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这样一个不管干什么都一味追逐高速度的时代，一个作家，能够把一部长篇小说翻来覆去地悉心打磨近十年时间，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叶弥的长篇小说《风流图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11月版）所经历的，就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按照作家自己在后记中的说法，这部长篇小说起始写作时间，是在2009年。那时候，她准备分别截取1958年、1968年、1978年与1988年这样不同的四个时间点，每个时间点写一卷，共计完成一部四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虽然写作过程谈不上顺利，但经过一番努力，到了2014年5月，预计中的《风流图卷》第一、二卷发表在了《收获》杂志上。只不过因为责编叶开并不了解叶弥的四卷创作构想，所以在发表时误把第一、二卷标成了上、下卷。因为我是《收获》杂志热心的读者与坚决的拥趸，所以，其实，早在2015年，早在小说发表的当时，我就不仅已经读过这部作品，而且也还在脑海里留下了相对深刻的印象。然而，也就在2015年，当叶弥提笔准备着手写第三、四卷的时候，她却忽然发现已经发表的第一、二卷，其实还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处。问题何在？依照叶弥的说法，就是思想性的不够充分。在后记中，一向以短篇小说创作而名世，并且在这一方面颇有心得体会的叶弥，坦陈自己的短篇小说一贯依赖瞬时的艺术灵感。但问题是，“短篇小说可以用此法，中篇小说也可以偶一为之，长篇小说一定不能靠灵感写作，要用全盘的构思。”那么，构思什么呢？“构思长篇小说的思想，也就是灵魂。”“构思的过程，也就是寻找思想的过程。每一部小说里面，都包含着它本身具有的内在的思想。就看写作者是否找得到。”既然意识到了思想性的存在与否对一部长篇小说的重要性，那叶弥的寻找也就是必然的了：“然后开始寻找我这个长篇小说里具有的思想性，并明确它。到了2017年下半年，我想通了诸多问题，我也很幸运地找到了这部长篇小说里应该具有的灵魂。长篇小说的灵魂，就是人物的灵魂。”就这样，在明确意识到小说的病灶所在之后，叶弥开始了自己无比艰难的修改过程。到最后，删掉了七八万字，增补了五六万字，就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模样。或许因为修改过程太过于艰难，所以，叶弥才会在后记中做详细的记载：“至此，第一卷分别修改于2011年夏、2014年3月、2017年秋至2018年春。”“第二卷分别修改于2012年夏、2014年3月、2018年春至2018年初夏。”诚所谓十年辛苦不寻常，叶弥之所以要把这些相关年份都记录在案，正是要为未来留下一份精准的历史资料。“修改结束后，鉴于《风流图卷》第一、二卷已完整地表达了某种思想，主要人物也经过种种磨难开始走向开阔。它具备应有的思想容量，故事走向清晰，人物性格的塑造亦已完成，作为一部独立小说，它是成立的。”细细品味这一段话，其中一种自得意味的存在，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
　　阅读《风流图卷》，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叶弥在进行描写时笔触的任性与汪洋恣肆。事实上，也正是借助于如此一种任性与汪洋恣肆的笔触，作家方才格外成功地刻画塑造了包括柳家骥也即柳爷爷、奶奶高大进、常宝、陶玉珠等在内的一众行为举止看似多少显得有点怪诞不经的人物形象。面对时代的社会禁锢，这些人物形象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不无惨烈的对抗。首先，當然是身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也即孔燕妮父亲孔朝山干爹的柳爷爷。柳爷爷可以说是当代一位有着突出名士风度的知识分子形象。只要我们认真端详一下他的朋友交往圈，就不难发现他社会政治身份的非同一般。