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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纪委向“四风”“死角”培训中心“开刀”。7月25日，中纪委官网通报称，9月10日前，全国纪检系统都要自查自纠自建的培训中心；随后，审计署发布《审计署办公厅关于加强培训中心等经营性单位监督管理的通知》，加强培训中心等经营性单位监督管理，重点查处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四类腐败行为。
从管理“舌尖上的糜烂”，到狠刹“会所中的歪风”，现在，奢靡培训中心成为又一个被照亮的死角。
“天价培训”诸多乱象
以深圳为例，记者调查发现，占据当地最美海岸线，深圳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建设多处奢华培训中心，这些培训中心专门选址在风景绝佳处，甚至异化成海滨会所。此外，一些高校办的培训班收费之高令人咋舌：2014年7月16日，《京华时报》刊发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一些动辄数十万元学费的培训班已畸变成某些官员打造人脉圈的“名利场”与“资源聚集地”。一些高校的高级工商管理培训本来面对的是工商界人士，但现在，不少学员都是政府官员。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一方面，官员通过一些“天价培训”，形成政商利益错综的利益集团和朋友圈，易于形成腐败集团；另一方面，此类“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奢侈培训会导致公共资源大量流失，应该列入纪委“反四风”的重点监察、打击范围。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考虑到时局的需要，党和国家提出了培养选拔干部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确，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形成一支具有较高素质且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被异化为“重学历”，毕竟以学历为标尺更易于操作，然而，在这种“唯学历观”的影响下，官员热衷于参加培训“充电”便不足为奇了。
据有关媒体统计，从十八大截至今年3月，被查官员中约有1/5是博士。而中组部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各级官员参加过各类研究生班等“学位速取”培训。
据悉，针对学历“学位速取”培训问题，中央四部委曾在2002年到2004年期间进行过一次清查干部假文凭的行动。事后所公布的清查结果显示，全国67万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有1.5万多例误填、错填或虚填、假填学历。
除了捞文凭之外，培训中的奢靡之风也在一些地方存在。2014年7月25日，据《新京报》报道，八项规定实施后，一些官员“转战”会所、培训中心，继续公款“高消费”。记者探访各地培训中心发现，中纪委监察部北戴河培训中心住宿分级别，住别墅可开发票，并且培训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些都可以开成一张培训费发票。
看得出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俨然以培训为名，将培训中心变为奢靡享乐的幌子，而这些所谓的培训中心则往往深藏于度假村、森林公园等较为隐蔽之处，更是给监督带来诸多的不便，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员“培训”费用往往与企业赞助挂钩，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否存在变相贿赂问题。
官员培训何以走样、变味
7月29日凌晨，中纪委网站刊登《看网友起底隐蔽在培训中心里的享乐和奢靡乱象》，根据网友揭露，部分培训中心建别墅“变身”娱乐休闲中心，已不是学习和提高业务的地方，而成为隐身“小金库”。根据网友揭露的现象，中纪委网站总结了五类培训中心奢靡享乐现象，分别是：培训中心“变身”娱乐休闲中心、培训中心沦为公款吃喝场所、培训中心化身隐形“小金库”、借培训中心之名建办公楼、度假村、单位培训成竞相争取的“福利”。
除了公款消费、奢靡享乐的诱惑之外，很多公务员还热衷于到国内高校“镀金”，从而催生出很多高校举办的“天价”培训班，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官员热衷培训主要是为了晋升。在官员培训的诸多目的中，恐怕晋升对他们的诱惑是可想而知的，对于长期身处官场的权力拥有者而言，获取更高的权力似乎成为了不少官员的终极关切。
