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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住在别墅里的欧美人，保安们更喜欢住在公寓楼里的日本人
46岁的上海阿姨徐燕穿一身粗布碎花衣，扎马尾辫，脸色黝黑而粗糙。她每天都会推着精致的婴儿车，里面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孩，走在小桥泳池边。
徐燕在一户法国人的家里做钟点工，时间从上午9点到晚上6点，平均每个月基本工资加小费是3000元，最多一次拿了4000元。那家法国人住在上海西庭俱乐部，这个社区90％的住户都是欧美人。
西庭俱乐部坐落于上海闵行区诸翟镇，离上海市中心有20多公里。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际化”。最早出现的是上海美国学校，随后一个在纽约华尔街从事金融活动的美国人，游说了荷兰ING集团国际房地产公司，于1999年在这里建造了西庭俱乐部。这是上海最早的“国际社区”。
不久前，这个社区在网上成了“众矢之的”，起因是它的“班车规则。规则里有这样一条：社区内的阿姨(即家政服务女工)坐车必须坐后排，如果驾驶员要求留出位置满足会员，阿姨必须听从驾驶员安排。这个规则和美国著名的种族歧视巴士——“罗莎巴士”有很多相似之处，以往约束美国黑人的乘车制度，这次用在了中国阿姨身上。
制定这些条款的西庭俱乐部首席运营官拉塞尔(Russell)坚决否认自己有歧视行为。他声称自己遵循的是简单的商业法则——住户是上帝。在商业的世界里，除了住户，其他都是服务者，所以为两者提供的服务是有差别的。
出生在南非一个家境良好黑人家庭的杰瑞米，对于社会歧视，有着敏感而强烈的反应。杰瑞米在俱乐部网站的乘车规则上看到，乘车证的价格是3个月500元。“既然付了钱，阿姨理应和所有乘客享受同等待遇。”杰瑞米对记者说，“这倒不是种族歧视，是对阿姨的阶层歧视。”
并非个别的阶层歧视
上海古北美丽华花园的保安石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这里，就连服务人员也被自然地划分出几个等级，别墅里锄草的看不起公寓里清扫的，公寓里保安的优越感明显比外面站岗的强。”
古北是在上世纪90年代依托虹桥机场国际航线，引入了外籍人士，从而发展成新兴高档涉外居住区的。来自欧美、日、韩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云集于此。
石泉在美丽华花园当了十年保安。他向记者透露，美丽华物业的老板是香港人，也住在别墅区，酷爱收藏名车，车库里停着宾利、劳斯莱斯和绝版红旗等。他说，老板的司机常会给外面的保安脸色看，有一次一个司机差点和保安动起手来。
“那个香港司机开着宾利车进来接他的主人，没有把车停到规定的位置，我上去跟他讲道理，他嘴里嘟囔着粤语，‘你管得多不多啦，少废话，要多少钱我给你’。”石泉回忆起那段不堪的往事至今心有余悸。
相比住在别墅里的欧美人，保安们更喜欢住在公寓楼里的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对保安的态度要相对好一些。
“只要我们的服务能让他们满意，他们都会鞠躬说声：噢利阿多(日本语谢谢)。用到我们帮忙的时候会鞠好几个躬，有时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但起码感觉受到了尊重，而面对有些业主冰冷高傲的态度，我们宁愿不提供服务，不要那些小费。”石泉说。
古北社区里相当多的服务人员，要不是迫于生计，都不会选择来这里打工，因为正如石泉所说的，他们很难从这份工作中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与和谐。石泉的一位同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总觉得这里聚集了太多不透明的财富，一些占有这些财富的主人无法让人产生敬意。”
带着这种对立情绪提供服务的人，自然会让业主感到不满，于是冲突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自下而上的“华人歧视”
并非每一个社区服务人员都会遭受冷遇，也不是所有的业主都是那么咄咄逼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融合在一个叫做联洋的社区里也时常可见。
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德国人谢婷雅住在阳光欧洲城，他家里的保姆小娟可以熟练地用英语和主人交流。小娟的另一份工作是联洋社区大拇指广场一间酒吧的吧台招待，因为口语流利，结识了很多常来泡吧的外国朋友，圣诞节她会被邀请去外国朋友家里参加party。到了中国的传统节日，小娟常带着她的外国朋友去吃火锅——不是AA制，每次都是老外们抢着埋单。
同样，那些常年在联洋大拇指广场卖盗版英文光碟和盗版全英文畅销书的贩子们也赢得了业主们的些许“好感”，不为别的，只为这些小贩的英语都说得“贼溜”。
