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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大发展，相当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意识到“儿童是未来的希望”，开始注重“教育从娃娃抓起”，中国儿童文学借此迎来了黄金时期。据开卷公布的图书销售数据显示，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中，少儿板块占12%的码洋份额。其中，少儿文学是最大的细分市场，占据整個少儿图书市场接近40%的码洋份额。在作家富豪榜前十名榜单上，儿童文学作家占据半壁江山。在图书市场日益萎缩的当下，儿童文学图书却异军突起一枝独秀，促使众多非少儿出版社纷纷进军童书市场以求分一杯羹。一些图书经销商甚至发出“如果没有儿童图书我们卖什么？”的感慨。由于此，儿童文学品类如雨后春笋，出现了“幼儿文学”“童年文学”“少年文学”“青春文学”“成长小说”“校园文学”“幻想文学”“玄幻文学”“动物文学”“网络文学”“穿越小说”“网游文学”“动漫文学”等。但是，繁荣却难掩喧哗、虚浮。本文概览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状貌，发现中国儿童文学存在的两大症结——“伪儿童本位”与“教育失守”。
症结一：儿童观滞后与“伪儿童本位”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文化中一直没有儿童这一概念，儿童虽存在却被视而不见，并未当做儿童看待，而是当做“未来的成年人”或“缩小的成人”。对于儿童的认知主要有“白板说”“儿童本位论”和“白板+适当教化论”三种代表性的观念。洛克作为“白板说”的代表人物，强调人道像白板一样，一切学问源于经验，教育的根基在于儿童的猎奇心和求知欲，教育内容和体例则应当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和葆有趣味性。儿童是尚未成形的人，经由识字、教育、理性、自制和羞耻心的培养，得以成为文明人。卢梭率先提倡“以儿童为本位”，强调尊重儿童天性及对儿童的教育应顺其自然。被教育成形的儿童并不是坏事，若将儿童培养成畸变的成人那就非常可怕。体谅、好奇和自动自发等，是儿童与生俱来的能力。此前，教育是以成人的能力和需要为标准，卢梭呼吁打破这一传统。卢梭还主张对儿童的分年龄段教育，即“处理儿童应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强调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抨击封建教育抹杀儿童天性，将儿童与成人一样进行同等教育。杜威是“白板+适当教化”论的标志性人物。认为儿童虽然有特殊天性，但需适当教导，才能长大成人。提出“儿童中心论”，即主张应当从“儿童现在是什么”来考量儿童的心理需求，而不应该以“儿童将来是什么”来考量儿童当下的心理需求。
事实上，儿童往往是经由成年人想象、阐释的概念，即想象的儿童。尽管所有的大人曾经都是孩子，但所有的孩子之于成人来说，无疑都具有恒定的不可知性。对于儿童的解读，成为文明社会中一道迷人的难题。萧伯纳曾说，在孩子面前我们始终是迷茫的。而法国小说家阿兰（Alan）则断言，所有关于儿童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尽管儿童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中心，从来都处于弱势地位，但所有的成人都不得不承认，只有儿童才是人类的未来，所有的儿童都是成人潜在的掘墓人。由是，不同文化视阈中儿童内涵各异，但“真”“善”“纯”“美”等乃儿童永恒的本质。儿童与自然的同质性、同一性和同构性，是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基本内涵。所谓“经验儿童”，乃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儿童，按照成年人对儿童的认知，给予儿童的某些具有本质特征的判断，比如纯真、无忧无虑等。是对儿童的一种普泛性认识，是综合了儿童個体特点而抽象出来的一种经验判断。也就是说，当某些儿童的言行思等超出了成人对儿童的经验认知，成人便会有“这孩子哪像個孩子”之叹。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作为個体存在的儿童具有各個不同的個性特质，超乎成人经验并不鲜见。而儿童文学作家所塑造的儿童形象，恰好在于跨越大多数成人对于儿童的庸常经验，从而塑造出既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不可复制的儿童形象。