加之，2006年，中组部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规定“县党政正职队伍要以45岁左右的为，主体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诚然，类似制度的出台对于官员晋升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对于官员整体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却催生出了官员的“速成培训”，一些官员为了达标便想尽办法“补学历”“补阅历”，甚至有的官员为了给自己“镀金”选择了出国培训。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于官员自我“提升”乱象表示，“真心为了学习、充电的不是没有，但极少”。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坦言，“捞文凭成了官场潜规则”。文凭成了官员晋升的重要筹码，此外，对于官员来说，搞培训，提升学历，还有其他考量。
首先是通过培训为自己捞荣誉。须知，对于一个个体而言，似乎与知识提升挂钩总会给自己带来形形色色的尊荣，要么参与大学培训或者演绎官员“读”博，要么出国喝点“洋墨水”成为一些地方官场的风尚。现如今，相比论能力而言，学历标准因为考核起来容易量化，处于公平的考虑，看学历成为了心照不宣的规矩。一个人学历越高，他受到的推崇也就越大，提升空间不菲。参加培训，拿证书、取学位，让头上的光环更加光彩夺目，想必是不少人心中的眷顾。不可否认，学者官僚与职业官僚相比的确更为荣耀。
其次是为了扩大社会交际。大学特别是知名大学，往往拥有更为广阔的人脉和社会关系，在母校情结之下，“校友”身份办事似乎更有优势。如果受业于知名教授、学者的话，就很可能为自己结成一个以“母校情”为中心，以“师生情”为节点，横跨政界、商界、学界等社会上层的平台，翻开以往落马官员的简历，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官员、商人、学人似乎都很看重这一点，的确他们也因之获利。
诚如，前段时间，北京大学“后EMBA班”的于老师所说，“我们这个班为研修性质，共两年，每两个月上课2-4天，期间安排国内外游学考察。国内的游学都会有当地政府领导接待，可建立丰富的人脉关系”。 此外，如今一些大学为了追求人脉或者资源，往往采取送办“培训班”的方法讨好官员，他们不惜践踏学术尊严，将学历、文凭看成了高校笼络官员的行贿之物。长期受官本位思想浸泡的高校很难独善其身，讨好官员，获得他们赏识，谋个一官半职或者晋升也是不错的选择。就这样，手握权力的官员便与手握文凭授予权的高校之间达成了默契，你给我学位，我给你官位的潜规则实现了无缝对接，最终铸成了“权力学”交易。
去行政化，别让培训缩水
有人说，治理官员培训乱象关键是态度问题，只要端正官员态度，便可以化解问题。当然，端正态度便可解决问题的确很对。然而，道德的约束是乏力的，作为官员，他们又有几个不知道中国式“培训”在道德上是不可取的？须知，道德对于权力的约束永远是靠拥有权力的个体自身觉悟发挥效力的。然而，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人性中的贪婪、欲望很难使他们回归理性，面对公款吃喝，面对学位、证书所带来的晋升机会，又有多少人能说不呢？
值得称赞的是，中纪委也开始剑指官员“培训”，2014年7月25日，中纪委官网通报称，9月10日前，全国纪检系统都要自查自纠自建的培训中心，如漏报、瞒报、不报，相关领导将被追责。同时，中纪委也要求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和各省（区、市）纪委、监察厅（局）自建培训中心摸底自查。重点指出查处违反“八项规定”和“四风”问题，利用培训中心公款大吃大喝、休闲娱乐、超标准接待等奢侈浪费行为。
猛药才能治沉疴。在笔者看来，要解决这种“培训”乱象，除了加强体制内制度监管之外，必须“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即要通过制度建设，使教育与行政之间确立清晰的权力边界，从而理顺高校与行政之间的权责关系，同时也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
诚如，张卓元在《上海证券报》中撰文所指：政府要从多年来介入过深的经济活动中逐步退出，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同时加强服务职能，即从无所不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此外，就目前来看，教育去行政化有两个方向：一是要去除地方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即要建立高校自己的学术评估体系、资源配置体系，明晰地方行政对高校管理的权限，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对于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
此外，去行政化还要解决高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因为高校行政往往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存在联系，在某种程度上，高校行政官员成为了打通官员“培训”捷径的“打手”，毕竟，他们作为校内的行政官员往往与博导、教授之间存在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同时又与外界的政府官员存在工作上的隶属关系，这种双重的身份导致了官员“读”博非难事的发生。所以高校内部的行政化问题也必须予以厘清。但去行政化并不是消除高校行政这部分职能，只是将行承担政府职能的工作交给教育，交给学术，将其置于为学术、教育发展服务的角色之下。