相比于古北，位于上海浦东的联洋社区还很年轻。随着世界500强企业陆续入驻上海张江和金桥地区，企业派驻上海的高级管理人才不断增加，以及浦东国际机场的投入使用带动高端人士东迁，很多在浦西甚至长三角地区工作的外籍人士都成了这里的居民。外企高管、海归派等知识精英们占据着大部分比例。
这里很少有自上而下的阶层歧视，相反自下而上的种族歧视却屡见不鲜。
大卫是上海一家外资银行的行长，住在香榭丽花园。他是典型的BananaMan(外黄内白，皮肤黄种人，思想白种人)——台北出生，纽约长大，之后陆续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工作。尽管持有美国护照，但是在保安眼里也是黄种人，常常会被区别对待。
大卫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讲述了他的一个无奈遭遇：“上个周末我背了一个大包出门，里面装的全是高尔夫球具，新来的保安—见就冲我大声嚷道，‘嘿，包里什么东西，打开我看看’。”
大卫说他的邻居是个德裔美国人，每个周末都背这么大的包出去打高尔夫，从来没有被要求开包检查。“这一点香港做得最好，物业里的服务人员永远都是面带微笑服务，让人感觉真的像是回到了家，非常亲切。”
无奈下的“小区隐士”
美国人亚当两年前被IBM总部派到上海工作，他还带着妻子和两个不到5岁的女孩。他们一家住在碧云别墅里，每个月的租金高达1万美元，全部由公司来支付。
就连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常常在猜想，既然公司舍得支付如此天价房租，那么高管们的收入该有多少?如果房租是1万美金一个月，那么薪水至少也是房租的三倍……或者更高?这是一个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来上海工作也是来“淘金”的。联洋社区的德国人谢婷雅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之所以选择来沪工作，是因为德国的工作实在太难找，而上海给了许多年轻人全中国任何城市无法给予的机会和跳板。
碧云社区是上海最大的欧美人士聚集区，它的英文名称是Green City。和它的英文名相呼应，这里是上海市区内第一个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区域，绿化率高达70％，人均拥有绿地达到美国新建城市的绿化水平。
这里没有堵车，没有喧嚣，丛林浸染中渗出一种置身于恬静北欧小镇的感 觉。然而，这里居住了很多自认为被跨国公司“下嫁”来华的总裁，他们成天却只想着工作，赚钱，离开……
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老外们一离开自己的聚集地和自己的同类就失去安全感。听不懂别人的语言，看不懂别人的眼神，不知道从身边走过的中国人下一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举动。
亚当说：“两年前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们还保持着在美国的习惯，周末全家开车出去兜风。沿着云山路开过蓝天路时，感觉还是相当的惬意，开阔的视线，宽敞的马路，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可当车往前再开一个路口，车子就开始以蜗牛的速度爬行。马路变得窄小，店铺拥挤不堪，路边卖盗版光碟的人沿街站成一溜，装满盗版书的板车在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停放着，扎堆坐在路边吃拉面的人，车站等车的人群一窝蜂地奔向还没靠站的公车，转弯处和路口依旧加速行驶的助动车……”
这些上海人眼中的浓郁生活气息却让外国人顿感窒息和不安全。
于是很多老外自觉地在碧云社区做一个隐士，周末就去湖边的酒吧一条街泡泡吧，或者办一张美格菲的7000美元年卡健身，要是再无聊就躲到印度小厨后面的小书吧里，除了橱窗前的《时代》、《人物》、《新闻周刊》等英文原版杂志外，还有价格不菲的原版书籍，供精神消遣。
一提到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老外们的眼睛就开始发亮，因为他们可以回国度假了。
“上海还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对我们来说，这里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谢婷雅说，“在这里，我们只是—些孤独的灵魂，每天穿行于拥挤的街道(或者出租车上)。这里缺乏我们需要的精神交流的空间。退休后我们决定要么移民加拿大，要么去澳洲，因为那里福利保障更完备，气候环境也更适宜人居住。”
上海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区
《中国房地产报》特约撰稿人顾海波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关于国际大都市中外国籍人口的比例，国际上存在着5％、8％、15％和20％等4种不同的说法。就算以最低的5％计算，上海的差距也很远，上海的外国籍人口只有不足1％。
他认为，上海还不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更谈不上国际化社区，上海的国际社区尚显“稚嫩”。
