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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左传》是先秦时期重要的历史兼文学著作。它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因其秉笔直书，客观记录，保存了春秋时期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而备受重视；而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因其承载的思想文化和特殊笔法而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我们今天要追溯历史，寻找文化的开源之处，《左传》都是避不开的珍贵文献。《左传》中的“君子曰”作为一种论赞体式，不仅为丰富《左传》思想内容而增墨添彩，而且也为后代史官写史书及文学家写历史演义小说评说历史提供了一种范式。
关键词：《左传》；君子曰；论赞；影响
作者简介：王波（1992.11-），女，甘肃陇南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2
1、前言
关于《左传》中的“君子曰”，历来都有学者研究，我想借荐前辈的研究成果，试分析下《左传》中“君子曰”论赞体式及其对后代史学、文学的影响。
有学者提出“君子曰”这一体例的形成是源自《左传》作者表达思想的需求。[1]他认为《左传》思想的表达主要采用如下三种形式：一是依据《春秋》本身的褒贬倾向，在叙述事件中融入作者的思想；二是借作者笔下的历史人物的言论或对事件的评论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如借仲虺、孔子等人之口来褒贬；第三种方式就是采用很明显的“君子曰”的形式来评论，此外还有“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和“君子以为”等类似的评论方式。这种评论方式并非只出现在《左传》中，在《国语》、《礼记》等这些先秦典籍中都有出现，但是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据前人统计有八十三处之多。《左传》作者借这一形式对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或褒或贬，或客观分析，或就事论事。每到情感呼之欲出的时刻，就借君子之口发表评论，对历史的评论形式上虽是出自君子之口，实则体现的是左氏的爱憎好恶。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2]（P870）《春秋》叙事议论都特别隐晦，左氏在“传”《春秋》时，一字喻褒贬的笔法似乎并不能淋漓尽致的将作者的满怀激情抒发，所以作者采用“君子曰”方式直接抒情，对历史事件给予自己分明的爱憎，也给读者一个是非标准。
2、“君子曰”与《左传》作者的关系
关于“君子曰”，有人认为与《左传》作者无关。“宋人林黄中认为，‘君子曰’不是作者所加，而是汉代刘歆托古伪作，此观点也得到朱熹的赞同。至清代，大多都认为非作者之语，清代刘逢禄和近代康有为也持此说。杨向奎先生和郑良树先生都反对这一说法。”[3] 他们认为“君子曰”系《左传》原有。
另一种观点认为“君子曰”为《左传》作者所作的评论。唐代孔颖达认为：“传有评论，皆托君子。”[4]《北史·魏澹传》中魏澹认为，所称“君子曰”作者，皆左氏自为论断之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君子曰”非《左传》作者言，而是作者援引当时所谓“君子”的话，借君子之口说出嘉言善语。“清人张照认为‘君子之称，或以德，或以位。左氏所谓君子者，谓其时所谓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云者，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乃可称君子之论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5页）而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说，“以上两种观点不同，都有偏颇，合之则较备。”王和认为“也有一部分是后代的经师在添加解经语时又沿袭了这种笔法，屡有附益，把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借君子或古人之口加了进去。故对《左传》中的这类文字我们应当认真分析，既不可一概认作左氏原文，也不可一概认作后人附益，只能具体文字具体分析。”[5]
春秋战国时代，“君子”是集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优秀的人格品质等各方修养于一身的人，是人格的典范，君子说的话似乎就是标准，有更高的权威。《论语》经过几千年血雨腥风，仍然能保存下许多关于“君子曰”的话，足见君子说的话的分量以及后人对它的重视。君子说的话也往往被文人引用，甚至文人为了使自己所说的话有权威，也冠以君子的名义，所以我认为杨伯峻说说的“君子曰”可能出自作者之口，也可能是引用他人之语，这个观点是中肯的。王和认为还有一部分“君子曰”为解师所加，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上古之书，成之于众手，相信《左传》自诞生以来的几千年，后人对其加工并未停止过也将不会停止。
3、《左传》中“君子曰”之论赞体对后世史书及历史小说的影响
先秦典籍中出现的“君子曰”的论赞历史的形式，虽并不是只出现在《左传》中，还散见于《国语》、《战国策》、等书，但是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最多，论赞形式多样，其中蕴含的思想性和文学想都是其他先秦著作所无法比拟的，可见“君子曰”这种论赞历史的方式是成熟于《左传》的。这一独特的评价历史的方式为后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吸收并发扬光大，不仅在历史著作中有“XX曰”的形式，在古典小说中也有大量的存在。
