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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号称“全国最大买官卖官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正在陆续处理过程中；彼时，“田韩”案余波未平。这一年的7月，在黑龙江省委巡视组成立后，李克军就被派到巡视组，担任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
在巡视组工作了近7年时间，李克军对加强制度创新和建设，破解干部“潜伏期提拔”问题有着深刻理解和感受。近期，《中国新闻周刊》就这个问题采访了李克军。
中国新闻周刊：在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工作期间，是否发现干部“潜伏期提拔”问题？
李克军：权力寻租、干部选拔这两项内容一直是巡视工作的重点。其中干部选拔主要是看是否符合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是否存在买官、卖官、跑官以及违反规定提拔干部等问题。从当时巡视情况来看，确实存在一些干部“带病提拔”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是不是干部选拔机制中存在问题？
李克军：在我看来，主要问题是选拔程序越来越繁杂，形式主义太重。真正有约束力、有实效性的制度建设进展却极其缓慢。
我们一直强调用制度来管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实践层面，我们过于重视“文本”，重视形式，重视思想教育，而忽视这些文本制度的贯彻执行和实际约束力。
干部选拔和党风廉政建设密不可分，有位专家统计，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法规有400多个，从条例到规定再到通知，不可谓不多。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文本规定恐怕也不下几十个。但是我认为，这些“文本”理想化色彩太浓，操作性较差。文本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引导、提醒、教育、警示甚至是震慑作用，但由于文本规定过多而又执行不力，竞相喊口号、层层发文件，结果，实效性大打折扣，反倒产生了“狼来了”的反向效应，助长了形式主义。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干部“潜伏期”提拔中，主要都有哪些“病”？
李克军：所谓“病”，我认为主要表现形式还是权钱交换，特别是买官卖官。黑龙江省的韩桂芝案件，几乎每个涉案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买官卖官问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向上买向下卖，形成了上下呼应的生态利益链。
其次，插手工程获取私利也是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病”往往和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相联系。“潜伏期”提拔的干部往往是最能忽悠的“能人”。他们之所以能被提拔，一是靠关系网，二是靠短期政绩。
短期政绩往往和违反土地政策联系在一起，如未批先占、少批多占，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等等。
由于多数地方实行的是锦标赛式的政绩考核制度，所以，欠发达地区在招商引资大潮中“血拼优惠政策，争抢各种项目”的倾向日趋严重。土地出让金和部分税款收上来后再给投资商返回去，尽管都知道违规，但是大家都在这么做，一旦出了问题，上级领导就开始袒护，背后贪腐问题，自然也就被掩盖住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 “潜伏期”贪官为什么能够得到提拔？
李克军：直观地看，官员 “潜伏期”提拔或者叫“带病”提拔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病”隐藏得比较深，提拔期间组织、纪检部门都没有发现。另一种情况是“病”虽显现，但却因上边有人罩着，照样提拔。这两种情形的背后有两个因素，即干部考核及监督机制部分失效和政治生态不健康。
干部考核，程序越来越繁琐。除了换届考核、提拔考核，还有年度考核、专门机构的巡视、纪检部门的考廉；考核的内容也包括德、能、勤、绩、廉五大方面，有的地方还提出考核官员八小时工作之外的表现。
但是，谈话、测评基本局限在被考核官员的下一级干部中，仍然是“官评官”，所谓各界代表，也都沾着“官气儿”，从一定意义说，他们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即使少数人有不同看法，也担心说真话“跑风漏气”。所以，只要被考核对象没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是没人反映问题的。
造成官员“带病”提拔的另一个原因，是关系学和潜规则盛行。“关系”在绝大多数官员升迁中起重要作用，少数官员起决定性作用，甚至是唯一作用。贪腐官员，往往是关系运营的高手。下边有一批人簇拥着，上边有人罩着。这样的“能人”即使违纪行为败露，也常常有惊无险，“大事查小，小事查了”。
此外，干部考核内容上也存在一定问题。以政绩为中心，在实践中已演变成以经济指标为中心和数字政绩为中心。尽管从目前看，各地的政绩考核体系已经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但是，由于经济指标可测度性比较高，而社会发展特别是人民群众满意度很难用数字测量，且成果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所以，考核后，GDP、财政收入、投资规模等经济指标可以拉开30～40分的差距，其他指标只能相差几分，甚至是零差距。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应当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李克军：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选拔干部不但要严格按程序办，而且要使程序起到约束和制约个人权力的作用，避免制度在执行中走样变形。一把手要认真听取组织、纪检部门和其他班子成员的意见；组织、纪检部门要敢于坚持原则，不能看领导脸色行事。
其次，要降低干部考核频率，提高考核质量。年度考核可以适当简化，也可以考虑取消，着重搞好换届考核和个别干部提职前的考核。要改变组织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拓宽考核渠道，克服“官员评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听报告”的现象。
此外，要改变过分倚重自上而下监督的模式，建立横向监督机制和媒体监督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监督。让人大、检察机关、群众团体、平民百姓参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最后，要提高干部选举的竞争性，改变过分强调组织意图的倾向，逐步建立起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权为民所赋”的机制。