“国际社区应该体现三方面的价值：一是经济价值，起点高、品质高、科技含量高，二是社会价值，社区的建筑形态吻合城市定位，从而成为一个标志性建筑群，三是人文价值，社区有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形成一个良好的、具有国际背景的社区文化。”华东师范大学房地产学院院长张永岳教授说。
张永岳介绍，目前，古北、联洋，碧云等小区在提出建设国际社区的过程中，在规划建设、物业管理、社区治理、配套服务以及目标需求人群等方面都力求符合国际标准，然而其多元文化共存、交融、发展却会有个更长的过程。从上海一些国际社区反映的问题中，说明国际社区不只是停留在居住质量国际标准和居住人群多国化，更应该是提供一种多元文化相互了解、沟通的平台，从而构筑居住者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创造一种健康、开放、自由的人文环境，并能很好地融入到我国现代文明及中华文化氛围之中。
对此，顾海波也有类似的理解：国际社区不应局限于建筑品质，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说，高价并不代表高档，古北更像是一个热钱涌动的社区，财富的涌入没有带来文化品位的涌入，因为古北社区开发较早，居住者中不乏大量的投机客和暴发户，社区整体素质不高。成熟的国际社区首先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社区，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在同一社区和谐为邻。
“如果说上海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区，那么碧云社区已是一个雏形。”顾海波说，紧邻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的碧云社区，是在产业的基础上形成的，业主以欧美人士为主，学历、素养都相对较高，这就提升了社区的内在品质。但因为很多是临时业主，这使得社区很难形成一个持续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业主们支付了很高的生活成本，迫切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回报：比如更健康、更清洁的环境，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以及无障碍沟通的语言环境，而这些上海还没有很好地提供。 在顾海波看来，上海商业环境充满活力，然而人居环境相比纽约、巴黎、伦敦等真正的国际大都市还很落后。在硬件方面，上海的社区的确不会输给台湾和香港，而软件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软件拼的就是有活力的、亲和的、人性的服务软环境。
46岁的上海阿姨徐燕穿一身粗布碎花衣，扎马尾辫，脸色黝黑而粗糙。她每天都会推着精致的婴儿车，里面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小孩，走在小桥泳池边。
徐燕在一户法国人的家里做钟点工，时间从上午9点到晚上6点，平均每个月基本工资加小费是3000元，最多一次拿了4000元。那家法国人住在上海西庭俱乐部，这个社区90％的住户都是欧美人。
西庭俱乐部坐落于上海闵行区诸翟镇，离上海市中心有20多公里。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际化”。最早出现的是上海美国学校，随后一个在纽约华尔街从事金融活动的美国人，游说了荷兰ING集团国际房地产公司，于1999年在这里建造了西庭俱乐部。这是上海最早的“国际社区”。
不久前，这个社区在网上成了“众矢之的”，起因是它的“班车规则。规则里有这样一条：社区内的阿姨(即家政服务女工)坐车必须坐后排，如果驾驶员要求留出位置满足会员，阿姨必须听从驾驶员安排。这个规则和美国著名的种族歧视巴士——“罗莎巴士”有很多相似之处，以往约束美国黑人的乘车制度，这次用在了中国阿姨身上。
制定这些条款的西庭俱乐部首席运营官拉塞尔(Russell)坚决否认自己有歧视行为。他声称自己遵循的是简单的商业法则——住户是上帝。在商业的世界里，除了住户，其他都是服务者，所以为两者提供的服务是有差别的。
出生在南非一个家境良好黑人家庭的杰瑞米，对于社会歧视，有着敏感而强烈的反应。杰瑞米在俱乐部网站的乘车规则上看到，乘车证的价格是3个月500元。“既然付了钱，阿姨理应和所有乘客享受同等待遇。”杰瑞米对记者说，“这倒不是种族歧视，是对阿姨的阶层歧视。”
并非个别的阶层歧视
上海古北美丽华花园的保安石泉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在这里，就连服务人员也被自然地划分出几个等级，别墅里锄草的看不起公寓里清扫的，公寓里保安的优越感明显比外面站岗的强。”
古北是在上世纪90年代依托虹桥机场国际航线，引入了外籍人士，从而发展成新兴高档涉外居住区的。来自欧美、日、韩等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云集于此。
