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看我和王先霈教授同住在一个校园，也常同车外出参加各种讨论会，其实我们是很少就作家创作或文学状况聊点什么的。他是位掖得住话的长者，我是个锋芒毕露的狂客，只要我们在同一个会场，只要他的发言在我之后，总免不了要磨圆一下我的言辞的。从早些年在省作协讨论醒龙、应松，到后来在湖北大学讨论方方、一光，再到近来在湖北报业集团讨论易飞，他都是如此。时间长了，渐也悟得，他是同作家坐在一条板凳上说话的评论家，我是坐在自我的板凳上说话，屁股决定脑袋，那番理解、那种体恤，那份关爱，我是学不来的；只是常委屈了我，不免憋闷得慌。一个儒雅，一个张狂，要说其乐融融地交流，自然就不那么便当；何况他还是引领我为文论道的启蒙老师，多少是有些敬畏之心的。
　　那还是在“文革”后期的华师京山分院，他从江西调到这山旮旯里来给我们这帮工农兵学员上文艺理论课。让人大开眼界的是先生上课居然从未见他携带讲稿，一会儿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张纸片儿，一会儿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烟盒，慢条斯理、娓娓而谈，其言辞之淡定，其身姿之沉稳，其理路之清晰，其论说之透辟，很快便征服了我们这帮自以为是的工农兵学员或者前知青、前红卫兵，我们也视他为隐士级的传奇人物。记得我曾拿自己写的文章去请教过他的，在很谦和地听我侃侃而谈过后，淡淡问道：你文章最想说的是什么？我又滔滔不绝起来。他依然倚坐在侧洗耳恭听。末了如抚琴弄弦，轻撚慢拢点拨道：好话不需多，能用一句话把你的观点说清楚，你就想清楚了。醍醐灌顶一句话，让我享用到如今。现在我还常用这句话去对付写论文的晚辈后生们，坐收百试不爽之功。
　　不过比之于同辈上下的哥儿们，我大概又是最能与先生随意交往甚至争执上几句的，那是因为我有拿捏得住他的地方，这就是吃。我与先生“同吃”的深刻程度或许远胜于说文论道。当年我们分住前后栋，日子过得颇清贫，有时口中淡出鸟来，想揩点油了，便下我的二楼，登他的六楼打食去了。不是说他比我富有，而是先生常年埋头于读书作文，于烹饪之道、口腹之乐向来是粗放经营的。因此年节时家中备贮的腊味、山货亦常因不屑打理竟任之风干变味。我曾眼睁睁地看到那只觊觎已久的肥墩墩的腊羊腿是如何从油光镫亮渐至于干瘪失色的——就那么挂在阳台上任凭岁月的冲刷。暴殄天物啊！吃也不能白吃，以我的厨艺换一顿美食也属于按劳取酬了。于是找了一个宽闲日子，拎了几根大葱胡萝卜敲开了六楼的门，两小时后，你自然就知道什么珍馐美味上了桌。别看先生不擅烹饪，吃起来可生猛有加。我在贵州亲眼见他中午吃了花溪烧鹅火锅晚上又吃花江狗肉，终于半靠在椅上独享“肉醉”的折磨；也听他说过如何连吃四只碗口大的红莲湖大闸蟹而从此见了虾蟹竟生戒惧之心的。这天，基本上不饮白酒的他，竟也满斟佳酿与我对酌助兴，一锅胡萝卜炖腊羊腿风卷残云般地被我俩吃了泰半。尔后先生似记起什么，歉然道，留下些等孩子们回来吃吧。从羊肉上桌到撤席是很说了些话的，至于聊了什么都付之于飞盏流觞、腊羊白汤，竟是一点也不记得了，只知道他对我厨艺的评价是远高于我评论的。某日他曾不吝评说，我做的豆瓣鲫鱼胜过他在高级饭店吃过的许多鱼！此语既出，对我的促进有如先生当年评价醒龙的《村支书》，终于感到屁股坐一条板凳上的好处了。自此信心倍增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创作出堪与“大别山系列”相媲美的糖醋鲫鱼、葱烤鲫鱼、干煸鲫鱼、清蒸鲫鱼、豆腐鲫鱼汤等系列作品，区别仅在于醒龙终于得了茅奖，我却连根奖毛也没看到。闹得我不时思忖，是否又该请先生吃顿饭了……
　　王又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责任编校：晓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