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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丽江闭塞，所以，来自中原的古音才能不加任何改变地被保留。
古乐每天晚上都在丽江奏响。观众随着丽江大研纳西吉乐会曼妙的乐声，穿越到了遥远的唐、宋、元。
这和宣科不无关系。
如果说在丽江还有一项高雅活动(通常发呆、泡吧以及寻找艳遇是来丽江旅游的人的必备节目)，那就是到位于东大街上的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看演出。
乐会门口处有一块颇为显眼的牌子，上面写道“宣科先生每晚亲自主持”。
上午11点，对号入座的票已卖到了第7排。
“每天都是满座”卖票的妇人说。
“宣科先生晚上会来吗?”有人问。
“每晚都会来，宣科先生年龄大了，只主持下半场。”那妇人继续说“演出结束后，可以请宣科先生签名，还可以和他合影拍照。”
宣科是纳西古乐的一块金字招牌。很多人愿意掏160元买一张票，除了对音乐本身的好奇外，更多为的是亲眼一睹宣科的神采。
21年的牢狱生涯
宣科是纳西族人，又有藏族的血脉。
宣科的祖籍在安徽。据说，他的先祖因开罪朝廷，被贬至云南大理。
他的曾祖母是纳西族，祖母是藏族康巴贵族，母亲郑小风是中甸康巴藏族中不得了的美声歌手(宣科语)，“能用尖锐的声音，把喜怒哀乐倾诉给上苍。”
宣科的曾祖父在中甸、康定办私学，和康巴贵族联姻。祖父是一个举人。父亲宣明德，很有语言天赋，不仅是第一个会说英语的纳西人，同时还会说7种民族语言。
1905年，丽江就有从欧洲来的传教士。宣明德在替传教士工作时，学会了英语，后来得到机会去贵州的神学院深造，成为了一个牧师。宣科的曾祖母因着儿子的缘故，信了基督教。
洛克和顾彼得，前者是奥地利探险家，后者是俄国作家，都在丽江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都和宣明德有着良好的关系。1933年宣科家的“全家福”、包括宣科1岁时坐在天井的澡盆里的照片，均出自洛克之手。
但是，对宣明德家庭经济上有较大影响的人，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个儿子——西奥多·罗斯福和克米特-罗斯福。
他们从一个法国传教士的日记中得知，在永宁—丽江与四川交界的地方，有“陆地白熊”，即今天被捧为国宝的大熊猫。1928年，他们从缅甸经大理来到丽江，在宣明德的陪同下到永宁寻找大熊猫。
很顺利，他们在永宁与木里交界的地方发现了大熊猫。活的大熊猫带回美国过于困难，他们就把熊猫标本带回了美国。至今，这个标本还保存在美国的自然博物馆里。
1929年，他们写的名为《跟踪大熊猫的足迹》的书在美国出版了。该书提到宣明德的地方有40多处。
算是对宣明德当翻译、向导的酬劳，他们慷慨地将自己用过的由88Pz马组成的马帮转赠给了宣明德。宣明德将马匹变卖后，修了一座由洛克和德、荷传教士们参与设计的纳西四合院，就建在丽江晚清诗人马子云故居之上。
1930年，宣科就降生在这样一户殷实人家里。宣科排行第五，上面有四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由于家庭的关系，宣科的生活很西化。保姆是德国传教士的妻子，家里还有一名德国家庭教师。开蒙后读的是教会小校，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16岁时，他到昆明天南中学上高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外国人很多，连大名鼎鼎的闻一多也在这里授过课。
18岁时，宣科因参加“七·一五”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三个月后，是父亲托关系才把他保了出来。
宣科在昆明上高中这段时间，生活上得到三姐一家的照顾。宣科的姐夫是当时西藏达赖政府驻昆明办事处的主任，一家人住在庆云街的一幢别墅里。
1949年8月初，洛克、顾彼得以及宣科的三姐一家，乘一驾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派来的飞机，离开丽江去了国外。
1950年2月21日，解放大军来到了昆明。留在昆明的宣科，担任“云南青年合唱团”和“洪流合唱团”的指挥。陈赓将军率领的二野四兵团入城时，站在正义街上的宣科，正英姿飒飒地指挥着合唱团迎接解放军。那一刻被摄影家郭子雄用相机凝固在了胶片上。
解放后，宣科被调入了昆明市委文工团任指挥，但通往音乐殿堂的路并不平坦。
1954年，青年作家白桦的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一炮打响，准备拍电影。当时云南的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陆万美，推荐宣科参加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音乐创作，并先让他参加案头工作。然而，意外发生了，宣科不仅没能参加《山间铃响马帮来》的音乐创作，还被送进了监狱。
据说，发现宣科问题的引子是一笔来自境外的汇款。他在国外的姐夫，通过一家香港银行给他汇款，而这家银行同时给国民党特务“汇”活动经费，于是，宣科就有了说不清楚的罪名。