只有这样才能斩断“权学交易”“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杜绝官员培训乱象的再演。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
从管理“舌尖上的糜烂”，到狠刹“会所中的歪风”，现在，奢靡培训中心成为又一个被照亮的死角。
“天价培训”诸多乱象
以深圳为例，记者调查发现，占据当地最美海岸线，深圳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建设多处奢华培训中心，这些培训中心专门选址在风景绝佳处，甚至异化成海滨会所。此外，一些高校办的培训班收费之高令人咋舌：2014年7月16日，《京华时报》刊发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一些动辄数十万元学费的培训班已畸变成某些官员打造人脉圈的“名利场”与“资源聚集地”。一些高校的高级工商管理培训本来面对的是工商界人士，但现在，不少学员都是政府官员。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一方面，官员通过一些“天价培训”，形成政商利益错综的利益集团和朋友圈，易于形成腐败集团；另一方面，此类“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奢侈培训会导致公共资源大量流失，应该列入纪委“反四风”的重点监察、打击范围。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考虑到时局的需要，党和国家提出了培养选拔干部的四化标准，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中央颁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的确，这些政策的出台对于形成一支具有较高素质且稳定的公务员队伍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被异化为“重学历”，毕竟以学历为标尺更易于操作，然而，在这种“唯学历观”的影响下，官员热衷于参加培训“充电”便不足为奇了。
据有关媒体统计，从十八大截至今年3月，被查官员中约有1/5是博士。而中组部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九成以上的各级官员参加过各类研究生班等“学位速取”培训。
据悉，针对学历“学位速取”培训问题，中央四部委曾在2002年到2004年期间进行过一次清查干部假文凭的行动。事后所公布的清查结果显示，全国67万县处级以上干部中，有1.5万多例误填、错填或虚填、假填学历。
除了捞文凭之外，培训中的奢靡之风也在一些地方存在。2014年7月25日，据《新京报》报道，八项规定实施后，一些官员“转战”会所、培训中心，继续公款“高消费”。记者探访各地培训中心发现，中纪委监察部北戴河培训中心住宿分级别，住别墅可开发票，并且培训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这些都可以开成一张培训费发票。
看得出来，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俨然以培训为名，将培训中心变为奢靡享乐的幌子，而这些所谓的培训中心则往往深藏于度假村、森林公园等较为隐蔽之处，更是给监督带来诸多的不便，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官员“培训”费用往往与企业赞助挂钩，这很难不让人怀疑是否存在变相贿赂问题。
官员培训何以走样、变味
7月29日凌晨，中纪委网站刊登《看网友起底隐蔽在培训中心里的享乐和奢靡乱象》，根据网友揭露，部分培训中心建别墅“变身”娱乐休闲中心，已不是学习和提高业务的地方，而成为隐身“小金库”。根据网友揭露的现象，中纪委网站总结了五类培训中心奢靡享乐现象，分别是：培训中心“变身”娱乐休闲中心、培训中心沦为公款吃喝场所、培训中心化身隐形“小金库”、借培训中心之名建办公楼、度假村、单位培训成竞相争取的“福利”。
除了公款消费、奢靡享乐的诱惑之外，很多公务员还热衷于到国内高校“镀金”，从而催生出很多高校举办的“天价”培训班，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官员热衷培训主要是为了晋升。在官员培训的诸多目的中，恐怕晋升对他们的诱惑是可想而知的，对于长期身处官场的权力拥有者而言，获取更高的权力似乎成为了不少官员的终极关切。
加之，2006年，中组部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县（市、区、旗）党政正职队伍建设的意见》，规定“县党政正职队伍要以45岁左右的为，主体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诚然，类似制度的出台对于官员晋升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对于官员整体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它却催生出了官员的“速成培训”，一些官员为了达标便想尽办法“补学历”“补阅历”，甚至有的官员为了给自己“镀金”选择了出国培训。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对于官员自我“提升”乱象表示，“真心为了学习、充电的不是没有，但极少”。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语言大学教授石定果坦言，“捞文凭成了官场潜规则”。文凭成了官员晋升的重要筹码，此外，对于官员来说，搞培训，提升学历，还有其他考量。
