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啥？”10岁的女儿吉妮站在我身后问我。我刚刚打开一封信，上面粗糙地打印着一行字：“电话唤醒服务，每次2.50美元。”下面是一个电话号码，旁边还画了一个手拨式电话机，和我的姑祖母萨拉40年前用过的电话一模一样。
　　“那封信好笑吗？”吉妮问我。
　　“也不是那么好笑，”我承认，“只是这样的电话唤醒广告太过时了。”
　　她皱起了眉头。“电话唤醒是什么？”她问。我向她解释，以前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人们有时会付钱给一些人，让对方早上打电话叫醒自己。“那现在是谁发的这个广告呢？”她追问。
　　“可能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他还不知道电话唤醒服务已经过时了，”我猜测说，“而且他可能想挣点儿钱花。”
　　她的眼睛一亮，问我：“我们可以订一个电话唤醒吗？”
　　我不耐烦地说：“我们不需要这个。”
　　第二天早上，吉妮在床边叫醒了我。她拿着那封广告信捅着我的胳膊，纠缠着问我：“我们订个电话唤醒好吗？”
　　“我们不需要，”我提醒她，“至少我不需要，这不，有你来唤醒我。”
　　那天晚上，广告信还在我的床头柜上放着，我拿起它，朝着垃圾箱走了过去，中途从正在写作业的吉妮身旁经过。“等会儿！”她喊了一声，跳起来从我手里抢过了那封信。
　　“我看那个发广告的人挺可怜的，”她眼泪汪汪地说，“他可能真的缺钱，我们订个电话唤醒好吗？”
　　我看着这张画着手拨电话机的广告信，又想起了姑祖母萨拉和她的手拨电话机。小时候，一到劳动节放假时，我就会跟着爸爸妈妈去看望她。那时候，摇滚乐手杰瑞·刘易斯每年一次在电视台上当嘉宾，萨拉经常握着我的小手拨动拨号盘，按照屏幕上的号码拨打热线电话。我们把大块头的电话听筒握在两个人的耳朵之间，向接话员宣布：“我们想帮助杰瑞的孩子们。”
　　现在，我自己也有孩子了，我应该像当年大人鼓励我献爱心一样，鼓励吉妮也这样做，可是我却忽视了她。我也经常告诉她要关心身边那些生活有困难的人，但是她没遇到过，我们身边的人过的日子都不错。现在真的遇到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怎么又一再地打击她呢？
　　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发信人的回邮地址，没想到轻轻敲几下键盘就找到了。写信的人名叫雷蒙德，六十多岁，住在离我们20英里远一个比较落后的小镇。我们像当年的萨拉和我一样，把话筒握在我们两个人的耳朵中间，拨通了雷蒙德的电话，然后告诉他，我们需要他的电话唤醒服务。“太好了！”雷蒙德用颤抖而又是大人和孩子说话时特有的清晰、友好的语气回答。吉妮订了每周六早上7点的电话唤醒服务，我问雷蒙德怎样支付这2.50美元，他回答：“寄一张支票吧。”
　　吉妮整个一星期都兴高采烈的，星期五的晚上，我把电话机放在了她的枕头旁边，好让她能接到雷蒙德打来的电话。第二天，她跑到我的房间，如数家珍般地向我讲了她在早上是怎样接到雷蒙德打来的电话、雷蒙德怎样在电话里向她问早上好、嘱咐她过一个快乐的周末，她的周末也确实过得非常快乐。
　　科技让一些事物成了历史，但是善良、慷慨这些美德是世界永远需要的。老年人享受到它们，才能安度晚年；孩子们有机会实践它们，才能更好地成长。家长则需要正确地引导孩子，而在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中，我却忘记了这件重要的事情，也许我那迷失的心灵正需要这样一个“电话唤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