式，是当前为了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大学传统的组织、文化、规范所造成的界限分割，排除重重障碍以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更新技术效率，结合大学研究和教学使命重新设计自身学术结构和功能，从而发展出的一套全新关系模式，该模式是对大学历史演变的最好阐释。三螺旋关系模式不是对“大学参与”模式(大学一产业、大学一政府)的简单逻辑拓展，而是延伸出以下几点新的理解：
(1)大学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从以往传统的教与学，转变为一种如同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教师所传授的知识需要学生到“现实世界环境”中去检验和运用。
(2)知识的资本化，同知识的生产、传播一样重要。具体的衡量标准将会由教师个人、院系、高等教育机构来评估。
(3)研究及知识的产业化，将会由大学多个内部组织和外部组织战略联盟来组织完成，而不是主要发明人领导一群研究生、博士后在大学试验室开展的单纯试验工作。
(4)大学的中介和接口连接功能将会通过技术转移办公室、法律专家、合同专家和配套商等支持得到进一步放大，并有助于增强大学与产业、政府之间的无缝化对接和交流。
(5)大学将会成为大量公司产生和成长的发祥地，并有利于增长大学学者创立和运营新公司的经验，也能通过学者创业、创业激励机制来形成大学创业文化和氛围。
(6)创业型大学用经济理性替代认知理性，并将之视为调整大学内部成员(将学生视为顾客)同外部组织关系的主要原则。
三 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程序
借鉴王迎旭等针对新事物的认知处理程序，对于大学“第三使命”内涵和演变的认知过程可以分解为以下八个步骤(详见图1)：(1)该步骤确定认知目标事物一“第三使命”；(2)“第三使命”概念的建立，该过程使用OAR(0bject-Attribute-Relation)认知模式在已有知识中搜寻相关的事物、属性及关系；(3)理解、领悟，该过程在短期记忆区间(STM)使用次OAR认知模式(Sub-OAR)；(4)记忆、储存，该步骤中次OAR(Sub-OAR)模式所获“第三使命”概念连同全OAR(Entire OAR)模式中大学传统使命的概念共同保存在长期记忆区间(LTM)；(5)认知结果的检验，如果所获第三使命的概念需要检验则进入第6、7步，并同时处理，否则进入第8步。(6)概念再建，该步骤用以重新形成“第三使命”概念；(7)事物再理解，该步骤对“第三使命”进行重新理解；(8)“第三使命”的认知结束。
四 结论
在知识经济社会，一个国家的强盛取决于它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诸方面的创新，同时也包括概念层面的创新。同样，对于大学“第三使命”的定义，我们需要从概念层面进行创新。赵频、马向平指出在瑞典国内学术界，对于大学的“第三使命”的概念已经有了共识，即指涉及大学与工业的合作及科研成果的商业化。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内学术界尚未对大学“第三使命”的内涵进行过正式准确的定义。那么，针对国外学者对大学“第三使命”内涵的解读和大学“第三使命”演变由来，结合我国大学的特点以及对“第三使命”认知程序，本文将大学“第三使命”定义为：大学在完成教学与科研基本使命前提下，为了进一步推动自身社会服务功能的多元化，依靠大学现有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同产业、政府组织进行网络式的交流与合作，并通过技术咨询或转让、合作研究、大学衍生企业创办等路径展开与教学和科研相关联而又区别的知识创新及商业化应用活动。该定义四层涵义：一是，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前提是完成教学与科研的基本使命；二是，大学第三使命实现的方式：依靠大学现有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与产业、政府进行网络式的交流与合作；三是，推行大学第三使命的路径：技术咨询或转让、合作研究、衍生企业创办等；四是，大学第三使命的特点：知识的创新及商业化应用，与教学、科研使命既相关联，又有区别。本文认为，通过对大学“第三使命”这一概念进行创新性的界定，可以在学界形成统一的语义环境，而不会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形成偏差或混乱，这也有利于我们展开后续的研究工作。
关键词：大学，第三使命，认知
中图分类号：N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578(2011)04—0054—05
引言