由于成人和儿童之间存在的天然分野，成人不可能退回到儿童状态作为儿童自身来看待自己，只能如隔岸观火般对儿童加以想象。诸如“儿童一定是纯洁的”之类的全称判断，便是对儿童不折不扣的虚拟和想象。相对来说，真正能理解儿童的人往往是儿童自己。因为心灵相通，儿童更愿意和儿童伙伴玩耍、交流。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成年人能被孩子们接纳，也就是说，孩子们把成年人当做是和自己一样的人。正因如此，成年人对儿童的许多想象是虚妄的。他们经常犯错，想当然地认为儿童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那個样子。殊不知，儿童既不是这個样子，也不是那個样子。儿童究竟是什么样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個待解之谜。毋庸赘言，无论是经验儿童还是想象儿童，时常表征为成人的主观臆测，距离儿童的本真状态相当遥远。不可否认，这种经验判断和想象性臆断是成人无限接近儿童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儿童文学作家无疑充当了破译儿童心灵密码的侦探，一個超越了经验儿童和想象儿童的儿童文学作家，一定是一個可以自由出入儿童世界的永不长大的孩子。从此种意义上说，儿童文学作家是沟通儿童/成人的媒介。
因“崇老”“尊老”的文化传统使然，千百年来中国儿童被当做“非人”或“缩小的成人”。儿童文学则被视作“猫猫跑，狗狗跳，花花草草会说话”的小儿科，被放逐于主流文学世界之外。中国的儿童概念的出现发生在五四时期，大约比西方晚了1個多世纪。此时期思想解放而促使了人的重大发现，主张人性解放，提倡個性。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一文率先发现了儿童，强调儿童就是儿童，是一個独立、自足的实体。其与成人有着本质的差别，而非成人的附庸。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亦发表了相似的言论。随着儿童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而被发现，为儿童的文学即“儿童文学”随之诞生。儿童文学是指为0-18岁的任何人服务的一种文学样式，亦是一個非常宽泛的概念，根据阅读对象接受心理与领悟能力的差异，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王泉根对儿童文学的“三個层次”的划分，即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见《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2000，P12）。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应以儿童为本位，彰显儿童本性。但是，不少中国作家由于儿童观的滞后和贫血，为了遮盖作品中的成人气息，刻意蹲下身来，甚至拿腔捏调地模仿儿童口吻，企图以原生态的儿童语言进行叙事。这显然是对儿童本性的误解。作品非但不从儿童本位出发，反而流泻出矫揉造作的孩子气和娃娃腔（即“伪儿童本位”）。而且，纯粹把儿童当做孩子看，实为把儿童等同于弱智。即或宣称自己“已经破译了儿童心灵世界的密码”的杨红樱，其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儿童小说，也难免存在此种嫌隙。一些评论家曾批评该作品“无原则地站在孩子们这一边，甚至为他们的缺点辩护，而且缺乏深度”。殊不知成长于电子时代的儿童，他们的言行思已大异于前，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驳杂远远超乎成人作家的想象。捕捉鲜活的儿童语言不过是表现儿童本性的一個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作家是否葆有一颗纯正的童心，是否用心观看、聆听过儿童的心灵颤音，能否准确地解读儿童心灵的潮涨潮落，并能以审美的姿态去书写儿童世界的喜怒哀乐。 症结二：放纵快乐，教育失守
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其最基本的功能便是审美。其所包蕴的教化、认识功能等，皆以审美为轴心。所谓文学的教化功能，其表征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教育活动，即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审美愉悦、心灵的净化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寓教于乐”，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审美感情活动，或者说是艺术的感情教育。然而，在处理儿童文学“教化功能”这一问题时，中国儿童文学大致表现出了两种迥异的姿态，即从“推崇备致”到“彻底决裂”。前者概因中国几千年“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贫血，真正“为儿童的文学”缺失，所谓的“儿童文学”实乃“教化”的载体——儿童文学之意不在文学，而在于教化育人，从而导致儿童文学偏离了自己的美学轨道和审美值域。后者则表现为以“决斗士”的姿态对前者予以彻底颠覆，鼓吹儿童文学与“教化”无关，旨在娱乐、消遣少年儿童，以激发少年儿童丰富、浩淼的想象力，确保少年儿童得以在所谓童话般晶莹剔透的世界里率性而为。不管是“推崇备至”还是“彻底决裂”，笔者以为这两种处理方法无疑都有失偏颇。如果说“推崇备至”乃千年积弊一时难以肃清倒情有可原，那么“彻底决裂”则明显有矫枉过正之嫌，抑或是清醒后的再度迷失！