1957年，“里通外国”成为宣科的罪名之一，他被关进了监狱。最初宣科只是被判了7年徒刑。服刑期间，一位公安厅长训话说，政府不放过任何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有什么冤屈可以申诉。宣科写了申诉，结果是被加了3年刑。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混乱中宣科的服刑时间向后又拖了十二年。等宣科出狱时，已是1978年了。21年的大好光阴在狱中蹉跎了。
音乐起源于恐惧
出狱后的宣科，回到了家乡丽江。
丽江中学，曾经是他的母校接纳了他。
校方请他当音乐老师，被他谢绝了。
“音乐很容易让人成名，但进监狱的概率也很高”宣科以玩笑口吻说。
请他教英语，也被他谢绝了。“里通外国”罪名的苦头，宣科已经领教够了。
他选了最保险的科目——数学。
“三、四个月后，名声大振，我成为著名的数学老师。”宣科得意地说。
但是，宣科与音乐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他转而研究起了音乐。
关于音乐起源，有“劳动说”、“宗教说”、“性爱说”等多达16种。宣科前后花了六年的时间，写文章证明音乐起源于“恐惧”。
这与他特殊的牢狱生活有关。
被判了刑的宣科，发配到了“云南省新建锡矿103号信箱”。这是位于云南省个旧市的一个劳改矿。
一天，管教人员问他会不会画画?矿上需要能画画的人搞宣传。或许，这能为宣科提供一个减少体力劳动的机会，但是，不料想却让他吃了禁闭，只因为他说了一句“马克思的头发胡子较难画”。
他在“三转弯”的禁闭室关了7个月。禁闭室是一个四面用石头垒起来的“房子”，一扇厚厚的铁门，门上46个通气孔是惟一能看见外界的管道，尽管望出去只是岗楼和岗哨。但也好过石屋里的暗无天日。
是音乐让他克服了对黑暗禁闭室的恐惧。他努力回想小时候随父亲参加山民们篝火晚会的情景——夜色中，篝火带来的光明，山民围着篝火，跳着、唱着。山民歌舞的名称就是后来他著文剖析的《美磋》。
概括地说，“热美”，在纳西语中是一种鬼怪或精灵的称谓，经常出没于森林和旷野中为害或降福人畜。《热美磋》实 际就是为了驱赶人们对鬼怪或精灵的恐惧而进行的一种歌舞。“窝－热－热”高吭嘹亮的男声，实际上更像是一种警告——“热美”来了!继而加入进来的女声，持续地学着羊的叫声。纳西族把羊视为一种吉祥物，认为“鬼怕羊，而神则爱羊”；“要将豺狼诱入陷井，必须学羊叫”……宣科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音乐起源于“恐惧”。
宣科6年潜心研究的成果——《纳西多声民歌“热美磋”的原始状态》发表在《音乐学习与研究》(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上。
3年后，四川音乐学院的《音乐探索》第4期上又刊载了宣科的《对“热美磋”来历的研究》的另一篇论文，形成了一个系列。
发掘古乐誉四方
乐会在丽江有长达400年的历史。纳西古乐能够保存下来，应该说是仰赖乐会这个民间演奏机构。
顾彼得在他《被遗忘的王国》一书这样写道，“新年庆祝活动提供给丽江老先生们一个机会，上演几场他们擅长的纳西古乐”。
看来，由老人演奏古乐是丽江的一种传统。古乐是文人学士聚会时演奏的一种音乐，借着父子心口相传的手段，而得以长盛不衰。
解放后，丽江的乐会就解散了。
改革开放后，环境慢慢变得允许民间乐人演奏了，但却出现在另一种场合。
一天，宣科在校园里听到一种咿咿呀呀的乐声，那是伴随绅士、地主、资本家一起消失了的音乐。谁在演奏呢?好奇的他，顺着乐声一路寻了过去。
原来是一家人在做丧事，灵柩旁边坐着四五个人，弹大琵琶、拉老胡琴……这个专门在有人出丧时为人演奏音乐的乐班，在当地被称作谈经班。
出于对音乐的喜爱，宣科每个礼拜都邀请这些演奏者聚会、演奏。同时，他开始研究老人们演奏的诸如《浪淘沙》、《水龙吟》等曲牌音乐和古代就有的同名曲牌的关系。
纳西古乐门票恐怕是最独特的一种，只有巴掌大小，但却厚达169页，其中，有一页是《浪淘沙》的简谱，填的词是南唐李煜的词。填词人是宣科。最初，宣科是将刘禹锡的《浪淘沙》往老人演奏的曲牌《浪淘沙》中填的，一连试填了九首，都感觉不对，听着别扭。他又拿小时候背过的一首南唐李煜的《浪淘沙》试着填，从起首的一句“帘外雨潺潺”直到末句的“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在节奏及韵味都非常吻合。
但是，这也成为日后一些人诟病宣科的证据。
纳西古乐会商业演奏的时间，可追溯到1986年。
宣科拿着自己手绘的地图，图上标明乐会的演奏地点，在丽江大研古城寻找可能的客人。那时，古城不像现在这样熙熙攘攘，有一些游人，也是外国游客多过中国人。宣科将地图发给老外，并说明将会有怎样一场演出。以他的口才，这些都不算什么。
拿了地图的外国游人，还会带来朋友，所以，宣科他们的第一场表演，观众有40个。
当时，他们只是想拥有一个表演舞台，只图个自娱自乐。这些演奏者，本身是有职业的，铁匠、铜匠、木匠、皮匠、马锅头、退休教师、印刷工人。他们聚在一起演奏，只是因为喜欢音乐，并没想挣钱。
有一天演出结束后，有一个英国老太太主动问：“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奉献一点钱，为这个乐队?”