论赞是我国史书的重要部分。继《左传》之后，后代的历史学家在撰写史书的过程中，吸收了“君子曰”这一论赞形式，最鲜明的例子则是《史记》每篇末尾的“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左传》中君子曰的继承和创新。《左传》还是借君子之口发表评论，到了《史记》则是太史公自叙，这种直接发表自己爱憎好恶的评论历史的方式又深为后代史学家所膜拜效仿，其后大家似乎已经淡忘了“君子曰”的论史方式，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却是“太史公曰”。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说到：“《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发盛曰‘述’，杨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列其所号。”，从汉至魏晋六朝的史书无一例外的采撷了《左传》中“君子曰”的评史模式。其他如《晋书》、《南齐书》、《北齐书》、《旧唐书》的“史臣曰、赞曰”承《后汉书》的“论曰、赞曰”；《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隋书》、《旧五代史》的“史臣曰”承《史记》之的“太史公曰”；《南史》、《北史》的“论曰”，《宋史》、《辽史》的“论曰”和“赞曰”的交替使用，《新唐书》、《金史》、《明史》的“赞曰”承汉书的“赞曰”和《三国志》之“评曰”[6] （P124）。其一以贯之，蔚成评论模式之大观。 《左传》的这一评论历史的模式也影响到了中国古典小说，“后代的小说也毫不含混的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使用“传赞”、“史评”，或“XX曰”的特有形式，来表达作者对于人物的褒贬臧否。有时评论的内容还包括对创作意图、写作缘由及事实由来的说明。”[7]（P87）存在于这些小说中的“史评议论”跟《左传》中评论的思想内容是相类似的，都是从作品写作年代的礼仪标准来衡量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这一点无疑也是从《左传》中继承过来的。
我们举几部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来看看，这一体例在其中的痕迹。试看唐人小说《谢小娥传》的末尾几句：
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
从篇末的评论性语言可以看出作者的旌美之词或劝诫之语，这无疑是《左传》传《春秋》陈恶劝善的滥觞。
明人的拟话本作品里的评议文字也是很明显的，每一卷的末尾都有“诗赞曰”、“诗云”字样，引出作者对人物的评价或对故事的总结性的意见，就像史著里的“传赞”经常用韵文来表述一样，几句无言或七言的诗句便道出了作者的议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结尾这样写道：
后人评论此事，以为孙富谋夺美色，轻掷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识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无足道者。独谓十娘千古女侠，岂不能觅一佳侣，共跨秦楼之凤，乃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深可惜也！有诗叹云：
不会风流莫妄谈，单单情字费人参；
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惭。
明清的历史小说对《左传》“君子曰”的论赞形式的继承尤为彻底。明末清初的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其中就有大量的“词曰”、“诗曰”、“歌曰”、“髯翁曰”、“胡曾先生曰”、“陶潜渊有诗云”等论赞性的言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褒贬臧否，这无疑是脱胎于《左传》中的君子曰。
《三国演义》是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历史而演义连缀成的历史小说，在文中也有大量的论赞性的语词，如第一回写关、张二人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初显身手，斩杀黄巾将领邓茂和程志远时这样评道：后人有诗赞二人曰：
英雄露颖在今朝，一试矛兮一试刀。初出便将威力展，三分好把姓名标。
第五回写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这一段后又有评语道：后人有诗赞之曰：
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冬冬。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
从《左传》到《史记》再到后代的史书，既而至于历史小说，我们可以窥探到后世史学、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对《左传》中的“君子曰”的继承和创新。《左传》评论历史时是托名于“君子”，史书借用“某某曰”或“论曰”、“赞曰”的形式，这跟“君子曰”的效果是殊途同归的。而罗贯中和蔡元放等人则是评小说中的人物则是借“后人”之名来评论，像《左传》作者一样借他人之口，行己评之实，无论是“君子”还是“后人”都能够增强评论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左传》作为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兼文学著作之一，实在是中国史学和文学发展的永不枯竭的源头，他们是我们继往开来的动力。只有深深扎根于这片沃土，我们的文学之树才能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来。
参考文献：
[1]孙振芳.乐帧益.试论《左传》中的“君子曰”[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6，（2）.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中华书局，2014，（7）.
[3]吴澍时.钱律进.《国语》和《左传》“君子曰“之比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9）.
[4]十三经注疏·左传注疏[M].文公二年“君子以为失礼”句下孔颖达疏引，
第 1839 页.
[5]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J].中国史研究，2003，（4）.
[6]刘知几.史通·上 白云译注[M].中华书局，2014，（7）.
[7]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4）.