新世纪以来，当中国儿童文学界终于吃力地看清了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扮演着“教化”之傀儡的真相时，仿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几乎人人谈“教化功能”即色变，脑子里立即会蹦出诸多陈年的灰色印记——板起面孔教训孩子；忽视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和接受心理机制，囫囵将成人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或者装出一副亲近少年儿童的伪善面孔，骨子里却是让少年儿童成为复制品或“缩小的成人”，等等。这些确属以往儿童文学的沉疴！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個方面，仅仅是“教化”所展现出的第一张面孔。殊不知，我们往往忽视了“教化”的另一张面孔——实际上，“教化”还是传承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它除了以第一张面孔承接着文明/文化基因外，更多的时候它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潜移默化”的温婉、敦厚之品性，就像生物的基因库一样，颇有点宿命地排列着。除非遭遇了特殊情况（环境、生态的剧烈变化），基因往往不会变异。因此，人类文明所积淀下来的诸多元素，诸如真善美/假丑恶，诸如爱情/亲情/友情，诸如宽容/坚韧/勇毅等人性光辉，它们往往随血脉在岁月的长河中流淌。这也是文学（包括儿童文学）所表现的永恒主题。从这個意义上讲，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所承载的“教化功能”的一部分（儿童文学亦如此），就像人类所面临的血脉亲情一样，是一個注定了的，不可也不能规避的重大命题。
毋庸置疑，自新时期以降，大多数论者、作者便羞于谈论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唯恐暴露了潜藏于骨子里的教化功能，因而视教化功能为洪水猛兽，甚至把教化功能当做了评判作品优劣的标杆。因为曾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张扬过“教化功能”，这无疑成了许多老一代（不新潮）儿童文学作家的墓志铭；而因为义无返顾地打倒“教化功能”，则成了许多所谓“新潮儿童文学作家”扬名的猎猎战旗。弥漫于儿童文学世界的这股“反教化”情绪，宛若紧箍咒般迫使当下大多数的老/中/青/少儿童文学作家们殚精竭虑，竞相取悦、纵容孩子。这绝非危言耸听，许多作家的作品的确呈现出“以张扬童心、個性为幌子，一不小心则变相教唆孩子不学好”的态势——唆使孩子不听家长和老师的话：听话的孩子没個性，缺乏创造力，不会有大出息；煽动孩子们不要好好读教科书：教科书好似八股文，枯燥、乏味、没劲，会扼杀孩子的想像力和未泯的童心，不读也罢；教唆孩子离经叛道，肆意张扬個性，绞尽脑汁扮酷、扮另类，甚至鼓吹“不学好”“不听话”和以“坏”为时髦。你们不是讨厌说教吗？大人们的话都太正统了啊，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看看我和我写给你们的作品吧，在这個世界中你才能找到你真正想要的生活？少年儿童们所面对的世界，以及他们所体验的现实生活果真是这种情状吗？只要稍微理智一点，就不难觉察出这样做无疑便充当了另一個不折不扣的“狼外婆”。而在近年来被媒体大肆炒作的许多少年作家的作品中，更是把所谓的“另类”“玩世不恭”“扮酷”“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等时髦元素渲染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比如春树的《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等，高喊“青春只有一次，应该为所欲为”“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死”等。
当然，从文学作品的丰富性来看，轻松、幽默、风趣，哪怕是纯粹的搞笑，也有可取之处。但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殚精竭虑竞相取悦、纵容孩子。与反教育性相对应的即为强化游戏精神，尽管游戏性是儿童文学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失去了教育性的儿童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儿童阅读的理想境界在于，在快乐的阅读中享受到审美教育。过度强化游戏精神，甚至以游戏性遮蔽教育性，以快乐教育替代儿童教育，明显是矫枉过正。儿童世界具有多维性，快乐仅仅是其中的一维。置身于中国当下大转型的社会语境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异化势必会影响到儿童的文化生态。成长于传媒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儿童，多元化的价值景观令他们迷惑，甚至无法辨认诸如真善美等最基本的价值观。这是当下儿童小说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然而，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却丧失了作家应有的人文良知，掩耳盗铃式地鼓吹快乐至上。比如当下风头正劲的众多“穿越小说”。
