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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外语教学从未像如今这般这样重要，教育家和研究人员所承担的责任也从未如此重要。通过收集和分析学术界的文章，本文将比较近年来中国和英国的外语教育研究，旨在找到两国相关研究的主题偏好和研究趋势，希望能为双方的外语教育研究和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中国;英国;外语教育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世界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例如英国脱欧），作为全球公民，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以下问题：未来会怎样？世界最终会成为一个跨文化交流更方便快捷的地球村吗？像联合国或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大型国际组织会逐渐崩塌吗？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误解、暴力、以及更有杀伤力的战争呢？我们如何才能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促进科学进步、学术成就和人文素养的实现？事实上，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有绝对的把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需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及其公民。这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也至关重要。获取世界一手知识的关键之一就是外语能力。我们只需关心自己国家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年轻一代已经承担不了只懂得一门语言的风险。
二、研究回顾
2.1对中国状况的研究
英语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学习人数最多的外语，它的主导地位不容置疑。对于中国学生，英语是必修科目，从义务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大多数中小学生在外语课程方面別无选择——大多数学校只提供英语。极少数学校提供英语以外的外语，如德语和西班牙语。当学生被大学录取后，他们发现英语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仍在课程里占了多席之地。总的来说，中国的英语学习和教学氛围很浓厚。在中国，人们几乎把外语等同于英语，虽然这样不够准确，为了方便起见，本文有时会把两者通用。
2.2对英国状况的研究
至于英国，大学中心语言主任Jocelyn Wyburd在2018年伦敦语言展上就英国语言的现状作了演讲。由于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四个地区各有不同的语言政策，她呼吁制定更具体明确和统一的国家政策。她还从大学角度看问题，分析了英国大学入学考试，即A-Level的问题。具体来说，她认为不统一且相对宽松的语言政策导致大学供应链断裂，这显然对英国的外语教育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Claire Kramsch（2013）在他的文章里写道：“中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大力推行中国义务英语教学，作为3年级以上学生的‘基本技能’，重在培养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仍在迟疑——中文应该作为一种文化外语教授吗？还是作为澳大利亚的遗产语言？或者作为基本技能和全球语言？”本文并不打算专注于特定的外语教学（例如英国的普通话）。相反，它将以一种更抽象的角度看问题。然而，Kramsch的描述也适用于英国FLT，因为当谈到英国学生应该学习什么外语，甚至质疑他们学习外语的必要性时，我们能感受到强烈的不确定感。英国文化协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脱欧成为现实，它也决心维护语言教学与国际交流;对于英国学生来说，跨文化交际和就业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然而，金融时报道出一个令人失望的现实：“英国脱欧投票后学生对语言失去兴趣”。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FLE（外语教育）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挑战。
2.3小结
在中国，如上所述，教育部门的决策者给予英语相当高的地位——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外语是升学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学习外语的学生数量不是问题，然而，质量仍然存在问题。由于来自考试的高压，加上老师，家长和学生自身的期望，学生们可能会感到重重压力。再者，外语的学科特点要求学生不断努力、不懈练习。因此，教师需要调整教学方法，使学习过程更加能鼓舞人。
在英国，对于KS4（Key Stage 4， 16岁以上）的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修外语科目，情况并不乐观。事实上，英国是欧洲语言多样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认为政府应推行新政策，才能驱使更多学生返回外语课堂。
我们还继续学习外语吗？答案是肯定的。作为学习者，教师，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我们如何做得更好？无论我们是中国人，英国人还是其他国民，这都是我们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中英双方协同构建理论，在实践中共同进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无论社会背景如何变化，教学和外语学习的本质都不会变。我们需要关心门外发生的事情，但也要对门外的噪音“充耳不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外语教育和外语学习做好。
