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年的9月。
　　9月给人的感觉总是那样：阳光、活泼、力量、新鲜、好奇。这是因为，9月是新学年的开学季。人生的重要阶段，几乎都从学生时代开始。因此，对任何人而言，9月都有着特殊的记忆，也蕴含着别样的滋味。
　　但最近几年，特别是今年的开学季，山东女孩徐玉玉的遭遇让这个新学年蒙上了一层阴影。
　　徐玉玉的故事，众所周知：8月21日，冒充教育局官员的骗子，将电话打到了徐玉玉的手机上，对方以发放助学金为名，要求徐玉玉按要求转账，结果，她卡里9900元的学费全被骗走。
　　徐玉玉为此郁结于心、心脏骤停，并离世—这一年，她18岁，大学生活还没开启就已凋零，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惋惜和悲痛。
　　我们知道，任何因极端事件引发的社会关注，终将随着时间以及更极端案件的出现，而逐渐为人们淡忘。困惑在于，我们究竟要以怎样的心态来和这个社会相处？
　　从事新闻报道的这些年，我倾听，甚至零距离接触过一些因受骗而自杀的案例，也到过骗子聚集的村落做过调查报道。现在，我想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一点体会。

被骗不是笨，是善良

　　徐玉玉被骗致死，触及了人们的内心底线，也引发人们对骗子的集体讨伐。当然，也有一些为吸粉而搏出位的自媒体，在长篇大论之后，得出了一个“理性”的结论：被骗的人都很笨，智商也很低。
　　惊讶的是，这样的“结论”，还获得很多点赞和支持。如真这样，清华大学某老师被骗一千多万元，又该如何解释？难道也是低智商？
　　除了稀里糊涂或忙中出乱的情况下被骗，通常被骗的，不外乎两类人：一是善良的人，二是被骗子精准掌控了信息的人。
　　丁双琴是我采访接触到的一个因受骗致死的女孩。她死时只有18岁。那是2015年的前4天，这个来自贵州的女孩在中山市打工。一天，在回宿舍的途中，她遇到两个开小车的大叔，大叔骗她说车里的油用完了，想和她借点钱，之后会还给她。结果，他们合谋骗走了她卡里仅有的8100元，连同被骗的，还有她那部只值几百块钱的破手机。
　　想不开，也无法原谅自己的“无知”，丁双琴留下遗书后，自杀了。很多人想不通：为什么几千块钱就可以让她自杀？正如徐玉玉当下的遭遇一样，为什么不足一万元的被骗，就足以让她活不下去？
　　事实上，我们不是当事人，没有身处对方那样的家庭和环境，很难理解对方的处境，以及她当时的心态。
　　采访中，我得知：丁双琴一个月收入就2000多块钱，这几乎是她没日没夜加班的全部报酬。她家里很穷，父亲早逝，母亲改嫁，她还要承担弟弟读高中每月的生活费。卡里的8000多元是她省吃俭用半年的积蓄。
　　同样，徐玉玉的处境也很惨，母亲残疾，全家生活开支要靠父亲打零工支撑。父亲既要维持家庭运转，又要省吃俭用给她挤出学费。生活的艰辛让她更能理解父母的苦痛和家庭的不易。
　　对她们而言，每分钱都是家人或自己点滴血汗汇集的结果。当几千块钱一下子就被骗走，骗子骗走的不只是金钱，也掏走了他们的未来和希望，掏空了她们的心。
　　这种情况下，她们除了要独立承受金钱损失带来的压力外，还要经受外界对她们或明或暗的批评和嘲讽：竟然被骗？这么笨啊？还大学生呢？脑子进水啦……这时，奇怪的人们反而很少去责怪骗子。
　　事实上，被骗的她們一点也不笨。她们只是比我们更加单纯、更加善良、更乐于助人罢了。考上南京邮电大学的徐玉玉，当然也不是智商低，而是更愿意相信人的人—何况案发前一天，她真接到教育部门发放助学金的通知—这信息是真实的，所以次日骗子的电话打来时，她也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她到死都无法读懂的是：为什么骗子这样精准掌控了她的信息，并契合了发放助学金的时机，恰到好处地给她来电话……