宣科他们为外国游客演奏时，外办主任就曾经提醒他说：你给外国人演出，你要小心啊，国际问题无小事。所以，宣科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
这要是收了钱，会不会惹麻烦?出于耽心，宣科不敢说接受。
或许是看出宣科的为难，老太太主动说“我们悄悄放在一个地方可以吗?”
得到同意后，老外把捏在手里的钱，放在锣里面，又在上面反扣一面锣。大家一个一个很守规矩地排着队交钱。
过后将这些美元、英镑等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加上本来就有的一点点人民币，大约有800元。
这次经历之后，室科开始将自己的身份向纳西古乐的经纪人方面转换。他开始正式租场地，卖起了门票。门票从最初的4元一路飙高到25年后的今天的160元。
有一天，宣科收到一封从英国飘洋过海辗转到丽江的邮件，里面有一份《泰晤士报》。原来有一个听了纳西古乐的外国人，回国写了一篇关于古乐的报道，刊登在《泰晤士报》上。
1995年，北京时间10月6日凌晨2时，伦敦时间10月5日下午7时，宣科带领着最大年龄84岁、最小年龄19岁的10名纳西族人组成的“丽江中国大研纳西古乐会”演员，飞抵伦敦希思罗机场。
10月8日，古乐会在伦敦皇家演奏中心伊丽莎白女王波塞尔演奏厅举行了首场演出。古老的东方音乐震撼了女王音乐厅。接下来几天，古乐会先后在中国驻英使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曼彻斯特皇家音乐学院、赫尔大学、伯明翰“英国中部艺术中心”和牛津大学分别举行了6场演奏会。
原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处负责人范中汇对这次成功演出的分析总结是：“除了你们这种音乐自身的魅力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们有一位既懂音乐，又懂英语，又参加演出的领队兼翻译的宣科先生。他的英语讲得相当好，其他团吃亏在没有你们这样的翻译。”
1997年10月，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来华访问时特意到丽江听了一场“纳西古乐”，于是，向古乐会发出了邀请。
1998年5月18日至5月27日，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一行22人赴挪威参加了第46届卑尔根国际艺术节。古乐会在开幕式上进行了表演，是惟一一个被安排表演的外国艺术团体。
至今，纳西古乐会先后到过英国、法国、挪威、美国等十多个国家进行访问演出。
2000年，纳西古乐开始了公司化运作。作为会长的宣科拥有51％的股份，其他股份被乐会的老艺人们持有。乐会有一个规定，老人持有的股份不能继承，老人去世后必须在乐会内转让。随着老艺人的离世，演出舞台上方挂满了已故去的老艺人的黑白照，宣科拥有绝大多数的乐会股份。宣科从一个古乐爱好者变为纳西古乐会的会长，又成为一个文化企业家。乐会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参加1个半小时的演出，一个月能有1500元的收入。
经过苦心经营，宣科成功地将纳西古乐经营成为丽江旅游产业的一个著名品牌。
为名誉而战
2005年11月1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判决书，让宣科舒了一口憋在心里一年多的闷气。
判决书中写道：名誉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维护其社会评价不被非法贬损的民事权利。法律对学术争论的问题不作评判，但学术评论和批评应当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以保证其正当性，即学术评论只应针对学术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和观点，而不能借学术评论对他人的人格进行攻击和贬损。原审认定涉案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均指向宣科的判决并无不当：《艺术评论》杂志社不仅对文章有审查疏忽的过失，更负有在栏目编排上侵权的主观过失。因此，吴学源及《艺术评论》杂志社构成对宣科的名誉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 云南高院终审维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吴学源、《艺术评论》杂志社停止侵害、为宣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一审判决；变更丽江中院有关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审判决，终审判决吴学源赔偿宣科精神抚慰金1万元、《艺术评论》杂志社赔偿宣科精神抚慰金5万元。
这场官司的起因是《艺术评论》杂志创刊号刊登的一篇署名吴学源的标题为《“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的质疑文章。
吴学源是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他多年从事民族音乐的研究，他在文章中指出：宣科所标榜的“纳西古乐”名不符实，是在造假。
宣科认为该文章借学术评论之名，对自己的人身进行攻击、诽谤，给自己的名誉及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和损毁。
