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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长得很彪悍，说话很江湖，与人沟通挺谦虚；但其实早有主见，想法很多、头脑灵活、办事很执着。如果在官场，这是个能人，能干点什么大刀阔斧之类的事情，不过在看起来挺斯文的文化圈里，有这么一位非常彪悍的主也是一大快事。
我是个《水浒》爱好者，自然读《特别关注》的卷首就成为一件颇为快意的事，而卷首的作者“憨佗”便是朱玉祥。据说《特别关注》能有今天的江湖地位，他喝了成吨的酒，可见创业之艰难。但他干得很过瘾，多少有点梁山好汉大块吃肉的快感。他干的是晁盖哥哥的事，走得多少有一点宋江的路线，不过他干得比宋江好。
摘自云弓的新浪博客
未去武汉之前，先看到了云弓对朱玉祥的评价：当一个文人有了一股子彪悍劲儿，或者当一个彪悍的人想干点斯文的事，一定会成为一种有趣的景观。因着这个先入为主的评价，我对创刊12年、期发行量直奔500万份的《特别关注》有了一种很“江湖”的感觉。但直至见到朱总，才恍然明白他既非晁盖，更非宋江：他不似晁盖为民请命不娶妻室、终日打熬，而是深谙“幸福”的哲学；更不似宋江两面人格、善用术数，而是兄弟一心、奇谋取胜。
由此，要想解读《特别关注》何以创下中国期刊界的奇迹，不如先从“特别关注”朱玉祥开始。2012年6月8日，笔者踏进了朱玉祥略显空旷的办公室，他笑言，“其实记者也怕记者采访”。
“谁说我们只是定位成功，我得和他急”
2000年，朱玉祥向《湖北日报》借款80万元，顶着年轻的“主任记者”的名头，招兵买马8人创办了《特别关注》。12年后，再没人敢说他们是“草台班子”，尽管编辑中仍有中专学历的员工。
《传媒》：朱总，您好。说到《特别关注》能有今天的成功，大多数专家都会说是有赖于独特的定位。那么，杂志创办初期为何选择了“成熟男士读本”这一定位？
朱玉祥：多数人做媒体，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把内容做得有特色、有个性。但当《特别关注》2000年创办时，中国期刊已经过剩，9000多种期刊中除去占据一半江山的学术期刊，走市场化道路的期刊是三分之一不赚钱，三分之一盈亏相抵，三分之一获利。因而，在期刊市场格局已定，无庞大零售市场的条件下，《特别关注》创办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寻得中国期刊市场的空当。
在当时，青少年杂志、妇女类杂志以及老年类杂志是中国期刊市场的三大构成。每一类型的杂志读者都有自己的一个“组织”，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团组织，组织不仅给了他们依靠，也给了他们读者，比如曾经风行的《中国青年》《辽宁青年》《山西青年》。而男人呢，却没有一个“男联”组织，没组织就没专门服务他们的杂志，于是《特别关注》就找了成熟男士这个空当。
不过，要谁说《特别关注》的成功，只是因为定位成功了，那我就得起急了。
《传媒》：这要怎么讲？
朱玉祥：刊物定位就相当于男人去找媳妇，你定位成什么样是你的权利，但怎么让你的心上人接纳你，是一门艺术。《特别关注》将自身定位为成熟男士读本以后，研究更多的是怎么样把核心读者“追”到手。怎么追呢，和追媳妇一个道理——给人家幸福，让人家知道你不可或缺。
2000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社会万象纷呈，男人压力与日俱增，面对迅速增长的财富而分配不确定时，他们开始不幸福。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心灵需要慰藉，可慰藉他们的心灵不能像青年刊物一样说你坚强一点就行了，我们不能讲更理想主义的东西，我们得满足读者更深层次的需求。那么，面对半路杀出的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荣耀与压力，男人最需要的是赶走令自身忧心忡忡的不确定性，获得“幸福感”。