石泉在美丽华花园当了十年保安。他向记者透露，美丽华物业的老板是香港人，也住在别墅区，酷爱收藏名车，车库里停着宾利、劳斯莱斯和绝版红旗等。他说，老板的司机常会给外面的保安脸色看，有一次一个司机差点和保安动起手来。
“那个香港司机开着宾利车进来接他的主人，没有把车停到规定的位置，我上去跟他讲道理，他嘴里嘟囔着粤语，‘你管得多不多啦，少废话，要多少钱我给你’。”石泉回忆起那段不堪的往事至今心有余悸。
相比住在别墅里的欧美人，保安们更喜欢住在公寓楼里的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对保安的态度要相对好一些。
“只要我们的服务能让他们满意，他们都会鞠躬说声：噢利阿多(日本语谢谢)。用到我们帮忙的时候会鞠好几个躬，有时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但起码感觉受到了尊重，而面对有些业主冰冷高傲的态度，我们宁愿不提供服务，不要那些小费。”石泉说。
古北社区里相当多的服务人员，要不是迫于生计，都不会选择来这里打工，因为正如石泉所说的，他们很难从这份工作中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与和谐。石泉的一位同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总觉得这里聚集了太多不透明的财富，一些占有这些财富的主人无法让人产生敬意。”
带着这种对立情绪提供服务的人，自然会让业主感到不满，于是冲突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自下而上的“华人歧视”
并非每一个社区服务人员都会遭受冷遇，也不是所有的业主都是那么咄咄逼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融合在一个叫做联洋的社区里也时常可见。
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德国人谢婷雅住在阳光欧洲城，他家里的保姆小娟可以熟练地用英语和主人交流。小娟的另一份工作是联洋社区大拇指广场一间酒吧的吧台招待，因为口语流利，结识了很多常来泡吧的外国朋友，圣诞节她会被邀请去外国朋友家里参加party。到了中国的传统节日，小娟常带着她的外国朋友去吃火锅——不是AA制，每次都是老外们抢着埋单。
同样，那些常年在联洋大拇指广场卖盗版英文光碟和盗版全英文畅销书的贩子们也赢得了业主们的些许“好感”，不为别的，只为这些小贩的英语都说得“贼溜”。
相比于古北，位于上海浦东的联洋社区还很年轻。随着世界500强企业陆续入驻上海张江和金桥地区，企业派驻上海的高级管理人才不断增加，以及浦东国际机场的投入使用带动高端人士东迁，很多在浦西甚至长三角地区工作的外籍人士都成了这里的居民。外企高管、海归派等知识精英们占据着大部分比例。
这里很少有自上而下的阶层歧视，相反自下而上的种族歧视却屡见不鲜。
大卫是上海一家外资银行的行长，住在香榭丽花园。他是典型的BananaMan(外黄内白，皮肤黄种人，思想白种人)——台北出生，纽约长大，之后陆续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工作。尽管持有美国护照，但是在保安眼里也是黄种人，常常会被区别对待。
大卫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讲述了他的一个无奈遭遇：“上个周末我背了一个大包出门，里面装的全是高尔夫球具，新来的保安—见就冲我大声嚷道，‘嘿，包里什么东西，打开我看看’。”
大卫说他的邻居是个德裔美国人，每个周末都背这么大的包出去打高尔夫，从来没有被要求开包检查。“这一点香港做得最好，物业里的服务人员永远都是面带微笑服务，让人感觉真的像是回到了家，非常亲切。”
无奈下的“小区隐士”
美国人亚当两年前被IBM总部派到上海工作，他还带着妻子和两个不到5岁的女孩。他们一家住在碧云别墅里，每个月的租金高达1万美元，全部由公司来支付。
就连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也常常在猜想，既然公司舍得支付如此天价房租，那么高管们的收入该有多少?如果房租是1万美金一个月，那么薪水至少也是房租的三倍……或者更高?这是一个谜。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来上海工作也是来“淘金”的。联洋社区的德国人谢婷雅就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之所以选择来沪工作，是因为德国的工作实在太难找，而上海给了许多年轻人全中国任何城市无法给予的机会和跳板。
碧云社区是上海最大的欧美人士聚集区，它的英文名称是Green City。和它的英文名相呼应，这里是上海市区内第一个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一级标准的区域，绿化率高达70％，人均拥有绿地达到美国新建城市的绿化水平。
这里没有堵车，没有喧嚣，丛林浸染中渗出一种置身于恬静北欧小镇的感 觉。然而，这里居住了很多自认为被跨国公司“下嫁”来华的总裁，他们成天却只想着工作，赚钱，离开……