2004年4月，宣科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文章的作者吴学源以及刊登文章的《艺术评论》杂志社告上法庭。要求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重要位置刊登道歉启示，为原告消除影响，并提出了高达122万元的精神赔偿。
2004年12月20日，丽江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吴学源与《艺术评论》败诉，并判吴赔偿宣科精神损失费2万元，《艺术评论》赔偿10万元。但吴和《艺术评论>不服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5年4月2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11月14日，终审判决揭晓，法院维持原判，宣科胜诉。
针对终审结果，《艺术评论》杂志社名誉主编田青代表杂志社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指出：“终审判决……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学术，打击了正常的艺术评论……”
“对于这个判决我不服，我会申诉。”吴学源对判罚也表示不服。他说，如果法院强制执行他也只能在“抚慰金”上面执行，“这是我对法律的尊重，但不是服从。我不会在报刊上公开表示道歉，除非宣科承认他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我可以就我严厉的批评态度表示道歉。”
让吴学源动笔写这篇惹来官司的文章的起因是，他在《丽江日报》上看到一条关于纳西古乐申请人类非物质和口传文化遗产的新闻。新闻中说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收到申报材料，文化部也要开始组织专家评审，申报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在吴学源看来，将纳西族的民间歌舞热美蹉和纳西族信奉的东巴教的宗教音乐白沙细乐，以及宣科每晚组织的唐宋词曲演奏，也就是洞经音乐归类为“纳西古乐”是不科学的。学界一直对什么是纳西古乐，存在着不同观点。如果连纳西古乐的内涵外延都没有弄清楚，就匆忙地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这个玩笑就开大了。
热美磋是一个跳舞的音乐，歌舞音乐，你怎么能把它归到乐里面去呢?吴学源质疑道。
在宣科看来，广义的乐是包括有舞的。
如果音乐是来自中原，那就不是纳西族的，只能说是保留了汉文化的一种传统，又如何能给古乐前面加上纳西的定语呢?况且洞经音乐(宣科古乐会表演的古曲属于洞经音乐)在大理、通海、昆明都有，并不是纳西族特有的音乐。
宣科并不否认别的地方有洞经音乐，但纳西的洞经音乐与别的地方还是有区别的。其他地方在演奏时加入了唢呐这件胡乐器，而古代汉族雅集型细乐中是没有唢呐的。丽江洞经音乐演奏恰恰没有唢呐，这说明纳西族演奏的洞经音乐更原汁原味。
在该案初审结果出来不久，北京就开了一场有很多知名音乐家以及法律人士参加的“文化打假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音乐界专家提出了不少学术事实，试图证明宣科所演奏的纳西古乐名不副实，大部分是汉族道教的洞经音乐，根本没有从唐代遗留下来的东西。法院终审时将音乐界专家们理论评述排除出判决范围。
“……判罚应该将学术和法律分开，法律怎么能判决太阳绕着地球转的问题呢?”宣科说。
难以回避接班人问题
“这么些年来，您有过困难的时候吗?”
“不困难。”宣科很坚定，从语气到神态。
“原因是我们有这样一批古乐人才，就是这些老人，他们都是宝贝啦。”宣科解释说。
“您每天晚上都来主持，会不会觉得累?”记者问宣科。
“不累。”宣科脱口而出。
但毕竟年龄不饶人。所以，现在音乐会由两名女弟子及宣科共同主持。最后半个小时是宣科的时间。
宣科开始产生找接班人的想法，与他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有关。
2007年9月24日，纳西古乐会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厅为联合国高级官员以及各个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演出。表演刚结束，宣科就觉得眼前一黑，恶心、呕吐。经过抢救，感觉是可以回丽江了，不料，在大理他又突然昏倒了。宣科被医生确诊为脑血栓。情况很严重，病危通知单都下过三次。
经治疗，宣科的身体有所恢复后，就开始为找接班人操起心来。现在，每晚的古乐会分别由两个女弟子各主持半个小时，女弟子虽然也是中、英文交替使用，但宣科独特的主持风格是她们没办法仿效和承袭的。
很多来听音乐的人，对音乐本身没有太多了解。没关系，宣科会在每首乐曲演奏前，进行一番普及式讲解。不知是不是为了活跃现场气氛，他总会不失时机地插几句对时下流行事件的机智而风趣的评论。有人这样评价宣科的主持风格：在他嬉笑怒骂的话语中，张显出一个学者的狂野与幽默，在插科打诨中向听众诠释中国古代音乐的精妙与辛辣，并从音乐影射到社会学的诸多现象及问题。
宣科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时说：“每一曲中间，我都要说话。不说呢，观众就不喜欢了。我有的时候精神很差，说话少一点，台下就提抗议了：‘宣科先生，今晚上你的话讲少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女主持对台下观众说“让我们欢迎宣老师上台”时，台下的掌声倏忽便变得狂热了。