脱欧给英国带来了焦虑;而中国的焦虑来自所谓的“国际化”。事实上，外语教育受到这些焦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研究者需要重新思考FLE最重要的内涵。外语教育关乎语言：语言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也关乎教学：教学涉及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以下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长串问题：a）如何激励学生？b）如何取得父母的理解和支持？c）如何弥合不富裕和较富裕地区，能力较差的学生和更有能力的学生之间的差距？d）谁教？e）教什么？f）怎么教？g）我们为什么要教？h）如何评估学习和教学效果？i）评估后该怎么办？这串问题可以无限延伸下去，我们真的没有时间顾左右。
三、初步分析
3.1国内研究分析
中国的外语教学研究很丰富。与同行（即英国研究人员）相比，中国学者更加关注FLE。例如，潘章仙（2010）进行了基于文本的分析，以探讨英国外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英国的长期和短期目标以及战略特点。作者认为，在后殖民时期的英国，FLT促进了多元文化认同、推动了全球化的进步。
杨忠（2007）和张绍杰（2010）都认为不应该把外语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相反，应该利用它来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素养。这是FLT领域的主流话语。然而，蔡基刚（2010）则认为，在大学英语教育中，应强调语言作为工具的功能，因为教育仍需要考虑时间成本和汇报率。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几项比较研究令本人感到欣喜。比如谢倩2011年的博士论文《外语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她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外语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作用。谢总结道，在新时期建立FLE政策应该紧密联系长期的教育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国内的研究也以更主观的方式反映国内情况。越来越多的文章将FLE与全球化趋势和国家发展政策联系起来，例如，王银泉的《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我国外语教育的若干问题》指出了中国外语教学中存在问题的两个潜在原因。首先是缺乏科学规划，对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不够重视。二是中外交流的不平衡。他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定位TEFL，以获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束定芳还在201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外语教学规划和布局的文章。她认为，在不同地区，应该教授不同的外语，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期受益。
大量研究从宏观角度切入，将国家利益与语言教育联系起来。本文并不想要批判这些研究，但我们也需要把目光转向别处。张军和程晓龙（2018）关于同伴反馈的实证研究为学术界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该研究系统地分析了实时数据，并总结了中国学习者同伴反馈的重要学习策略。这项研究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意义不小，因为它通过实证填补了研究空白。
中国的研究还有一些特别之处，即双语教育的研究。谈多娇（2012）认为中国应该推动大学双语教育。她的理由是双语教育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是一篇相当简短的文章，只引用了中国教育部的官方文件，且她没有定义“国际化”。
如果我们看看中国人使用外语参与的国际活动，无论是在什么领域，中国的外语教育无疑是成功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国际”这样的术语，这反倒会模糊我们前进的方向。本文的一个建议是，中国研究人员回归语言和教学的本质，如语言学，教学实践或其他任何层面。何晓松（2016）为研究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首先，他通过重复克拉申的二语习得理论讨论了英国FLT的基本模型，然后介绍了建构主义如何在英国课堂中得到良好应用。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但读者可以注意到中国的外语课堂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灵感。最后，他分析并赞扬了中国出现的几种新趋势，如实验性交互式FLT和翻转课堂。
3.2国外研究分析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或教授一门或多门外语？最终目标是什么？Michael Byram（2008）从外语教学的目的开始分析。他认为，FLT应该将发展中的“跨文化公民身份”作为一个关键的教学目标。事实上，Byram早在1997年提出了“ICC（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他的ICC包括4个方面：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他坚信，FLT不应该而且不需要对ICC的培养负全部责任，这可能是我们在语言教学领域没有看到更多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的原因。Melina Porto（2018）认为跨文化公民的概念可以在理论和教学方面启发CLIL（内容和语言综合学习模型：由Meyer，Coyle，Halbach，Schuck和Ting提出）。
