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是社会平稳运行的基石，同时也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自巴金“激流三部曲”以来，家庭叙事——以家庭或家族中的人物、关系以及命运作为载体——在文学创作中的效用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题材以书写青年人为主的作品，通常被认为强调“个人化”。文本中的青年人似乎拥有脱离家庭的能力，而社会中的家庭也在不断被作家消解。然而，在直接而残酷的现实困境——生存压力、世俗眼光以及自我困惑——的影响下，青年人虽不必然回归家庭，但也无法彻底摆脱家庭。这也正与当下舆论不断提及“原生家庭”的社会问题相契合。近期的文学创作中，这些问题得到即时的反映，构成“当代性”的家庭图景。
　　首先，是社会困境中家庭关系的扭曲异化，以及随之产生罪感意识。程多宝的中篇小说《今夜有雨，或雨夹雪》（《南方文学》2021年第2期）讲述主人公黄海军的母亲变成了婶婶。其身份的转变，并不源于任何生理性的变化。黄海军出生于北方农村，冬天寒冷刺骨。他通过考入大学来到南方A城，毕业后渴望在此扎根。但是他的出生成为阻碍的因素。作家在此揭露了残忍的社会现实：南方有钱人家的女人，不会愿意嫁给背负着贫穷老母亲的农村进城青年。黄海军的母亲也意识到这点，在儿子经历了一次恋爱失败之后，决绝地要求儿子改口称自己为婶婶。从此，对外黄海军是无牵无挂的一个人，或许有了入赘有钱南方家庭的机会。
　　“眼前的妈，非得要叫一声婶？天理何在？”被迫改口的黄海军痛苦不已，然而面对自己家庭关系的扭曲，他的行为并非是反抗。黄海军顺从了自己母亲的要求，甚至在差点暴露时感到恐惧。他的母亲觉得“自己不识字，说话一口土腔，嗓门忒大，睡觉还打呼噜，要是女方家长见上一面，不是给儿子丢脸吗？”他们母子似乎都并没有“怪罪”于社会现实，反而认为是自己的问题，是出生附加于自己的罪。想要褪去这种罪，只能靠瞒和骗。程多宝的叙述由此升华，不仅仅是描述家庭关系本身，更是深入刻画了家庭关系异化对于其中个人的荼毒。黄海军的出生并非是一种罪，但是他和母亲的处理方式，是一种违背人伦的罪。小说的结尾，作家安排黄海军的妻子以温情的方式呼唤母亲回归家庭，是作家面对未来的美好期待。
　　胡瑱宇的短篇小说《海崖上的菊花》（《作品》2021年第2期）同样描述了家庭中个人的罪感意识，以意识流的叙事方式并以清丽的语言挖掘了情感的深度。雏菊的父母私奔败露后被困在了不同的海岛。因此，雏菊的母亲认为自己有罪，希望自己女儿“要活得清白”。母亲逝世后，名叫鼠尾的男孩来到岛上，与雏菊相爱。雏菊想要离开海岛，重新生活。但是鼠尾不愿意。他原先是一只老鼠，主人赋予了他生命，可他却逃跑了。鼠尾认定“我走不了的，我有罪。”雏菊坚持认为“你没有罪，我们谁都没有，相信我，跟我一起走！”雏菊的心理让人颇为动容，“在烁金的波纹上，摇桨荡开了层层日光，它正朝着太阳的地方去，那里没有尽头，太阳赐予勇敢的人崇高的庇佑，她将穿过这蒙蔽的雾气......”小说婉转柔和的语言背后，并没有掩盖其指向的问题深度。两代人的情感悲剧，都源于社会压迫所转化的罪感意识。
　　其次，是家庭关系的建构与消解，以及因此产生的代际对立。张哲的组合短篇小说《一个椭圆的，分离的元音》（《西湖》2021年第3期）中包括三篇小说：《热气球》《清洁日》以及《游乐场》。作家自述：“这三个故事都是站在女儿的立场去解构母女关系。”
　　《热气球》讲述的是离异家庭中的母女。贾沂的父母离婚数年，此后的出行中，面对旁人质疑，母亲总是说“孩子的爸爸太忙了，没有假期。”这句话是小说的阵眼，在叙述中多次反复。父亲的缺位，以及母亲刻意回避此事对于贾沂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由此也侵害了母女之间的关系。母亲经常对她说“你够幸运的了，要不是我要你，你早被你爸拋弃了。”而贾沂“从不担心妈妈会抛弃她，因为妈妈更需要她，远胜于她需要妈妈。”贾沂渴望捅破天窗，让周围的人都知道自己的父母已经离异，彻底解构目前已经畸形的母女关系。
　　《清洁日》中的女儿玛丽娜对于母亲的恨意与攻击性更强。她眼中的母亲是丑陋的，“妈妈的脚、小腿、大腿，另一边悬空，可怕的事情具象成一个巨大的伤疤......还有那张猜不透的脸。这张脸浇灭了她曾经幻想过的一切关乎母爱的表达。”她的恨意来源于母亲安排的好朋友格蕾丝。格蕾丝表面是优秀的女孩，但背后是无恶不作的孩子。玛丽娜在格蕾丝的影响下，成为了小偷。这是玛丽娜的秘密。她以为告诉母亲这个秘密，可以撕毁母亲刻意伪装的面具，让母女之间的关系回归正常。
　　《游乐场》相比于前两篇，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更为熟练，作家意识也更为抽象化，哲理化。小说以桃瑞丝的视角描述游乐场里的一个女孩的快乐场景。女孩没有父母的陪同，但是玩得很愉快。作者意欲表现父母缺位的情况下，孩子天性的自由散发。叙事结构层面，作者设置了前后对比。小说后半部分，桃瑞丝和女孩逐渐熟悉。然而，原本没有父母控制的女孩，悄然间归入了桃瑞丝母亲监视视野之中，就像是鱼缸里的鱼和观赏它们的人。桃瑞丝醒悟，“她和那个女孩才是水箱里的鱼，妈妈投放进来一点点的鱼食，然后用笑容遥控着她们，刺激着她们，营造着水箱里的全部生态。”