杨振宁第二次到古乐会，看完演出后登上舞台来了段“演说”：“我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再度到丽江来，来听宣科先生主持的节目。宣科先生实在非常会讲话，他假如到美国主持电视节目，恐怕要比杰米·卡森、大卫·克莱特曼更受欢迎。我相信他要比卡森和克莱特曼的学问高深得多。”
“我们有一个传习馆，专门训练年轻人。音乐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将音乐的韵味传神地表达出来。这与演奏者的修养，尤其是与国学修养有关。”室科说。
宣科说在传习馆学习的有一二百人，其中，非常优秀的就可以坐在这个台子上。
“他们不是为了从事这个行当来传习馆学习的，他们是真心地喜欢音乐。”宣科矫正从记者嘴里蹦出的“行当”一词。
看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每天满满当当地坐在这里欣赏古乐，评价和口碑都还不错，这是吸引年轻人来传习馆学习的动力。
有了广大的听众，有因热爱而肯学古乐的年青人，纳西古乐或许能逃过现代化之劫，而得以永久传承。
古乐每天晚上都在丽江奏响。观众随着丽江大研纳西吉乐会曼妙的乐声，穿越到了遥远的唐、宋、元。
这和宣科不无关系。
如果说在丽江还有一项高雅活动(通常发呆、泡吧以及寻找艳遇是来丽江旅游的人的必备节目)，那就是到位于东大街上的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看演出。
乐会门口处有一块颇为显眼的牌子，上面写道“宣科先生每晚亲自主持”。
上午11点，对号入座的票已卖到了第7排。
“每天都是满座”卖票的妇人说。
“宣科先生晚上会来吗?”有人问。
“每晚都会来，宣科先生年龄大了，只主持下半场。”那妇人继续说“演出结束后，可以请宣科先生签名，还可以和他合影拍照。”
宣科是纳西古乐的一块金字招牌。很多人愿意掏160元买一张票，除了对音乐本身的好奇外，更多为的是亲眼一睹宣科的神采。
21年的牢狱生涯
宣科是纳西族人，又有藏族的血脉。
宣科的祖籍在安徽。据说，他的先祖因开罪朝廷，被贬至云南大理。
他的曾祖母是纳西族，祖母是藏族康巴贵族，母亲郑小风是中甸康巴藏族中不得了的美声歌手(宣科语)，“能用尖锐的声音，把喜怒哀乐倾诉给上苍。”
宣科的曾祖父在中甸、康定办私学，和康巴贵族联姻。祖父是一个举人。父亲宣明德，很有语言天赋，不仅是第一个会说英语的纳西人，同时还会说7种民族语言。
1905年，丽江就有从欧洲来的传教士。宣明德在替传教士工作时，学会了英语，后来得到机会去贵州的神学院深造，成为了一个牧师。宣科的曾祖母因着儿子的缘故，信了基督教。
洛克和顾彼得，前者是奥地利探险家，后者是俄国作家，都在丽江生活了很长时间，他们都和宣明德有着良好的关系。1933年宣科家的“全家福”、包括宣科1岁时坐在天井的澡盆里的照片，均出自洛克之手。
但是，对宣明德家庭经济上有较大影响的人，却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两个儿子——西奥多·罗斯福和克米特-罗斯福。
他们从一个法国传教士的日记中得知，在永宁—丽江与四川交界的地方，有“陆地白熊”，即今天被捧为国宝的大熊猫。1928年，他们从缅甸经大理来到丽江，在宣明德的陪同下到永宁寻找大熊猫。
很顺利，他们在永宁与木里交界的地方发现了大熊猫。活的大熊猫带回美国过于困难，他们就把熊猫标本带回了美国。至今，这个标本还保存在美国的自然博物馆里。
1929年，他们写的名为《跟踪大熊猫的足迹》的书在美国出版了。该书提到宣明德的地方有40多处。
算是对宣明德当翻译、向导的酬劳，他们慷慨地将自己用过的由88Pz马组成的马帮转赠给了宣明德。宣明德将马匹变卖后，修了一座由洛克和德、荷传教士们参与设计的纳西四合院，就建在丽江晚清诗人马子云故居之上。
1930年，宣科就降生在这样一户殷实人家里。宣科排行第五，上面有四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
由于家庭的关系，宣科的生活很西化。保姆是德国传教士的妻子，家里还有一名德国家庭教师。开蒙后读的是教会小校，所以，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16岁时，他到昆明天南中学上高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外国人很多，连大名鼎鼎的闻一多也在这里授过课。
18岁时，宣科因参加“七·一五”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抓进了监狱。三个月后，是父亲托关系才把他保了出来。
宣科在昆明上高中这段时间，生活上得到三姐一家的照顾。宣科的姐夫是当时西藏达赖政府驻昆明办事处的主任，一家人住在庆云街的一幢别墅里。
1949年8月初，洛克、顾彼得以及宣科的三姐一家，乘一驾美国驻昆明领事馆派来的飞机，离开丽江去了国外。
1950年2月21日，解放大军来到了昆明。留在昆明的宣科，担任“云南青年合唱团”和“洪流合唱团”的指挥。陈赓将军率领的二野四兵团入城时，站在正义街上的宣科，正英姿飒飒地指挥着合唱团迎接解放军。那一刻被摄影家郭子雄用相机凝固在了胶片上。
解放后，宣科被调入了昆明市委文工团任指挥，但通往音乐殿堂的路并不平坦。