“我没理他，继续朝下念：‘陈从周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还在同济大学里接受大家的批判。汪曾祺、丁聪、聂绀弩也成了右派。汪曾祺在河北张家口画土豆。丁聪和聂绀弩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接受劳动改造。储安平被送到长城脚下去放羊，听说日子倒也还好，天天用铁罐子装羊奶喝。还有吴祖光，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今年他也被押送到北大荒了。你还记得许宪民的女儿彭令昭吗？许宪民带着这个女孩子来看过你的。你记得吧？这女孩子后来考上北大中文系，改名叫林昭，她也成了右派了……’”这一封由孔燕妮读给柳爷爷听的信，是她的父亲孔朝山游历一番，拜访了若干柳爷爷的老朋友之后，专门写给干爹柳爷爷的。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信中提到的陈从周、汪曾祺、丁聪、聂绀弩、储安平、吴祖光以及林昭等，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可谓大名鼎鼎的右派分子。叶弥之所以要让这些实有其人者成为柳爷爷的朋友，一方面的可能，是要强化柳爷爷这一人物形象的真实感，另一方面，却也隐隐约约地暗示读者，身为市政协副主席的柳爷爷这一人物形象，极有可能是存在真实生活原型的，尽管我们的确无从猜测这位生活原型究竟是哪一位。但不管怎么说，有生活原型也好，没有生活原型也罢，柳爷爷在那个讲究齐整划一的集体时代对自我个性的坚持，却是无可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我们注意到，针对孔朝山信中所提及的以上一众朋友，柳爷爷曾经给出过这样的一种说法：“你不要朝下念了，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的这些老朋友小朋友，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过对生活的兴趣……”关键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柳爷爷，不仅如是说，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如是做。一方面，他的确没有主动介入过所谓的政治生活，另一方面，诚所谓“食色性也”，一直把享受生活当作自己最高人生追求的柳爷爷，除了讲求美食之外，就是对美色不管不顾的追逐：“他洗头发要放自制的玫瑰花油，给鼻子使用鼻烟壶。喝茶用的是大彬紫砂壶，冬天的暖手炉是张鸣岐的，压书用一块碗口大的羊脂白玉。口腹之欲不用说了，裤裆里的家伙也从不克制。每天还要有中草药泡脚丫。”尤其后一点，更是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与年幼的定彩姑娘之间。唯其如此，柳爷爷才会成为孔燕妮的母亲，一位可谓意志坚定的革命者谢小达的仇恨对象：“听了柳爷爷的话，我想，柳爷爷有时候说话是很有道理的，可惜我妈妈不喜欢他，不愿意和他来往走动，所以我也不大能多听柳爷爷的惊世骇俗的教导。我妈妈敬重的人，是《南征北战》里的高营长，《鸡毛信》里的张连长，《渡江侦察记》里的李连长，《董存瑞》里的赵连长……他们艰苦朴素，胸怀世界，胸有无边疆土。而柳爷爷贪图享受，没个正经。我妈认为，柳爷爷的身体，从头到脚，他都认真对待，唯独不会认真改造他的旧思想。”质言之，柳爷爷与革命者母亲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是，一个要身体，要生活，另一个却只要灵魂，只要所谓纯洁的革命。 　　尽管在柳爷爷的理解中，自己并不招谁惹谁，只是一味地坚持着自己长期养成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格调而已。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那样一个政治凌驾于一切生活事物之上的时代，即使你拼命想方设法地试图远离所谓的政治，这政治到头来也会径自找上门来。具体原因无他，不过是因为你的生活方式无意间冒犯了所谓革命的尊严而已。