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权无论多独裁，多腐败，只要老百姓能过上日子，大体上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萨达姆政权不是也很独裁嘛，但如果不是美国发动战争的话，萨达姆恐怕现在还是垮不了台，因为老百姓靠着石油经济还是可以过得不错的。
　　但抗战后的中国，马上就面临内战，抗战中已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不仅没办法恢复，而且是雪上加霜。国民党是当政者，如果国家经济不好，老百姓的怨言要落在它的身上。
　　
　　两大隐患未除
　　
　　1927年蒋介石当政之后，有两大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好，为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经济崩溃留下了隐患。
　　首先，南京政府当时的经济导向并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而是试图以中央集权对经济采取控制的态度，而这导致的权力经济也是中国经济史上长期以来比较致命的顽疾。尽管现在说1927-1936年是中国经济的“黄金十年”。当年一些叱咤风云的工商业巨子，实际上都受到过国民党政府的刁难和敲诈。蒋介石政权并没有市场经济意识，资本主义经济在独裁体制下畸形地异变为权力经济，私人企业的成功依赖于官商勾结。很多大资本家当时走的其实都是官商结合的道路，或者说是不得不走这条路，资本主义工商业并未得到充分的独立发展。
　　第二，中国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蒋介石并没有解决好，甚至可以说放任了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即使是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那些年，农村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其实最主要是上海和天津。不夸张地说，当时上海和天津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接近了西方，但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还是非常落后。
　　蒋介石当年在思想上就没有很重视农民问题，这也是他与毛泽东在政治上的一大分野。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一直很重视农民问题，想了很多办法想搞好农村。蒋介石小时候一直住在奉化溪口镇上，他们家也是世代经商，没有真正在农村生活过。所以他也不了解农村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也就没有想方设法地去改变当时中国农民的悲惨现状，更别提去推行平均地权了。
　　
　　经济上众叛亲离
　　
　　蒋介石在经济上得罪了社会的大部分阶层，似乎已是众叛亲离。
　　在城市，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和官商盘剥之苦，对蒋介石不满意，走向了左倾；市民阶层在金圆券改革中几乎上缴了全部的金银外汇，而后爆发的恶性通胀等于让他们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洗劫一空，他们对国民党政权已失去了信心；知识阶层比如教授抗战前可以自己买院子、包车，生活得很悠闲，抗战后生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直接造成了知识阶层的左倾，甚至一些原来和蒋介石关系不错的学者也是如此。
　　农村的情况更加糟糕，农村经济在内战时期已趋于破产，农民不仅吃不饱，还要面临国民党拉壮丁的威胁；再加上解放区土改的示范效应，使得解放区的农民积极参军保卫土改成果，国统区的农民期盼解放军早点来也可以享受土改，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由此完全在经济上与国民党政权站在了对立面。
　　列宁说过，一个国家是否会发生政权的变更，仅仅是下层的群众不满，那还是不够的，而必须同时要出现上层阶级的不满。当代表下层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对国民党政权深恶痛绝的同时，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中产阶级所代表的社会中上层也与国民党离心离德，这时候国民党事实上已失去了执政基础，垮台只是早晚的事。这其中的人心向背很大程度上正是国民党的经济失败造成的。可以说，国民党在经济上的崩溃引起了政治上的崩溃，与军事崩溃一起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败亡。
　　
　　官僚资本火上浇油
　　
　　国民党的权力经济导向必然产生官僚资本这一怪胎。
　　官僚资本甚至不屑于做什么具体产业，他们掌握了翻手为云的政治资源之后，不太可能再去从事制造业赚辛苦钱了。所有的官商结合几乎都是去搞金融业了，倒黄金啊，做贸易啊，这才是大头。当年孔令侃的“扬子贸易公司”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我们一直说官僚资本的四大家族，其实蒋介石代表的蒋家，陈立夫和陈果夫两兄弟的陈家相对而言并没有赚什么大钱。而宋家和孔家则不然。山西太谷现在有个孔家大院，其实原来根本不是孔家的，是太谷曾经的首富孟家的。孔祥熙上世纪二十年代发财后才买到手的。孔祥熙的家世根本就不是他后来自己贴金的什么晋商后裔，他之所以这样说，就是为了掩盖他通过当官通过权力经济积累的巨额财富。孔在执掌财政部时，上上下下安排的都是老乡，形成了太谷帮。太谷帮后来都发了大财，而孔祥熙当然是拿了大头。