埃茨科维茨(Etzkowitz)在《三螺旋》一书中提出，现代大学已由社会次要机构上升为社会主要机构，成为与产业、政府同样重要的组织机构。关于大学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第三使命”，已经逐渐成为各国学术界、教育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但是，对于大学“第三使命”这一术语的认知还处在探讨和争论阶段，一些学者将大学“第三使命”称之为“the third function”(第三功能或职能)，另外一些学者称之为“the third stream”(第三潮流)。那么，大学“第三使命”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大学“第三使命”是如何演进而来的呢?大学“第三使命”的定义该如何准确地界定呢?对于第三使命应该采用怎么样的认知程序呢?对于以上几个问题，学界及教育界并没有做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本文以为，“第三使命”概念清晰、准确的定义是一切后续研究开展的逻辑起点，回答好以上几个问题能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创新者们提供一些理论依据。
一 大学“第三使命”的内涵
埃茨科维茨对于大学三大使命的区别与联系概括得极为精练：大学最初使命的“内在逻辑”已经从知识的传承(教育)拓宽到还包括知识的创造(科研)以及所创造的新知识的商业应用(创业)。很明显，“教育”为大学最初使命；“科研”即为大学的第二使命；“知识的商业应用(或创业)”即为大学的第三使命。国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大学“第三使命”的内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一)大学“第三使命”——社会功能角色化。自20世纪的最后20年以来，大学作为知识引领者越来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总体进程，并挑战着人们对大学所形成的传统意义上的概念和印象。阿弗列德·索内罗(Alfredo Soeiro)对大学及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的关系概念称之为大学在现代社会变迁中活动主体和合作者角色再考量。阿弗列德·索内罗将社会角色划归为大学的“第三使命”并使其成为大学功能的一部分，他将大学社会角色内容概括为：参与社区活动，以社区为基础开展研究和教学、服务社会和地区发展、社区继续教育、工程技术转让以及其他知识共享和合作等。
(二)大学“第三使命”——社区服务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极大鼓励大学及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去履行社区服务义务，开拓学术研究以外的知识，根据社区需求提供一些服务。英国罗素大学集团联盟(The Russell Group of Universities)将这些服务划分为十二个类别：(1)技术商业化；(2)创业活动；(3)咨询服务；(4)大学设备的商业化和使用；(5)与非学术客户签订研究合同；(6)学术研究人员、科学家以及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7)学生就业和实习安置；(8)学习活动；(9)社会网络；(10)学术研究的非学术性合作；(11)满足社会和经济需求的教育联盟活动；(12)非学术知识外溢。
(三)大学“第三使命”——技术创新系统化。1997年，瑞典《高等教育法》中明确赋予研究型大学第三项使命：支持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发挥向广大的公共社会解读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间，瑞典社会见证了“第三使命”所催生出的众多技术转移办公室、大学衍生企业以及地方技术转移代理机构等。瑞典政府在2004年还将“创新瑞典”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提出来，并将瑞典国家的未来福利托付给大学，“着力营造国家研究和创新环境，促进瑞典国家社会各层面同国际、国家、地区等多水平的互动，以帮助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富有成效的创新系统”。2008年，瑞典“研究和创新法案”更是强调要将技术转移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打造成“区域技术转移的中心”。
