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7日，在人民微博争鸣版上传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一声断喝：“几百个文件管不住大吃大喝，真是治国之败笔。”将公款吃喝上升到“治国败笔”的高度，让人触目惊心，何况这并非庶民之议，而是出自高官之口。
　　“治国败笔”这四字断语下得精当。
　　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旅游这“三公”消费，多年来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却仍旧大摇大摆，遍地游走，鲸吞着大量国家财政支出，更蚕食着百姓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这些天，就不断有网友以钦羡的口气，“传诵”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最新一场“廉政秀”——出席博鳌论坛“住不起”五星级套房，一张“美国外交官差旅费报销限额表”也不胫而走。
　　与此相比，民间称压在中国百姓身上有“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成了民生不可承受之痛。“政府在教育上的财政支出要占到GDP的4%”，这句话承诺了近20年，如今才有了实现的希望；而在医疗上的财政支出占GDP之比又冒出头来，仅有区区1.35%，也在世界排名中垫底，又让我们开始新的羞惭。
　　多年来，我国行政管理费用比重大大高于民生投入比重。据估算，全国每年公车消费达4000多亿元，公款吃喝达3000亿元，而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贫困地区儿童试点3元餐补，国家下了那么大决心，中央财政拿出来的也就是160多亿元，仅仅是公款吃喝所耗的5.3%。
　　这样悬殊的数字，怎能不是“治国败笔”？
　　对这一“败笔”，不乏痛下针砭者。当年朱基总理讥刺公款吃喝，“是帮助自己加速死亡”，他还曾经沉下脸来罢宴，不肯入安排好的奢华宴席，与工作人员自用工作餐；温家宝总理也直指“三公”消费关系到整个反腐败的成败。
　　我们有制度，“四菜一汤”的份例之制由來久矣，公务住宿与出行的规定也详实细致，标准远低于那份网上流传的美国样本。然而，违规者比比皆是，有谁因此受到严惩吗？最后，这些规定成为酒桌上拿来调侃的笑料而已。所以，茅台价格飞涨，酒厂负责人还敢厉声问记者，公款消费，“不喝茅台喝什么”。温总理快速“回应”，一句不得用公款购买高档白酒，茅台、五粮液的股价就应声急跌。
　　这样的博弈与交锋，十数年来未曾中断，可叹总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其症结绝不仅仅是官员们嘴馋那么简单，而是宴饮之间、酒酣耳热之际，也是打通关节、笼络政商、钻各种制度之弊的良机。
　　难道对这“治国败笔”竟一筹莫展吗？也未必。
　　柳斌杰在微博中主张，“除外事招待审批费用外，其它吃喝一分钱也不许报销，正好解决了假发票。岗位公务费给补贴，招待自己花钱。这样，廉政建设会大进一步，满意度大提高。”
　　其实，美国人用的也是这一招。美国许多政府部门，根据出差地区不同发放补贴，不再另外报销公务食宿。所以骆家辉在博鳌食宿上花费越少，留在自己腰包中的补贴就越多，自然有节俭的积极性。
　　柳斌杰此议，如果和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的建议相依而行，就是有破有立、奖罚并重——将“三公”消费纳入《刑法》调节范畴；“三公”经费等行政成本纳入政绩考核范畴，决定官员仕途。
　　治本之策，还是杜绝官员个人好恶便能决定项目、投资、人事升黜的积弊，笃行温总理所说“公开透明”、“民主监督”。最终，倘若能将省出的“三公”经费移作教育、医疗、社保民生之用，“治国败笔”便能转为深孚民心的神来之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