首先是通过培训为自己捞荣誉。须知，对于一个个体而言，似乎与知识提升挂钩总会给自己带来形形色色的尊荣，要么参与大学培训或者演绎官员“读”博，要么出国喝点“洋墨水”成为一些地方官场的风尚。现如今，相比论能力而言，学历标准因为考核起来容易量化，处于公平的考虑，看学历成为了心照不宣的规矩。一个人学历越高，他受到的推崇也就越大，提升空间不菲。参加培训，拿证书、取学位，让头上的光环更加光彩夺目，想必是不少人心中的眷顾。不可否认，学者官僚与职业官僚相比的确更为荣耀。
其次是为了扩大社会交际。大学特别是知名大学，往往拥有更为广阔的人脉和社会关系，在母校情结之下，“校友”身份办事似乎更有优势。如果受业于知名教授、学者的话，就很可能为自己结成一个以“母校情”为中心，以“师生情”为节点，横跨政界、商界、学界等社会上层的平台，翻开以往落马官员的简历，我们不难发现，不少官员、商人、学人似乎都很看重这一点，的确他们也因之获利。
诚如，前段时间，北京大学“后EMBA班”的于老师所说，“我们这个班为研修性质，共两年，每两个月上课2-4天，期间安排国内外游学考察。国内的游学都会有当地政府领导接待，可建立丰富的人脉关系”。 此外，如今一些大学为了追求人脉或者资源，往往采取送办“培训班”的方法讨好官员，他们不惜践踏学术尊严，将学历、文凭看成了高校笼络官员的行贿之物。长期受官本位思想浸泡的高校很难独善其身，讨好官员，获得他们赏识，谋个一官半职或者晋升也是不错的选择。就这样，手握权力的官员便与手握文凭授予权的高校之间达成了默契，你给我学位，我给你官位的潜规则实现了无缝对接，最终铸成了“权力学”交易。
去行政化，别让培训缩水
有人说，治理官员培训乱象关键是态度问题，只要端正官员态度，便可以化解问题。当然，端正态度便可解决问题的确很对。然而，道德的约束是乏力的，作为官员，他们又有几个不知道中国式“培训”在道德上是不可取的？须知，道德对于权力的约束永远是靠拥有权力的个体自身觉悟发挥效力的。然而，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人性中的贪婪、欲望很难使他们回归理性，面对公款吃喝，面对学位、证书所带来的晋升机会，又有多少人能说不呢？
值得称赞的是，中纪委也开始剑指官员“培训”，2014年7月25日，中纪委官网通报称，9月10日前，全国纪检系统都要自查自纠自建的培训中心，如漏报、瞒报、不报，相关领导将被追责。同时，中纪委也要求对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和各省（区、市）纪委、监察厅（局）自建培训中心摸底自查。重点指出查处违反“八项规定”和“四风”问题，利用培训中心公款大吃大喝、休闲娱乐、超标准接待等奢侈浪费行为。
猛药才能治沉疴。在笔者看来，要解决这种“培训”乱象，除了加强体制内制度监管之外，必须“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即要通过制度建设，使教育与行政之间确立清晰的权力边界，从而理顺高校与行政之间的权责关系，同时也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
诚如，张卓元在《上海证券报》中撰文所指：政府要从多年来介入过深的经济活动中逐步退出，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同时加强服务职能，即从无所不能型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法治型政府，这样才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此外，就目前来看，教育去行政化有两个方向：一是要去除地方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即要建立高校自己的学术评估体系、资源配置体系，明晰地方行政对高校管理的权限，进一步减少和规范对于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
此外，去行政化还要解决高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因为高校行政往往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存在联系，在某种程度上，高校行政官员成为了打通官员“培训”捷径的“打手”，毕竟，他们作为校内的行政官员往往与博导、教授之间存在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同时又与外界的政府官员存在工作上的隶属关系，这种双重的身份导致了官员“读”博非难事的发生。所以高校内部的行政化问题也必须予以厘清。但去行政化并不是消除高校行政这部分职能，只是将行承担政府职能的工作交给教育，交给学术，将其置于为学术、教育发展服务的角色之下。
只有这样才能斩断“权学交易”“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杜绝官员培训乱象的再演。
编辑：郑宾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