Byram的理论略显抽象，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关注更具体的方面，如教学方法、课程设计、教学和学习评估等。Ursula Wingate在2016年撰寫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他指责教学实践选择性地应用交际语言教学（CLT），却没有为学生提供进步感。他在KS3观察了15节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课程，然后分析了课堂活动。他发现目标语言的使用相当有限。这是仅有的少数观察、记录并分析实际课堂实践的研究。
英国脱欧后，Michael Kelly试图回答“为什么许多（英国）人对其他语言有抵触力”的问题。他没有明确说明背后的原因，而是解释说，这不仅仅是英国人的问题，许多其他语种者也存在这个问题。本文认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英国一直享有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特权。英国人看不到说另一种语言的重要性或必要性。也许这也是他们对中国的外语教育不那么感兴趣的原因。如果人们打心底不愿意学习外语，那么研究改进教学技巧的意义何在？
四、结论
英国脱欧可能是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英国重建外语地位的绝佳机会。脱欧使得英国担心联合国停止使用英语作为首要工作语言，JosefineBergstr?m在英国脱欧后，调查了德国人对英语的态度。德国虽不能代表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意见，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窥探到一些事实。研究结果表明，英语所获得的地位很难凭空消失，因此，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没有竞争对手会出现“击败”英语。 Teresa Tinsley（2018）在英国脱欧后写道，英国脱欧必定会向学生及其家长传递一种信息，即欧洲语言不会帮助就业，因此教师将更加难以推广外语。
随着英国脱欧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学者如Josefine Bergstr?m，T.Tinsley等转向研究英国脱欧将如何影响英国的外语教育，并开始反思现有的可取之处和即将面临的风险。但是，研究人员如何能够引导人们学习和教授外语并最终付诸行动？英国人不会一夜之间因为黯淡的现实改变想法，因为他们对他们的语言，文化和国家的养成了坚定的长期的信念。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找到问题的答案，并将想法付诸实践。
参考文献：
[1]Bergstr?m， Josefine.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in post-Brexit referendum Germany： A qualitative study on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as experienced by British expats in Germany， 2018.
[2]Byram， Michael. From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o Educ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 Essays and Reflections， 2008. [3]Coyle， D.， Hood， P. & Marsh， D..CLIL. Cambridge： C.U.P.， 2010.
[4]Kathleen F.Upside Down and Inside Out： Flip Your Classroom to Improve Student Learning. Learning and Leading with Technology， 2012.
[5]Kelly， Michael （Ed）. Languages after Brexit： How the UK speaks to the Worl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6]Kramsch， Claire. Invited colloquium： Foreign language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2013.
[7]Pascoe M， Monroe F， Macfarlane H， Taking Constructivism One Step Further： Post Hoc Analysis of a Student- Created Wiki， JMIR Med Educ， 2018.
[8] Students lose interest in languages after Brexit vote， Financial Times， 2018.
[9]Tinsley， Teresa. Languages in English Secondary Schools Post-Brexit， 2018.
[10]Wingate， Ursula.Lots of games and little challenge–a snapshotof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English secondary schools. The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2016.
[11]蔡基剛，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学工具与素质之争的意义，外国语，2010
[12]何晓松，中英外语教学模式比较研究，继续教育研究，2016
[13]潘章仙，后殖民时代英国外语教育的多元文化认同研究：《全民的外语：生活的外语———外语教育发展战略》评析，比较教育研究，2010
[14]束定芳，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与布局的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
[15]谈多娇，双语教学：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选择，教育研究，2012