鼓吹快乐至上，实则是将快乐庸俗化。不少儿童文学作品所书写的快乐不过是表层的、原始的感官感受，是失重的、轻飘飘的甚至是没心没肺的、白痴似的快乐（白痴无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然而，生活、人生的真相并非如此。这种片面的快乐观误导下的儿童，一旦面临不快乐的事情，他们心理的断裂显然是可怕的。真正的快乐是丰富、多元的，而审美愉悦、体验悲剧之美的愉悦、感受苦难之美的愉悦等，无疑是快乐的最高境界。快乐是一种心境，是看世界和他人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笑而过，笑过无痕。
（责任编辑 洪滔）
症结一：儿童观滞后与“伪儿童本位”
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文化中一直没有儿童这一概念，儿童虽存在却被视而不见，并未当做儿童看待，而是当做“未来的成年人”或“缩小的成人”。对于儿童的认知主要有“白板说”“儿童本位论”和“白板+适当教化论”三种代表性的观念。洛克作为“白板说”的代表人物，强调人道像白板一样，一切学问源于经验，教育的根基在于儿童的猎奇心和求知欲，教育内容和体例则应当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和葆有趣味性。儿童是尚未成形的人，经由识字、教育、理性、自制和羞耻心的培养，得以成为文明人。卢梭率先提倡“以儿童为本位”，强调尊重儿童天性及对儿童的教育应顺其自然。被教育成形的儿童并不是坏事，若将儿童培养成畸变的成人那就非常可怕。体谅、好奇和自动自发等，是儿童与生俱来的能力。此前，教育是以成人的能力和需要为标准，卢梭呼吁打破这一传统。卢梭还主张对儿童的分年龄段教育，即“处理儿童应因其年龄之不同而不同。”强调教育应以儿童为本位，抨击封建教育抹杀儿童天性，将儿童与成人一样进行同等教育。杜威是“白板+适当教化”论的标志性人物。认为儿童虽然有特殊天性，但需适当教导，才能长大成人。提出“儿童中心论”，即主张应当从“儿童现在是什么”来考量儿童的心理需求，而不应该以“儿童将来是什么”来考量儿童当下的心理需求。
事实上，儿童往往是经由成年人想象、阐释的概念，即想象的儿童。尽管所有的大人曾经都是孩子，但所有的孩子之于成人来说，无疑都具有恒定的不可知性。对于儿童的解读，成为文明社会中一道迷人的难题。萧伯纳曾说，在孩子面前我们始终是迷茫的。而法国小说家阿兰（Alan）则断言，所有关于儿童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尽管儿童从来都不是社会的中心，从来都处于弱势地位，但所有的成人都不得不承认，只有儿童才是人类的未来，所有的儿童都是成人潜在的掘墓人。由是，不同文化视阈中儿童内涵各异，但“真”“善”“纯”“美”等乃儿童永恒的本质。儿童与自然的同质性、同一性和同构性，是西方19世纪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基本内涵。所谓“经验儿童”，乃成年人在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儿童，按照成年人对儿童的认知，给予儿童的某些具有本质特征的判断，比如纯真、无忧无虑等。是对儿童的一种普泛性认识，是综合了儿童個体特点而抽象出来的一种经验判断。也就是说，当某些儿童的言行思等超出了成人对儿童的经验认知，成人便会有“这孩子哪像個孩子”之叹。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作为個体存在的儿童具有各個不同的個性特质，超乎成人经验并不鲜见。而儿童文学作家所塑造的儿童形象，恰好在于跨越大多数成人对于儿童的庸常经验，从而塑造出既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不可复制的儿童形象。
由于成人和儿童之间存在的天然分野，成人不可能退回到儿童状态作为儿童自身来看待自己，只能如隔岸观火般对儿童加以想象。诸如“儿童一定是纯洁的”之类的全称判断，便是对儿童不折不扣的虚拟和想象。相对来说，真正能理解儿童的人往往是儿童自己。因为心灵相通，儿童更愿意和儿童伙伴玩耍、交流。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成年人能被孩子们接纳，也就是说，孩子们把成年人当做是和自己一样的人。正因如此，成年人对儿童的许多想象是虚妄的。他们经常犯错，想当然地认为儿童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那個样子。殊不知，儿童既不是这個样子，也不是那個样子。儿童究竟是什么样子，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個待解之谜。毋庸赘言，无论是经验儿童还是想象儿童，时常表征为成人的主观臆测，距离儿童的本真状态相当遥远。不可否认，这种经验判断和想象性臆断是成人无限接近儿童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儿童文学作家无疑充当了破译儿童心灵密码的侦探，一個超越了经验儿童和想象儿童的儿童文学作家，一定是一個可以自由出入儿童世界的永不长大的孩子。从此种意义上说，儿童文学作家是沟通儿童/成人的媒介。