1954年，青年作家白桦的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一炮打响，准备拍电影。当时云南的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陆万美，推荐宣科参加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的音乐创作，并先让他参加案头工作。然而，意外发生了，宣科不仅没能参加《山间铃响马帮来》的音乐创作，还被送进了监狱。
据说，发现宣科问题的引子是一笔来自境外的汇款。他在国外的姐夫，通过一家香港银行给他汇款，而这家银行同时给国民党特务“汇”活动经费，于是，宣科就有了说不清楚的罪名。
1957年，“里通外国”成为宣科的罪名之一，他被关进了监狱。最初宣科只是被判了7年徒刑。服刑期间，一位公安厅长训话说，政府不放过任何坏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有什么冤屈可以申诉。宣科写了申诉，结果是被加了3年刑。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混乱中宣科的服刑时间向后又拖了十二年。等宣科出狱时，已是1978年了。21年的大好光阴在狱中蹉跎了。
音乐起源于恐惧
出狱后的宣科，回到了家乡丽江。
丽江中学，曾经是他的母校接纳了他。
校方请他当音乐老师，被他谢绝了。
“音乐很容易让人成名，但进监狱的概率也很高”宣科以玩笑口吻说。
请他教英语，也被他谢绝了。“里通外国”罪名的苦头，宣科已经领教够了。
他选了最保险的科目——数学。
“三、四个月后，名声大振，我成为著名的数学老师。”宣科得意地说。
但是，宣科与音乐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他转而研究起了音乐。
关于音乐起源，有“劳动说”、“宗教说”、“性爱说”等多达16种。宣科前后花了六年的时间，写文章证明音乐起源于“恐惧”。
这与他特殊的牢狱生活有关。
被判了刑的宣科，发配到了“云南省新建锡矿103号信箱”。这是位于云南省个旧市的一个劳改矿。
一天，管教人员问他会不会画画?矿上需要能画画的人搞宣传。或许，这能为宣科提供一个减少体力劳动的机会，但是，不料想却让他吃了禁闭，只因为他说了一句“马克思的头发胡子较难画”。
他在“三转弯”的禁闭室关了7个月。禁闭室是一个四面用石头垒起来的“房子”，一扇厚厚的铁门，门上46个通气孔是惟一能看见外界的管道，尽管望出去只是岗楼和岗哨。但也好过石屋里的暗无天日。
是音乐让他克服了对黑暗禁闭室的恐惧。他努力回想小时候随父亲参加山民们篝火晚会的情景——夜色中，篝火带来的光明，山民围着篝火，跳着、唱着。山民歌舞的名称就是后来他著文剖析的《美磋》。
概括地说，“热美”，在纳西语中是一种鬼怪或精灵的称谓，经常出没于森林和旷野中为害或降福人畜。《热美磋》实 际就是为了驱赶人们对鬼怪或精灵的恐惧而进行的一种歌舞。“窝－热－热”高吭嘹亮的男声，实际上更像是一种警告——“热美”来了!继而加入进来的女声，持续地学着羊的叫声。纳西族把羊视为一种吉祥物，认为“鬼怕羊，而神则爱羊”；“要将豺狼诱入陷井，必须学羊叫”……宣科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音乐起源于“恐惧”。
宣科6年潜心研究的成果——《纳西多声民歌“热美磋”的原始状态》发表在《音乐学习与研究》(天津音乐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上。
3年后，四川音乐学院的《音乐探索》第4期上又刊载了宣科的《对“热美磋”来历的研究》的另一篇论文，形成了一个系列。
发掘古乐誉四方
乐会在丽江有长达400年的历史。纳西古乐能够保存下来，应该说是仰赖乐会这个民间演奏机构。
顾彼得在他《被遗忘的王国》一书这样写道，“新年庆祝活动提供给丽江老先生们一个机会，上演几场他们擅长的纳西古乐”。
看来，由老人演奏古乐是丽江的一种传统。古乐是文人学士聚会时演奏的一种音乐，借着父子心口相传的手段，而得以长盛不衰。
解放后，丽江的乐会就解散了。
改革开放后，环境慢慢变得允许民间乐人演奏了，但却出现在另一种场合。
一天，宣科在校园里听到一种咿咿呀呀的乐声，那是伴随绅士、地主、资本家一起消失了的音乐。谁在演奏呢?好奇的他，顺着乐声一路寻了过去。
原来是一家人在做丧事，灵柩旁边坐着四五个人，弹大琵琶、拉老胡琴……这个专门在有人出丧时为人演奏音乐的乐班，在当地被称作谈经班。
出于对音乐的喜爱，宣科每个礼拜都邀请这些演奏者聚会、演奏。同时，他开始研究老人们演奏的诸如《浪淘沙》、《水龙吟》等曲牌音乐和古代就有的同名曲牌的关系。
纳西古乐门票恐怕是最独特的一种，只有巴掌大小，但却厚达169页，其中，有一页是《浪淘沙》的简谱，填的词是南唐李煜的词。填词人是宣科。最初，宣科是将刘禹锡的《浪淘沙》往老人演奏的曲牌《浪淘沙》中填的，一连试填了九首，都感觉不对，听着别扭。他又拿小时候背过的一首南唐李煜的《浪淘沙》试着填，从起首的一句“帘外雨潺潺”直到末句的“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在节奏及韵味都非常吻合。
但是，这也成为日后一些人诟病宣科的证据。
纳西古乐会商业演奏的时间，可追溯到1986年。
宣科拿着自己手绘的地图，图上标明乐会的演奏地点，在丽江大研古城寻找可能的客人。那时，古城不像现在这样熙熙攘攘，有一些游人，也是外国游客多过中国人。宣科将地图发给老外，并说明将会有怎样一场演出。以他的口才，这些都不算什么。
拿了地图的外国游人，还会带来朋友，所以，宣科他们的第一场表演，观众有40个。
当时，他们只是想拥有一个表演舞台，只图个自娱自乐。这些演奏者，本身是有职业的，铁匠、铜匠、木匠、皮匠、马锅头、退休教师、印刷工人。他们聚在一起演奏，只是因为喜欢音乐，并没想挣钱。
有一天演出结束后，有一个英国老太太主动问：“请问我们可不可以奉献一点钱，为这个乐队?”