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老外们一离开自己的聚集地和自己的同类就失去安全感。听不懂别人的语言，看不懂别人的眼神，不知道从身边走过的中国人下一刻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和举动。
亚当说：“两年前初到上海的时候，我们还保持着在美国的习惯，周末全家开车出去兜风。沿着云山路开过蓝天路时，感觉还是相当的惬意，开阔的视线，宽敞的马路，扑面而来的清新空气。可当车往前再开一个路口，车子就开始以蜗牛的速度爬行。马路变得窄小，店铺拥挤不堪，路边卖盗版光碟的人沿街站成一溜，装满盗版书的板车在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停放着，扎堆坐在路边吃拉面的人，车站等车的人群一窝蜂地奔向还没靠站的公车，转弯处和路口依旧加速行驶的助动车……”
这些上海人眼中的浓郁生活气息却让外国人顿感窒息和不安全。
于是很多老外自觉地在碧云社区做一个隐士，周末就去湖边的酒吧一条街泡泡吧，或者办一张美格菲的7000美元年卡健身，要是再无聊就躲到印度小厨后面的小书吧里，除了橱窗前的《时代》、《人物》、《新闻周刊》等英文原版杂志外，还有价格不菲的原版书籍，供精神消遣。
一提到即将到来的圣诞节，老外们的眼睛就开始发亮，因为他们可以回国度假了。
“上海还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对我们来说，这里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谢婷雅说，“在这里，我们只是—些孤独的灵魂，每天穿行于拥挤的街道(或者出租车上)。这里缺乏我们需要的精神交流的空间。退休后我们决定要么移民加拿大，要么去澳洲，因为那里福利保障更完备，气候环境也更适宜人居住。”
上海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区
《中国房地产报》特约撰稿人顾海波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关于国际大都市中外国籍人口的比例，国际上存在着5％、8％、15％和20％等4种不同的说法。就算以最低的5％计算，上海的差距也很远，上海的外国籍人口只有不足1％。
他认为，上海还不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更谈不上国际化社区，上海的国际社区尚显“稚嫩”。
“国际社区应该体现三方面的价值：一是经济价值，起点高、品质高、科技含量高，二是社会价值，社区的建筑形态吻合城市定位，从而成为一个标志性建筑群，三是人文价值，社区有机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精髓，形成一个良好的、具有国际背景的社区文化。”华东师范大学房地产学院院长张永岳教授说。
张永岳介绍，目前，古北、联洋，碧云等小区在提出建设国际社区的过程中，在规划建设、物业管理、社区治理、配套服务以及目标需求人群等方面都力求符合国际标准，然而其多元文化共存、交融、发展却会有个更长的过程。从上海一些国际社区反映的问题中，说明国际社区不只是停留在居住质量国际标准和居住人群多国化，更应该是提供一种多元文化相互了解、沟通的平台，从而构筑居住者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创造一种健康、开放、自由的人文环境，并能很好地融入到我国现代文明及中华文化氛围之中。
对此，顾海波也有类似的理解：国际社区不应局限于建筑品质，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他说，高价并不代表高档，古北更像是一个热钱涌动的社区，财富的涌入没有带来文化品位的涌入，因为古北社区开发较早，居住者中不乏大量的投机客和暴发户，社区整体素质不高。成熟的国际社区首先应该是一个和谐的社区，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人在同一社区和谐为邻。
“如果说上海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区，那么碧云社区已是一个雏形。”顾海波说，紧邻上海金桥出口加工区的碧云社区，是在产业的基础上形成的，业主以欧美人士为主，学历、素养都相对较高，这就提升了社区的内在品质。但因为很多是临时业主，这使得社区很难形成一个持续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业主们支付了很高的生活成本，迫切需要有一个更好的回报：比如更健康、更清洁的环境，城市历史建筑的保护修缮，以及无障碍沟通的语言环境，而这些上海还没有很好地提供。 在顾海波看来，上海商业环境充满活力，然而人居环境相比纽约、巴黎、伦敦等真正的国际大都市还很落后。在硬件方面，上海的社区的确不会输给台湾和香港，而软件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软件拼的就是有活力的、亲和的、人性的服务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