因“崇老”“尊老”的文化传统使然，千百年来中国儿童被当做“非人”或“缩小的成人”。儿童文学则被视作“猫猫跑，狗狗跳，花花草草会说话”的小儿科，被放逐于主流文学世界之外。中国的儿童概念的出现发生在五四时期，大约比西方晚了1個多世纪。此时期思想解放而促使了人的重大发现，主张人性解放，提倡個性。周作人的《儿童的文学》一文率先发现了儿童，强调儿童就是儿童，是一個独立、自足的实体。其与成人有着本质的差别，而非成人的附庸。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亦发表了相似的言论。随着儿童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而被发现，为儿童的文学即“儿童文学”随之诞生。儿童文学是指为0-18岁的任何人服务的一种文学样式，亦是一個非常宽泛的概念，根据阅读对象接受心理与领悟能力的差异，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王泉根对儿童文学的“三個层次”的划分，即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见《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重庆出版社，2000，P12）。
综上所述，儿童文学应以儿童为本位，彰显儿童本性。但是，不少中国作家由于儿童观的滞后和贫血，为了遮盖作品中的成人气息，刻意蹲下身来，甚至拿腔捏调地模仿儿童口吻，企图以原生态的儿童语言进行叙事。这显然是对儿童本性的误解。作品非但不从儿童本位出发，反而流泻出矫揉造作的孩子气和娃娃腔（即“伪儿童本位”）。而且，纯粹把儿童当做孩子看，实为把儿童等同于弱智。即或宣称自己“已经破译了儿童心灵世界的密码”的杨红樱，其取得了巨大成功的《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儿童小说，也难免存在此种嫌隙。一些评论家曾批评该作品“无原则地站在孩子们这一边，甚至为他们的缺点辩护，而且缺乏深度”。殊不知成长于电子时代的儿童，他们的言行思已大异于前，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驳杂远远超乎成人作家的想象。捕捉鲜活的儿童语言不过是表现儿童本性的一個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作家是否葆有一颗纯正的童心，是否用心观看、聆听过儿童的心灵颤音，能否准确地解读儿童心灵的潮涨潮落，并能以审美的姿态去书写儿童世界的喜怒哀乐。 症结二：放纵快乐，教育失守
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其最基本的功能便是审美。其所包蕴的教化、认识功能等，皆以审美为轴心。所谓文学的教化功能，其表征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教育活动，即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不知不觉地获得了审美愉悦、心灵的净化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寓教于乐”，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审美感情活动，或者说是艺术的感情教育。然而，在处理儿童文学“教化功能”这一问题时，中国儿童文学大致表现出了两种迥异的姿态，即从“推崇备致”到“彻底决裂”。前者概因中国几千年“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贫血，真正“为儿童的文学”缺失，所谓的“儿童文学”实乃“教化”的载体——儿童文学之意不在文学，而在于教化育人，从而导致儿童文学偏离了自己的美学轨道和审美值域。后者则表现为以“决斗士”的姿态对前者予以彻底颠覆，鼓吹儿童文学与“教化”无关，旨在娱乐、消遣少年儿童，以激发少年儿童丰富、浩淼的想象力，确保少年儿童得以在所谓童话般晶莹剔透的世界里率性而为。不管是“推崇备至”还是“彻底决裂”，笔者以为这两种处理方法无疑都有失偏颇。如果说“推崇备至”乃千年积弊一时难以肃清倒情有可原，那么“彻底决裂”则明显有矫枉过正之嫌，抑或是清醒后的再度迷失！