[16]王银泉，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我国外语教育的若干问题，中国外语，2013
[17]谢倩，外语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
[18]徐启龙，基于语言经济学视角的我国外语教育决策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10
[19]杨忠，培养技能， 发展智能——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外语学刊， 2007
[20]张军、程晓龙，“活动理论”视阈下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同伴反馈策略实证研究，外语教学，2018
[21]张绍杰，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教学——行动与反思，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
[22]张绍杰、杨忠，高校外语专业在新世纪面临的危机与对策，外语界，2000
作者简介：施佳静（1995.1～），女，籍贯：江苏宜兴，陕西师范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中国;英国;外语教育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世界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例如英国脱欧），作为全球公民，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以下问题：未来会怎样？世界最终会成为一个跨文化交流更方便快捷的地球村吗？像联合国或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大型国际组织会逐渐崩塌吗？我们怎样才能避免误解、暴力、以及更有杀伤力的战争呢？我们如何才能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促进科学进步、学术成就和人文素养的实现？事实上，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有绝对的把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需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及其公民。这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福祉也至关重要。获取世界一手知识的关键之一就是外语能力。我们只需关心自己国家事务的时代已经过去，年轻一代已经承担不了只懂得一门语言的风险。
二、研究回顾
2.1对中国状况的研究
英语长期以来一直是全球学习人数最多的外语，它的主导地位不容置疑。对于中国学生，英语是必修科目，从义务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大多数中小学生在外语课程方面別无选择——大多数学校只提供英语。极少数学校提供英语以外的外语，如德语和西班牙语。当学生被大学录取后，他们发现英语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仍在课程里占了多席之地。总的来说，中国的英语学习和教学氛围很浓厚。在中国，人们几乎把外语等同于英语，虽然这样不够准确，为了方便起见，本文有时会把两者通用。
2.2对英国状况的研究
至于英国，大学中心语言主任Jocelyn Wyburd在2018年伦敦语言展上就英国语言的现状作了演讲。由于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四个地区各有不同的语言政策，她呼吁制定更具体明确和统一的国家政策。她还从大学角度看问题，分析了英国大学入学考试，即A-Level的问题。具体来说，她认为不统一且相对宽松的语言政策导致大学供应链断裂，这显然对英国的外语教育产生了长期的负面影响。
Claire Kramsch（2013）在他的文章里写道：“中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大力推行中国义务英语教学，作为3年级以上学生的‘基本技能’，重在培养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澳大利亚政策制定者仍在迟疑——中文应该作为一种文化外语教授吗？还是作为澳大利亚的遗产语言？或者作为基本技能和全球语言？”本文并不打算专注于特定的外语教学（例如英国的普通话）。相反，它将以一种更抽象的角度看问题。然而，Kramsch的描述也适用于英国FLT，因为当谈到英国学生应该学习什么外语，甚至质疑他们学习外语的必要性时，我们能感受到强烈的不确定感。英国文化协会2018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脱欧成为现实，它也决心维护语言教学与国际交流;对于英国学生来说，跨文化交际和就业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然而，金融时报道出一个令人失望的现实：“英国脱欧投票后学生对语言失去兴趣”。综上，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FLE（外语教育）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存在许多大大小小的挑战。
2.3小结
在中国，如上所述，教育部门的决策者给予英语相当高的地位——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习，外语是升学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学习外语的学生数量不是问题，然而，质量仍然存在问题。由于来自考试的高压，加上老师，家长和学生自身的期望，学生们可能会感到重重压力。再者，外语的学科特点要求学生不断努力、不懈练习。因此，教师需要调整教学方法，使学习过程更加能鼓舞人。
在英国，对于KS4（Key Stage 4， 16岁以上）的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是否修外语科目，情况并不乐观。事实上，英国是欧洲语言多样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本文认为政府应推行新政策，才能驱使更多学生返回外语课堂。