　　权力经济和官僚资本的盛行也让国民党的腐败状况愈演愈烈。
　　政治权力与经济一结合没有不腐败的。在国民党的独裁体制上没有政治监督，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
　　蒋经国后来在上海打老虎也铩羽而归了。
　　太子爷都管不了，可见国民党政权当时经济状况的混乱已积重难返。事实上，蒋经国打老虎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他在苏联待的时间太长，对中国的现实情况还是缺乏深入了解，过分天真幼稚，接这个任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官僚资本膨胀的根源是独裁制度下的权力经济，这就决定了蒋经国只能打苍蝇，不能打老虎。当时四大家族的恶行通过媒体的宣传已激起了民愤，蒋介石也就是想让蒋经国收拾两只小苍蝇，缓和一下老百姓的情绪。但谁知道蒋太子一打就打到了皇亲国戚身上，大水冲了龙王庙，不草草收场还能怎么样。
　　除了打击囤积居奇之外，蒋经国当时在上海的另外一个任务是稳定物价，这一任务在经济上就更不可行了。在当时货币发行失控、供求失衡的条件下，物价是控制不住的。你一定要强行控制，反而会助长黑市，形成价格双轨制，恰恰又给了蒋经国想打击的那些人一个发财的可乘之机。无论是外汇还是物价双轨制，这本来就是官僚资本赖以发家的天堂。
　　
　　恶性通胀摧垮政权
　　
　　恶性通胀对国民党政权的危害性甚至要大于军事上的失败。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输了可以再招募训练军队，但恶性通胀让国民党政权信誉全无，人心散了，谁还愿意为你这个政权卖命。
　　客观上说，通胀并不是始于抗战之后，而是抗战时便已相当严重了。举个例子，陈岱孙先生烟瘾挺大，但他抗战时曾经戒烟，那时通胀很厉害，饭都吃不饱，更别提买烟了。要知道，陈先生战前可是三百五十大洋一个月，什么买不起啊。但在抗战期间，全国人民尚能上下一心，共赴国难，通胀引发的矛盾并没有凸显出来，抗战激情掩盖了这一矛盾。但内战爆发后，渴望过上安定日子的民众发现通胀状况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恶化，这时候民众也没有必要相忍为国了，对现政权的怨气全发出来了。
　　国民党也没有办法啊。内战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而应对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发行货币填窟窿。国民党曾经想通过金圆券改革控制通货膨胀，后来因为战争的需要，无法控制货币发行量，反而加剧了通胀。民众一开始对金圆券改革也曾寄予了一些希望，通过上缴手中的黄金外汇表示支持，但后来发现受骗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怨恨可想而知。
　　事实上，只要是发生了恶性通胀，这个政权都逃脱不了倒台的命运。苏联的崩溃也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总体来看，似乎只有寄生于国民党政权的官僚资本是经济上的得益者。与国统区相比，解放区的经济状况似乎要好很多。
　　客观上来说，解放区面积相对比较小，经济问题也较容易解决。更重要的是，解放区以乡村地区为主，现代工商业本来就不发达，主要还是自然经济的模式，而自然经济本就不太容易受到通胀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共产党在制度上也与国统区的经济做了隔离，单独发行了货币，什么法币金圆券都不使用，这样就更不容易被国统区的恶性通胀传染。
　　同时，与国统区的农村破产相比，共产党注意解决农民问题，在部分解放区实行土改的政策。这样一来，不仅农民积极参军保卫土改成果，而且也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经济上也有余力支持解放军在前线的军需。而另一方面，与需要支付军饷的国民党军队相比，解放军不需要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给农民造成的负担不会大到无法承受的地步。
　　解放区当时对工商业也是采取鼓励扶植的态度，按照毛泽东当时主张的新民主阶段论，要先发展资本主义，再发展社会主义。
　　人心向背是决定内战胜负的丛林法则，众叛亲离的国民党政权最终在1949年丢掉了中国大陆。可悲的是，即使是在一麻袋金圆券只能买几棵白菜的1948年，沉溺于军事作战与宪政改革的蒋介石却仍未重视民生问题导致的人心向背。当市民阶层被币制改革骗光了金银外汇，当民族资产阶级被官僚资本倾轧得无处话凄凉，当农民畅想与中共一起把握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还有谁会和自命正统的国民党“同心同德”。
　　权力经济是难以持续的。可以这么说，即使抗战后不爆发内战，国民党如果不改变经济方针的话，经济崩溃乃至倒台只是早晚的事。如果不是蒋介石到台湾之后痛定思痛，在经济政策上改弦更张的话，国民党在台湾或许早就倒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