关键词：《左传》；君子曰；论赞；影响
作者简介：王波（1992.11-），女，甘肃陇南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2
1、前言
关于《左传》中的“君子曰”，历来都有学者研究，我想借荐前辈的研究成果，试分析下《左传》中“君子曰”论赞体式及其对后代史学、文学的影响。
有学者提出“君子曰”这一体例的形成是源自《左传》作者表达思想的需求。[1]他认为《左传》思想的表达主要采用如下三种形式：一是依据《春秋》本身的褒贬倾向，在叙述事件中融入作者的思想；二是借作者笔下的历史人物的言论或对事件的评论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如借仲虺、孔子等人之口来褒贬；第三种方式就是采用很明显的“君子曰”的形式来评论，此外还有“君子谓”、“君子是以知”和“君子以为”等类似的评论方式。这种评论方式并非只出现在《左传》中，在《国语》、《礼记》等这些先秦典籍中都有出现，但是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据前人统计有八十三处之多。《左传》作者借这一形式对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或褒或贬，或客观分析，或就事论事。每到情感呼之欲出的时刻，就借君子之口发表评论，对历史的评论形式上虽是出自君子之口，实则体现的是左氏的爱憎好恶。
《左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2]（P870）《春秋》叙事议论都特别隐晦，左氏在“传”《春秋》时，一字喻褒贬的笔法似乎并不能淋漓尽致的将作者的满怀激情抒发，所以作者采用“君子曰”方式直接抒情，对历史事件给予自己分明的爱憎，也给读者一个是非标准。
2、“君子曰”与《左传》作者的关系
关于“君子曰”，有人认为与《左传》作者无关。“宋人林黄中认为，‘君子曰’不是作者所加，而是汉代刘歆托古伪作，此观点也得到朱熹的赞同。至清代，大多都认为非作者之语，清代刘逢禄和近代康有为也持此说。杨向奎先生和郑良树先生都反对这一说法。”[3] 他们认为“君子曰”系《左传》原有。
另一种观点认为“君子曰”为《左传》作者所作的评论。唐代孔颖达认为：“传有评论，皆托君子。”[4]《北史·魏澹传》中魏澹认为，所称“君子曰”作者，皆左氏自为论断之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君子曰”非《左传》作者言，而是作者援引当时所谓“君子”的话，借君子之口说出嘉言善语。“清人张照认为‘君子之称，或以德，或以位。左氏所谓君子者，谓其时所谓君子其人者，皆如是云云者，非左氏意以如是云云者，乃可称君子之论也。’”（杨伯峻《春秋左传注》15页）而杨伯峻在《春秋左传注》中说，“以上两种观点不同，都有偏颇，合之则较备。”王和认为“也有一部分是后代的经师在添加解经语时又沿袭了这种笔法，屡有附益，把他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借君子或古人之口加了进去。故对《左传》中的这类文字我们应当认真分析，既不可一概认作左氏原文，也不可一概认作后人附益，只能具体文字具体分析。”[5]
春秋战国时代，“君子”是集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厚的文学修养和优秀的人格品质等各方修养于一身的人，是人格的典范，君子说的话似乎就是标准，有更高的权威。《论语》经过几千年血雨腥风，仍然能保存下许多关于“君子曰”的话，足见君子说的话的分量以及后人对它的重视。君子说的话也往往被文人引用，甚至文人为了使自己所说的话有权威，也冠以君子的名义，所以我认为杨伯峻说说的“君子曰”可能出自作者之口，也可能是引用他人之语，这个观点是中肯的。王和认为还有一部分“君子曰”为解师所加，也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上古之书，成之于众手，相信《左传》自诞生以来的几千年，后人对其加工并未停止过也将不会停止。
3、《左传》中“君子曰”之论赞体对后世史书及历史小说的影响
先秦典籍中出现的“君子曰”的论赞历史的形式，虽并不是只出现在《左传》中，还散见于《国语》、《战国策》、等书，但是在《左传》中出现的次数最多，论赞形式多样，其中蕴含的思想性和文学想都是其他先秦著作所无法比拟的，可见“君子曰”这种论赞历史的方式是成熟于《左传》的。这一独特的评价历史的方式为后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吸收并发扬光大，不仅在历史著作中有“XX曰”的形式，在古典小说中也有大量的存在。
论赞是我国史书的重要部分。继《左传》之后，后代的历史学家在撰写史书的过程中，吸收了“君子曰”这一论赞形式，最鲜明的例子则是《史记》每篇末尾的“太史公曰”。“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对《左传》中君子曰的继承和创新。《左传》还是借君子之口发表评论，到了《史记》则是太史公自叙，这种直接发表自己爱憎好恶的评论历史的方式又深为后代史学家所膜拜效仿，其后大家似乎已经淡忘了“君子曰”的论史方式，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并身体力行的却是“太史公曰”。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说到：“《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发盛曰‘述’，杨雄曰‘撰’，刘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列其所号。”