新世纪以来，当中国儿童文学界终于吃力地看清了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扮演着“教化”之傀儡的真相时，仿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几乎人人谈“教化功能”即色变，脑子里立即会蹦出诸多陈年的灰色印记——板起面孔教训孩子；忽视少年儿童的年龄特征和接受心理机制，囫囵将成人的价值观灌输给他们；或者装出一副亲近少年儿童的伪善面孔，骨子里却是让少年儿童成为复制品或“缩小的成人”，等等。这些确属以往儿童文学的沉疴！但是，这仅仅是问题的一個方面，仅仅是“教化”所展现出的第一张面孔。殊不知，我们往往忽视了“教化”的另一张面孔——实际上，“教化”还是传承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一种手段，它除了以第一张面孔承接着文明/文化基因外，更多的时候它所表现出来的却是“潜移默化”的温婉、敦厚之品性，就像生物的基因库一样，颇有点宿命地排列着。除非遭遇了特殊情况（环境、生态的剧烈变化），基因往往不会变异。因此，人类文明所积淀下来的诸多元素，诸如真善美/假丑恶，诸如爱情/亲情/友情，诸如宽容/坚韧/勇毅等人性光辉，它们往往随血脉在岁月的长河中流淌。这也是文学（包括儿童文学）所表现的永恒主题。从这個意义上讲，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人类文明所承载的“教化功能”的一部分（儿童文学亦如此），就像人类所面临的血脉亲情一样，是一個注定了的，不可也不能规避的重大命题。
毋庸置疑，自新时期以降，大多数论者、作者便羞于谈论儿童文学的“教化功能”，唯恐暴露了潜藏于骨子里的教化功能，因而视教化功能为洪水猛兽，甚至把教化功能当做了评判作品优劣的标杆。因为曾在作品中有意无意张扬过“教化功能”，这无疑成了许多老一代（不新潮）儿童文学作家的墓志铭；而因为义无返顾地打倒“教化功能”，则成了许多所谓“新潮儿童文学作家”扬名的猎猎战旗。弥漫于儿童文学世界的这股“反教化”情绪，宛若紧箍咒般迫使当下大多数的老/中/青/少儿童文学作家们殚精竭虑，竞相取悦、纵容孩子。这绝非危言耸听，许多作家的作品的确呈现出“以张扬童心、個性为幌子，一不小心则变相教唆孩子不学好”的态势——唆使孩子不听家长和老师的话：听话的孩子没個性，缺乏创造力，不会有大出息；煽动孩子们不要好好读教科书：教科书好似八股文，枯燥、乏味、没劲，会扼杀孩子的想像力和未泯的童心，不读也罢；教唆孩子离经叛道，肆意张扬個性，绞尽脑汁扮酷、扮另类，甚至鼓吹“不学好”“不听话”和以“坏”为时髦。你们不是讨厌说教吗？大人们的话都太正统了啊，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看看我和我写给你们的作品吧，在这個世界中你才能找到你真正想要的生活？少年儿童们所面对的世界，以及他们所体验的现实生活果真是这种情状吗？只要稍微理智一点，就不难觉察出这样做无疑便充当了另一個不折不扣的“狼外婆”。而在近年来被媒体大肆炒作的许多少年作家的作品中，更是把所谓的“另类”“玩世不恭”“扮酷”“标新立异”和“离经叛道”等时髦元素渲染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比如春树的《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等，高喊“青春只有一次，应该为所欲为”“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死”等。
当然，从文学作品的丰富性来看，轻松、幽默、风趣，哪怕是纯粹的搞笑，也有可取之处。但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殚精竭虑竞相取悦、纵容孩子。与反教育性相对应的即为强化游戏精神，尽管游戏性是儿童文学不可或缺的元素，但失去了教育性的儿童文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儿童阅读的理想境界在于，在快乐的阅读中享受到审美教育。过度强化游戏精神，甚至以游戏性遮蔽教育性，以快乐教育替代儿童教育，明显是矫枉过正。儿童世界具有多维性，快乐仅仅是其中的一维。置身于中国当下大转型的社会语境中，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异化势必会影响到儿童的文化生态。成长于传媒化和网络化时代的儿童，多元化的价值景观令他们迷惑，甚至无法辨认诸如真善美等最基本的价值观。这是当下儿童小说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然而，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却丧失了作家应有的人文良知，掩耳盗铃式地鼓吹快乐至上。比如当下风头正劲的众多“穿越小说”。
鼓吹快乐至上，实则是将快乐庸俗化。不少儿童文学作品所书写的快乐不过是表层的、原始的感官感受，是失重的、轻飘飘的甚至是没心没肺的、白痴似的快乐（白痴无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然而，生活、人生的真相并非如此。这种片面的快乐观误导下的儿童，一旦面临不快乐的事情，他们心理的断裂显然是可怕的。真正的快乐是丰富、多元的，而审美愉悦、体验悲剧之美的愉悦、感受苦难之美的愉悦等，无疑是快乐的最高境界。快乐是一种心境，是看世界和他人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笑而过，笑过无痕。
（责任编辑 洪滔）