抱定这样的办刊理念，《特别关注》将栏目设置为《家事》《国事》《天下事》《开心事》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告诉男人该如何赢得幸福，如何发财致富，如何营造爱情的港湾。事实上，这样的“幸福”办刊，不仅仅让杂志赢得了男性读者，也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女性读者。毕竟，每个女人至少有一个瞬间是想要了解男人的。
“无订不活、无零不稳，可不仅仅是为了与众不同”
看朱玉祥写的文章，他办杂志有个“木桶”思路：做好内容是打造一只滴水不漏的桶，寻到有效的发行模式与促销方式是打开水龙头，哗哗流出的就是自己杂志的发行量。不过，这水龙头打得开、打不开，开得多、开得少可不仅仅是运气的事儿。很多人都想不到，朱玉祥是《特别关注》的首席发行员，90％的地级经销商都与他见过面喝过酒。当然，成功绝不是碰个杯那样简单。
《传媒》：我看您的“木桶理论”有些特别，不知您是怎样打开了“水龙头”，《特别关注》选择了怎样的发行理念与模式？
朱玉祥：简单说，《特别关注》的发行理念是反大多数期刊而行之，即“无订不活、无零不稳”。这有悖于长久以来中国期刊的发行规则——“无零不活，无订不稳”。 但我想，如果一份报刊是老百姓自个儿乐意掏腰包订的，必定是好东西，报摊上自然就好卖。而且订阅对于《特别关注》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它由一个不知名的刊物变成了一个知名的刊物。你要非得问我，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我就得问问你，为什么邮局订阅独此一家，无人较量，是一张能打破省级报刊区域局限迈向全国的通行证，我却放着不用？
《传媒》：可是没有一定的零售量就走订阅，邮局愿意吗？
朱玉祥：开始时候，自然是不愿意的。但我可以想办法，首先，商界流传“体验营销”，你没喝过这个饮料就先让你尝一尝。《特别关注》就把各个渠道没有卖出去的杂志和样刊免费送到邮局，邮局只收其利，风险为零。发到读者手里后，让他们看了再订。结果，在我们的一个试点，我们送了邮局3000本，读者却订了3500本，邮局一看知道能赚钱，当然就乐意合作。其次，传统意义上一本文摘杂志是3块钱，《特别关注》是一本5块钱，邮局的党报费率是25％，《特别关注》这种走市场的杂志是35％，我就和邮局说你定50％吧，5块钱咱们对半分。
《传媒》：划得来吗？
朱玉祥：划得来啊，我赚取我合理的利润就行了，杂志有量就有钱，不能抱残守缺。在中国，大多数期刊不走邮政，是把邮局当作了一个“衙门”，费率铁面无情，还得按照邮局的既定规则，双方需求互不满足，肯定一拍两散。但如果你把邮局当成一个经销商、一个合作伙伴、一个企业，能够注意到对方的企业需求，那就是一个巴掌两面响，各取所需都有利。说穿了，我看重邮政的发行，可不是看重一个省报刊零售公司全加起来的那两百来人，而是它面向全国收投系统的50万人。你要是看到了这两百人看不到那50万人，损失可就大了。 《传媒》：据说《特别关注》单期零售率可以达到95％，但您没有沿袭大刊之惯例，让零售商无退刊之权，反而一再设计“拥抱终端”的各种活动，您对零售市场是怎么考虑的？
朱玉祥：圈里人都说朱玉祥有点江湖气，但我还真是既谋天下又谋朋友。这些年来，把《特别关注》送到全国读者手中的，是那些一年365天，不论刮风下雨、酷暑炎热，始终坚守五六个、顶多十来个平米的报摊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守点守得是辛苦钱，我们谋划谋的是天下大势，算计朋友抠蝇头小利算个啥？
所以《特别关注》从来不“克扣”终端零售商，我们有肚量让他们在同等劳动量下挣到比别人多一点的钱，杂志的“拥抱终端”活动还会邀请他们联欢、座谈。报刊亭主舒坦了，给每个路过的读者说上句“《特别关注》这杂志还行，您看一看”，我们的零售市场就会打破流行的“常量总量有限论”，换个念想，统计表上的数字就只会让你兴奋而不是沮丧。
“我说这是天下最好的编辑制度”
云弓说憨陀写的卷首好看，笔者带着《特别关注》在回程的动车上一路翻阅，也有同感。12年来，朱玉祥的卷首只围绕三国、水浒讲故事，从未重复还写的头头是道、风生水起，行文角度“刁钻”，文章“肥而不腻”，那些“察人所不察”的细节细品起来，韵味良多。
《传媒》：卷首一写就是12年，在《特别关注》，您这个总编看来是个辛苦活儿。