结果，就在1958年的6月23日，柳爷爷果然惨遭劫难：“原来柳爷爷的朋友柳亚子前天病逝在北京，晚上，柳亚子的亲属通知他参加哀悼会，但是昨天下午他又接到一个电话，向他宣布了一个决定，说柳亚子的哀悼会请他不要去了。他还没有来得及问对方是谁，电话就挂了。他心里一紧，有点不好的预感，就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探听到一个小道消息，说他可能会被市里定为‘右派’，而且也是本市最大的‘右派’，还要连降三级行政级别。他倒也不怕，想大半辈子吃喝玩乐，也值了。”听闻即将被打入政治另册的消息之后，柳爷爷便开始整理自己的收藏品：“‘廿八斋’里，柳爷爷让定彩一个屋子一个屋子盘点家里值钱的东西，自己用毛笔一一登记在册……做好这事已是天亮，柳爷爷却精神抖擞，他把册子给了定彩，说不久就会用得着，国家可以用它赚点外汇，换些粮食回来。对于他的这些收藏，他喊了一句不吉利的话：‘我享受你们也够了，该让别人来享受你们了。’定彩说：‘你索性把我也送出去吧。门口那癞皮叫花子，他还没老婆呢。’”未料情况果然如此，过了不几天，就有一位自称公安局余科长的人登门宣布柳爷爷必须去参加劳动改造：“这人站了一阵，突然对我爷爷大喊：‘柳家骥，你听着，我是公安局政保科的，姓余，科长。今天晚上六点钟在体育馆门口报到，上车到漂湖农场劳动改造。听好了，只允许带自己的替洗衣服。’说完，扬着脸就走了。”没想到，等到柳爷爷依嘱来到漂湖农场报到的时候，方才发现，却原来，那位余科长纯粹是谎报军情，柳爷爷根本就不在劳动改造的名单之中。“这样柳爷爷才得以在七月二十号晚上返回家里。其时他光脚穿了一双不合脚的草鞋，身上只穿着白夏布汗衫和短裤，手表送给那位管教干部了，皮箱给另一位干部了，花麻大褂、灰麻绸长裤、皮鞋和袜子都给犯人扒了去。”但即使是如此一种看似子虚乌有的谎报军情，却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政治形势的不容乐观。事实上，也正是面对着这样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对时事早已洞若观火的柳爷爷，才毅然地采取了抱着昙花纵火自焚的自绝行为：“柳爷爷抱着那盆将开的昙花，正端坐在柴堆上……柳爷爷说：‘退后去。你不要再碰我的柴火。’他忽然隐到火里去了，从火里传出一句话：‘我一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改造”二字。’说完就无声无息了。这句话，算是他对这个世界的遗嘱了。”但千万不能被忽略的一个细节是，即使在纵火自焚之前，柳爷爷也没有遗忘和定彩的男欢女爱：“柳爷爷见到将开的昙花，精神大振，一把拉了定彩甩到床沿上。那定彩的大屁股刚碰到床边，两条腿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用了全身心的力量，那腿竟打开到不可思议的角度，几乎成了一百八十度。”一个人，能够在毅然决定赴死之前，仍然从容不迫地行男女之事，柳爷爷其实是在以如此一种尊重生命的方式，在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禁锢做强有力的抗议。
　　然后，是那位身世说起来很是有些传奇色彩的奶奶高大进。生性习惯于追逐时尚的高大进，三十七岁的时候就抛家跑到延安参加革命去了。没想到，在延安，由于三角恋的缘故，无意间失手杀死了情敌小张娃娃，结果被“保留党籍，削职回家，参加当地的革命运动”。回到家乡的高大进，依然保持着革命的惯性，把自己家以及夫家的土地和财产全部都依照革命的要求分给了穷人。具体来说，她从一位可谓是大公无私的革命者向生命享受者的人性蜕变，是在喜欢上“老丝瓜”之后开始的。“老丝瓜”原名大司，本来是一个地主的儿子。没想到，由于父亲死得早，所以，“就把他本人定了地主，‘土改’时定的。家财都分光了，就一间屋子和他妈、老婆三个人住着。”到后来，由于岳父家也是大地主的缘故，他老婆也自杀了。只剩下“老丝瓜”与母亲二人相依为命。这个人之所以被称之为“老丝瓜”，乃是因为他虽然老了但却依然厉害（其实也就是生命力的强盛与坚韧）的缘故。很大程度上，正是“老丝瓜”在奶奶高大进生命中的出现，从根本上影响并改变了她的生命轨迹。一个是有着光荣人生履历的革命者，另一位却是被打入政治另册的地主分子，高大进和“老丝瓜”之间的如此一种跨越阶级界限的感情，自然为当时的社会禁锢所不容。就这样，到了1968年的时候，由于这种跨阶级的感情，再加上奶奶曾经的曲折人生经历，他们的被批斗被折磨就无法避免了。面对着如此一种在劫难逃的命运，高大进与“老丝瓜”坦然地选择了以双双自杀的方式弃绝人世：“我奶奶找了草纸和一截铅笔，写了几个字：‘各位亲朋好友，同志们：我对不起你们。’随手塞进口袋，然后倒了一碗温开水化开砒霜，忽然怀疑起‘老丝瓜’：‘你要是不想死的话就回去吧。’‘老丝瓜’说：‘迟早是一个死，早几天又何妨？没有你，我活着没有意义。再说你一个人到那边去，没有我陪着，我也不放心你。你这人风风火火，丢三落四，没我怎么行？’”就这样，奶奶高大进和“老丝瓜”一起，用实际的行动为自己的一部风流史画上了终结的句号。