，从汉至魏晋六朝的史书无一例外的采撷了《左传》中“君子曰”的评史模式。其他如《晋书》、《南齐书》、《北齐书》、《旧唐书》的“史臣曰、赞曰”承《后汉书》的“论曰、赞曰”；《宋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隋书》、《旧五代史》的“史臣曰”承《史记》之的“太史公曰”；《南史》、《北史》的“论曰”，《宋史》、《辽史》的“论曰”和“赞曰”的交替使用，《新唐书》、《金史》、《明史》的“赞曰”承汉书的“赞曰”和《三国志》之“评曰”[6] （P124）。其一以贯之，蔚成评论模式之大观。 《左传》的这一评论历史的模式也影响到了中国古典小说，“后代的小说也毫不含混的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使用“传赞”、“史评”，或“XX曰”的特有形式，来表达作者对于人物的褒贬臧否。有时评论的内容还包括对创作意图、写作缘由及事实由来的说明。”[7]（P87）存在于这些小说中的“史评议论”跟《左传》中评论的思想内容是相类似的，都是从作品写作年代的礼仪标准来衡量笔下的人物和事件，这一点无疑也是从《左传》中继承过来的。
我们举几部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来看看，这一体例在其中的痕迹。试看唐人小说《谢小娥传》的末尾几句：
君子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唯贞与节，能终始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余备详前事，发明隐文，暗与冥会，符于人心。知善不录，非《春秋》之义也，故作传以旌美之。
从篇末的评论性语言可以看出作者的旌美之词或劝诫之语，这无疑是《左传》传《春秋》陈恶劝善的滥觞。
明人的拟话本作品里的评议文字也是很明显的，每一卷的末尾都有“诗赞曰”、“诗云”字样，引出作者对人物的评价或对故事的总结性的意见，就像史著里的“传赞”经常用韵文来表述一样，几句无言或七言的诗句便道出了作者的议论。《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结尾这样写道：
后人评论此事，以为孙富谋夺美色，轻掷千金，固非良士；李甲不识杜十娘一片苦心，碌碌蠢才，无足道者。独谓十娘千古女侠，岂不能觅一佳侣，共跨秦楼之凤，乃错认李公子。明珠美玉，投于盲人，以致恩变为仇，万种恩情，化为流水，深可惜也！有诗叹云：
不会风流莫妄谈，单单情字费人参；
若将情字能参透，唤作风流也不惭。
明清的历史小说对《左传》“君子曰”的论赞形式的继承尤为彻底。明末清初的历史演义小说《东周列国志》，其中就有大量的“词曰”、“诗曰”、“歌曰”、“髯翁曰”、“胡曾先生曰”、“陶潜渊有诗云”等论赞性的言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褒贬臧否，这无疑是脱胎于《左传》中的君子曰。
《三国演义》是取材于东汉末年和魏、蜀、吴三国历史而演义连缀成的历史小说，在文中也有大量的论赞性的语词，如第一回写关、张二人在镇压黄巾起义中初显身手，斩杀黄巾将领邓茂和程志远时这样评道：后人有诗赞二人曰：
英雄露颖在今朝，一试矛兮一试刀。初出便将威力展，三分好把姓名标。
第五回写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这一段后又有评语道：后人有诗赞之曰：
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冬冬。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
从《左传》到《史记》再到后代的史书，既而至于历史小说，我们可以窥探到后世史学、文学在发展过程中对《左传》中的“君子曰”的继承和创新。《左传》评论历史时是托名于“君子”，史书借用“某某曰”或“论曰”、“赞曰”的形式，这跟“君子曰”的效果是殊途同归的。而罗贯中和蔡元放等人则是评小说中的人物则是借“后人”之名来评论，像《左传》作者一样借他人之口，行己评之实，无论是“君子”还是“后人”都能够增强评论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左传》作为先秦时期最重要的历史兼文学著作之一，实在是中国史学和文学发展的永不枯竭的源头，他们是我们继往开来的动力。只有深深扎根于这片沃土，我们的文学之树才能结出更丰硕的果实来。
参考文献：
[1]孙振芳.乐帧益.试论《左传》中的“君子曰”[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6，（2）.
[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M].中华书局，2014，（7）.
[3]吴澍时.钱律进.《国语》和《左传》“君子曰“之比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9）.
[4]十三经注疏·左传注疏[M].文公二年“君子以为失礼”句下孔颖达疏引，
第 1839 页.
[5]王和.《左传》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过程[J].中国史研究，2003，（4）.
[6]刘知几.史通·上 白云译注[M].中华书局，2014，（7）.
[7]孙绿怡.《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