朱玉祥：这真的不是最辛苦的，而且也没有最辛苦，只要对杂志抱有初恋情人般的爱慕，我是甘之如饴。
不过，要说到我这个总编的不同，不同的其实是《特别关注》的编辑制度，我敢说这是天下最好的编辑制度。简单地说，传统的编辑部是一个编辑负责几个栏目，稿件由部主任看完了，老总看，没问题就OK了。《特别关注》的做法是所有的编辑没有栏目，所有的编辑都当主编。每个编辑每期摘选30万字，然后我来一审，从5个编辑的150万字里面选15万字，然后再删改，可能还要去掉两三万字，最后也就剩下12万字。二审由副总编辑来完成，三审大会所有采编人员参加，最后我再四审。
《传媒》：这个制度有点怪，您的劳动量是否有点大？
朱玉祥：是有点大，考验体力。但却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厉害的机制。如果不用这个制度，《特别关注》一共有5个文字编辑，10个栏目。如果一个人负责2个栏目，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没法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办杂志讲究的是一个和谐的整体，除此没有良方。
而且，这样的编辑制度可以把每个编辑都变成“总编“，因为编辑没有自留地，《家事》《国事》《天下事》《开心事》《史事》《男人的事》等10来个栏目全部放开，就无形中逼着每个编辑只能用总编辑的眼光和思维来经营每篇稿件，按照“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动人心弦”三条标准，寻觅一流文章。如此一来，5个文字编辑每人每月不得不浏览几百种各类报刊、书籍，可谓“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样，等到我做一审时，就是十里挑一，最后出来的200多篇文章应该可以称作精华。
云弓说，“《特别关注》能发展成怎样我不敢说，今年据说要突破500万份。不过，有那几篇憨佗的文字也已经很不错了，这是我个人一个非常自私的想法。”笔者也有这样一个“自私的”想法，毕竟是多年的三国、水浒迷，但作为一名专业媒体的从业者，我更暗暗期许这匹期刊黑马，今年真能突破500万大关，给长久静默的期刊业提振信心。
而对此，朱玉祥信心满满，只说了一句“困难的是，还得拼体力”。
我是个《水浒》爱好者，自然读《特别关注》的卷首就成为一件颇为快意的事，而卷首的作者“憨佗”便是朱玉祥。据说《特别关注》能有今天的江湖地位，他喝了成吨的酒，可见创业之艰难。但他干得很过瘾，多少有点梁山好汉大块吃肉的快感。他干的是晁盖哥哥的事，走得多少有一点宋江的路线，不过他干得比宋江好。
摘自云弓的新浪博客
未去武汉之前，先看到了云弓对朱玉祥的评价：当一个文人有了一股子彪悍劲儿，或者当一个彪悍的人想干点斯文的事，一定会成为一种有趣的景观。因着这个先入为主的评价，我对创刊12年、期发行量直奔500万份的《特别关注》有了一种很“江湖”的感觉。但直至见到朱总，才恍然明白他既非晁盖，更非宋江：他不似晁盖为民请命不娶妻室、终日打熬，而是深谙“幸福”的哲学；更不似宋江两面人格、善用术数，而是兄弟一心、奇谋取胜。
由此，要想解读《特别关注》何以创下中国期刊界的奇迹，不如先从“特别关注”朱玉祥开始。2012年6月8日，笔者踏进了朱玉祥略显空旷的办公室，他笑言，“其实记者也怕记者采访”。
“谁说我们只是定位成功，我得和他急”
2000年，朱玉祥向《湖北日报》借款80万元，顶着年轻的“主任记者”的名头，招兵买马8人创办了《特别关注》。12年后，再没人敢说他们是“草台班子”，尽管编辑中仍有中专学历的员工。
《传媒》：朱总，您好。说到《特别关注》能有今天的成功，大多数专家都会说是有赖于独特的定位。那么，杂志创办初期为何选择了“成熟男士读本”这一定位？
朱玉祥：多数人做媒体，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把内容做得有特色、有个性。但当《特别关注》2000年创办时，中国期刊已经过剩，9000多种期刊中除去占据一半江山的学术期刊，走市场化道路的期刊是三分之一不赚钱，三分之一盈亏相抵，三分之一获利。因而，在期刊市场格局已定，无庞大零售市场的条件下，《特别关注》创办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寻得中国期刊市场的空当。
