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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法学家的子女，似乎并没有选择这个充满是非的职业
世袭制古来有之，老子皇帝、儿子太子，代代相传家天下。但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开国皇帝英雄、末代皇帝昏聩，祖上的大好基业传到实在平庸的一代，便亡了国。商场上也有子承父业、发扬广大的，但多数都是“富不过三代”，家族生意要么零落凋敝，要么被迫成为非家族经营，更有败家子，坐吃山空，沦落街头。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遗传基因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世易时移，也无法保证永远的王侯将相。虎父犬子的例子，相信不用我举，读者也能信手拈来。
但是，环境对于人还是有影响的。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不但与老鼠的基因有关，还跟小老鼠所生长的环境有关。家庭环境对于每个人的成长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先天有利的条件至少能为这种职业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前代的资源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代的择业倾向。当前人创造的便利的条件已经为后人铺平了道路时，后人的选择和成功似乎都在情理之中了。例如，美国历史上的亚当斯父子，父亲是美国第二届总统，儿子是第六届总统，有这么伟大的父亲在，好像不成功都很难。而布什父子更是现身说法的一个例子。不过，在法学家的历史中，这样上阵父子兵的事情，却很少有人知道。
最著名的父子法学家可能就是马克思，他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是法学家，马克思本人也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攻读多年法学。还有，德国的费尔巴哈父子都是著名的法学家。现代的著名人物则包括理查德·波斯纳和其儿子埃里克·波斯纳，后者跟他父亲一样，成为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还有三代都是法学教授的例子：赛耶（James Bradley Thayer）1873-1902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任教授，他的儿子后来成为该院的教授（1910-1915年），并当过主任，他的孙子也是该院教授（1935-1945年）。我们几乎可以猜想到，当爷爷辈的赛耶和父亲辈的赛耶把自己的法律图书传给小赛耶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中饱含了多少期许。对于小赛耶而言，这当然也是一条成本最小的成功之路。
我国的这种例子，我所知道的并不多。从近代来看，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和伍朝枢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父子法学家。民法学教授佟柔的公子佟强在北大法学院任教，则可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现代的例子。其他的就不知其详了。盖因中国法学研究之发展，本来时间就短，尚未有学术积累，一些老一辈的法学教授对于以法学为业也是心有余悸，故其子女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慎之又慎。
根据我的观察，一个职业能通过家族传承，表明了该职业的职业化程度。就像古代很多绝技，都只是传儿不传外，而现代家庭教育，也会影响到子女的职业倾向。如果法学是一个非常受人尊崇的职业，做父母的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子女，但是现在我发现的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法学家的子女，似乎并没有选择这个充满是非的职业，甚至家庭也不鼓励选择这个职业，他们便转向了工程或者科学的研究。
因此，至少在目前来看，尚没有产生这种父子法学家的环境。现在成名的中青年法学家，父辈都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受过挫折的，他们的子女都是在“重理轻文”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于是，法学家成为了孤立的个案。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法学教授的职业化程度并不高。
现在中国的自然科学已经不乏大家，但是社会科学方面实在是后继乏人。学术传统的传承就像子承父业一样，总要老爸留下一些比较专业化的技能，而不是连他自己也捉摸不定的玄学。如果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以及进行这种积累的习惯，我们就如同踩在浮萍上，没有成就感，也没有安全感。当法学缺乏了研究的传统，就变成了一项没有激情的技术活。
世袭制古来有之，老子皇帝、儿子太子，代代相传家天下。但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开国皇帝英雄、末代皇帝昏聩，祖上的大好基业传到实在平庸的一代，便亡了国。商场上也有子承父业、发扬广大的，但多数都是“富不过三代”，家族生意要么零落凋敝，要么被迫成为非家族经营，更有败家子，坐吃山空，沦落街头。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遗传基因能起一定的作用，但世易时移，也无法保证永远的王侯将相。虎父犬子的例子，相信不用我举，读者也能信手拈来。
但是，环境对于人还是有影响的。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不但与老鼠的基因有关，还跟小老鼠所生长的环境有关。家庭环境对于每个人的成长都起着关键的作用，先天有利的条件至少能为这种职业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前代的资源积累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后代的择业倾向。当前人创造的便利的条件已经为后人铺平了道路时，后人的选择和成功似乎都在情理之中了。例如，美国历史上的亚当斯父子，父亲是美国第二届总统，儿子是第六届总统，有这么伟大的父亲在，好像不成功都很难。而布什父子更是现身说法的一个例子。不过，在法学家的历史中，这样上阵父子兵的事情，却很少有人知道。
最著名的父子法学家可能就是马克思，他的祖父、伯父、父亲都是法学家，马克思本人也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攻读多年法学。还有，德国的费尔巴哈父子都是著名的法学家。现代的著名人物则包括理查德·波斯纳和其儿子埃里克·波斯纳，后者跟他父亲一样，成为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还有三代都是法学教授的例子：赛耶（James Bradley Thayer）1873-1902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任教授，他的儿子后来成为该院的教授（1910-1915年），并当过主任，他的孙子也是该院教授（1935-1945年）。我们几乎可以猜想到，当爷爷辈的赛耶和父亲辈的赛耶把自己的法律图书传给小赛耶的时候，他们的目光中饱含了多少期许。对于小赛耶而言，这当然也是一条成本最小的成功之路。
我国的这种例子，我所知道的并不多。从近代来看，清末民初杰出的外交家、法学家伍廷芳和伍朝枢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父子法学家。民法学教授佟柔的公子佟强在北大法学院任教，则可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现代的例子。其他的就不知其详了。盖因中国法学研究之发展，本来时间就短，尚未有学术积累，一些老一辈的法学教授对于以法学为业也是心有余悸，故其子女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慎之又慎。
根据我的观察，一个职业能通过家族传承，表明了该职业的职业化程度。就像古代很多绝技，都只是传儿不传外，而现代家庭教育，也会影响到子女的职业倾向。如果法学是一个非常受人尊崇的职业，做父母的肯定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子女，但是现在我发现的情况恰恰相反。大多数法学家的子女，似乎并没有选择这个充满是非的职业，甚至家庭也不鼓励选择这个职业，他们便转向了工程或者科学的研究。
因此，至少在目前来看，尚没有产生这种父子法学家的环境。现在成名的中青年法学家，父辈都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遭受过挫折的，他们的子女都是在“重理轻文”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于是，法学家成为了孤立的个案。这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法学教授的职业化程度并不高。
现在中国的自然科学已经不乏大家，但是社会科学方面实在是后继乏人。学术传统的传承就像子承父业一样，总要老爸留下一些比较专业化的技能，而不是连他自己也捉摸不定的玄学。如果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以及进行这种积累的习惯，我们就如同踩在浮萍上，没有成就感，也没有安全感。当法学缺乏了研究的传统，就变成了一项没有激情的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