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在基层社区开展“一核多元”联动治理是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重要途径.广州基层社区创新性地开展了“一核”对“多元”的组织引领、服务引领和培育引领,同时在“一核”引领下,“多元”主体间构建了社区联动治理平台和社区协商议事机制.但现阶段仍普遍存在联动治理可操作性化细节缺失、联动动力不足、多元主体承担公共服务能力有限以及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欠稳定等问题.可以从多途径增强联动治理动力、以党建力量丰富多元主体培育路径、推进多元主体协商的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广州基层社区治理“一核多元”联动机制的优化路径.
【机 构】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1400;广东省云浮市教育局, 广东 云浮 527399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基层社区开展“一核多元”联动治理是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的重要途径.广州基层社区创新性地开展了“一核”对“多元”的组织引领、服务引领和培育引领,同时在“一核”引领下,“多元”主体间构建了社区联动治理平台和社区协商议事机制.但现阶段仍普遍存在联动治理可操作性化细节缺失、联动动力不足、多元主体承担公共服务能力有限以及多元主体合作机制欠稳定等问题.可以从多途径增强联动治理动力、以党建力量丰富多元主体培育路径、推进多元主体协商的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广州基层社区治理“一核多元”联动机制的优化路径.
其他文献
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的实践中不同程度存在着上级政府要求基层政府在缺乏具体规定的情形下“按规定办”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上级因为不会办理而引发的按规定办、上级因为不敢办理而引发的按规定办、上级因为不愿办理而引发的按规定办.为了有效化解基层治理中不同程度存在的“按规定办”的问题,需要从科学合理地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和职责分工、强化地级市政府结合地区实际细化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政策和规定的职责、赋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决策权限和自由行为空间、对基层工作人员坚持约束机制与容错机制并举和显性激励与预期激励并重等方面来有针
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中,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通常会因危机不确定性的损害而下降.然而,中国政府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系列干预措施却较好地改变了这一结局.中国公众的政府信任修复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论文构建了危机中政府信任修复的过程模型,利用在线调查数据探究初始信任、情绪反应和危机干预措施与危机中政府信任的关系,以厘清政府信任的受损机理和修复机制.研究发现:(1)危机暴发时,公众的焦虑情绪损害了对政府的信任,但个体的初始信任和政府的危机干预措施均有助于修复受损的政府信任,这主要体现在初始信任对危机中政府信任的保护效应
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实践探索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和关键手段.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认识维度、实践维度和价值维度的三个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建设中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发展和创新的过程,也是基于人民主体地位对实现人和社会现代化的深刻把握,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构全球治理新秩序和丰富人类社会新文明的新时代呼唤.因此,系统总结与深化对建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和认识,仍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发展中国特色
构建农民群体和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可以发现:农民群体与地方政府争夺的土地转用增值收益只是一定时期内本地块与未征收土地中增值最高地块之间土地转用增值的差额;农民群体获得土地增值收益的比例与相对讨价还价能力、次优选择的收益水平正相关,与相对风险厌恶程度、地方政府的强势程度和惩罚强度负相关;地方政府采取的“一把尺子量到底”的策略可以获得全部土地转用增值收益;在讨价还价博弈中,地方政府拥有的优先出价权和交易终止权使其能够获得更多收益;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削弱农民群体的耐心,使得农民群体在土地征收中处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深厚的哲学意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联系和系统观点、矛盾分析法;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以人民为中心以及党的群众路线.
英国议会选举制度变迁经历了漫长历史过程.1295年召开的“模范议会”开启选举制度变迁的历程.1832年标志着进入选举制度大变革的时期.1948年标志着进入选举制度现代化的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透视英国选举制度的变迁,其体现三重逻辑:第一,政治冲突是直接动力.第二,政党政治是中间机制.第三,商业发展与工业革命是深层逻辑.三重逻辑共同型塑了英国选举制度变迁的特征,也决定了英国选举制度变迁与其他国家的共性与差异性.
中国古代素有政区分等的传统,但正式的分等制度主要集中在州县等基层政府,对高层政区尚缺乏讨论.论文以总督和巡抚的来源职位品级作为参照,度量了清代中前期高层政区的实际地位,并考察了社会稳定风险与赋税多寡对省区地位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各省区之间地位确有落差,其地位落差主要与当地的经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其中社会稳定因素对总督地位有较为稳定的显著影响,而赋税对巡抚地位的影响更为明显,表明总督与巡抚职能有所分野.这种非正式的分层与分工的制度安排,强化了清代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效率.清代省区分等与
在全面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谁来监督监察者”的质疑一直未曾消除过,实践中对纪检监察人员的案件查处是加强自我监督的有力回应.基于实证考察可知,纪检监察机关的自我监督正发挥现实作用,“正人先正己”的价值追求从未放弃.自我监督运行机制中的问题需要正视,主要体现在“四种形态”界限模糊、内部监督程序缺失、内外联动监督机制缺位等方面.基于此,应当优化上级监察机关的监督、创建多元化的预防监督措施、构建廉政预防长效机制等内设路径,以及激活党的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外部机制,通过内外结合之下的多元方
随着社会急剧变迁带来的社会转型,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复杂艰巨的挑战.整体智治既强调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整合,又强调治理主体对数字技术的合理运用.嘉兴市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以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为统筹,建立市级社会治理综合指挥服务中心,以“微嘉园”平台建设为载体,加强综合执法、市场监管、综合治理、便民服务四个方面的建设,通过市级的统筹规划,形成了市、县(区)、镇(街道)、村(社区)、网格五个层级与网络,在社会建设层面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实现“三治融合”,实现了技术变革和体制改革的协同、平台与网络的整合、
模糊性是社区治理的一个基本面向.推崇精确“数目字”的技术治理、制度治理、法律治理,在基层社会的生活与情感秩序的互动中有时存在无力感.当前社区女性工作人员占据数量优势,但既有的研究尚未对女性增进社区治理效能的内在机理与机制进行深入探讨.论文基于Q市三个社区的田野观察,挖掘“共情、细心、耐心、热心”等柔性因素并探究这些因素是如何匹配模糊性社区治理场景并形成柔性机制的.研究发现:第一,鉴于社区在治理事务、利益边界及话语体系等方面的模糊性,柔性因素似乎更适配模糊性的社区治理场景.作为“行政末梢”的社区,既有行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