在当时，青少年杂志、妇女类杂志以及老年类杂志是中国期刊市场的三大构成。每一类型的杂志读者都有自己的一个“组织”，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团组织，组织不仅给了他们依靠，也给了他们读者，比如曾经风行的《中国青年》《辽宁青年》《山西青年》。而男人呢，却没有一个“男联”组织，没组织就没专门服务他们的杂志，于是《特别关注》就找了成熟男士这个空当。
不过，要谁说《特别关注》的成功，只是因为定位成功了，那我就得起急了。
《传媒》：这要怎么讲？
朱玉祥：刊物定位就相当于男人去找媳妇，你定位成什么样是你的权利，但怎么让你的心上人接纳你，是一门艺术。《特别关注》将自身定位为成熟男士读本以后，研究更多的是怎么样把核心读者“追”到手。怎么追呢，和追媳妇一个道理——给人家幸福，让人家知道你不可或缺。
2000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社会万象纷呈，男人压力与日俱增，面对迅速增长的财富而分配不确定时，他们开始不幸福。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心灵需要慰藉，可慰藉他们的心灵不能像青年刊物一样说你坚强一点就行了，我们不能讲更理想主义的东西，我们得满足读者更深层次的需求。那么，面对半路杀出的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荣耀与压力，男人最需要的是赶走令自身忧心忡忡的不确定性，获得“幸福感”。
抱定这样的办刊理念，《特别关注》将栏目设置为《家事》《国事》《天下事》《开心事》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告诉男人该如何赢得幸福，如何发财致富，如何营造爱情的港湾。事实上，这样的“幸福”办刊，不仅仅让杂志赢得了男性读者，也拥有了一定数量的女性读者。毕竟，每个女人至少有一个瞬间是想要了解男人的。
“无订不活、无零不稳，可不仅仅是为了与众不同”
看朱玉祥写的文章，他办杂志有个“木桶”思路：做好内容是打造一只滴水不漏的桶，寻到有效的发行模式与促销方式是打开水龙头，哗哗流出的就是自己杂志的发行量。不过，这水龙头打得开、打不开，开得多、开得少可不仅仅是运气的事儿。很多人都想不到，朱玉祥是《特别关注》的首席发行员，90％的地级经销商都与他见过面喝过酒。当然，成功绝不是碰个杯那样简单。
《传媒》：我看您的“木桶理论”有些特别，不知您是怎样打开了“水龙头”，《特别关注》选择了怎样的发行理念与模式？
朱玉祥：简单说，《特别关注》的发行理念是反大多数期刊而行之，即“无订不活、无零不稳”。这有悖于长久以来中国期刊的发行规则——“无零不活，无订不稳”。 但我想，如果一份报刊是老百姓自个儿乐意掏腰包订的，必定是好东西，报摊上自然就好卖。而且订阅对于《特别关注》确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它由一个不知名的刊物变成了一个知名的刊物。你要非得问我，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我就得问问你，为什么邮局订阅独此一家，无人较量，是一张能打破省级报刊区域局限迈向全国的通行证，我却放着不用？
《传媒》：可是没有一定的零售量就走订阅，邮局愿意吗？
朱玉祥：开始时候，自然是不愿意的。但我可以想办法，首先，商界流传“体验营销”，你没喝过这个饮料就先让你尝一尝。《特别关注》就把各个渠道没有卖出去的杂志和样刊免费送到邮局，邮局只收其利，风险为零。发到读者手里后，让他们看了再订。结果，在我们的一个试点，我们送了邮局3000本，读者却订了3500本，邮局一看知道能赚钱，当然就乐意合作。其次，传统意义上一本文摘杂志是3块钱，《特别关注》是一本5块钱，邮局的党报费率是25％，《特别关注》这种走市场的杂志是35％，我就和邮局说你定50％吧，5块钱咱们对半分。
《传媒》：划得来吗？