(四)大学“第三使命”——使命发展功能化。对于大学第三使命这一术语的解读，菲利普·拉雷多(Phihppe Laredo)见解独到：他认为大学“第三使命”概念形成于二战后各国R&D政策推行过程之中，它是对大学自治——“学术共同体”和战后范式——“基础研究”(1945年范内瓦布什(VannevarBush)报告的主题“科学无疆界”)两个传统术语的归纳，以及默顿范式的知识开放要求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再发展。基于此，他建议大学不应该努力构建三大使命，而应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履行好自身的三大功能：一是大众高等教育(以注重本科学士学位发展为特征)；二是职业专家化的高等教育和研究(以注重职业专家文凭和应用研究为特征)；三是专业学术训练和研究(以博士研究生培养和专业论文产出为特征)。这种解释，忽视了三大使命明显的演变轨迹，将使命功能化。
(五)大学“第三使命”——要素内容维度化。舍恩(Schoen.A.)等主持的“欧洲大学观察研究”项目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要素内容，从8个维度(4个经济维度与4个社会维度)上进行了详细的归类和测度(详见表1)，4个经济维度是：人力资源、知识产权、衍生企业、同产业间签订的合同；4个社会维度是：同公共机构签订合同、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参与社会和文化活动、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度。
通过对国内外主要数字期刊网的检索，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未对大学“第三使命”的内涵进行过正式准确的定义。那么，针对国外学者对大学“第三使命”内涵的解释以及内容的分类，结合我国大学的特点，本文将大学“第三使命”定义为：大学在完成教学与科研基本使命前提下，为了进一步推动自身社会服务功能的显性化，依靠大学现有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同产业、政府组织开展多维互动式交流与合作，努力开展技术咨询或转让、合作研究、大学衍生企业创办等与教学和科研相关联而又区别的知识创新及商业化应用活动。该定义含有四层含义：一、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前提是完成教学与科研的基本使命；二、大学第三使命实现的方式：即依靠大学现有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与产业、政府进行多维互动式交流与合作；三、推行大学第三使命的路径：技术咨询或转让、合作研究、衍生企业创办等；四、大学第三使命的特点：知识的创新及商业化应用，与教学、科研使命既相关联，又有区别。
二 大学“第三使命”的演变由来
众所周知，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经历了两次学术革命、三种大学类型的转化。第一次学术革命是19世纪普鲁士的“洪堡改革”启动了大学从传播知识和为 少数关键职业提供训练向“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转变，形成了研究型大学，实现了教学型向研究型的第一次转化(王雁,2005)；第二次学术革命，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学除旧有使命又延伸出了服务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职能(埃茨科维茨，1998)，研究型大学纷纷向创业型大学转化。根据哈维·A.葛德森(HarveyA.Goldstein)对美国大学历史三阶段发展模式的回顾，我们可以了解大学“第三使命”的演变由来：
1.洪堡模式
洪堡模式出现在19世纪的德国，该模式强调大学的使命是教学和研究(阿尔特巴赫(Ahbaeh)，1999)。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作为普鲁士政府的高级公务员主要负责普鲁士整个国家的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改革方案的构建，他倡导的高等教育目的是通过研究来连通个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是与有用教育、实用教育或以职业培训为导向的教育目的截然不同的教育模式。洪堡的现代研究型大学坚持以下三个重要原则：教学和研究二者密不可分；绝对保障学者或教授们的学术自由(即使在当时德国低民主、高官僚和重特权的社会环境下也能做到)；科学和学术探索保持总体上的一致。
2.大学参与模式
美国19世纪中期一种新的大学使命在赠地大学中渐行推广，并被吸纳到1862年的联邦立法当中去，该使命关注教授农业和机械技术(当然不排除传统研究)，并向广大工薪阶层的子女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随后，又增加了“扩展合作”，即早期的“公共服务”形式，并将其作为大学另一个主要的使命。“扩展合作”是指大学向农村地区派驻代表，给农村带去最新的农业研究成果，帮助增加农业产量；不久之后，该项活动又扩展到工业领域，即“工业扩展”，大学代表开始访问一些私人制造企业，帮助他们进行生产现代化、创新产品、推广最新的工程技术研究成果。上世纪90年代“美国州立大学和赠地学院国家协会”组织了一系列的委员会和考察团，针对全美州立大学和其他公立大学，开展了大学如何应对和满足21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形势需求的预测和评估工作。他们采用24个维度的指标评估，通过调查和评估，赋予了“大学参与”(大学一产业、大学一政府)的定义：“参与就是一种合作的关系，即大学利用自身的知识和设备等资源，会同那些公共的、私有的部门一起来充实学术、研究和创造活动；提升课程、教学和学习水平；教育准备、公民参与；增强民主价值和公民责任；发表社会批评言论；以及向社会奉献公共产品。”