我们还继续学习外语吗？答案是肯定的。作为学习者，教师，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我们如何做得更好？无论我们是中国人，英国人还是其他国民，这都是我们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中英双方协同构建理论，在实践中共同进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无论社会背景如何变化，教学和外语学习的本质都不会变。我们需要关心门外发生的事情，但也要对门外的噪音“充耳不闻”，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外语教育和外语学习做好。
脱欧给英国带来了焦虑;而中国的焦虑来自所谓的“国际化”。事实上，外语教育受到这些焦虑的影响都是负面的，研究者需要重新思考FLE最重要的内涵。外语教育关乎语言：语言教育有其自身的特点;也关乎教学：教学涉及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以下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长串问题：a）如何激励学生？b）如何取得父母的理解和支持？c）如何弥合不富裕和较富裕地区，能力较差的学生和更有能力的学生之间的差距？d）谁教？e）教什么？f）怎么教？g）我们为什么要教？h）如何评估学习和教学效果？i）评估后该怎么办？这串问题可以无限延伸下去，我们真的没有时间顾左右。
三、初步分析
3.1国内研究分析
中国的外语教学研究很丰富。与同行（即英国研究人员）相比，中国学者更加关注FLE。例如，潘章仙（2010）进行了基于文本的分析，以探讨英国外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英国的长期和短期目标以及战略特点。作者认为，在后殖民时期的英国，FLT促进了多元文化认同、推动了全球化的进步。
杨忠（2007）和张绍杰（2010）都认为不应该把外语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相反，应该利用它来培养学习者的人文素养。这是FLT领域的主流话语。然而，蔡基刚（2010）则认为，在大学英语教育中，应强调语言作为工具的功能，因为教育仍需要考虑时间成本和汇报率。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几项比较研究令本人感到欣喜。比如谢倩2011年的博士论文《外语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她主要从宏观角度研究外语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作用。谢总结道，在新时期建立FLE政策应该紧密联系长期的教育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国内的研究也以更主观的方式反映国内情况。越来越多的文章将FLE与全球化趋势和国家发展政策联系起来，例如，王银泉的《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我国外语教育的若干问题》指出了中国外语教学中存在问题的两个潜在原因。首先是缺乏科学规划，对培养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不够重视。二是中外交流的不平衡。他认为现在是时候重新定位TEFL，以获得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束定芳还在2013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外语教学规划和布局的文章。她认为，在不同地区，应该教授不同的外语，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长期受益。
大量研究从宏观角度切入，将国家利益与语言教育联系起来。本文并不想要批判这些研究，但我们也需要把目光转向别处。张军和程晓龙（2018）关于同伴反馈的实证研究为学术界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该研究系统地分析了实时数据，并总结了中国学习者同伴反馈的重要学习策略。这项研究似乎微不足道，但实际上意义不小，因为它通过实证填补了研究空白。
中国的研究还有一些特别之处，即双语教育的研究。谈多娇（2012）认为中国应该推动大学双语教育。她的理由是双语教育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是一篇相当简短的文章，只引用了中国教育部的官方文件，且她没有定义“国际化”。
如果我们看看中国人使用外语参与的国际活动，无论是在什么领域，中国的外语教育无疑是成功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国际”这样的术语，这反倒会模糊我们前进的方向。本文的一个建议是，中国研究人员回归语言和教学的本质，如语言学，教学实践或其他任何层面。何晓松（2016）为研究人员树立了一个良好榜样。首先，他通过重复克拉申的二语习得理论讨论了英国FLT的基本模型，然后介绍了建构主义如何在英国课堂中得到良好应用。虽然他没有明确指出，但读者可以注意到中国的外语课堂可以从中得到许多灵感。最后，他分析并赞扬了中国出现的几种新趋势，如实验性交互式FLT和翻转课堂。
3.2国外研究分析
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或教授一门或多门外语？最终目标是什么？Michael Byram（2008）从外语教学的目的开始分析。他认为，FLT应该将发展中的“跨文化公民身份”作为一个关键的教学目标。事实上，Byram早在1997年提出了“ICC（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概念。他的ICC包括4个方面：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话语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他坚信，FLT不应该而且不需要对ICC的培养负全部责任，这可能是我们在语言教学领域没有看到更多关于这一主题的讨论的原因。Melina Porto（2018）认为跨文化公民的概念可以在理论和教学方面启发CLIL（内容和语言综合学习模型：由Meyer，Coyle，Halbach，Schuck和Ting提出）。
Byram的理论略显抽象，更多的研究者倾向于关注更具体的方面，如教学方法、课程设计、教学和学习评估等。Ursula Wingate在2016年撰寫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他指责教学实践选择性地应用交际语言教学（CLT），却没有为学生提供进步感。他在KS3观察了15节德语、法语和西班牙语课程，然后分析了课堂活动。他发现目标语言的使用相当有限。这是仅有的少数观察、记录并分析实际课堂实践的研究。