宣科他们为外国游客演奏时，外办主任就曾经提醒他说：你给外国人演出，你要小心啊，国际问题无小事。所以，宣科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
这要是收了钱，会不会惹麻烦?出于耽心，宣科不敢说接受。
或许是看出宣科的为难，老太太主动说“我们悄悄放在一个地方可以吗?”
得到同意后，老外把捏在手里的钱，放在锣里面，又在上面反扣一面锣。大家一个一个很守规矩地排着队交钱。
过后将这些美元、英镑等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加上本来就有的一点点人民币，大约有800元。
这次经历之后，室科开始将自己的身份向纳西古乐的经纪人方面转换。他开始正式租场地，卖起了门票。门票从最初的4元一路飙高到25年后的今天的160元。
有一天，宣科收到一封从英国飘洋过海辗转到丽江的邮件，里面有一份《泰晤士报》。原来有一个听了纳西古乐的外国人，回国写了一篇关于古乐的报道，刊登在《泰晤士报》上。
1995年，北京时间10月6日凌晨2时，伦敦时间10月5日下午7时，宣科带领着最大年龄84岁、最小年龄19岁的10名纳西族人组成的“丽江中国大研纳西古乐会”演员，飞抵伦敦希思罗机场。
10月8日，古乐会在伦敦皇家演奏中心伊丽莎白女王波塞尔演奏厅举行了首场演出。古老的东方音乐震撼了女王音乐厅。接下来几天，古乐会先后在中国驻英使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曼彻斯特皇家音乐学院、赫尔大学、伯明翰“英国中部艺术中心”和牛津大学分别举行了6场演奏会。
原中国驻英使馆文化处负责人范中汇对这次成功演出的分析总结是：“除了你们这种音乐自身的魅力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们有一位既懂音乐，又懂英语，又参加演出的领队兼翻译的宣科先生。他的英语讲得相当好，其他团吃亏在没有你们这样的翻译。”
1997年10月，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来华访问时特意到丽江听了一场“纳西古乐”，于是，向古乐会发出了邀请。
1998年5月18日至5月27日，丽江大研纳西古乐会一行22人赴挪威参加了第46届卑尔根国际艺术节。古乐会在开幕式上进行了表演，是惟一一个被安排表演的外国艺术团体。
至今，纳西古乐会先后到过英国、法国、挪威、美国等十多个国家进行访问演出。
2000年，纳西古乐开始了公司化运作。作为会长的宣科拥有51％的股份，其他股份被乐会的老艺人们持有。乐会有一个规定，老人持有的股份不能继承，老人去世后必须在乐会内转让。随着老艺人的离世，演出舞台上方挂满了已故去的老艺人的黑白照，宣科拥有绝大多数的乐会股份。宣科从一个古乐爱好者变为纳西古乐会的会长，又成为一个文化企业家。乐会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每天参加1个半小时的演出，一个月能有1500元的收入。
经过苦心经营，宣科成功地将纳西古乐经营成为丽江旅游产业的一个著名品牌。
为名誉而战
2005年11月1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的判决书，让宣科舒了一口憋在心里一年多的闷气。
判决书中写道：名誉权是法律赋予公民享有的维护其社会评价不被非法贬损的民事权利。法律对学术争论的问题不作评判，但学术评论和批评应当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以保证其正当性，即学术评论只应针对学术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和观点，而不能借学术评论对他人的人格进行攻击和贬损。原审认定涉案文章从标题到内容均指向宣科的判决并无不当：《艺术评论》杂志社不仅对文章有审查疏忽的过失，更负有在栏目编排上侵权的主观过失。因此，吴学源及《艺术评论》杂志社构成对宣科的名誉侵权，应承担侵权责任。 云南高院终审维持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令吴学源、《艺术评论》杂志社停止侵害、为宣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一审判决；变更丽江中院有关精神损害抚慰金的一审判决，终审判决吴学源赔偿宣科精神抚慰金1万元、《艺术评论》杂志社赔偿宣科精神抚慰金5万元。
这场官司的起因是《艺术评论》杂志创刊号刊登的一篇署名吴学源的标题为《“纳西古乐”是什么东西?》的质疑文章。
吴学源是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他多年从事民族音乐的研究，他在文章中指出：宣科所标榜的“纳西古乐”名不符实，是在造假。
宣科认为该文章借学术评论之名，对自己的人身进行攻击、诽谤，给自己的名誉及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和损毁。
2004年4月，宣科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将文章的作者吴学源以及刊登文章的《艺术评论》杂志社告上法庭。要求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重要位置刊登道歉启示，为原告消除影响，并提出了高达122万元的精神赔偿。
2004年12月20日，丽江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吴学源与《艺术评论》败诉，并判吴赔偿宣科精神损失费2万元，《艺术评论》赔偿10万元。但吴和《艺术评论>不服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05年4月21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11月14日，终审判决揭晓，法院维持原判，宣科胜诉。