3.三螺旋大学模式
埃茨科维茨的“大学一产业一政府”三螺旋关系模式，是当前为了顺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大学传统的组织、文化、规范所造成的界限分割，排除重重障碍以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和更新技术效率，结合大学研究和教学使命重新设计自身学术结构和功能，从而发展出的一套全新关系模式，该模式是对大学历史演变的最好阐释。三螺旋关系模式不是对“大学参与”模式(大学一产业、大学一政府)的简单逻辑拓展，而是延伸出以下几点新的理解：
(1)大学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从以往传统的教与学，转变为一种如同教练和运动员之间的关系，教师所传授的知识需要学生到“现实世界环境”中去检验和运用。
(2)知识的资本化，同知识的生产、传播一样重要。具体的衡量标准将会由教师个人、院系、高等教育机构来评估。
(3)研究及知识的产业化，将会由大学多个内部组织和外部组织战略联盟来组织完成，而不是主要发明人领导一群研究生、博士后在大学试验室开展的单纯试验工作。
(4)大学的中介和接口连接功能将会通过技术转移办公室、法律专家、合同专家和配套商等支持得到进一步放大，并有助于增强大学与产业、政府之间的无缝化对接和交流。
(5)大学将会成为大量公司产生和成长的发祥地，并有利于增长大学学者创立和运营新公司的经验，也能通过学者创业、创业激励机制来形成大学创业文化和氛围。
(6)创业型大学用经济理性替代认知理性，并将之视为调整大学内部成员(将学生视为顾客)同外部组织关系的主要原则。
三 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程序
借鉴王迎旭等针对新事物的认知处理程序，对于大学“第三使命”内涵和演变的认知过程可以分解为以下八个步骤(详见图1)：(1)该步骤确定认知目标事物一“第三使命”；(2)“第三使命”概念的建立，该过程使用OAR(0bject-Attribute-Relation)认知模式在已有知识中搜寻相关的事物、属性及关系；(3)理解、领悟，该过程在短期记忆区间(STM)使用次OAR认知模式(Sub-OAR)；(4)记忆、储存，该步骤中次OAR(Sub-OAR)模式所获“第三使命”概念连同全OAR(Entire OAR)模式中大学传统使命的概念共同保存在长期记忆区间(LTM)；(5)认知结果的检验，如果所获第三使命的概念需要检验则进入第6、7步，并同时处理，否则进入第8步。(6)概念再建，该步骤用以重新形成“第三使命”概念；(7)事物再理解，该步骤对“第三使命”进行重新理解；(8)“第三使命”的认知结束。
四 结论
在知识经济社会，一个国家的强盛取决于它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诸方面的创新，同时也包括概念层面的创新。同样，对于大学“第三使命”的定义，我们需要从概念层面进行创新。赵频、马向平指出在瑞典国内学术界，对于大学的“第三使命”的概念已经有了共识，即指涉及大学与工业的合作及科研成果的商业化。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国内学术界尚未对大学“第三使命”的内涵进行过正式准确的定义。那么，针对国外学者对大学“第三使命”内涵的解读和大学“第三使命”演变由来，结合我国大学的特点以及对“第三使命”认知程序，本文将大学“第三使命”定义为：大学在完成教学与科研基本使命前提下，为了进一步推动自身社会服务功能的多元化，依靠大学现有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同产业、政府组织进行网络式的交流与合作，并通过技术咨询或转让、合作研究、大学衍生企业创办等路径展开与教学和科研相关联而又区别的知识创新及商业化应用活动。该定义四层涵义：一是，大学推行第三使命的前提是完成教学与科研的基本使命；二是，大学第三使命实现的方式：依靠大学现有的人力资源、教学资源、科研资源，与产业、政府进行网络式的交流与合作；三是，推行大学第三使命的路径：技术咨询或转让、合作研究、衍生企业创办等；四是，大学第三使命的特点：知识的创新及商业化应用，与教学、科研使命既相关联，又有区别。本文认为，通过对大学“第三使命”这一概念进行创新性的界定，可以在学界形成统一的语义环境，而不会对大学“第三使命”的认知形成偏差或混乱，这也有利于我们展开后续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