批判不能让恶人醒悟

　　徐玉玉事件后，我们看到很多对骗子的讨伐文章。但我们更要明白：面对批判和讨伐，肯听、听得进的人，不会是骗子。真正的骗子是不来听这些道德批判和“劝说”的。
　　正如电影《老炮儿》中的“六爷”那样，他和他的几个哥们固守着传统江湖的是非和规矩，但在这个“新时代”里，他们注定是被抛弃和碾轧的。
　　闻名全国的“重金求子”骗术，产自江西省余干县的两个村庄：石溪村、团林李家村。
　　去年年底，我来到这两个以骗为产业的村庄采访，发现这两个村子和附近很多村庄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里几乎是3～5层楼房，且装修得非常漂亮，村里有娱乐场所、有早餐店、夜宵店和超市，仿佛置身于珠三角工业区的生活配套区里。
　　但这两个村落至今没有任何工业，基本靠骗起家。且是绝大多数村民都干这行。余干县公安局给我提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5年，余干县公安局共抓到360多名从事“重金求子”的骗子，其中200多人来自石溪村和团林李家村。骗术运转时，有的甚至全家上阵：老婆饰演富婆，老公饰演律师，儿女饰演公证人或秘书。就这样，使“重金求子”的受害者遍及全国20多个省。
　　“重金求子”诈骗引起公安部关注，并被公安部列为专案，当地也就此开展集中整治行动。行动前，这两个村里有六七成人在家，且以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年轻人为主，他们的“工作”是打打电话，从事“重金求子”诈骗活动。行动后，村里只剩下一二成村民在家，且以老人和小孩为主。
　　另一奇怪的现象是：陌生人进入上述两村，如果要打听哪个人的家在哪，下至几岁小孩，上至70多岁老人，都不会有人告诉你。
　　平时，十几个警察进村抓人，根本就带不走。“有老人、妇女堵车、堵路，甚至躺在路上赖着撒泼，他们还有武器应对警察。”余干县公安局的人这样告诉我。
　　这意味着，专业化、家族化的诈骗活动背后，已有武器和一定的“民心”作为支撑。这种背景下，你和对方讲道理、论道德，会被当成笑话。村里已经形成这样的文化：村民对能成功骗到别人的村民，非常钦佩，认为这村民很聪明。
　　在嫁娶往来中，岳父岳母不会因对方从事骗子产业而反对。相反，他们认为：嫁女儿过去意味着掌握一门轻松的赚钱技术—打打电话就能骗到钱。同时，联姻还意味着对方会把骗人的技术传授于我，对改变自身家庭和命运，带来了可能。
　　不仅本村村民对诈骗行为看淡，别村甚至羡慕这两村落的“生财之道”。有一年春节，这两村就新提了70多部小车，也因此在附近乡镇和村落被传为美谈。
　　扭曲了的价值观和财富观，让道德在这里不再发挥作用，只有狠狠打击，才有改变的可能。
　　事实上，警察对这两村的打击由来已久。但从丢戒指到套铅笔，再到脑溢血、重金求子等骗术，30多年来，这里的骗子技术不断升级，手法不断翻新，且已在村民中形成了“传帮带”，并代代传承。
　　在祖传骗术秘方得到不断升级和传承后，骗子有了“精湛技术”。但接受传统教育的“徐玉玉们”和“丁双琴们”，一直固守父辈和老师对她们为人处世的基本教育：诚实、善良、乐于助人。
　　这是常态社会下，一个正常人应具有的品格。问题在于，她们身处在一个已经变得十分复杂的社会场域里，不再是她们熟悉和习惯的村落、街道和学校的处世方式。
　　变化了的局势要求她们：在该善良的时候善良，在该怀疑的时候学会怀疑，在该狠心的时候狠心。
　　可“什么时候才该怎么样”，这很难把控。要做到不被别人伤害，只能是你变得足够绝情和狠心，但也可能因此误伤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当下社会里，一个“高明”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善变”的人：他可以一下子变得很善良，并诚心地相信别人、帮助别人。但突然，他也可以变得疑虑重重，不相信任何人，甚至做到绝对冷血、冷酷。就是说，现在社会有时是个无形大舞台，“高明”的生存者要比舞台上的戏子还要多谋善变。
　　因为人存于社会，既需要自保，也需要展示自己“有价值”的一面，不至于让别人或自己感到自己的冷血、无用，这就需要为自己的存在找到价值和理由，以此获得他人或自己内心的认可。
　　这注定了，仅拥有强大的内心是不够的，还需要多谋善变，让自己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和当下社会的复杂性，找到可以平衡的出口，并让自己生活下来。不这样，我们都会有被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