英国脱欧后，Michael Kelly试图回答“为什么许多（英国）人对其他语言有抵触力”的问题。他没有明确说明背后的原因，而是解释说，这不仅仅是英国人的问题，许多其他语种者也存在这个问题。本文认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英国一直享有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特权。英国人看不到说另一种语言的重要性或必要性。也许这也是他们对中国的外语教育不那么感兴趣的原因。如果人们打心底不愿意学习外语，那么研究改进教学技巧的意义何在？
四、结论
英国脱欧可能是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英国重建外语地位的绝佳机会。脱欧使得英国担心联合国停止使用英语作为首要工作语言，JosefineBergstr?m在英国脱欧后，调查了德国人对英语的态度。德国虽不能代表所有欧盟成员国的意见，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窥探到一些事实。研究结果表明，英语所获得的地位很难凭空消失，因此，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没有竞争对手会出现“击败”英语。 Teresa Tinsley（2018）在英国脱欧后写道，英国脱欧必定会向学生及其家长传递一种信息，即欧洲语言不会帮助就业，因此教师将更加难以推广外语。
随着英国脱欧的进程，越来越多的学者如Josefine Bergstr?m，T.Tinsley等转向研究英国脱欧将如何影响英国的外语教育，并开始反思现有的可取之处和即将面临的风险。但是，研究人员如何能够引导人们学习和教授外语并最终付诸行动？英国人不会一夜之间因为黯淡的现实改变想法，因为他们对他们的语言，文化和国家的养成了坚定的长期的信念。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找到问题的答案，并将想法付诸实践。
参考文献：
[1]Bergstr?m， Josefine.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in post-Brexit referendum Germany： A qualitative study on attitudes towards English as experienced by British expats in Germany， 2018.
[2]Byram， Michael. From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to Education for Intercultural Citizenship： Essays and Reflections， 2008. [3]Coyle， D.， Hood， P. & Marsh， D..CLIL. Cambridge： C.U.P.， 2010.
[4]Kathleen F.Upside Down and Inside Out： Flip Your Classroom to Improve Student Learning. Learning and Leading with Technology， 2012.
[5]Kelly， Michael （Ed）. Languages after Brexit： How the UK speaks to the Worl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6]Kramsch， Claire. Invited colloquium： Foreign language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2013.
[7]Pascoe M， Monroe F， Macfarlane H， Taking Constructivism One Step Further： Post Hoc Analysis of a Student- Created Wiki， JMIR Med Educ， 2018.
[8] Students lose interest in languages after Brexit vote， Financial Times， 2018.
[9]Tinsley， Teresa. Languages in English Secondary Schools Post-Brexit， 2018.
[10]Wingate， Ursula.Lots of games and little challenge–a snapshotof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English secondary schools. The Language Learning Journal， 2016.
[11]蔡基剛，全球化背景下外语教学工具与素质之争的意义，外国语，2010
[12]何晓松，中英外语教学模式比较研究，继续教育研究，2016
[13]潘章仙，后殖民时代英国外语教育的多元文化认同研究：《全民的外语：生活的外语———外语教育发展战略》评析，比较教育研究，2010
[14]束定芳，关于我国外语教育规划与布局的思考，外语教学与研究，2013
[15]谈多娇，双语教学：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战略选择，教育研究，2012
[16]王银泉，从国家战略高度审视我国外语教育的若干问题，中国外语，2013
[17]谢倩，外语教育政策的国际比较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1
[18]徐启龙，基于语言经济学视角的我国外语教育决策研究，全球教育展望，2010
[19]杨忠，培养技能， 发展智能——外语教育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外语学刊， 2007
[20]张军、程晓龙，“活动理论”视阈下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同伴反馈策略实证研究，外语教学，2018
[21]张绍杰，全球化背景下的外语教学——行动与反思，外语与外语教学，2010
[22]张绍杰、杨忠，高校外语专业在新世纪面临的危机与对策，外语界，2000
作者简介：施佳静（1995.1～），女，籍贯：江苏宜兴，陕西师范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