解决干部“潜伏期”提拔问题，不但要进行干部制度配套改革，而且要与整个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结合起来。比如，建立阳光财政，铲除权力寻租的经济土壤；坚持干部任期制，减少选后即调的现象；完善人大制度，扩大民主监督，等等。
我认为，解决干部“潜伏期”提拔问题，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扎实有效地推进民主建设。
在巡视组工作了近7年时间，李克军对加强制度创新和建设，破解干部“潜伏期提拔”问题有着深刻理解和感受。近期，《中国新闻周刊》就这个问题采访了李克军。
中国新闻周刊：在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工作期间，是否发现干部“潜伏期提拔”问题？
李克军：权力寻租、干部选拔这两项内容一直是巡视工作的重点。其中干部选拔主要是看是否符合干部选拔任用条例，是否存在买官、卖官、跑官以及违反规定提拔干部等问题。从当时巡视情况来看，确实存在一些干部“带病提拔”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是不是干部选拔机制中存在问题？
李克军：在我看来，主要问题是选拔程序越来越繁杂，形式主义太重。真正有约束力、有实效性的制度建设进展却极其缓慢。
我们一直强调用制度来管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实践层面，我们过于重视“文本”，重视形式，重视思想教育，而忽视这些文本制度的贯彻执行和实际约束力。
干部选拔和党风廉政建设密不可分，有位专家统计，关于党风廉政建设法规有400多个，从条例到规定再到通知，不可谓不多。干部选拔任用方面的文本规定恐怕也不下几十个。但是我认为，这些“文本”理想化色彩太浓，操作性较差。文本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引导、提醒、教育、警示甚至是震慑作用，但由于文本规定过多而又执行不力，竞相喊口号、层层发文件，结果，实效性大打折扣，反倒产生了“狼来了”的反向效应，助长了形式主义。
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干部“潜伏期”提拔中，主要都有哪些“病”？
李克军：所谓“病”，我认为主要表现形式还是权钱交换，特别是买官卖官。黑龙江省的韩桂芝案件，几乎每个涉案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买官卖官问题。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向上买向下卖，形成了上下呼应的生态利益链。
其次，插手工程获取私利也是一种表现形式。这种“病”往往和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相联系。“潜伏期”提拔的干部往往是最能忽悠的“能人”。他们之所以能被提拔，一是靠关系网，二是靠短期政绩。
短期政绩往往和违反土地政策联系在一起，如未批先占、少批多占，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变相减免土地出让金等等。
由于多数地方实行的是锦标赛式的政绩考核制度，所以，欠发达地区在招商引资大潮中“血拼优惠政策，争抢各种项目”的倾向日趋严重。土地出让金和部分税款收上来后再给投资商返回去，尽管都知道违规，但是大家都在这么做，一旦出了问题，上级领导就开始袒护，背后贪腐问题，自然也就被掩盖住了。
中国新闻周刊：这些 “潜伏期”贪官为什么能够得到提拔？
李克军：直观地看，官员 “潜伏期”提拔或者叫“带病”提拔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病”隐藏得比较深，提拔期间组织、纪检部门都没有发现。另一种情况是“病”虽显现，但却因上边有人罩着，照样提拔。这两种情形的背后有两个因素，即干部考核及监督机制部分失效和政治生态不健康。
干部考核，程序越来越繁琐。除了换届考核、提拔考核，还有年度考核、专门机构的巡视、纪检部门的考廉；考核的内容也包括德、能、勤、绩、廉五大方面，有的地方还提出考核官员八小时工作之外的表现。
但是，谈话、测评基本局限在被考核官员的下一级干部中，仍然是“官评官”，所谓各界代表，也都沾着“官气儿”，从一定意义说，他们同属一个利益共同体，即使少数人有不同看法，也担心说真话“跑风漏气”。所以，只要被考核对象没达到天怒人怨的地步，是没人反映问题的。
造成官员“带病”提拔的另一个原因，是关系学和潜规则盛行。“关系”在绝大多数官员升迁中起重要作用，少数官员起决定性作用，甚至是唯一作用。贪腐官员，往往是关系运营的高手。下边有一批人簇拥着，上边有人罩着。这样的“能人”即使违纪行为败露，也常常有惊无险，“大事查小，小事查了”。
此外，干部考核内容上也存在一定问题。以政绩为中心，在实践中已演变成以经济指标为中心和数字政绩为中心。尽管从目前看，各地的政绩考核体系已经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但是，由于经济指标可测度性比较高，而社会发展特别是人民群众满意度很难用数字测量，且成果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所以，考核后，GDP、财政收入、投资规模等经济指标可以拉开30～40分的差距，其他指标只能相差几分，甚至是零差距。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应当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李克军：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选拔干部不但要严格按程序办，而且要使程序起到约束和制约个人权力的作用，避免制度在执行中走样变形。一把手要认真听取组织、纪检部门和其他班子成员的意见；组织、纪检部门要敢于坚持原则，不能看领导脸色行事。
其次，要降低干部考核频率，提高考核质量。年度考核可以适当简化，也可以考虑取消，着重搞好换届考核和个别干部提职前的考核。要改变组织部门单打独斗的局面，拓宽考核渠道，克服“官员评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听报告”的现象。
此外，要改变过分倚重自上而下监督的模式，建立横向监督机制和媒体监督为代表的人民大众的监督。让人大、检察机关、群众团体、平民百姓参与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最后，要提高干部选举的竞争性，改变过分强调组织意图的倾向，逐步建立起习近平同志所说的“权为民所赋”的机制。
解决干部“潜伏期”提拔问题，不但要进行干部制度配套改革，而且要与整个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结合起来。比如，建立阳光财政，铲除权力寻租的经济土壤；坚持干部任期制，减少选后即调的现象；完善人大制度，扩大民主监督，等等。
我认为，解决干部“潜伏期”提拔问题，核心是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扎实有效地推进民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