　　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展开分析的，是那位因王来恩的检举告密而早在1958年就被处决了的护士常宝。“那么王来恩为什么敢写具名的检举信？王来恩写的时候想：他妈的，我怕谁？常宝没爹没娘，没儿没女，连丈夫都没有，打起架来她都找不着人，不怕她。写好了信，她黑灯瞎火地去扔在了老杜的院子里，然后，他还顺道去看了常宝。他敲常宝的窗户，隔着窗子，把他写检举信的事告诉了她，说了检举的内容。最后说：‘说起来我也是革命的功臣，可你他妈的从来没正眼瞧过我……叫你张狂？人模狗样的。還以为自己是满汉全席，人见人爱呢。……不多。’”由以上这段叙事话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检举者王来恩一种见不得人的猥琐心理的存在。常宝本来是医院里一位特别讲究生活品味的漂亮女性，王来恩长期觊觎却无法得手，只因为常宝平时正眼也不瞧他一下。就此而言，王来恩的检举，其实是典型不过的一种挟私报复行为。他的检举，对常宝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严重影响。这样，也才有了常宝后来自杀未遂，被孔燕妮父亲救起这样一种情节的发生。既然已经被检举，那接下来的故事肯定也就是常宝的被批斗：“第二天下午放学回来，我看到医院的运动场上坐满了人，整个部队医院的医生战士加上家属都在这里。常宝的头颈里挂了一双男式破球鞋，站在前台接受批斗。她披头散发，露出的脸面苍白得像死人一样。”多少带有一点滑稽色彩的是，常宝邻居们所谈论着的她的罪行：“常宝的邻居们对前来调查的人员说，她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第一表现在穿上，第二表现在吃上，她经常拿一只小锅子煲各种营养汤吃。因此，这个小锅子也有罪，要与她一起接受批斗。批斗小锅子？是的，批的就是它！常宝是资产阶级的话，它就是资产阶级帮凶。常宝是反革命的话，这只锅子等同于反革命家属。”只因为曾经煲过各种营养汤，所以连同一只小锅子也要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帮凶而受到批判，这就是那个畸形政治时代的荒唐逻辑。被批斗倒也还罢了，关键的问题是，到最后，常宝竟然就因为王来恩如此一种简直就是莫须有的检举而被处决，付出了特别惨重的生命代价。那么，常宝到底因为什么行为而被王来恩检举呢？只有到了事发之后，孔燕妮才从女友唐娜那里了解到了事件的真相：“杜院长，我有一件事向你汇报。我今天下午，看到常宝在她的屋里，叉开双腿，把她那个生孩子的东西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她不好好改造自己，反而用这种方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这封信一式三份，一份给你，一份给市政府领导，一份给公安局，你要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明明是一种毫无羞耻感的偷窥行为，到头来却变成了王来恩的无端诬告。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偏偏就是这种诬告会发生作用，到最后，常宝获致的罪名居然是：“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用卑劣的手段发泄反动知识分子对党的不满。”但千万请注意，针对常宝的行为，在小说中作家叶弥也非常巧妙地借助于唐娜之口给出过相应的评价：“她死了真可惜。其实，人家在家里晒太阳，晒什么东西，别人是管不着的。”明明是一个人的隐私行为，到最后却充满诡异色彩地导致了这个人的死罪，这，就是那个畸形政治时代发生的一出荒唐闹剧。