　　最后，是家庭关系相对温和的叙述，呈现当下家庭叙事的多元化与开拓深度。李辉的中篇小说《爷爷啊爷爷》（《青岛文学》2021年第2期）讲述的是一段跨越两代的爷孙关系。宝旺老汉在村里无权无势，屡受欺负，激发了他内心对于权力的欲望。当知道自己的孙子徐志高正在备考公务员时激动不已。然而颇为可惜，第一次，乃至第二次第三次尝试都没成功。城里朋友告诉徐志高，考官那里没关系是考不上的。于是，徐志高跟宝旺老汉商量，托人走走关系。宝旺老汉答应了，但是越想越不对劲。反应过来的他，要求孙子放弃走后门，不能做这犯法的事情。然而，徐志高没有继续考公务员，而是善意地谎称已经任职。宝旺老汉的态度让人颇为惊讶，兴奋之余一再叮嘱孙子一定要清正廉洁，做一个好的公务员。当村支书拿出三十万贿赂宝旺老汉求其孙子办事时，更是惶恐不已，坚决拒绝。 　　这篇小说的意蕴是比较丰富的，既是对于官场腐败现状，基层农村权力场乱象的讽刺，也是宝旺老汉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自然，宝旺老汉与孙子徐志高所构成的家庭关系也是叙述的核心要素。作家着力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频繁使用心理描述，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与第三人称限制性叙事（进入宝旺老汉的内心视角）之间反复切换，通过人物心理的建构，打破故事本身绝对的客观性，赋予浪漫主义的氛围。概而言之，小说表现出一种来自人物的主观性，在没有破坏真实性的背景下，更多地体现了人物的情绪，人物的悲欢离合。栩栩如生的宝旺老汉寄托了作者对于家庭关系乌托邦式的设想。
　　高建刚的短篇小说《太平角》（《当代》2021年第2期）讲述“一段海边守望者的悲怆人生，也是一个面向内心的生命故事。”安国栋在海边防浪坝上工作，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自己的右腿。他的家庭也随之解散，妻子要求离婚，孩子被判给母亲。伤愈出院，安装假肢之后，领导安排他在防浪坝上守坝，给予他安身之所。每年，都有很多生活难以维持的人从这里跳入海里，随着洋流消失不见。安国栋在坝上尽心尽力，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家庭消散而消沉。他守坝以后，自杀的人数逐渐下降。但他的心愿是让人数降到零。总有人会想不开，他意识到这点后，发现自己对此无能为力，逐渐消沉。甚至，在看到游客的孩子时忍不住说“想登坝吗？爸爸抱你登坝。”在挫折面前，深埋于心的家庭记忆，彻底困扰了安国栋。他对自己说“认命吧，能活着就是福气。”
　　自己的残疾，家庭的离异，安国栋都瞒着“善良、柔弱的母亲”。因为他知道，母亲无法接受这一切，如果告诉她，“就活不成了”。安国栋以为时间会消弭生活中的苦痛，最后还是让母亲来看望自己，尽量让自己显得乐观，积极。事与愿违，在一个安谧的早晨，母亲还是从防浪坝上跳了下去。在母亲离世之前，有一对情侣紧紧相拥溺死在海里，也对安国栋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接二连三的打击却并没有击垮安国栋。小说的结尾，“他来到警示牌前，把假肢从身上卸下来，挂在警示牌上，对自己说，从今以后，不许再有一个人在防浪坝上死去。”由此，作家所塑造的，是一个坚毅而温暖的人物形象。自己家庭的破碎，对于安国栋而言却是坚强的来源。他从中获取的，不是悲傷的负面情绪，而是面向未来的勇气。他要去保护别人的家庭。安国栋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作家对于社会现实困境的哲学性思考：人们应该在困境中建构自我，而不是放弃自我来换取新生。
　　除去上述作品外，尚有诸多作品涉及家庭叙事，传达出作家对于社会现状的不同认知。王若虚的中篇小说《饮者留其名》（《上海文学》2021年第2期）与房伟的中篇小说《凤凰于飞》（《上海文学》2021年第2期）是其中代表。前者刻画了典型的中国家庭在当代的演化，包括中国式父子关系，大家庭内部因为经济利益而产生的矛盾。作家巧妙地运用外人的视角（主人公的下属作为叙述者）冷静地看待被叙述建构的家庭，最后以一句“那总归是个故事”釜底抽薪式地击碎了这个家庭在当代存在的合理性。后者讲述半生治学精深的文学教授费有渔却在老年吃了爱情的亏，爱上了与自己相隔甚远的女企业家，但被其子孙厌弃。离婚后还被骗走一套房产。作者以费有渔教授的爱情故事牵涉其学生的情感故事，其中就包括女学生对于费教授的倾慕之心。作者没有直接以家庭作为背景放置于叙述之中，但是其中人物的言行，表现了当下环境中，学者作为特殊人群对于家庭的想象与实践。小说以扁平的创作思维展开，叙述并不涉及下一代，着力于费教授以及他的学生在事业（文学研究）、现实社会以及自我理想之中对于爱情、家庭等概念奇异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