朱玉祥：划得来啊，我赚取我合理的利润就行了，杂志有量就有钱，不能抱残守缺。在中国，大多数期刊不走邮政，是把邮局当作了一个“衙门”，费率铁面无情，还得按照邮局的既定规则，双方需求互不满足，肯定一拍两散。但如果你把邮局当成一个经销商、一个合作伙伴、一个企业，能够注意到对方的企业需求，那就是一个巴掌两面响，各取所需都有利。说穿了，我看重邮政的发行，可不是看重一个省报刊零售公司全加起来的那两百来人，而是它面向全国收投系统的50万人。你要是看到了这两百人看不到那50万人，损失可就大了。 《传媒》：据说《特别关注》单期零售率可以达到95％，但您没有沿袭大刊之惯例，让零售商无退刊之权，反而一再设计“拥抱终端”的各种活动，您对零售市场是怎么考虑的？
朱玉祥：圈里人都说朱玉祥有点江湖气，但我还真是既谋天下又谋朋友。这些年来，把《特别关注》送到全国读者手中的，是那些一年365天，不论刮风下雨、酷暑炎热，始终坚守五六个、顶多十来个平米的报摊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守点守得是辛苦钱，我们谋划谋的是天下大势，算计朋友抠蝇头小利算个啥？
所以《特别关注》从来不“克扣”终端零售商，我们有肚量让他们在同等劳动量下挣到比别人多一点的钱，杂志的“拥抱终端”活动还会邀请他们联欢、座谈。报刊亭主舒坦了，给每个路过的读者说上句“《特别关注》这杂志还行，您看一看”，我们的零售市场就会打破流行的“常量总量有限论”，换个念想，统计表上的数字就只会让你兴奋而不是沮丧。
“我说这是天下最好的编辑制度”
云弓说憨陀写的卷首好看，笔者带着《特别关注》在回程的动车上一路翻阅，也有同感。12年来，朱玉祥的卷首只围绕三国、水浒讲故事，从未重复还写的头头是道、风生水起，行文角度“刁钻”，文章“肥而不腻”，那些“察人所不察”的细节细品起来，韵味良多。
《传媒》：卷首一写就是12年，在《特别关注》，您这个总编看来是个辛苦活儿。
朱玉祥：这真的不是最辛苦的，而且也没有最辛苦，只要对杂志抱有初恋情人般的爱慕，我是甘之如饴。
不过，要说到我这个总编的不同，不同的其实是《特别关注》的编辑制度，我敢说这是天下最好的编辑制度。简单地说，传统的编辑部是一个编辑负责几个栏目，稿件由部主任看完了，老总看，没问题就OK了。《特别关注》的做法是所有的编辑没有栏目，所有的编辑都当主编。每个编辑每期摘选30万字，然后我来一审，从5个编辑的150万字里面选15万字，然后再删改，可能还要去掉两三万字，最后也就剩下12万字。二审由副总编辑来完成，三审大会所有采编人员参加，最后我再四审。
《传媒》：这个制度有点怪，您的劳动量是否有点大？
朱玉祥：是有点大，考验体力。但却是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厉害的机制。如果不用这个制度，《特别关注》一共有5个文字编辑，10个栏目。如果一个人负责2个栏目，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没法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我们办杂志讲究的是一个和谐的整体，除此没有良方。
而且，这样的编辑制度可以把每个编辑都变成“总编“，因为编辑没有自留地，《家事》《国事》《天下事》《开心事》《史事》《男人的事》等10来个栏目全部放开，就无形中逼着每个编辑只能用总编辑的眼光和思维来经营每篇稿件，按照“引人入胜、发人深省、动人心弦”三条标准，寻觅一流文章。如此一来，5个文字编辑每人每月不得不浏览几百种各类报刊、书籍，可谓“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样，等到我做一审时，就是十里挑一，最后出来的200多篇文章应该可以称作精华。
云弓说，“《特别关注》能发展成怎样我不敢说，今年据说要突破500万份。不过，有那几篇憨佗的文字也已经很不错了，这是我个人一个非常自私的想法。”笔者也有这样一个“自私的”想法，毕竟是多年的三国、水浒迷，但作为一名专业媒体的从业者，我更暗暗期许这匹期刊黑马，今年真能突破500万大关，给长久静默的期刊业提振信心。
而对此，朱玉祥信心满满，只说了一句“困难的是，还得拼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