然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忽视的一点是，常宝的获罪竟然同样是因为自己身体的缘故。 　　行文至此，我们就不难发现，柳爷爷、奶奶高大进与常宝他们几位的死于非命，其实都跟他们对自己身体的极端珍视与爱惜紧密相关。事实上，倘若我们要为叶弥的这部《风流图卷》提炼概括若干关键词，身体恐怕是其中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个语词。说到身体，另外一个必须被我们提出来加以专门讨论的命题，就是叶弥到底为什么一定要把孔燕妮的男友张风毅设定为《曼娜回忆录》也即《少女的心》这一手抄本的作者：“这一天晚上，张风毅默默地思考他那些不成熟的想法，神游天外，忽然手中的笔就在日记本上写下了《曼娜回忆录》几个字。这几个字帮他打开了思路。曼娜是他的隔墙邻居，或者是他的同事，也可能是他的女同学……不管这个曼娜是谁，她一定是追求自己幸福的人，她的个性像孔燕妮，可爱、独立，桀骜不驯、敢作敢为……他要告诉世人，这位了不起的女子怎样为个人幸福而奋斗，怎样在严苛的环境下伸张自由的精神。当然，她还必须承担教化男女的任务，就像干娘一样……”只要是从那个不正常的畸形政治年代走过来的朋友，就都知道，《曼娜回忆录》曾经是那个年代广为流传的一个手抄本，曾经因为其中对曼娜的性描写而被看作是黄色小说。正如同前面曾经提及過的柳亚子、吴祖光、林昭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一样，在这里，叶弥又一次巧妙地把真实存在过的事物，嫁接到了《风流图卷》这一小说文本之中。嫁接倒也罢了，关键在于，这一被嫁接的真实文本为什么不是别的，而是《曼娜回忆录》呢？事实上，只要我们把《曼娜回忆录》与柳爷爷、奶奶高大进、常宝、陶玉珠、孔燕妮以及张风毅这一众人物形象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发现，叶弥的主旨其实就是要试图对人的身体或者干脆说就是肉体有所张扬与表达。很大程度上，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提出一个重要的疑问，那就是，叶弥的这部长篇小说既然被命名为“风流图卷”，那么，究竟何谓“风流”？或者说叶弥心目中的“风流”究竟应该作何解？结合我们前面所进行的文本解析，以我所见，叶弥此处的“风流”，其实首先是通常意义上男女风流韵事的那样一种肉体意义上的“风流”。从这一方面来说，因为他们身处于一个禁欲主义大行其道的畸形政治年代，所以这一众人物形象肉体上的张扬才具有突出不过的叛逆与反抗的意义和价值。但更进一步说，除了所谓的肉体风流之外，更重要的，恐怕却是精神层面上的“风流”与“风骨”的意思，是对思想自由与个性独立的一种坚持。无论是柳爷爷的纵火自焚，还是常宝的被枪决，抑或是奶奶高大进与“老丝瓜”的双双自杀，包括陶玉珠、孔燕妮以及张风毅等在内，这些人物形象身上都突出地体现着一种与那个社会禁锢时代相对抗的精神风骨。更进一步说，这些人物形象日常生活中的那些非同寻常的言行举止，往往能够让我们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以任性、怪诞与放达为显在标志的所谓名士风度来。究其根本，假若说当年的阮籍与嵇康他们是在以如此一种任性、怪诞、放达的行径来对抗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的话，那么，叶弥《风流图卷》中的柳爷爷、奶奶高大进、陶玉珠、孔燕妮、张风毅等一众人物形象的看似不合常理的言行举止，也可以做如是解。不管怎么说，在当下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时代，叶弥这样一位看似柔弱的女子，能够在《风流图卷》这部长篇小说中写出一种坚硬、刚强的精神风骨来，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向她表达最充分的理解与敬意。
　　【作者简介】王春林，1966年出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出版有多部批评专著与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