针对终审结果，《艺术评论》杂志社名誉主编田青代表杂志社发表严正声明，声明指出：“终审判决……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学术，打击了正常的艺术评论……”
“对于这个判决我不服，我会申诉。”吴学源对判罚也表示不服。他说，如果法院强制执行他也只能在“抚慰金”上面执行，“这是我对法律的尊重，但不是服从。我不会在报刊上公开表示道歉，除非宣科承认他的言论都是错误的，我可以就我严厉的批评态度表示道歉。”
让吴学源动笔写这篇惹来官司的文章的起因是，他在《丽江日报》上看到一条关于纳西古乐申请人类非物质和口传文化遗产的新闻。新闻中说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收到申报材料，文化部也要开始组织专家评审，申报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在吴学源看来，将纳西族的民间歌舞热美蹉和纳西族信奉的东巴教的宗教音乐白沙细乐，以及宣科每晚组织的唐宋词曲演奏，也就是洞经音乐归类为“纳西古乐”是不科学的。学界一直对什么是纳西古乐，存在着不同观点。如果连纳西古乐的内涵外延都没有弄清楚，就匆忙地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这个玩笑就开大了。
热美磋是一个跳舞的音乐，歌舞音乐，你怎么能把它归到乐里面去呢?吴学源质疑道。
在宣科看来，广义的乐是包括有舞的。
如果音乐是来自中原，那就不是纳西族的，只能说是保留了汉文化的一种传统，又如何能给古乐前面加上纳西的定语呢?况且洞经音乐(宣科古乐会表演的古曲属于洞经音乐)在大理、通海、昆明都有，并不是纳西族特有的音乐。
宣科并不否认别的地方有洞经音乐，但纳西的洞经音乐与别的地方还是有区别的。其他地方在演奏时加入了唢呐这件胡乐器，而古代汉族雅集型细乐中是没有唢呐的。丽江洞经音乐演奏恰恰没有唢呐，这说明纳西族演奏的洞经音乐更原汁原味。
在该案初审结果出来不久，北京就开了一场有很多知名音乐家以及法律人士参加的“文化打假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音乐界专家提出了不少学术事实，试图证明宣科所演奏的纳西古乐名不副实，大部分是汉族道教的洞经音乐，根本没有从唐代遗留下来的东西。法院终审时将音乐界专家们理论评述排除出判决范围。
“……判罚应该将学术和法律分开，法律怎么能判决太阳绕着地球转的问题呢?”宣科说。
难以回避接班人问题
“这么些年来，您有过困难的时候吗?”
“不困难。”宣科很坚定，从语气到神态。
“原因是我们有这样一批古乐人才，就是这些老人，他们都是宝贝啦。”宣科解释说。
“您每天晚上都来主持，会不会觉得累?”记者问宣科。
“不累。”宣科脱口而出。
但毕竟年龄不饶人。所以，现在音乐会由两名女弟子及宣科共同主持。最后半个小时是宣科的时间。
宣科开始产生找接班人的想法，与他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有关。
2007年9月24日，纳西古乐会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厅为联合国高级官员以及各个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演出。表演刚结束，宣科就觉得眼前一黑，恶心、呕吐。经过抢救，感觉是可以回丽江了，不料，在大理他又突然昏倒了。宣科被医生确诊为脑血栓。情况很严重，病危通知单都下过三次。
经治疗，宣科的身体有所恢复后，就开始为找接班人操起心来。现在，每晚的古乐会分别由两个女弟子各主持半个小时，女弟子虽然也是中、英文交替使用，但宣科独特的主持风格是她们没办法仿效和承袭的。
很多来听音乐的人，对音乐本身没有太多了解。没关系，宣科会在每首乐曲演奏前，进行一番普及式讲解。不知是不是为了活跃现场气氛，他总会不失时机地插几句对时下流行事件的机智而风趣的评论。有人这样评价宣科的主持风格：在他嬉笑怒骂的话语中，张显出一个学者的狂野与幽默，在插科打诨中向听众诠释中国古代音乐的精妙与辛辣，并从音乐影射到社会学的诸多现象及问题。
宣科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时说：“每一曲中间，我都要说话。不说呢，观众就不喜欢了。我有的时候精神很差，说话少一点，台下就提抗议了：‘宣科先生，今晚上你的话讲少了。’”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女主持对台下观众说“让我们欢迎宣老师上台”时，台下的掌声倏忽便变得狂热了。
杨振宁第二次到古乐会，看完演出后登上舞台来了段“演说”：“我很高兴今天晚上能够再度到丽江来，来听宣科先生主持的节目。宣科先生实在非常会讲话，他假如到美国主持电视节目，恐怕要比杰米·卡森、大卫·克莱特曼更受欢迎。我相信他要比卡森和克莱特曼的学问高深得多。”
“我们有一个传习馆，专门训练年轻人。音乐本身并不难，难的是将音乐的韵味传神地表达出来。这与演奏者的修养，尤其是与国学修养有关。”室科说。
宣科说在传习馆学习的有一二百人，其中，非常优秀的就可以坐在这个台子上。
“他们不是为了从事这个行当来传习馆学习的，他们是真心地喜欢音乐。”宣科矫正从记者嘴里蹦出的“行当”一词。
看见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每天满满当当地坐在这里欣赏古乐，评价和口碑都还不错，这是吸引年轻人来传习馆学习的动力。
有了广大的听众，有因热爱而肯学古乐的年青人，纳西古乐或许能逃过现代化之劫，而得以永久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